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把一切仍坚持错误的陈腐观点的人赶出了城。

　　给下一步行动清扫道路后，他依据《出埃及》与《申命记》中政治经济学家制定的规则，建立起了一个公国。加尔文如同别的许多大改革者一样，不像是个现代基督徒，更多的倒像个古典犹太人。他嘴里说崇拜上帝耶稣，可内心深处却对摩西的耶和华充满向往。

　　当然，在感情受到波动之时这种现象时常会发生。对仇恨和斗争的看法，卑贱的拿撒勒木匠相当明确，使得在他的见解与暴力方法之间无法找到折中物。过去的两千年里，每一民族、每个人都希望用暴力达到目的。

　　因而战争一爆发，一切有关的人就都默许了；人们暂时关上了《福音书》，在血泊与雷鸣中热情欢心地打滚，沉迷在《旧约》的以眼还眼的哲学中不可自拔。

　　宗教改革确实是场战争，并且相当凶残。无人乞求生命得以保障，也基本上没有饶恕，事实上加尔文的公国是个军营，所有个性自由的表现都被一一压制了。

　　当然，这全部的取得不是没有阻力的。一五三八年，组织中的自由分子的出现给加尔文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被迫离开了城市。可是到一五四一年，他的支持者再一次执政。在一片钟声与教士们热切的赞美声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重新回到了罗纳河的城堡。从此以后他成为日内瓦没有加冕的国王，以后的二十三年中他力图建立与完善神权形式的政府，这是从伊齐基尔与埃兹拉的时期以来还不曾见过的。

　　依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纪律”一词的意思为：“使受控制，驯服与执行。”它将加尔文梦想中的一切政治宗教结构的实质完美地表达了出来。

　　路德的本性同大多数日耳曼人的一样，是个感伤主义者。他觉得，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指示人们通往永恒世界的道路。

　　可是这太不确切了，不适宜于法国改革家的口味。上帝的话能够是希望的灯塔，不过道路黑暗漫长，还有很多诱惑能让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

　　然而这位新教牧师却是个例外，他不会走弯路。他知道一切的陷阱，也不会被人收买。假如偶尔脱离正道，每个星期的教士例会就能很快让他认清自己的职责，在会上，一切真正的正人君子都能够彼此自由地批评。所以他是所有迫切需求拯救的人心中的理想典范。

　　在我们中曾爬过山的人都明白，有时候职业导游犹如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们知道一堆岩石的险要之处，一块看似平坦的雪地的危险他们都了如指掌，对自己所照顾的旅行者，他们有完全的指挥权，哪个蠢蛋胆敢不听指挥，强言厉语就会迎面而来。

　　在加尔文的理想公国中，教士们也肩负着一样的责任。那些跌倒了、希望别人扶他一把的人，他们愉悦地伸出援助之手。然而，假如一意孤行的人希望离开轨道，离开大集体，那只手就会收回来成为拳头，给予迅猛可怕的惩罚。

　　在别的好多宗教组织中，教士也酷爱运用同样的权力。可是地方长官常常嫉妒他们所有的特权，允许教士同法庭与行刑官抗衡的情况少之又少。加尔文对此很清楚，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建立了某种教会纪律，事实上超过了法律。

　　诸多奇怪的错误历史概念在大战之后出现了，而且流传很广，不过其中最让人吃惊的是说法国人（较之条顿人来说）是崇尚自由的民族，憎恶一切的管制。几百年以来法国都处于官僚体制统治之下，十分复杂，可效率却比战前普鲁士政府低很多。官员上班迟到早退，领口也不周正，还抽着让人反感的劣等纸烟。要不他们就肆意乱为，引发人们的反感，如同东欧政府官员一样，可大众却驯服地接受官员们的粗鲁，对于一个沉迷于反叛的民族来说，确实让人惊讶。

　　加尔文热爱集权，是位典型的法国人。他在一些细节上已能够和拿破仑成功的诀窍相媲美了。可他不同于那个伟大的皇帝。他缺乏雄心大志，他的胃不是很好，也缺乏幽默感，严肃可怕得要命。

　　为了寻求适合于他那个耶和华的词句，他把《旧约》翻了个遍，随后让日内瓦人接受他对犹太历史的解释，将它作为上帝意愿的直接呈现。差不多是一夜之间，罗纳河的这座迷人的城市成为了可悲的罪人云集的地方。由六个教士与十二个长者构成的城市宗教法庭日日夜夜监听市民的私下议论。倘若要是有人被怀疑有“受禁的异教观点”的倾向，就会被传讯到长老会法庭，检查他的全部论点，解释从哪个地方、如何得到那些灌输有害思想令他迷失方向的书籍的。要是被告有悔过之意，就可免刑，可是他必须要到主日学校旁听。假如他顽固不化，就会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不允许再在日内瓦联邦管辖范围内出现。

