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无神论就是运用这些手法来破坏人品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的.以狗为例,当它发现自己在受人的喂养而不用为事物发愁时,它就会表现得非常大方和无畏;这个人对于它来说简直就是一位神灵,或是一种更加高超的灵性.如果它没有了对高过自己的灵性的信心,狗这种动物肯定是远远不能够如此无所畏惧.

　　人也是如此,如果他能够确信自己受到了神的庇护和恩宠,那么他便会获得人性本身所无法获得的力量和信心.由此可以看出,正如它在任何方面都可恶可恨一样,无神论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因为它会剥夺人性藉以来实现自我升华并超越脆弱的工具.这个道理对于人是这样的,对于国家民族也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罗马更高贵的国家,而关于这个国家,正如西塞罗所说的那样:"各位元老,我们完全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和自豪,虽说我们在人数上不如西班牙人,在体力上不如高卢人,在灵巧上不如迦太基人,在计谋上不如希腊人,即使是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的眷恋之心,我们也比不上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但是在对神的虔诚和宗教信仰上,以及把不朽的诸神视为万物的主宰这一智慧上,我们却胜过了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民族."17 论迷信

　　对于神,即使什么都不说,也要比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好许多.因为前者是不信仰神,而后者则是对神的不敬;毫无疑问,迷信则是对上帝的侮辱.(It were better to have no opinion of God at all,than such an opinion as is unworthy of him ;for the one is unbelief,the other is contumely;and certainly superstition is the reproach of the Deity.)对此,普卢塔克说:"我宁愿人们说世上根本就没有普卢塔克这个人,也不愿他们说有一个叫普卢塔克的人,他的儿女一出生就被他吃掉了."而且,如果对上帝的无礼程度越大,那么对人的危害程度也就越大.

　　无神论把人交给了辨别力,交给了哲学,交给了合乎人之常情的孝敬,交给了法律,交给了追逐名利的心;即使没有宗教,所有这一切也会引导人们获得一种表面上的美德;但是迷信却把这一切都给去掉了,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一种绝对的专制统治.所以无神论从来就不可能扰乱一个国家,因为无神论使得人们对自己更加小心,这都是因为人们不能够看得更远;所以我们看到,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就是和平的时代.但迷信却一直都是许多国家出现混乱与罪恶的根源,它的出现引来了一个新的第十重天,很可能会强行干扰政府这类天体的正常运行.迷信的大师就是民众,凡是有迷信的地方,都是聪明的人者跟随愚蠢的人,理论要掉转次序来适应实践.

　　在特兰托的宗教会议上经院派学说占据了上风,一些主教们曾经非常严肃地指出,经院派学者就像某些天文学家一样,那些天文学家曾经想像出偏心圆、本轮和诸如此类的轨道模型,来对行星运动现象进行解释,然而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想像纯属子虚乌有;而经院派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杜撰出无数玄妙难懂的准则和原理,对教会的行为加以解释.

　　让人类被迷信所迷惑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利用眼花缭乱的宗教礼仪制造一种法利赛式的虔诚,利用人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和信仰,以及利用其他各种由僧侣教士所发明和设计的宗教圈套.僧侣和教士们常常会谈到所谓的"虔诚的善意",但却不惜让这种"善意"把人类引向地狱.最后,迷信还利用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野蛮时代,尤其是那些灾祸横生的时代来对人们进行教育,让他们相信通过迷信就可以避免受到灾难的侵害.愚妄的迷信是极为残酷而且丑陋的.迷信并不是宗教.如果有一只猿猴,他的外表和人极其相似的话,那么将会是令人感到十分厌恶的,因为这是对人类的嘲弄.而一种迷信,如果以一种虔诚的宗教的形式出现,那么也将会更加令人厌恶.世间万物腐烂就会生出蛆虫,其实某种起初很神圣的宗教仪式,时间长了也会腐化变成一种繁琐的形式,并且使信徒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另一方面,当人们憎恨一种旧的迷信时,往往又会矫枉过正,其结果却是陷入了一种相反的新迷信.所以在反对一种迷信时,应当慎重而不要做得太过分.

　　18 论旅行

　　对于年轻人来说,旅行是一种学习知识的过程和方式.而对于成年人,旅行则是丰富人生经验的最佳途径.(Travel,in the younger sort,is a part of education;in the elder,a part of experience.)当你想到某个国家去旅行时,首先应该学习一些这个国家的日常用语.假如一个年轻人在旅行中,身边有一个了解那个国语言和风土人情的向导,那么对他来说将是大有裨益的.否则,他就可能像一只蒙着头的鹰,到处乱撞,很难说能看到什么了.

