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论生物在地质上的演化

　　新物种缓慢地陆续出现--其变化的不同速率--物种一旦灭亡就不再出现--在出现和消亡上物种群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同于单一物种--物种与物种群的灭绝--全世界的生物类型差不多一起发生改变--灭绝物种彼此之间及其与现存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古代类型的发展状况--同一区域内同一模式的演替--前章及本章提要。

　　下面我们看一下，若干涉及生物在地质上的演替的事实和规律，到底与物种不变的一般观点最相符合呢，还是与物种经由变异及自然选择慢慢地、逐步地发生改变的观点最相符合呢？

　　不管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水里，新的物种是十分徐缓地不断出现的。莱尔曾说明，在第三纪的一些阶段中存在这方面的证据，这基本上是无法反对的；并且每年都存在一种趋向把每个阶段间的间隙填补起来，以致灭绝类型与现存类型之间的比值更加逐渐变成级进的。在一些最近代的岩层（虽然假设用年来计量，是属于很古代的），当中仅有一两个物种是绝迹了的，而且当中仅仅只有一两个新的物种是头一次出现的，这些新的物种可能是属于地方性的，可能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是遍布世界各地的。第二纪地质层属于较为间断的；然而据勃龙说，在每一层里被掩埋的很多物种的产生与消失都是不在一个时间内的。

　　不同纲与不同属的物种，并未依照相同速率或者相同程度发生改变。在较为古老的第三纪层中，还能够在大部分灭绝的类型中找到小部分今天依然存在的贝类。福尔克纳曾就相同的事实列举出一个明显的事例，那就是在喜马拉雅山下的沉积物中发现一种目前存在的鳄鱼与很多灭绝了的哺乳类和爬行类在一块。志留纪的海豆芽与本属的现存物种差别不大，不过志留纪的大部分别的软体动物及所有甲壳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栖生物好像比海栖生物改变得快，这种动人的事例在瑞士曾经被看到过。有很多理由能够让我们相信，高级生物比低级生物的改变速度要快得多：尽管这一法则是有特殊情况的。生物的改变量，根据匹克推特的观点，在每个连续的所谓地质层中并不一样。但是，假如我们比较一下紧密相连的任意地质层，就能够看到所有物种都曾经发生过某种改变。倘若一个物种曾经长时间从地球表面上消逝过，没有道理让我们相信相同的类型会重新产生。唯有巴兰得所谓的“殖民团体”对于后一法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例外，它们曾一度入侵到较古的地质层中，这使以前存在的动物群又再次出现了；然而莱尔的解释是，这是从一个截然不一样的地理范围内暂时迁入的一种情况，这个解说好像能够让人满意。

　　这些情形与我们的学说非常符合，此学说并不包括那种死板的发展法则，即同一区域内一切生物都忽然地、或者一并地、或者相同程度地改变，即变异的经过必然是徐缓的，并且通常只能同时对很少的物种产生作用，原因是每个物种的变异性与所有其他物种的变异性并无关联。至于能够产生的这类变异也就是个体差异，会不会经由自然选择而被累积起来一些，从而使得一定程度的永久变异量出现，就一定是由很多繁杂的偶然事件决定--由包含有益性质的变异决定，由随意的交配决定，由当地徐缓改变的物理条件决定，由新来者的移入决定，以及由与正在改变的物种相争斗的其余生物的性质决定。故而，一个物种在维持同一形态方面应该比其余物种长久得多；或者，即使有改变，也改变得不多，这是不足为怪的。在每个地方的现存生物之间我们看到过相同的关系；比如，马得拉的陆栖贝类和鞘翅类，与其欧洲陆地上的最近亲缘有巨大的差别，但海栖贝类和鸟类却仍旧没有变化。按照前章所阐述的高级生物对于其有机的和无机的生存环境存在着更加繁复的关系，我们或许就能够明白陆栖生物与高级生物的改变速度比海栖生物及低等生物明显要快得多。如果每个地方的生物多数都已经变异并进化了，我们按照竞争的原则及生物和生物在生存竞争中的最首要的关系，就可以理解没有发生过一定程度上的变异与改进的一切类型或许都容易灭绝。故而，如果我们观察了相当长的时间，就能明白为何相同地方的所有物种终究都要变异，原因很简单：不变异的最终就会灭绝。

