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骨制黑色纽扣，破旧的制帽上面还可以看到帽徽的印痕。总体上说，看起来他还是个孩子，却有一股郑重其事的味道--好像急于要证明自己已经是个彻底成熟的大人了。

　　我们在墓地当中，在非常茂盛的灌木丛的荫影下坐了下来。他说话乏味而冷漠，脸绷得很紧，他整个人由头至脚没有一点可以让我喜欢。他十分认真地问我念过什么书，然后提出让我参加他创建的小组，我表示赞成，接着我们的碰面便结束了。他先离开，边走边非常小心地严密观察着空旷无人的田野。

　　在这个小组中还有三四个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在这以前我根本就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着作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作的评注。我们在师范学院的学生米洛夫斯基的家里开会--他后来用叶列昂斯基这个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写了很厚的五卷后居然自杀身亡了--我碰见不少人都是这样没有来由地结束自己性命的！

　　米洛夫斯基是个不怎么说话、思维守旧、谈吐十分注意分寸的人。他居住在一个非常肮脏的屋子下面的地下室里，平日为了求得"身体和心灵"的平衡，也做点儿木匠活儿。同他待在一块儿叫人感到一点儿意思都没有，看穆勒的书也不能吸引我的兴趣。

　　这些经济学的理论我早已知道，而且已经是印象极为深刻，由于就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说，这些理论我一看就明白。我仿佛感到凡是为"外人"的幸福和快乐出过力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些理论，没有必要用艰深的词语来写上很厚的一本书。在这到处都是鱼胶气味的地下室里，看着污浊的墙壁上面来回爬着的小虫子，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我觉得实在是太难为我了。

　　有一天，在平日集中的时刻，小组的辅导老师来晚了，我们觉得他一定不会来了，就跑出去买来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与黄瓜，准备小聚一次。

　　突然，地下室的窗口处蓦地闪过我们辅导老师的灰色裤腿；我们刚将伏特加藏到桌子下面，辅导老师就来到了我们面前，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伟大理论。我们大伙儿都如同木头人一般，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时时害怕我们之中有人一伸腿把酒瓶碰翻了。但是，碰翻酒瓶的偏偏是辅导老师，他朝桌子下面瞥了一眼，一句话都没说。唉，这还不如那时就将我们狠狠斥责一顿呢！

　　他的默不作声，阴沉的脸色与那双非常气愤的略微眯缝起来的眼睛令我局促不安。我乜斜着眼看了看我的伙伴们个个满面通红，感到自己犯了大错并对辅导老师有种负罪感，尽管说伏特加并非是我提出要买的。

　　这样的听课让人感到非常无聊，我十分想到城外的鞑靼人居住区去，那里心地仁慈同时又和蔼可亲的人们过着一种非常纯朴的生活；他们说的是一口让人发笑的、发音不太纯正的俄语。每到黄昏，教士站在很高的清真寺塔楼上面用奇特的嗓音召唤大家去做晚祷。我心中琢磨着，鞑靼人过的彻底是另外一种生活，不会是像我经常所体验与经常让我不快活的那种生活。

　　伏尔加河上劳动生活的热闹场面让我心驰神往：这种狂热的场面到现在都让我陶醉；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头一回感受到富有劳动热情的那一天。

　　一艘载满波斯货物的大驳船在喀山近处的水面上触礁，船底破了。码头装卸工搬运组的工人们领着我一块儿去卸船。当时正值九月天气，上游刮过来阵阵狂风，灰蒙蒙的河面上波涛滚滚，狂风猛烈地撕碎浪花，天空中下着冷丝丝的秋雨。装卸工搬运组差不多有五十来个人，他们身上披着粗席或是帆布，阴着脸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面；一艘小拖轮不停地喘着粗气，朝风雨里喷吐着一团团通红的火星，在用力拽驳船。

　　夜已深了。仿佛铅一样阴沉的、下着小雨的天空逐渐黑了下来，低垂在河的上方。装卸工们又是叫又是喊、骂骂咧咧，一面骂着该死的风和雨，骂着自己的生活处境，一面在甲板上面来回爬着，想避避风雨。我好像感到这些晕晕乎乎想要睡觉的人根本不像干活的，也无法拯救将要沉下去的货物。

　　快到深夜，小拖轮才拽着驳船驶到货船搁浅的地方，装卸工们将空驳船与触礁搁浅的那艘货船系在一起。装卸组长是位狡猾并且凶狠的小老头儿，一脸麻子、长有一双鹰眼与一个鹰钩鼻子，爱说下流话。此刻他从秃头上摘掉湿透的帽子，用婆娘一样的尖声嚷道："祈祷吧，伙计们！"

　　昏暗当中，装卸工们在驳船甲板上面聚成一个黑团，像一群熊似地狂叫起来。组长率先完成祈祷，于是就尖声尖气地喊道："快点上灯笼！喂，伙计们，看你们的了！用力干，我的孩子们！上帝祝福你们--现在开始吧！"

　　接着这些散兵败将、萎靡不振、全身湿透的人们立即变得生龙活虎。他们就像冲锋陷阵一般，纷纷纵身跳到那艘将要沉下去的货船的甲板上面，跳入船舱中。然后那儿传来一片呐喊声、狂叫声，偶尔还夹杂着俏皮话。在我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以及羊羔皮仿佛一只只绒毛枕头一样，轻轻地在飘来飘去，膀粗腰圆的身影在来回穿梭，不时地用吼叫、打呼哨、大肆谩骂来彼此鼓劲，挺起精神。简直让人无法相信，这些刚刚还在垂头丧气地埋怨生活，埋怨刮风下雨与天寒地冻，忍受无尽的折磨、愁眉不展的人们，此刻居然这么高高兴兴、手脚麻利地投入战斗了。此时雨越下越大，天气变得更冷，风也刮得比先前更猛了，偶尔吹卷起人们的衬衣，将下摆卷到头上，肚皮都露出来了。在湿漉漉的黑暗里，在六盏灯笼非常微弱的灯火映射下，五十多个人影在跑来跑去，脚把货船的甲板踩得嗵嗵嗵直响。

