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 )，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