　　同纲的各类型在极长且相同时间内的平均改变量或许接近一样；然而，由于富含化石的、连续长久的地质层的垒积必须依靠沉积物在下陷地区的大量沉积，因此如今的地质层差不多一定要在广阔的、不规律的间歇时期内垒积起来；这样，掩埋于连续地质层里的化石所表现出的有机改变量就不一样了。依据这个看法，各地质层并非代表着一种新且完整的创造作用，而仅仅是在缓慢变化的戏剧中随意出现的偶然一幕而已。

　　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何倘若哪个物种一旦灭绝了，即便有彻底相同的有机的及无机的环境条件再次出现，它也一定不会重现了。原因是某一物种的后继者尽管能在自然组成中适应了抢占别的物种的地盘（无疑此种情况曾发生于众多例子中），而把其他一个物种排斥掉；然而旧的类型与新的类型不可能完全一样；原因是两者基本上必然都从其各自不同的祖先那继承了不一样的性状；而既已相异的生物将会依照相异的方式发生变异。比如，倘若我们的扇尾鸽全部被消灭了，养鸽者或许可以培养出一个与现有品种非常难以区分的新品种来的。然而如果原种岩鸽也一样被消灭掉，我们有种种理由能够相信，在自然状态下，亲类型往往要被它们进化了的后继者所取代和毁灭，那么在此情况下，就不易相信一个与现存品种一样的扇尾鸽，能从所有别的鸽种，或者甚至从所有别的相当稳定的家鸽族培育出来，原因是持续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几乎肯定是相异的，而且新产生的变种或许会从其祖先处继承某种相异的性状。

　　物种群，也就是属和科，在产生与灭绝上与单一物种依循一样的法则，其改变有快慢以及大小。一个群，一旦被毁灭就永远不能重新产生。换言之，其存在不论延续到什么时候，总是持续的。我了解对于这一法则有几个明显的特殊情况，然而特殊情况是极其的少，少到连福布斯、匹克推特和伍德沃德（尽管他们都坚定地反对我们所提出的这种看法）都承认该法则是对的；并且这一法则与自然选择学说是严密符合的。原因是同群的所有物种不论延续多长时间，都是别的物种的变异了的后继者，都是遗传自一个相同的祖先。比如，在海豆芽属中，在一切时期持续出现的物种，从下志留纪地层到现在，肯定都被一条绵延不绝的世代系列相结合。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谈到，有时物种的整群会出现一种假象，呈现出就像忽然发展起来的现象；对于此种情况我已经提出了一种解说，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对于我的看法将会造成致命的打击，然而这类情况确实是例外；根据普遍规律，物种群的数量逐步增加，只要增加至最高限度时，就又必然要逐步地变少。倘若用粗细不等的垂直线来表示一个属中的物种的数量，一个科中属的数量，让此线通过那些物种在当中发现的持续的质层上升，那么有时此线在下段开头的地方会呈现出并不尖利，而是平截的假象；接着此线随上升而慢慢变粗，相同粗度间通常能够维持一段距离，最终在上层岩床中慢慢变细乃至消逝，表明此类物种已慢慢变少，以致最终灭绝。这种一个群的物种数量的慢慢增加，严格符合于自然选择学说，原因是同属的物种与同科的属只能慢慢地，累积地增加；变异的过程与某些相似类型的形成必定是一个徐缓的、渐进的过程--一个物种先有两个或者三个变种形成，这类变种渐渐地变为物种，它又以一样徐缓的过程形成其他变种和物种，这样下去，就如同一棵大树从一条树干上长出很多分枝一般，直至成为大群。