　　他们干得非常带劲儿，好像他们渴望这样的劳动，好像早就盼望可以享受这种抛着传递四普特重的米袋与扛货包赛跑的乐趣。他们干得酣畅、快活，像儿童们在兴高采烈地做游戏一样，简直犹如搂抱女人一样让他们感到兴奋不已。

　　一名身材高大、满脸胡子、身上穿着一件紧腰长外衣的人，全身都湿漉漉、滑溜溜的--看上去他是货船的老板，否则就是货船的代理人--他忽然怂恿性地高声叫道："好小伙子们，干完以后，我奖你们喝一桶酒！拼命的小伙子们，两桶也可以！快点儿干哪！"

　　夜色中，立即从各个方向传来几个人沙哑的喊叫声：

　　"来三桶！"

　　"三桶不成问题！努力干吧，好好干吧！"

　　接着活儿干得就像狂飙突起，越发热烈了。

　　我也跑去抱米袋，拖着扔给他们，接着又跑回来抱另一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干着，我好像感到我自己与周围全部的人都不是在劳动，而是在狂欢；仿佛这些人真能够这样永生永世狂热地、永生永世干下去，不知疲倦，一点儿都不疼惜自己；仿佛他们可以抓起城内的钟楼与清真寺塔，随便搬到哪里去都可以。

　　这天晚上，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从内心深处希望可以在这种疯疯癫癫、痛痛快快的干活气氛里过完一辈子。此刻船舷外波涛汹涌澎湃，大雨落在甲板上面哗哗作响，河面上狂风依然呼啸。在黎明的薄雾里，这些半裸着身子、落汤鸡似的人快速地、不知疲倦地来回跑动着，高声喊着，哈哈笑着，显示着自己的力气与劳动成果。

　　此刻风吹开了大片厚厚的乌云，在蓝色的耀眼的天空里露出太阳粉红色的脸。这群快乐的苦力们一面抖动着可亲的脸上湿乎乎的胡子，一面迎着阳光一齐喊叫起来。看见这帮两条腿的"动物"干起活来这么机智灵活，这么忘我地投入，简直让人想要拥抱他们，与他们亲吻。

　　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得了那股由衷迸发出来的狂放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可以在世上创造奇迹，可以像神话故事里所描绘的一样，一夜之内在整个世上盖起很多美丽的宫殿与城市。阳光吝啬地对人们的劳动只露了一两分钟的脸，接着就再次被厚重的乌云遮住，湮没于云层里了，就像一个小孩掉进海里，完完全全被海水淹没了，此时又下起瓢泼大雨。

　　"停工吧！"不知道是谁喊道，人们立即气愤地叫道："是谁敢停工！"

　　就是这样，这半赤裸的人们冒着倾盆大雨，顶着呼呼刮着的狂风，不知疲倦地一直干到第二天下午两点，才把一船货物全部卸完。这种情形不自觉地让我顿然感悟人类世界可以爆发出多么强大的力量。然后他们返回小拖轮上，不久个个好像喝醉了一样躺下昏昏入睡了。等小拖轮靠上喀山码头，他们就犹如一股一道灰色泥流朝着岸边的沙滩蜂拥而去，跑到小酒铺里喝他们的三桶伏特加去了。

　　小贼巴什金也在那里，他看到了我，走到我的面前，看了我一会儿，问："你和他们做什么去了？"

　　我禁不住喜悦地将这回去干活的情形从头到尾地说给他听，谁知他听完以后叹了口气，一脸的不屑地说道："真是大傻瓜。简直比傻瓜还傻，你确实像个白痴！"

　　说完以后，他吹着口哨，如同鱼儿游水一般晃动着身子，顺着一排排的酒桌之间窄小的过道离开了。这时候装卸工们正坐在桌子旁边热火朝天地大吃大喝，而角落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无耻小调：

　　嘿，夜半三更，不见五指，

　　有位太太钻进花园中，嘿！

　　此刻十来个嗓音一块儿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并且用手掌敲打着桌子：

　　打更夫巡夜走过那里，

　　瞅见了绝妙的西洋景……

　　一时间大伙儿有放声大笑的，呼哨声、喊叫声响为一片，大伙儿用非常下流的腔调胡说些几乎世上不常见的污言秽语。

　　有个人引见我和小食品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杰连科夫认识，他的小铺坐落在一条荒凉小街道的尽头，靠着到处都是垃圾的河沟。

　　杰连科夫是一个手患肌肉萎缩症的人，相貌温和，留有银灰色的胡子，长着一双精明的眼睛。他拥有一个整个城里最好的图书室，藏着许多禁书与珍本，吸引着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抱着进步思想的人来这儿借阅。

　　杰连科夫的小铺是一间非常矮小的披屋，紧挨着一个放高利贷的阉割派教徒的房子。小铺内的一扇门直通向大房间，屋里那一丝黯淡的亮光是从向天井开的窗子里透进来的。穿过这个房间，然后是很窄的厨房。走过厨房，便是披屋与正屋之间的昏暗的过道，在过道的角落里有一个贮藏室，在贮藏室里就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小图书室。图书室中一部分书是用钢笔抄写在厚厚的练习簿上面的--类似这样的书有拉夫洛夫的《历史信札》、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文章，还有《饥饿沙皇》与《绝妙手段》等--如今这些手抄本全部都被翻烂了，书页也卷了。

　　我第一回来到食品杂货铺时，杰连科夫正在忙着招待顾客。他冲我点头向我示意那扇直通向大房间的门，我走进去一瞧：黯淡的屋角内有个小老头跪在地上虔诚地做祷告，他和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的肖像非常相似。我看着眼前的这个小老头儿，感到有点不太舒服与反感。

　　大伙儿对我说过杰连科夫是个"民粹主义者",在我的想象里民粹主义者应该是革命者，不过革命者不应该信仰上帝。因此我感到这个虔诚的小老头在这间房子里是没用的。

　　他做完祷告，认真地抚摩一下花白的头发与斑白的胡子，十分庄重地瞧了我一会儿，说道："我是安德烈的父亲。您是谁啊？怎么，原来是您啊？我还认为是哪位化了装的大学生呢。"