　　在进行航海旅行的时候,陪伴人们的只有辽阔的天空和大海,这时人们就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充实这些富余的时间;而在陆地旅行的时候,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东西多得多了,可是人们反而不记日记了,好像偶尔见到的东西要比仔细观察到的东西更适于记录下来似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所以日记还是应该记的.在旅行中应该观看和观察的事情是:君主的宫殿,尤其是他们正式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审理案件的法庭,以及正在审理案件的教会法庭;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保存下来的带有岁月痕迹的历史遗迹;城市的墙垣和堡垒,以及船坞和港口;图书馆、学院,以及学院里的辩论练习和讲座;航运的船队和海军;大城市附近的豪华建筑和公共娱乐场所;军械库、兵工厂、仓库、交易所、金融市场、货仓、马术训练、剑术训练、士兵的训练,等等;上流人士经常去欣赏的喜剧;珍藏珠宝和袍服的展室;陈列艺术珍品的艺术品展室;也就是说,所去的地方一定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或者是拥有值得记忆和回味的东西.至于那些庆典、舞会、宴会、婚礼、葬礼、行刑以及类似的场景,是没有必要放在心上的,虽然它们也是不能够视而不见的.

　　在交际方面,不要只找非常熟悉的同乡或者亲友.而是应该设法接触当地的上流社会和上流人士,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如果能设法和各国外交使节的秘书交往并建立起友谊,那么,将是十分有益的,因为那样就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往,来了解他所在国家的风土民情,从而丰富你的阅历和知识.也就是说,你虽然只到了一个国家,但是却能够得到许多国家的知识.

　　在旅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去拜访一下当地有名望的贤达人士以便观察一下他们的实际情况与所拥有的名望是否相称.但是千万要注意避免卷入当地所发生的纠纷和决斗,因为这种决斗无非是为了争夺情人、位置、荣誉或者语言的冒犯.为了避免发生纠葛,我们在待人接物上就必须谨慎,尤其是在和那些性情鲁莽的人交往时则要更加小心,因为他们总是乐于招惹是非的.

　　旅游归来,不要把所游历过的国家全部都抛在脑后,而是应当用信件与那些最有价值的朋友,保持通信联系.还有就是宁可将他的旅游见闻反映在他的言谈中,也不要反映在服饰和举止上.而在言谈中,与其自告奋勇地讲述旅游中的见闻,还不如审慎地回答问题为好.还有就是,他应该表现出他没有用外国的习惯来替代本国的习惯,而仅仅是把他从外国学到的东西,选择好的部分融入到自己本国的习惯中.

　　19 论君主

　　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面对一些事情又总是愁眉苦脸,这实在是一种可怜的状态.但这往往就是君主们的处境.君主们拥有尊贵的地位,没有什么欲求,因此他们的心智反而会更加郁闷;加上他们身边时时刻刻都会有险情出现,所以心境也就更加开朗不起来了.这也正是《圣经》所谓的"君王的心是深不可测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什么人,如果猜忌太多,而且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可以支配和调动起他的情绪和欲望的东西,那么他的心理就会变得难以捉摸.

　　为了逃避这种可悲的心态出现,明智的君主往往会在没有事的时候为自己找些事情来做:例如设计一座亭台楼阁,组织一个社团,选拔一个臣仆,学习某种技艺等.例如尼罗王爱好演奏竖琴,达密王射箭技术很高,哥莫达王热爱剑术,卡拉卡王喜欢骑马飞奔等等.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很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为什么君主不关心国家大事,却爱好这些雕虫小技呢?我们在历史中还会发现,有些君主早年英姿勃发,所向无敌,但是到了晚年却陷入了迷信和忧郁的境地.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德奥克里王就是这样.再后来还有查理五世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一个已经习惯于叱咤风云生活的人,当他们一旦进入无事可做的寂寞境地时,就难免会走向颓废.

　　现在我们再谈谈关于一个君主所应该拥有的真正气质:君主的真正气质是一种世间罕见的东西,并且是很难长久保持的;因为正常的气质和紊乱的气质都是由相反的事物所组成的.但把相反的事物随意的混合起来是一回事,而把相反的事物进行互换则又是另外一回事.阿波罗尼乌斯对韦斯巴苔所作的回答充满了很好的教益.韦斯巴苔问他:"尼禄为什么被推翻?"他回答道:"尼禄很擅长弹拨竖琴;但是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他有时会用力过大而把琴的弦轴拧得太紧,而有时却又把弦轴拧的太松."无疑,最能毁灭君主权威的,莫过于运用权力时的不平衡和不适时的任意互换,那就是有时过分的压迫,有时又过分的放松.

　　近代的君王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难和祸患时,他们会采取消灾或避难的计策来巩固其统治,而不是寻求防患于未然的根治方法.但是,这样做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在和运气比试高低,而且,应当提防的是,不应当忽视或姑息那些可能会引起动乱的因素.因为谁也不可能阻止火星跳到干柴堆上,也不能够确定它会从哪儿飞出来.君王巩固他们统治的困难很多也很大,但是其中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他们的内心中.塔西佗说君主们作出一些彼此之间相互矛盾的决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君王们的欲望通常都是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权力的误区就在于其对目的是向往的,而对经过的过程却又是不能忍受的.

　　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君主.他的敌人似乎举目皆是--无论是邻国、妻子、儿女、贵族、绅士、僧侣、平民、盲人还是士兵,稍有不测,都有可能成为仇敌.