　　可是同所谓的“教议会上院”产生分歧，并不单单是由于缺乏一点正统感。下午在周边的村子玩一下滚木球，假如被控告（经常会这样），就有被狠狠责骂的理由。玩笑，无论是否有用，都被认为是最坏的行径。婚礼上说些玩笑话就足够锒铛入狱了。

　　慢慢地，新天国里到处都是法律、法令、规则、命令以及政令，生活变得复杂无比，没有了昔日的风采。

　　不许跳舞、不许唱歌、不许打扑克牌，赌博当然就更不允许了。不许举行生日宴会，不许开设乡间市场，不许有丝绸以及一切外表华丽的装饰物。只允许去教堂，去学校，因为加尔文是个思想鲜明的人物。

　　胡乱的禁止能够消除罪孽，可没法强迫人热爱美德，美德来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启迪。因而建立了优秀学府和一流大学，倡导所有治学活动。还建立了相当有趣的集体生活，用来吸引大家的余下的精力，让一般人忘记苦难与限制性。假使加尔文的制度一点都不顾及人的情趣，就无法存在下去，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中也就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是，全部的这些都是一本论述政治思想发展的书的功劳。目前我们感兴趣的是宽容事业，日内瓦做了些什么，下的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一点都不比天主教的罗马强。

　　在前面我已经历数了能够减轻罪行的情况。那时的世界有诸如圣巴塞洛梅大屠杀与铲除几十个荷兰城市的野蛮行为，此时期许一方（并且弱的一方）实现美德完全是无稽之谈。

　　可这并不可以开脱加尔文煽动法庭杀害格鲁艾与塞维图斯的罪恶行径。

　　在第一个人的案件中，加尔文还能够说雅克?格鲁艾有煽动市民暴动的重大嫌疑，是企图推翻加尔文主义的政党。可是，很难说塞维图斯是对社会安全，即对日内瓦造成任何威胁。

　　依照现代护照的规则，他不过是“过境者”，过二十四小时之后便离境了，可他误了船，因而丧命。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故事。

　　麦格尔?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位令人尊重的公证人（欧洲有半法律的地位的职业，不单单是拿着盖章机看人家签了字就索取两毛五的青年）。麦格尔也想从事法律工作，就被送往土鲁兹大学。那段日子很幸福快乐，全部教学用的都是拉丁文，学习范围遍及各行各业，全部世界的智慧对人们敞开大门，只要学会五个词尾变化以及几十个不规则的动词便可以了。

　　在法国大学里塞维图斯结识了胡安?德?金塔那。不久之后金塔那成为了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非常类似于现代的国际展览会。一五三○年，查理在波罗那加冕的时候，麦格尔被金塔那带去做秘书。这个聪慧的西班牙青年看到了全部的一切，他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有无尽的好奇心，在随后的十年当中和形形色色的学科打过交道，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莱文、希腊文、还有最为要命的神学。他是个很有潜质的医生，在研究神学的时候忽而产生了血液循环的想法。这在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第十五章能够找到，对塞维图斯著作进行检查了的人竟没有看出他做了如此伟大的一项发现，这充分阐明了十六世纪神学思想的偏执。

　　要是塞维图斯坚持医学研究那该多好啊！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活到老年平安死去。

　　可他无法躲避那时被激烈讨论的重要问题。他发现了里昂的印刷厂，于是开始对各种各样的题目发表自己的观点。

　　现在一个慷慨的百万富翁能够说服一所学院将“三位一体学院”改成某一流行烟草的商标，并且还安然无事。媒体报道：“丁古斯先生这样慷慨解囊，难道不好吗？”大家于是说：“阿门！”

　　在今天对亵渎神明这样的事情似乎已不再感到震惊，所以想描绘以前的情况——在那个时候，一个市民仅仅被怀疑对三位一体说了一些不敬之言，便能够让整个社会陷入惊恐之中——这确实不是件易事。可我们对这些要是没有充分的体会，就无法理解十六世纪上半期塞维图斯在善良的基督徒心目中所形成的恐慌。

　　他完全不是激进派。

　　他是现今我们所称的自由派。

　　他摒弃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都认可的三位一体旧观念。因为他确信自己的看法的正确性，于是写信给加尔文，希望自己可以到日内瓦同他进行私人交谈，将整个问题彻底讨论一番。他写信犯了很大的错误。

　　他没有得到邀请。

　　事实上他也无法接受邀请，里昂的宗教法庭大法官已插手这件事，塞维图斯被捕入狱了。这个青年的亵渎行为法官早已听闻，因为他秘密收到了一封受加尔文指使的日内瓦人送来的信。