　　物种与物种群的灭绝

　　前面我们仅仅捎带着提及了物种和物种群的灭绝。按照自然选择学说，旧类型的灭绝与新而进化的类型的形成关系紧密。老的观念主张世界上所有生物在连续时代里曾被祸变消灭殆尽，大多数人都已经不再赞同这种观点，就连埃利？得博蒙、默奇森、巴兰得等地质学家们也都抛弃了这种观点，其通常的观点或许会自然而然地指引他们得到此种结论。此外，按照对第三纪地质层的考察，我们有种种理由能够相信，物种和物种群先在此地、接着在彼地、最后在整个地球上依次地、逐一地灭绝。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因为地峡的断开而使得大群的新生物移入相近的海，或者因为一个岛的最终下陷，灭绝的经过或许曾经是快速的。无论是单一的物种还是物种的整群，其延续时期都极不一样；像我们所看到的，某些群从既知的有生命的黎明时期起一直持续至今；某些群在古生代还没有结束时便已经灭绝了，好像并无一条稳定的规律能决定什么物种或属可以持续多长时间。我们有理由认为，物种整群的灭绝过程通常要缓于其形成过程；倘若其形成和灭绝如前面所说的通过粗细不一样的垂直线来表示，便能够看出这条代表灭绝过程线的上部的变细，要比代表第一次产生及早期物种数量增多的下部来得徐缓。但是，在一些情况中，整群的灭绝，比如菊石，在靠近第二纪末时，曾经奇异地忽然发生了。

　　物种的灭绝曾陷入相当无理的神秘中。甚至有一些作者假设物种就如同个体一样有相应的寿命及相应的存留时期。或许没有人像我一样地曾惊讶于物种的灭绝。在拉普拉塔我曾经在柱牙象、大懒兽、弓齿兽还有别的已经灭绝的怪物的遗骸中找到一颗马的牙齿，这些怪物曾在最近的地质时代和现在仍旧存在的贝类一起生存，这真让我惊讶不已。我感到惊讶的原因是在马被西班牙人引入南美洲之后，就在整个南美洲变为野生的了，并以极快的速率增添了其数目，因此我问自己，在如此明显十分有益的生存环境下是何物会在如此近的时代使得之前的马消失了呢。然而我的惊讶是无依据的。欧文教授马上看出这牙齿尽管与现在的马齿异常相似，却是一个已然灭绝了的马种的。倘若这种马到现在仍旧存在，只是数量少一点，或许每一个博物学家对于其稀少根本不会觉得惊讶；这是由于稀少现象是任何地方的一切纲的大部分物种的属性。倘若我们自己问自己，为何此物种或者彼物种会稀少呢。那么可以用是因为有一些不利于它们的生活环境存在来回答；然而，是哪些方面的不利呢，我们却不容易说出来。假设那种化石马到现在依然作为一个物种存在，只是数目比较稀少，我们按照与一切别的哺乳动物（连繁殖率低下的象也包括在内）的类比，以及按照家养马在南美洲的归化历史，一定会认为倘若它在更为有利的环境下，绝对会在不长的时间内遍布所有陆地。然而我们说不出阻挠其增加的不利条件为何，是因为一种突发事故呢，还是因为几种突发事故，也说不出这些生活环境在马一生中的何时、在何种程度上各个发生作用的。倘若这些条件逐渐变得不利，无论怎样徐缓，我们的确也难以感觉到这种情况，但是那种化石马必然要慢慢地变少，乃至灭绝--这样那些胜利的竞争者就代替了其位置。

　　我们不容易时时记住，每种生物的增加是持续地被无法察觉的敌对作用压制的；而且这类无法察觉的作用绝对足以使其变得极其少，乃至最终灭绝。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太少，因此我曾听到一些人对柱牙象和更古的恐龙那种大怪物的灭绝不断感到惊奇，他们似乎觉得只要拥有巨大的身体就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夺得胜利。正好相反，如欧文所阐明的，单单是身体大，在某些情况中，因为需要很多的食物，反而会加快其灭绝。在人类没有居住于印度或者非洲之前，一定有一些原因曾经压制了现存象的不断增加。才华横溢的鉴定者福尔克纳博士认为，昆虫对象的不停地折磨将其削弱是压制印度象增加的主要原由，对于阿比西尼亚的非洲象，布鲁斯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昆虫和吸血蝙蝠事实上对南美洲几个地区的进化了的大型四足兽类的存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更近的第三纪地质层中，我们发现很多先变得极其少然后灭绝的情况；而且我们了解到，通过人为的作用，某些动物的一定区域的或全体的灭绝经过，也是相同的。我想重复一下我在1845年发表的论文，那篇论文认为物种通常是先变得很少，随后灭绝，这就如同病是死的序幕那样。然而，倘若对于物种的稀少并不觉得惊奇，而当物种灭绝的时候却惊奇万分，这就如同对于疾病并不觉得惊奇，而当病人逝去时却觉得惊奇，甚至怀疑他是因某种暴行而死一样。