　　"为什么大学生必须要化装呢？"我问道。

　　"嗯，是呵，"小老头小声回答道，"无论你怎样乔装打扮，上帝都可以认出你来！"

　　然后他到厨房去了，我坐在窗口思考起来，忽然听见喊声："他往常就是这个样子啊！"

　　此刻看到厨房门口站着一位姑娘，她身上穿着白衣服，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惨白浮肿的脸上挂着微笑，一双蓝眼睛熠熠发光。她的样子很像廉价的石印油画上的小天使。

　　"您为什么这么战战兢兢的呢？难道我这样令人害怕吗？"她用柔声细气的发抖的声音说，同时扶着墙非常小心地、缓缓地向我移过来，仿佛她脚下踩的不是牢固的地板，而是架在空中的摇摆不定的钢丝绳。她连走路也不会，这种情形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怪人。她全身颤抖，好像脚底扎进了万千支针，墙壁烫伤了她那两只孩童般胖乎乎的手，十指直直的僵得根本就不能动弹。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她跟前，感受到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窘迫与怜悯之情。这个黯淡的屋子内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非常小心地在椅子上面坐了下来，仿佛害怕椅子随时会从她屁股下面飞出去一般。接着她十分坦诚地对我说（一般人不会这么做的），她开始走路才第五天，而在这以前，她躺在床上休息了将近三个月--她的四肢都麻痹了。

　　"这是神经方面的一种疾病，"她满脸微笑地说道。

　　记得那时我真想告诉她，她的这种症状还有其他的解释；对于总是躺在这样一个让人奇怪的房间中的姑娘来说，只说患的是神经方面的疾病，这听起来不免太简单了。她的房间中全部家什都非常胆小地依偎着墙壁，而在屋角的圣像跟前点着一盏分外明亮的长明灯，大饭桌的白桌布上面奇怪地晃动着长明灯铜吊链的黑影。

　　"我听到很多有关您的事情，接着就很想来看看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嗓音像小孩子一样尖细。

　　这姑娘用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眼光看着我，我看到她的一双蓝眼睛里透出一种能穿透一切的神气。面对这么一位姑娘，我无法，也不会说什么了。接着我不得不沉默无语，细看起墙上挂着的赫尔岑、达尔文与加里波第等人的肖像来。

　　这时候从食品杂货铺里跑出来一个年龄同我差不多的小伙子，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眼睛里露出没有教养的神情。他用时断时续的嗓音高声叫道："你为什么要出来呀，玛丽娅？"然后便马上钻进了厨房中。

　　"他是我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道，"我正在产科进修班学习，唉，如今却害了病。为什么您一句话也不说？您不好意思是吗？"

　　安德烈·杰连科夫将那条肌肉痿缩的手臂插在怀里，走了进来；他默不作声地用另外一只手抚摩了一阵妹妹那一头柔软的头发，将头发弄得乱糟糟的，马上问我来要什么活儿？

　　不一会儿又走进来一个长着一头火红色鬈发、身材均匀、有两只带些碧色眼睛的小姑娘。她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抓住穿白衣服姑娘的手，说了句："好了，玛丽娅！"然后就扶她离开了。

　　这样称呼一位大姑娘的名字不太合适，显得过于粗俗，难免有点儿过分。

　　我也从食品杂货铺走到了外面，内心非常生气。第二天黄昏我再次来到那间怪房子里，试图搞清楚他们是靠什么生活在这儿的。他们生活在这儿，确实让人感到奇怪。

　　那个温和可亲的小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面色惨白，白得如同透明一般。他坐在角落里待着，脸上微微露出笑容，翕动着发暗的嘴唇，好像在请求："你们不要来打扰我！"

　　他胆子很小，总是提心吊胆，一直都担心会有什么大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内心世界我看得非常清楚。

　　安德烈一只手患有肌肉痿缩症，身上穿着一件胸前抹得到处都是油脂、沾满了如同树皮似的硬面粉疙瘩的灰色短衫，斜着身体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些害羞地微笑着，仿佛一个因为顽皮而刚刚得到原谅的淘气小孩。二弟阿列克谢--一个既懒又笨拙的小伙子，经常在铺子中帮他做买卖。

　　三弟伊万现在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平常在学生的宿舍里居住，只是等到过年过节才回家一次；他身材矮小，打扮得挺精致，头发梳得光亮亮的，很有老官吏的气质。得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里面，不怎么下来。她一来，我就感到不自在，好像身体被无形的绳索束缚住一样。

　　操持杰连科夫全家家务的是那个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居住在一块儿的女人。她个子高大，身材瘦削，有一张如同木偶般的脸与两只凶狠的修女特有的冷酷眼睛。经常在这里转悠的，还有她那长有一头火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当她那两只绿莹莹的眼睛看着男人时，她那个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习惯性地抽动起来。

　　然而在杰连科夫家住宅中真正的主人却是一些喀山大学、神学院与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喜欢吵吵闹闹的人，他们时时刻刻为俄国人民操心，总是为俄国的将来忧虑。

　　他们每当看见报上的某些文章，或是刚刚读到有些书里的观点，或是听见城里或大学里发生的不幸事件，总会感到非常激动，当天晚上就会从喀山各个角落跑到杰连科夫的小铺里来，展开激烈的讨论或是躲到屋角窃窃私语。他们经常随身带着厚厚的书本，一面用手指戳到某一页上，一面彼此高声嚷嚷，每个人都肯定自己喜欢的真理。

　　不用说，我对这些争辩简直是莫名其妙，依我看，在这种汹涌的空话里真理早已变得微不足道，就像穷人家的稀菜汤中漂着的一点儿油花一样。某些大学生不自觉地让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教派信徒里的那些抱着经卷不放的老头儿；然而我知道，我在这儿所看到的大学生，他们都希望让生活变得十分美好，尽管他们的赤诚之心在空洞的评说之中打了折扣，然而到底没有全部淹没。

　　我很清楚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那是我也非常感兴趣并且十分关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我经常感到大学生们的话说出了我想说但不知怎么说的思想，因此我对他们的话几乎是欣喜若狂的，就像一个囚犯刚刚得到自由那样。

