张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我学习，完全可以弥补非科班出身的不足。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在职场上同样适用，尤其是对非科班出身的职场人士而言，读书更是一种帮助他们掌握专业的知识、走出职业困境的好方法。

　　■ 商海逍遥游 ■

　　靠天道致富的范蠡

　　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意思是说，圣人不必亲身经历就能推知事理，不必亲眼看见就能明察秋毫。听起来很玄乎，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说，是可以实现的！靠什么实现呢？靠的是“天道”，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将这个原理用在商业经营上，即为：经商要认识市场规律，洞察市场走势，按规律经营。历史上被誉为“商圣”的范蠡就是一个明见“天道”，善用“天道”致富的人。

　　范蠡，字少伯，楚国人。他出身贫贱，但博学多才，后投奔越国，辅佐越王勾践兴越灭吴，成为一代名臣。他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均有建树，更是中国商人的鼻祖。

　　范蠡深谙商品贵贱之道，提出“论其有余和不足，则知贵贱”。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商品价格是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另外，他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提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即商品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

　　这些都是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

　　对此，范蠡提出要“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即在物价便宜时，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买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像抛弃粪土那样尽量抛售。另外，他还能见端知末，未雨绸缪，提出“水则资车，旱则资船”，即在水灾时，要准备车辆待旱；在旱灾时，要准备舟船待涝。

　　那么范蠡是如何判断商品价格是涨是落的呢？他靠的是知“天时”，也就是气候规律，以及四季交替运行的规律。

　　范蠡生活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产品是市场上最大宗的商品，也是他经营的最主要商品。当时的农业生产落后，受气候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靠天吃饭的。气候、季节不同，粮食产量就不同，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

　　根据四时更替的规律，范蠡“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即据季节变化的需要，预知市场所需要的商品，提早加以储备。

　　根据当时“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年一大饥”的气候规律，范蠡采取了丰年收进粮食、灾年售出粮食的策略。由于丰年和灾年大致是轮换交错的，粮食不会年年丰收，丰年收进的粮食不愁没有机会售出；同样，粮食也不会年年欠收，灾年粮价上涨时，尽量抛售，不愁以后没有进货的机会。如此一来，他不但自己致富，也平抑了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灾年民不聊生，为后来历朝历代解决饥荒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探索。

　　老子说“不为而成”，即不必刻意去做就能成就功业。这在范蠡身上也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山东一带，范蠡经商的传说很多，最著名就是范蠡贩马的故事。

　　范蠡在吴越地区生活了数十年，知道那里好马很少，而北方的好马却多得很。于是，他就想从北方贩马到吴越地区，这的确是一个能赚大钱的好生意。但是，从北方到吴越地区，何止千里，运送马匹极为不易，不仅运输成本很高，路上还有相当多的盗匪，可谓风险极大。

　　不过，范蠡并未就此放弃。经多方打听，他得知齐国有个名叫姜子盾的大商人，势力很大，经常贩运麻布到吴越地区，与沿途的盗匪颇有来往，其货队通行无阻。于是，范蠡就写了一张告示，张贴在姜子盾所在的城邑的正门上。告示上说：本人刚组建起一只马队，开业酬宾，可免费帮人往吴越地区运送货物。很快，姜子盾就主动找到范蠡，请他帮忙运麻布。范蠡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范蠡与姜子盾一路同行，货物连同马匹都安全到达吴越。马匹在吴越很快以高价卖出，范蠡大赚了一笔。

　　范蠡不愧为一代商业奇才，他想往吴越运马，却只贴了一张似乎与此无关的告示，就把本来很难办的事办成了，可以说是“不为而成”，也可以说是“曲则全”！

　　据史书记载，在范蠡从商的二十余年中，他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一个奇迹！古人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但范蠡可谓既富且仁。

　　范蠡的经商理念，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把握市场规律，把目光放长远，积极研究市场行情，及时捕捉市场机遇，必然会财源滚滚。

　　■ 管理般若功 ■

　　巧妙利用间接经验

　　老子说，圣人不行而知。难道“圣人”真的天生就无所不知？不是的！老子的意思是，“圣人”不必每件事都去亲自实践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言外之意，“圣人”可以触类旁通，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或成果。

　　将这个观点用在企业管理上，就是说，企业要善于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间接经验来发展自己。模仿就是其中很有效的一种，它可以大大推进企业自主创新的进程。先通过模仿积累足够的经验，再进行自主创新，能大大提高成功率。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技术向来都被各国视为核心机密。不管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日本，还是后起之秀的韩国，汽车产业刚起步的时候都是一穷二白。它们是如何飞速赶超传统汽车强国的呢？通过反求工程！即买回竞争对手的产品，加以拆解、分析、重构，从而实现产品设计与制造的过程。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汽车厂始终在广泛地借鉴着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设计元素，并进行“日本化”的改进。反求工程，使日本人和韩国人消化吸收并掌握了比较核心的汽车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日韩汽车的王国，催生出丰田、现代等世界名牌。同样，虽然中国自主品牌发展时间不长，但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进步。

　　早年，中国也曾开发出“东风”、“井冈山”，也生产过“红旗”、“上海”，但和国际汽车工业相比，简直是相差千里。为了尽快赶上国际水平，中国的汽车工业采取了引进合资，把别人的高水平产品直接拿过来生产的办法。但由于工业基础差，连照猫画虎也难做到，仅桑塔纳的“国产化”就整整搞了10年。为了保证合资生产的桑塔纳达到德国水平，配套零部件企业“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没有一项技术不需要引进”。无独有偶，上海大众达到10万辆能力也花了近10年时间。虽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借鉴外国的经验，确实提高了中国的汽车生产水平。

　　不过，纯粹的模仿很难超越原版。例如，1988年款雷克萨斯模仿奔驰，但真正让它确立起豪华车地位的，却是它摆脱奔驰影响后的独特设计。又如，吉利豪情的前脸再像奔驰，人们也不会就把它当奔驰来看。再如，来宝SRV和本田CRV，虽然外形很像，但在细节、做工，甚至视觉协调性上，都差别很大。

　　模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创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国门，中国的汽车工业面临着挑战，不创新就没有出路。

　　中国汽车正由造车工厂转变为设计中心，从单纯模仿转变为自主创新。目前全球500强企业有400多家在中国建立了700多个研发机构，而中国在汽车领域的研发和技术中心已经突破100家。烙有中国印记、带有中国元素的汽车正越来越多地驶入人们的生活。

　　在真正的“奇瑞制造”身上，再也找不出其他名车的影子；而双环从来宝SRV的“超级变变变”到“汲众家之所长”的CEO，进步十分明显；比亚迪在酷似花冠的F3之后，F6更加成熟。这就是巧妙借鉴其他企业的经验，走好从模仿到自主创新企业发展之路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