　　自然选择学说是建立在下面的观念之上的：每个新变种，最终是每个新物种，因为比其竞争者具有某种优势而被形成并存活下来；而相比起来没有优势的类型的灭绝，差不多是无法避免的。在我们的家养生物中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假使一个新的稍稍改进的变种被培养出来，它一开始就要把它近旁的改进相对少一些的变种排除掉；当它被改进很多的时候，就会如同我们的短角牛一样被运至不同的地方，并在别处取代另外的品种的位置。于是，新类型的产生与旧类型的消亡，不管是自然条件下形成的还是人为的，就被结合起来了。在茂盛的群中，相当时间内形成的新物种类型的数量，在有些时期或许要比已然灭绝的旧物种类型的数量要多；然而我们了解，物种并非没有限制地不断增加的，起码在最近的地质时代内是这样，因此，倘若观察一下晚近的时代，我们就能相信，新类型的形成曾经导致数量近乎一样的旧类型的灭绝。

　　正如前面所阐述过并以事例阐明过的一样，在每个方面相互最相似的类型之间，斗争也往往发生得最为激烈。所以，一个改进了的和变异了的后代往往会使得亲种灭绝；并且，假使很多新的类型是由随便一个物种发展而来的，那么与该物种最近的亲种，也就是同属的物种，最易于发生灭绝。所以，正像我相信的，由某一物种遗传下来的一些新物种，也就是新属，最后会排除掉同科的一个旧属。但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即一个群的某一新物种占有了别的群的某一物种的位置，从而使其灭绝。倘若很多相似类型是由胜利的入侵者发展而来的，肯定有很多类型要把它们的位置让出来，灭绝的往往是相似类型，原因是它们通常因为相同地遗传了某种不良性而遭到损伤。然而，给别的变异了的和改进了的物种的让位的那些物种，不管是属于同纲还是异纲，总还是有一小部分能够生存到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原因是它们适应了某些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它们生活在偏远的、孤立的地方，而避开了激烈的斗争。比如，三角蛤属是第二纪地质层中的某个贝类的大属，其有些物种还残留在澳洲的海中，并且硬鳞鱼类这个近于灭绝的大群中的小部分成员，到现在还在我们的淡水里生活。因此就像我们见到的，全群的灭绝经过要比其形成经过徐缓一些。

　　有关整个科或整个目的显著忽然灭绝，如古生代后期的三叶虫及第二纪后期的菊石，我们应当记住之前曾经提到的情况，也就是在连续的地质层之间可能相隔着漫长的年代，并且在这些相隔的时间里，灭绝可能是相当徐缓的。此外，倘若一个新群的很多物种，因为忽然的迁入，或者因为极其快速的发展，而占有了一个区域，那么，大部分的旧物种将以对应的高速度灭绝；如此让出自己位置的类型往往都是那些相似类型，原因是它们一起具备相同的劣性。

　　所以，在我看来，单一物种和物种大群的灭绝形式与自然选择学说是非常符合的。对于物种的灭绝，我们没有必要惊奇；倘若非得要感到惊奇的话，那么还是对我们的夜郎自大--突然想象我们了解了决定每个物种存在的诸多繁复的偶然事情，感到惊奇吧，诸物种都有过度增长的趋向，并且经常存在我们不容易感觉得到的某种抑制作用在活动，倘若我们什么时候忘了这一点，就会根本无法理解所有的自然结构。只有等到我们能够清楚地解释为何此物种的个体数量会多于彼物种的个体数量；为何此物种，而非彼物种可以适应某一地区时，才可以对于我们为何无法阐明任意一个特别的物种或物种群的灭绝，有理由感到惊奇。