　　大学生们看我，就仿佛木匠细看一块可以做出一件不同凡响的家什来的木料一般。

　　"天才。"他们经常这样将我介绍给对方，同时还带着一种很明显的骄傲自豪之气，就像流浪儿将在路上拾到的一枚五戈比铜板拿给其他人看一样。我不喜欢他们叫我"天才"、"人民之子"--我倒感到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偶尔来指导我念书的大学生让我感到烦闷，让我觉得非常痛苦。有一天，我在书铺的橱窗里看到一本连书名都看不明白的书《箴铭合璧》，我立即很想看看这本书，接着我到一位神学院的大学生那里去借。

　　"看您！"这个未来的大主教，头长得像黑人、有一头鬈发、嘴唇很厚、咧着嘴的大学生对我揶揄道，"老弟，这简直是在瞎胡闹。给你什么书，就念什么书；而不适于你看的一类书，你就不要煞费苦心到处借着看了！"

　　这个大学生野蛮的训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不用说，我后来买到了这本书。买书花的钱，有些是在码头上做工赚来的，有些是向安德烈·杰连科夫借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所买的头一本像那么回事儿的书，这本书现在我还保存着呢。

　　不管怎么说，这些大学生对待我是非常苛刻的。比如说，有一回我读了《社会科学入门》，好像感到作者过于夸大了游牧部落在安排文化生活当中具有的影响，而把对富有创造才能的游民与猎人给忽略了。我对一个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大学生说出自己的想法，然而他在他那充满女性美的脸上骤然显露出一副庄重认真的神色，唠唠叨叨说了整整一个钟头，对我大谈"批评权"的问题。

　　"想拥有批评权，首先必须信仰一种真理。然而你信仰的是什么样的真理呢？"他问我。

　　他是个就算走在大街上也在读书的人，经常走在大街上，把书放在脸上，走着走着就和别人撞在了一起。在他不幸得了斑疹伤寒，躺在自己的小阁楼上时，他还高声叫着："道德应该将自由部分与强制部分和谐地结合在一块儿--和谐地，和…和…和……"可怜这个大学生身体孱弱，因为长期忍饥挨饿落得一副病态，如今因为拼命苦读和寻求永恒的真理而搞得身心疲惫。除去读书，他不懂得世上有什么其他的快乐，然而一旦他觉得他使一对尖锐对立的矛盾达到了统一和谐时，他那两只温柔的黑眼睛就会含着微笑，闪现出孩子般幸福的光芒。在喀山那段生活结束以后过了十年，我在哈尔科夫再次碰到了他，那时他在凯姆流放五年期满，回来重新进入大学读书。在我看来，他钻进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到了他害肺痨病将要死去的时候，他还在极力协调尼采和马克思的矛盾。有一天他把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伸出来捏住我的双手，嘴里在咯血，喉咙里呼噜呼噜地说道："矛盾不调和，就难以存活下去！"

　　后来他在去学校的路上不幸死在车厢里了。

　　这样为了理性而受难殉职的人我见到过很多--他们永远都值得我去尊敬。

　　平日里有二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经常到杰连科夫的住宅中来聚会，他们之中有个名为潘捷列伊蒙·佐藤的神学院的日本大学生。偶尔还有一个个子高大、有着宽阔的胸膛、蓄着密实的大胡子、剃着鞑靼式光头的人到场。他经常穿着一件灰色紧身的卡萨金，纽扣一直扣到嘴巴下。他总是坐在屋内的一个角落处，吸个短烟斗，用一双非常沉稳的灰色眼睛不停地看着大伙儿。

　　他的眼光经常注视着我的脸，所以我感到这个严肃的人在偷偷打量我，不知什么原因我心里直发虚。他那副保持沉默的模样让我感到好奇。周围的人都在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地高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用说，这种争论声愈是尖锐刺耳，我心中就愈是高兴。很长时间之后我才猜透，在他们唇枪舌剑的辩论中，经常隐藏着见不得人而又虚伪的思想。但是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高个儿在思考些什么呢？

　　大伙儿叫他叫一撮毛，好像除去安德烈，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不久我才听说，这个人不久以前刚刚从雅库茨克流放地回来，他在那儿生活了十年。这愈加引起了我对他了解的欲望，然而这并没有让我鼓起和他相识的勇气，虽然我不害羞，不害怕见陌生人，并且正好相反，我心里充满着一种非常不安的好奇心，希望尽快知道他的一切。这样的性格让我一辈子没有研究过一件像样的事情。

　　当他们提到人民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居然和这些人的想法那样不同，这让我觉得惊异而没有自信。在他们看来，人民是聪明、道德与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集所有美好、正直和伟大的开端于一身的神圣群体。然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民。

　　我看到过的只有木匠、装卸工和泥瓦匠，还看到过雅科夫、奥西普与格里戈里，然而目前他们谈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人，并且将自己的位置看得要比他们低，愿意服从人民的意志。但是我好像感到，正是这些人体现了美德与思想的高尚，在他们身上集中和体现了以新的博爱精神去对待生活，去自由创建美好生活的善良的仁爱思想。

　　在此以前，在我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身上，我从来都没看到什么仁爱；然而在这里，在他们的每句话中都有这种博爱精神，每道眼神中都散发着这种博爱的光辉。

　　这些人民伟大神圣的理论如同一阵甘霖滋润着我的内心，那些反映农村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与描写农民遭受苦难的内容最朴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极大地给了我新的启发。我感到如果有对人类深挚的爱以及强烈的爱，就可以从中激发起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来探索与追求生活的意义。将来我再也不是只考虑自己，开始更多地为他人着想。

　　有一天安德烈·杰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将做生意赚来的很少的钱财全都用来帮助那些相信"人民的幸福高于一切"的人了。他如同一个虔诚的教堂执事为大主教做事一般，经常在那些喜欢读书的人当中转来转去，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对他们聪慧机智的欣喜之情。他经常情不自禁地面露幸福的笑容，将一只肌肉痿缩的手插入怀里，用另外一只手捋一捋柔软的胡子，问我："这好吗？依我看，就是好！"

