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可屈扰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嫌，此威信也。曾国藩的“信”并非要人们顺从侵略，而是切忌“装模做样”，要反观自身的弱点，完善自己，达到自立自强，这样才有“信”可言。

　　“争”是手段。曾国藩崇尚“自强”“自立”，他在对外交涉时有抗拒力争的一面，李鸿章称其在一些“虚仪”的争执上有让步，而在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则不含糊。他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这就是说，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可以放弃，但对于国计民生的事项，则不得讨价还价。这是他处理对外关系的底线。

　　“和”是目的。曾国藩的“和戎”和“制夷”思想是并存的，现在的“和戎”是为了将来的“制夷”。他感叹地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他指出：“洋人方敦和好，暂可羁縻，若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力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这是颇有见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驭夷”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与洋人交际，“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对洋人要以诚相待，谨守条约，条约既订，无奈之际，只能设法不让危害继续扩大，应当维持现状，争取自立自强。”曾国藩说：“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