　　全世界的生物类型差不多一起发生改变

　　生物类型在全世界差不多一起发生改变，一切古生物学的发现中几乎没有比此种情况更为动人的了。比如，在完全不一样的气候下的、尽管尚无任何白垩矿物碎块被找到的很多遥远地区，比如在北美洲，在赤道范围的南美洲，在火地，在好望角，还有在印度半岛，我们欧洲的白垩层都可以被辨认出来。原因是在这类遥远的地区，有些岩层中的生物遗骸与白垩层中的生物遗骸表现出了显著的相似性。所发现的并不一定是相同物种，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所有的物种都不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们归于同一科、同一属和属的亚属，并且某些时候只在很微小的地方，比如外表上的斑条，拥有类似的性状。此外，在欧洲的白垩层中没有被发现过的、然而在其上段或下段地质层中发现的别的类型，也在这类地球上的遥远地区被发现。一些作者曾经在俄罗斯和欧洲西部以及北美洲的很多连续的古生代层中考察到生物类型具备相似的平行现象；根据莱尔的看法，欧洲与北美洲的第三纪沉积物也如此。即便全然不管“旧世界”和“新世界”所一起具有的一小部分化石物种，古生代和第三纪时期的各代生物类型的普通平行现象依然是明显的，并且某些地质层的彼此关系也不难被确认下来。

　　但是，这类考察都是有关地球上的海栖生物的：我们尚未有足够的事实能断定在遥远地区的陆栖生物和淡水生物是不是也相同地有过平行的改变。我们能够怀疑它们是不是曾经如此改变过：倘若把大懒兽、磨齿兽、长头驼（马克鲁兽）和弓齿兽从拉普拉塔运到欧洲，而不讲明其地质上的位置，或许无人会推测它们曾经与所有现存的海栖贝类一起生活过：然而，由于这类非同寻常的怪物曾经与柱牙象以及马生活于同一时代，因此起码可以推断它们曾经生活在第三纪的某一最近时期。

　　如果我们说整个地球上的海栖的生物类型曾经一起发生改变，一定不能假设这种看法是指同年，相同世纪，甚至不可以假设它有十分严明的地质学意义；原因是倘若将目前生活在欧洲的与曾经在更新世（如以年代来计算，这是一个包含全部冰期的很辽远的时代）生活在欧洲的所有海栖动物与目前生活在南美洲或澳洲的海栖动物进行对比，即使是经验最为丰富的博物学家，可能也不容易说出十分紧密相似于南半球的那些动物属于欧洲的更新世动物还是欧洲的今存的动物。还有几位优秀的观察者认为，美国的现存生物和曾经生活在欧洲第三纪末期的有些时期的生物之间的关系，与它们跟欧洲的现存生物之间的关系相比，更加紧密；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将来明显应该将如今沉积在北美洲海岸的化石层，同欧洲较古的化石层划分为一类。即便这样，倘若展望辽远的未来时代，我们能够确定所有相对近代的海成地质层，也就是欧洲的、南北美洲的以及澳洲的上新世的上部、更新世层和严明的近代层，因为它们包含部分相似的化石遗骸，因为它们不包含仅仅在较古的下层沉积物中才能看到的那些类型，从地质学的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说是能够确切地被归入一个时代的。

　　在上面所说的普遍意义里，在地球上相隔甚远的各个地区生物类型一起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曾经极大地触动了那些可敬的观察者们，比如得韦纳伊和达尔夏克。他们谈完欧洲每个地方的古生代生物类型的平行现象以后，又说：“倘若我们被这种奇特的程序触动，并将目光转移到北美洲，而且在那里看到一系列的相似情况，那么能够确定一切这类物种的变异，其灭绝和新物种的产生，明显决非只是因为海流的改变或别的一些部分的与临时的别种原因，而是按照控制全动物界的共同规律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样的话巴兰得先生也曾经坚定地说过。那种认为海流、气候或别的物理条件的改变，是导致处在十分异常气候下的全世界生物类型产生此种重大改变的看法，确实是太草率了。恰如巴兰得所提出的，我们应当去寻找其所遵循的某一特别规律。倘若我们探讨到生物的如今的散布情况，同时见到每个地方的物理条件与生物本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细微，我们将会愈加明白地理解上述观点。