　　然而有一天，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个如同鹅叫般的嗓音--独树一帜，不赞成这些民粹派大学生。每当这种时候杰连科夫惊恐不安地把眼睛往下一垂，小声说："简直是在瞎捣乱！"

　　杰连科夫对民粹派大学生的态度和我一样，然而大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在我眼中，却显得野蛮无礼，就像老爷对待奴仆，对待小酒铺里的堂倌似的。这一方面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

　　每次客人逐渐散去，他经常留我在他那儿住宿。于是我们将房间收拾干净，就铺上毡子在地上睡。然后在长明灯黯淡灯光的照耀下，长时间地低声畅所欲言。他怀着教徒那种特有的虔诚和欢快告诉我："待有了成百上千个像这样出众的人才，他们将俄国一切重要位置全占领了，那整个世界就会立即翻个个儿！"

　　杰连科夫年长我十岁，我看到他非常喜欢红发姑娘娜斯佳。当着大家的面，他时常是以老板吩咐式的口吻很冷淡地同她说话，并且极力不看着她那两只满是激情的眼睛。然而待到她离开时，他就用爱慕的目光追随其后。当单独和她说话的时候，他就会唯唯诺诺，羞怯地微笑，不停地捋着稀软的胡须，这所有的一切让人觉得非常有趣。

　　他的小妹妹也经常待在角落里静观他们激烈地辩论。她那张挂着童稚气的脸十分认真地紧绷着，一双眼睛睁得很大，聚精会神地听着。每次听到辩论高潮的时候，她就会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声，仿佛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一位头发火红的医学系大学生，总是象一只大公鸡似地绕着她来回转悠，压低嗓音，故弄玄虚地对她小声说些什么，一面还严肃地挤弄一下眉头。

　　秋季到了，我寻不到固定的活儿干是难以活命的。我被四周所发生的一切新鲜事迷住了，活儿干得愈来愈少，经常靠其他人来养活，而这种面包的味道是令人非常难受的。一定找个活计来营生，接着我就去了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店里干活。

　　我所写的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诺夫》、《二十六个男人和一个姑娘》里描述的就是这段时期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然而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期。

　　肉体上的折磨虽然痛苦，但是精神上的折磨更加让人无法忍受。

　　自从进了面包店的地下室以后，仿佛在我和那些过去天天碰面、天天听他们说话的人当中竖起了一堵高高的墙。

　　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来面包店的作坊看我，但是我因为一昼夜要干十四个钟头的活，也没有工夫去杰连科夫那里。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和干活的伙伴们待在一块儿瞎闹。

　　一些伙伴刚开始几天就将我看成是一个供人取乐的小丑，另外一些伙伴对待我就像天真的孩子喜欢会讲有趣的故事的人一样。鬼知道我经常对他们讲些什么，然而我所讲的当然是些可以激起他们对某种不太清晰生活的趣事，让他们想象以后过上另一种更为轻松、更为美好的生活。有的时候我讲得非常出色，看见他们浮肿的脸上显现出富于怜悯心的忧伤，眼睛里燃起或悲或怨或恨的火花，我便觉得非常高兴，并自傲地感到我在做大众的工作，在教导他们了。

　　不用说，我更多的是觉得自己那么弱小，知识贫乏，甚至连平时生活常识都不知道。此时我就感到自己被丢入了一个昏暗的地洞里，那儿的人们如同一群蛆虫似地在蠕动，极力躲避现实生活，只是钻进小酒铺去借酒浇愁，或是投进妓女冷冰冰的怀抱里去寻求安慰。

　　他们在每个月领薪水的那一天必定要去光顾妓院。距这幸福的一天还有一个星期，他们就开始乐滋滋地谈论那种趣事了。待嫖宿回来以后，他们又长时间地互相交流亲身感受到的那份甜蜜。他们在交谈之中经常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性交的能耐和蹂躏妓女的本领，他们一面交谈，一面不嫌厌烦地吐唾沫。

　　不过说来确实奇怪！--我听到他们这样的谈论，感到仿佛这是一种悲哀与无耻。我感到在"逍遥宫"内，花一卢布便能够让一个妓女陪上一个晚上，我的伙伴们在那里焦虑不安，像犯罪一样--在我看来，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有几个伙伴举止放纵，肆无忌惮。我感到他们只是故意炫耀，假装大胆。两性关系让我有些恐惧地觉得好奇，接着我也非常敏锐地观察起这种事情来。我自己还没有体验过女人的抚爱，这令我处在使人不快的境地，妓女与伙伴们也经常无情地挖苦我。

　　没过多久，他们就再也不叫我一块儿去"逍遥宫"了，并坦率地对我说："老弟，你不要再和我们一块儿去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什么原因！带你一块儿去别扭。"

　　我立即牢牢抓住这句话不放，感到这句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当时没能叫他们说明白。

　　"你这人啊！告诉你不要去，就不要去！带着你去简直让人扫兴。"唯有阿尔乔姆比较明朗地对我说："和你一块儿去，就像跟牧师或神父在一起。"

　　那些妓女刚开始嘲笑我放不开手脚，后来气愤地问我："你是讨厌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漂亮丰满的波兰人捷列扎·博鲁塔是那儿的管家，她用纯种犬一般温柔的眼睛看着我，说道："姑娘们，不要缠住他了！他肯定是有了情人，对不对？如此健壮的小伙子肯定是被情人给迷住了，肯定没错！"

　　这个女人是个酒鬼，喜酒贪杯，喝醉以后，就会丑态百露，让人厌恶；而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她那种对人们沉稳冷静的态度，沉着地猜测人们言行举止的方式又让我觉得诧异。

　　"来这儿的最让人感到奇怪的便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真的，"有一天她对我的伙伴们说道，"他们居然这么玩弄姑娘们：先命令姑娘在地板上擦上肥皂，再让一个赤身露体的姑娘手脚向下，分别放在四只瓷盘子上，接着他们冲着她的屁股使劲一推，瞧她在地板上滑行的距离有多远？把这个姑娘玩完了，就再换另外一个，一个接一个。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瞎说！"我说道。