　　先讨论一下关于邻国的事情.与邻国的关系会随这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却有一条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要自强不息,警惕你的邻国的实力超过你.

　　在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法国国王法兰西斯一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三雄鼎立的时代,三个国家之间就是这样互相监视,如果有一方得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领土,其余两方也会马上着手来瓜分了它,必要时还会诉诸战争,他们绝不会以牺牲本国利益来换取和平.与上述情况相似的还有由那不勒斯王斐迪南、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掌权者洛伦佐美第奇和米兰大公卢多维卡斯福尔扎所结成的联盟.

　　某些经院哲学家对战争的见解其实并不可信,他们认为战争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些整日埋头于书堆之中的学者,哪里会想到对潜在危险的恐惧也可能成为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即使是那种危险还没有变成现实.

　　我们再来看看帝王们后宫的妃嫔.她们中一些人的性格是极其残酷的,利维亚毒死了她的丈夫,从此声名狼藉;苏莱曼的妻子罗克萨拉娜,造成了那位着名的穆斯塔法苏丹王子的死亡,并在其他方面搅乱了他的家庭生活和皇位继承计划;英格兰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在她的丈夫被废黜和被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妃嫔们想要扶持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时,或者是在她们有了外遇的时候,是最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危险的.

　　关于子女的问题,来自他们的危险和由他们所引发的悲剧,同样,一直是层出不穷的.不管怎么样,父亲对儿子充满了猜疑毕竟是不幸的事情.我们前面提到:穆斯塔法的死葬送了苏莱曼王族,因此,土耳其王位的继承,从苏莱曼之后直到现在,都有不正统的嫌疑;谢利姆二世就被看成是私生的.一个非常有出息的青年王子克里斯帕斯被他的父亲君士坦丁大帝处死了,这也同样毁掉了他的那个王室.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另外两个儿子,康斯坦丁那斯和康斯坦斯,都死于了非命;而那个叫做康斯坦修斯的儿子下场也不怎么好,他虽然是病死的,但那也是在尤里安与他同室操戈之后的事情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五世的儿子德默特里厄斯的死,让他的父亲得到了报应,他父亲也因此在悔恨中死去.还有很多相类似的例子,但是作为父亲是决不可能从这种不信任中得到好处的,除非是做儿子的公然举兵进行反叛.例如苏莱曼一世征讨巴雅泽提,以及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征讨他的三个背叛他的儿子的事那样.

　　高级教士的妄自尊大也可能给君王带来危险和造成威胁,就像当年那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姆和贝克特,他们曾经试图用主教的权杖与君王的利剑进行抗衡,而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几位顽强而自信的君主:威廉二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不是由教会本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教会有国外的势力撑腰,或是因为神职人员的选择和任命不是通过君主或有神职授予权的人来决定的,而是凭借平民百姓的拥戴.

　　至于贵族们,君主不应当和他们太接近而是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如果要是过于压制他们,这虽然可能会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也可能给国家的政治带来危险.关于这一点,我在《亨利七世传》中曾经讨论过.由于亨利七世一直与贵族阶层是对立的,因此在他那个时代,王权始终面临着挑战和危险.贵族们表面对他保持着恭顺,而事实上却不肯与他合作,使他陷入了一种十分孤立无援的处境.

　　那些职位较低的贵族作为一个松散的团体,他们是没有什么危险性的.他们有时喜欢高谈阔论,但却是无伤大雅的,他们还是一种可以制衡上层王公大臣们的力量,使他们的力量发展不至于过分强大,总而言之,作为最直接的也是最接近人民的有权势的阶层,他们能够最有效地舒缓民众的不满.

　　至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他们就像是国家的主要静脉,如果主静脉血量不是很旺盛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即使有非常健全的四肢也难免会出现血管供血不足的情况.对商人收取重税对于君主的收入是没有太大好处的,因为从小的地方得到的将会在更大的地方失去,原因是如果各项税率过分增加,就会使商业贸易的总量大大减少.

　　至于国家中的普通民众,对他们中间的那种精英人物要加以注意.如果没有这种人的发动和领导,只要君主不对人民的生活、风俗、宗教信仰过分粗暴的干涉的话,人们是不会闹事的.

　　关于军人和军队的问题.要使他们保持着一种团体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对犒赏习以为常,因为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土耳其禁卫军士兵和罗马禁卫队中得到印证.但是,如果训练一些人,把他们分配在不同的地点服役,并且让不同的指挥官来统领,取消那些犒赏,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保卫国防的力量,而且是不会有危险的.

　　君主就像是天上的行星,他们的出没决定了人间的四季轮回,因此它们受到世人的崇拜,但是却必须周天运行而不能停止.以上关于君主权术的所有论述,最终都可以归纳为下面的两句话:

　　首先,"请不要忘记君主也是一个凡人."(Memento quod es homo.)其次,"但也应该注意,君主既是人世间的神,又是神的意志在人世间的体现."(Memento quod es Deus,or vice Dei.)第一句话是在告诫君主,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第二句话则是在提醒他们,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