　　不久之后，又有几份手稿证实了对塞维图斯的指控，这也是加尔文秘密提供的。似乎加尔文并不在乎谁绞死这个家伙，只要他被绞死就可以了。然而宗教法官玩忽圣职，塞维图斯逃跑了。

　　起初他想穿越西班牙边境，可他的名字为人所共知，长途旅行穿过法国南部会给他造成困难，因而他决定绕道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以及地中海。

　　一五五三年八月某个星期六的傍晚，他抵达日内瓦。原本他想乘船到湖对岸去，然而在安息日即将到来之时是不开船的，必须等到星期一。

　　第二天是星期日，当地人与外地人都需进行宗教礼拜式，做礼拜，否则就被视为行为不端。塞维图斯也去了教堂。有人认出了他，遭到逮捕。塞维图斯是西班牙人，没有违反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不过在教旨上他是自由派，不敬神明，竟然对三位一体发表异端言论。这样的人妄图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荒唐可笑哩。罪犯或许能够，可是异教者却不行！他不由分说被关到一个污浊潮湿的小洞，钱财和所有个人物品都被没收了。两天之后，他被带到法庭上，要求回答列单上的三十八个不一样的问题。

　　审判一直延续了两个月零十二天。

　　最后，他被控告有“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罪。在谈到他的个人观点时，他的回答让法官恼怒万分。通常对这类案件的判处，特别是对外国人，是永久地赶出日内瓦城，可塞维图斯的案子却是个例外。他被判处活活烧死。

　　与此同时，法国法庭也重新审理了这个逃亡者的案子，和新教徒达成相同结论，宣判塞维图斯死刑，并派司法长官到达日内瓦，要求将罪犯交给他带回法国。

　　这样的要求被回绝了。

　　加尔文也可以执行火刑。

　　走进刑场的路程举步维艰，一群牧师跟着这个异教者走完最后的行程，嘴里还絮絮叨叨地进行说服。极度的痛苦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人们因对这个可怜的牺牲者的同情朝火焰里扔出一把刚采的柴为止。在喜欢这种事情的人看来，这读起来倒是很有意思，可是还是略过不谈的好。在宗教狂热肆无惮忌的年代死刑多一个或少一个又有何区别？

　　然而塞维图斯事件不会事过境迁，它的后果相当可怕。已经赤裸裸地体现，即便那些新教徒口口声声地叫喧“保留己见的权利”，事实上无非是伪装的天主教徒，心胸狭隘，对不同己见者如同对敌人一般凶狠残酷；他们仅仅是在等待时机，建立自己的恐怖统治。

　　这样的指控是严肃的，不可以只耸耸肩膀无所谓地说“咳，你还能指望什么”便一了百了。

　　我们有关于这次审判的诸多材料，也深刻地明白外界是如何看待这次判决的，读起来确实让人痛心。曾出于一时的仁慈，加尔文也建议过不烧死塞维图斯，改成砍头。塞维图斯对他的慈悲表示感谢，却要希望另一种解决方法。他要求获得自由。他坚定地认为（道理全在他这边）法庭对他无裁判权，他不过是追寻真理的正人君子，所以有权利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对手加尔文大夫辩驳。

　　可加尔文不想听这些。

　　他曾发誓，一旦这个异教徒落入手中就一定不会让他活着逃走，他要信守自己的誓言。想给塞维图斯判罪，就不得不同头号大敌——宗教法庭合作，不过这无关紧要，假如教皇有能够进一步给那个可怜的西班牙人加罪的文稿，他甚至也愿意和教皇携手。

　　还有更加糟糕的事情。

　　在临死的那天早上塞维图斯求见加尔文，加尔文于是来到又黑又脏的监狱里。

　　此时此刻，他应大度一些，也要有些人性。

　　可他都没有。

　　站在这个过两个小时后即将去见上帝的人的面前，他争辩着，唾沫横飞，阴沉着脸，大发雷霆，却一句怜悯仁慈的话都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尽的仇恨：“罪该万死，顽固不化的流氓。烧死你这该死的！”

　　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塞维图斯死了。

　　一切的塑像与纪念碑都不能让他重获新生。

　　加尔文也死了。

　　成百上千卷咒骂他的书也触及不了他那不为人知的坟墓里的骨灰。

　　在审判时那些狂热的宗教改革者不停战栗，生怕亵渎的地痞流氓逃走；在行刑后教会的忠诚支持者赞美欢呼，彼此写信道：“日内瓦万岁！行动已经采取啦。”

　　他们都死了，说不定最好也被人们遗忘。

　　我们仅需留心一件事。

　　宽容就仿佛自由。

　　然而乞求是得不到的。只有一直保持警惕才可以将它保住。

　　为了子孙后代中的那些新的塞维图斯，让我们记住这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