　　"噢，不是瞎说！"捷列扎大声叫道，并没有生气，心平气和，然而这种平和叫人有点儿难受。

　　"这都是你自己编造的！"

　　"一个姑娘家怎能编造出这种故事呢？难道我是一个疯子？"她瞪着双眼对我说。

　　这时候人们都仔细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仍旧用冷静平淡的话语详细述说那些嫖客瞎胡闹的行为。她这样说来说去，只是想弄明白这样一点：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些在场的人厌烦地往地上吐唾沫，激烈地骂着大学生。我觉得捷列扎用此来煽动其他人对我所喜欢的那些大学生的气愤，就说那些大学生是热爱人民的，希望人民可以得到幸福。

　　"很对，你说的是复活街上那所学校的大学生，而我说的则是城外阿尔斯克平原上神学院的那些大学生。他们以后都是神职人员，以前全是孤儿。但孤儿长大成人，肯定是个小偷，或者一个调皮捣蛋的人与坏蛋。这些孤儿无情无义！"

　　管家所讲述的故事，妓女们对来这里的大学生、官吏还有一般自称是"洁身一族"的刻骨怨恨，不只是在我那些伙伴们的心里引起厌恶和气愤，并且激起了兴奋之情。他们说道："这么说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还比不上我们呢！"

　　听他们这么说，我心里觉得悲伤极了。我亲眼看着那些人如同城内的污水流向污水坑一般汇聚到这里昏暗的小房间中来，在乌七八糟地折腾一通以后，随之带有满腹怨气与愤恨地返回到城里的各个角落去了。

　　我发现那些人出于动物的情欲本能与因为生活的郁闷而来这个肮脏的巢穴内寻花问柳，用极为荒诞的语言唱些凄楚而动人心弦的情歌，撒播一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生活里的轶闻趣事，嘲笑与发泄对那种让人觉得不理解的事情的愤恨。我也感到，这座"逍遥宫"就是一所大学，在这儿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间最丑恶的事情。

　　在这儿我仔细看着，那些"开心女"怎样慢吞吞地拖着脚步在污浊的地板上沙沙地踱来踱去，怎样在手风琴接连不停的哀鸣声，或是破旧钢琴无可奈何的颤音里令人厌恶地摆着柔弱的腰肢。我看着，脑子里不自觉的出现一些隐约不定又忐忑不安的忧思。周围的一切让人感到非常无聊，要离去可又无能为力，不免让我觉得沮丧。

　　回到面包店的作坊，我说起有人在毫不为己地探索一条为人民寻求自由和快乐的道路，马上会有人提出质疑："姑娘们认为他们那些人做的并不是那回事儿！"

　　他们不讲人情，无耻且又狠毒地攻击我，而这时我感到自己像一条不驯服的小狗，无论哪里都比不上他们那些大狗蠢，反而更聪明和勇敢--因此我也开始大发雷霆。此时我才开始明白，考虑人生的痛苦不会比实际生活来得轻松，有的时候我心里会爆发出对这些顽固不化的伙伴的愤怒。他们心甘情愿遭受醉鬼老板的侮辱，这种无可救药的顺从和毫无休止的忍受特别令我怒火中烧。

　　正是在这种非常痛苦的时期，仿佛有意和我过不去一般，我又认识了一个崭新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事实上和我是敌对的，然而仍然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

　　一个风雪之夜，狂风怒号，仿佛要将灰蒙蒙的苍穹扯碎似的，仿佛碎片纷纷扬扬地飘落到地上，给大地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又仿佛世界已经走到尽头，太阳从此沉没，再也不可能升起来了。就在这样一个谢肉节的晚上，我从杰连科夫那儿回到面包店的作坊去。我略微闭上眼睛，迎着大风，在一片被搅得昏天暗地的飞雪里迈步前行。忽然，我跌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路上的行人身上。

　　我们两个人立即对骂开了，我用俄语，他用法语："噢，魔鬼！"他这样说倒激起了我对他的好奇。我将他搀扶起来，看清楚他是矮个儿，身子非常瘦弱。此时他立即推开我，满腔怒火地叫道："我的帽子哪里去了？简直活见鬼！快点儿把帽子给我！我快冻死啦！"

　　我在雪地里找到他的帽子，拾起来把雪抖掉，戴在他那由于发怒而倒竖的头发上。然而他又不通情理地摘掉帽子，一面挥舞着，一面用俄法两国话交错地詈骂，赶我走："给我滚！"

　　说完以后，他猛地向前冲去，消逝在茫茫的雪夜之中。我接着赶路，走着走着又看到了他，他正抱着路灯早已熄灭的木头灯杆站着。此刻他认真地说："列娜，我快要死了……噢，列娜……"看得出来，他确实喝醉了，假如我把他扔在路上不管，他也许会冻死的。接着我问他住在哪里。

　　"这里是哪条街？"他眼里含有泪水高声叫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搂着他的腰，拖着他向前走，一面不断地询问他住在哪里。

　　"我住在布拉克街，"他咕咕哝哝地说，身子冻得直哆嗦，"住在布拉克街……那儿有座澡堂，走过澡堂那所屋子……"

　　他步履踉跄，哩溜歪斜，弄得我走路也很吃力。我只听到他冻得上牙在打下牙的咯咯响声。"假如你知道，"他咕咕哝哝地说，一面靠着我。

　　"你说什么呀？"

　　此刻他停住脚步，一只手举起，说话比先前清晰了--我仿佛感到他嗓音里带点儿得意。他说道："假如你知道，我要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说完他把手指含在嘴里，身子不停地摇晃，快站不住了。我蹲下身，背起他接着走。在背上他把下巴颏贴到我的头上，絮絮叨叨地说着："假如你知道……我快要冻死啦，噢，上帝……"

　　到达布拉克街，我花了好大力气才由他嘴里得知他的住处。最后，我们进入一间坐落于院子深处、几乎被院内的雪花湮没了的小厢房的过道内。他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房门，接着非常小心地敲一下门，并提醒我说："嘘！要轻点儿！"前来开门的是一个身着拖地红袍的女人，她用一只手拿着亮着的蜡烛的烛台。将我们让进屋后，她就悄悄地退到一旁，接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长柄眼镜，仔仔细细看起我来。

　　我对她说明，这个人好像双手冻僵了，应该立即给他脱去衣服，让他躺到床上睡觉。

　　"是吗？"她用像青春少女一样的清爽嗓音问。

　　"必须将他的双手泡在凉水中。"

　　此刻她只是静静地用长柄眼镜朝屋角指了指，那儿的画架上面放着一幅画有小河与树木的风景画。我奇怪地看着这女人毫无表情的脸，她却朝着屋角走去，在一张桌子面前坐下--桌子上面点燃着一盏带有粉红色灯罩的台灯--然后她若无其事地从桌上拿起一张红桃杰克扑克牌，认真观看起来。

　　"您家里有伏特加吗？"我高声对她说。她没有回答我，仍然在桌上玩纸牌。我费劲儿背回来的那个人坐在椅子里，低着头，两只冻得通红的手紧贴在身旁。我将他放到躺椅上，为他脱掉衣服。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去做，仿佛在做梦一样。我对面长沙发上面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相片，在相片里一个系白丝绸带蝴蝶结的金色花环闪烁着隐约的光亮，白丝绸的一端印有一行烫金的字：

　　献给绝代美人吉尔达

　　"简直是见鬼，你轻点儿！"当我开始为那个人搓手时，他痛苦地呻吟起来。

　　这个莫名其妙的女人忧心忡忡，依然一言不发地在玩弄纸牌。她长着一根形同鸟喙般的尖鼻子，两只大大的眸子黯淡无光。这时候她举起一双少女般的手，将自己浓密蓬松得如同假发一般的灰白头发再弄松点儿，然后用轻柔且响亮的少女嗓音问："乔治，你看到米沙了吗？"

　　此刻这个躺着的乔治将我推开，马上坐起来，急忙说："要知道，他到基辅去了。""不错，他是去了基辅。"那个女人又说了一遍，双眼依然盯着纸牌。这时候我也感觉，她的嗓音听上去既单调又冷酷无情。

　　"他不久就会回来。"

　　"真的？"

　　"真的！很快。"

　　"真的吗？"那女人又说了一遍。

　　近乎赤裸的乔治霍地从长沙发跳到地板上，蹦了两下，跑到女人脚旁跪下，用法语和她说了几句话。

　　"我才不会在意呢。"她用俄语说道。

　　"你可知道我刚才迷路了？外面简直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我感到自己差点儿冻死。"乔治急忙地说道，一面轻轻地揉着她在膝上放着的一只手。

　　他大概有四十来岁，长着一张厚嘴唇的绯红脸盘，还留着黑胡须，看起来显得惶恐不安、心神不定。他经常狠命地抓着圆脑袋上面马鬃似的灰白头发，说话的时候头脑也愈来愈清醒了。

　　"我们明天就到基辅去。"那个女人说道，口气既像是发问，又像是下决心宣布。

　　"那好吧，明天就去！然而你应该休息了。为什么你不去躺下睡觉？夜已经非常深了--"

　　"米沙今天不回家吗？"

　　"哦，不错，不回家！这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我送你去躺下睡觉吧……"他手持灯盏，扶住她向书橱后面的一扇小门走了过去。在那里我一个人坐了好长时间，内心非常平静，只听到他那有点儿沙哑的低语声。暴风雪就像长了毛的爪子不时地拍打着窗玻璃。在地板上面，融化了的雪水怯生生地映照出烛焰的光辉。房间中摆满了种种家具，到处都是暖融融的怪味儿，令人昏然欲睡。

　　乔治总算摇晃着身子出来了。他双手捧着油灯，灯罩叮叮口当口当地撞击着灯芯玻璃。

　　"她躺下睡了。"

　　他将油灯放回原处，若有所思地在屋子当中站住脚步，眼睛不看着我便说道："哎，怎么说好呢？要是没有你，我也许早就冻死了……非常感谢！你是干什么的？"

　　此刻他头一歪，竖耳倾听着隔壁房间中发出细微的动静，身子不断地颤抖。

　　"那是您妻子？"我低声地问。

　　"不错。她是我的一切，也是我生命的全部！"他看着地板，声音很小但非常清楚地说，接着又用两只手掌狠命地抓起头发来。

　　"您喝茶吧，啊？"

　　然后他迟钝地向门口走去，然而又停住脚步，想起他的女仆因为吃鱼中毒，已经被送进了医院。

　　我提议自己去烧茶炊，他点点头以示赞成。这时候很明显他忘了自己几乎是赤裸着身子，赤着脚板在潮湿的地板上啪嗒啪嗒地走着，将我带入一间小厨房内。在那儿他背向炉火，又说了一遍："要是没有你，我也许早就冻死了。非常感谢！"

　　突然，他哆嗦了一下，恐惧地瞪大双眼，直勾勾地看着我。

　　"假如确实那样，那她怎么办呢？噢，上帝……"

　　他盯着漆黑的门洞，快速而又小声地说道："你看，她是有病的人。她的儿子是个音乐家，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然而她始终都在盼他回来。看，差不多已经盼了两年。"然后，在我们一块儿喝茶时，他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异乎寻常的情况。

　　他告诉我这个女人本是个地主，他自己是个历史教师，过去给她儿子做家庭补习先生，然后和这女人好上了。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德国的一位男爵，去歌剧院谋生。他们两个生活得十分美好，虽然她的前夫想方设法要破坏她的生活。

　　他略微眯缝起双眼，一面述说着，一边紧张地瞅着昏暗、肮脏的厨房中的某个角落的什么东西，那儿火炉边的地板早已腐烂。他端起杯呷了一口茶，让热气烫了一下，立即眉头一皱，两只滚圆的眼睛胆怯地直眨着。

　　"您是干什么的？"他再次问我，"哦，做面包的，是个工人。奇怪，怎么不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问话听上去有点不知所措，他用一种受过打击的人的眼神不信任地看着我。我简单地谈了自己的历史。

　　"原来是这样！"他轻轻地喊了一声，"噢，原来是这样呀！"这时候他忽然变得活泼起来，问："您听说过《丑小鸭》的故事吗？您读过吗？"

　　他的脸变得歪扭了，气愤地讲述起来，那不自然地发出的尖哑声让我感到惊异。"这个故事非常动人！在像您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曾幻想过：我是不是也会变成一只天鹅？然而如今，看……我应该进神学院的，却读了大学。我的父亲是个神父，与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曾经在巴黎研究过人类的悲剧史--进化史。是的，我还发表过文章。哦，这所有的一切到底是怎么搞的……"他骇人地跳起来，然后坐到椅子上面，骇人地倾听一会儿里屋的动静，接着又对我说："进化是人们发明出来欺骗自己的说法！现在的生活本是不合理、没有意义的。假如没有奴隶制度，就不会有所谓的进步，没有大部分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就不会进步。假如我们要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轻松自在，减轻劳动强度，那只会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劳动也更加繁重。工厂与机器的作用就是为了不停地制造一架架的机器，这简直是件蠢事！这样，工人会愈来愈多，但是只有生产粮食的农民才是不可或缺的。粮食，这是一定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全部东西。一个人希望愈小，他的幸福就会愈多；希望愈多，他的自由就会愈少。"

　　或许，这不是他的本意，然而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思想正是由他嘴里说出来的，并且说得是这样尖锐，这样坦率，这种怪论邪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激动地尖叫一声，立即用胆怯的眼神望一下里屋的门，听了一会儿动静，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接着又近似愤慨地低声说："要知道，每个人需求的其实很少：一块面包与一个女人。"接着他用一种神秘的低声、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词汇和从来都没有读到过的诗句谈起女人来--他忽然间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雅特里齐、菲娅美达、劳拉、妮侬，"他小声向我罗列出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讲述了一些在恋爱当中的国王与诗人的故事，读了几段法国抒情诗，读的时候还用纤弱的、裸露到胳膊肘的手合着拍节。

　　"爱情与饥饿统治着世界。"我听见他那炽热的低语，不自觉地想起这是一本革命小册子《饥饿沙皇》书名底下的副标题，这让我感到他的话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人们追求的是忘却和享乐，但不是知识！"这种想法让我十分惊讶。

　　清晨我走出厨房的时候，墙上的小挂钟刚六点过几分。我在灰蒙蒙的细雪晨雾之中跋涉着，听着狂风的怒吼，想到那个受尽无限磨难的人发出的愤怒的尖叫，马上感到他的话仿佛卡在喉咙里，让我觉得窒息。我简直不想回面包店的作坊去，不想看到任何人，接着任凭身上积起厚厚的雪，在鞑靼区的街头不停地徘徊，一直逛到天亮，满天的大雪里影影绰绰现出行人的身影为止。

　　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个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碰到他。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不会得到益处--这样说的有大字不识的云游四方、四海为家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有具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讲这类话的，还有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与新活力论派的生物学家，还有其他许多人。无论如何，这些思想现在听起来不像头一回听到的时候那样让我无法理解了。

　　大概两年以前，在第一回听见那位教师说起这个话题以后过了三十年，我忽然从一位熟识的老工人嘴里又听见几乎用一样的话表达的那种思想。

　　有一天我与这位老工人随意交谈，经常苦笑着自嘲为"政治老油条"的他用一种仿佛只有俄国人才有的非常直率的口气对我说道："亲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对我而言科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全部都跟我毫无关系！我只需要一个宁静的角落，还要一个女人，让我随时可以亲吻她，而她只要心灵与肉体上都属于我--这就可以了！您是喜欢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的，您已经不和我们是一路人了，您已经中了毒。在您看来，思想高于一切。您是不是和犹太人一样，觉得人是为安息日而活着呢？"

　　"犹太人并不这样想。"

　　"鬼知道他们怎么想，这是个叫人感到奇怪的民族。"他自己答道，随手将烟袋朝河里一扔，并一直望着它漂去。

　　月光如洗的秋夜，我们坐在涅瓦河岸的花岗石长凳上面，我们两个因为白昼一整天的紧张奔忙而搞得疲惫不堪，然而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枉然。

　　"您和我们待在一块儿，然而跟我们不同，这便是我要说的，"他接着一边思考一边悄声说，"知识分子都不安分守己，他们世世代代就爱组织党团胡折腾。正像基督这个空想家为了大伙儿都上天堂瞎闹腾一样，一切知识分子也这样为实现乌托邦乱闹。一个疯狂的幻想家闹起来，那些社会渣滓、无赖、恶棍立即就一哄而起和他一块儿闹。他们这些人全都对政府心怀不满，因为他们看见生活里不曾有他们的位置。至于工人起义那是为了革命，他们要争取劳动工具与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权。当他们彻底夺取政权之后，您觉得他们会同意建立国家吗？不管怎么样也不会的！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各奔东西，为了自己的安全，每个人都会做鸟兽状散去。

　　"您想说机器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套勒得更紧，把我们的身体束缚得更牢。不错，我们需要的是减轻劳动强度。人们都愿意过安静的生活。工厂与科学都不会给人带来平静。事实上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再简单不过了。假如我只需一间很小的屋子，那我为什么劳民伤财去建一座城市呢？城市里人们住得非常拥挤，并且有自来水管道、下水道与电灯。假如没有这些，想想看，那生活过得将是多么轻松！确实是，我们有很多多余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伙儿无益的群体。"

　　我曾说过，世上不会有人会和我们俄国人这样全盘否定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

　　"俄国人的思想是自由的，"与我交谈的人微微一笑，"然而您不要生气，我能够肯定，我们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是不说出来罢了。生活应该简简单单，那么生活就会让人们感到更亲切。"

　　这位工人从来都不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也从来都没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了解得非常透彻。

　　在和他交谈以后，我不自觉地琢磨：难道千百万俄国人确实只是因为内心深处怀着从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希望，而情愿历尽革命的千辛万苦？付出最小的劳动，得到最大的享受？这说法就像所有难以实现的空想、种种乌托邦一样充满了诱惑力。

　　这时候我想到了亨利克·易卜生的一首诗：

　　你们说我变得守旧。

　　我依旧我终生无悔，

　　绝不充作爪牙走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