　　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类型平行演替这一重要现象，通过自然选择学说可以获得解释。新物种因为比较老的类型相对优秀而被产生；这类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的、或优于别的类型的类型，将会形成数量最多的新变种，也就是早期的物种。在植物中我们能够看到有关此问题的确切证据：占据统治地位的，也就是最一般的并且分布范围最大的植物会形成数量最多的新变种。占据优势的、变异着的并且散布广阔的并在某些范围内抢占别的物种领土的物种，必然是拥有最佳机会再进行扩散的而且在新地方形成新变种及物种的那些物种。扩散的经过，往往是极其徐缓的，原因是这决定于气候的和地理条件的改变，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以及新物种对于其必须经历的种种气候的逐渐适应。然而不管怎样，占据优势的类型跟随时间的前进，通常会在散布上获得成功，并最终夺取胜利。在分隔的陆地上的陆栖生物的散布或许要比相连的海洋中的海栖生物的扩散进行得徐缓一些。因此我们能预测到，陆栖生物演替中的平行现象的程度没有海栖生物的那样紧密，这与我们所见到的是一样的。

　　如此，在我看来，整个地球上相同生物类型的平行演替，从大处上说，其一起演替，与新物种的产生是因为优势物种的广泛分散和变异这个原理十分吻合；如此形成的新物种自身就是优越的，原因是它们与曾经占据优势的亲种和别的物种相比已经具备一种优越性了，而且它们将继续扩散、变异并形成新类型。被打败以及位置被新的胜利者抢走的旧类型，因为相同地继承了某种劣性，往往都是相似的群；因此，当新且进化了的群扩散到世界各地时，旧群便会在地球上消亡；并且各地类型的演替，在开始产生和最终消亡方面都表现出一致的趋向。

　　还有另一个与此问题有关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已经对下面的看法提出了表示相信的理由：大部分含化石丰富的特大地质层，沉积于沉陷时期；没有化石的空白特别长的间隔，是在海底保持不动的时候，或者凸起的时候，一样也在沉积物的沉积速率不足以掩埋和留存生物的遗骸的时候形成的。在这样漫长的和空白间隔时期，我设想每个地方的生物都曾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和灭绝，并且在地球上的各个地区有过很多的迁移活动。原因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广阔地面曾遭受相同运动的影响，因此严格的相同时期的地质层，可能一般是在世界相同部分的宽广空间中垒积起来的；然而我们绝无任何资格以此来推断这是固定的情况，更无法判断广阔地面始终是不断地要遭受相同运动的影响。当两个地质层在不同地区在近乎相同的、不过并不全然相同的时期内堆积起来时，依据前节所提到的理由，在这两种情况下应当出现生物类型中一样的普通演替；然而由于在变异、灭绝和迁移方面，这个地区可能比那个地区时间稍稍多一些，因此物种或许不可能是绝对一样的。

　　我猜测欧洲发生过这种情况，在普雷斯特维奇先生有关英法两国始新世沉积物的值得称道的文章中，普雷斯特维奇先生曾在两国的连续多层之间发现了紧密的普通平行现象；然而当他比较英国的一些层和法国的一些层时，尽管他发现两地同属的物种数量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物种自身却存在差别，除非假设有一个海峡分离开两个海，并且两个海中已生活着一个时代的但不一样的动物群，不然从两国靠近这一点来看，这种差别不易解释。莱尔对一些第三纪末期的地质层也进行过类似的考察。巴兰得也提出显著的普遍平行现象也存在于波希米亚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连续的志留纪沉积物之间；虽然这样，他仍然发现了那些物种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特大差别。假如这些地区的地质层并非在全然一样的时期内垒积起来的--某一地区的地质层常常与另一地区的空白间隔差不多--并且，假如两地的物种是在很多地质层的垒积时期以及它们之间的漫长间隔时期内缓慢地发生改变的，那么在此情况下，两地的众多地质层根据生物类型的普遍演替法则，基本上能够被排列为相同次序，而这种次序可能会不真实地表现出严密的平行现象；虽然这样，物种在两地的明显差不多的各层中并不一定是全然一样的。

　　灭绝物种彼此之间及其与现存类型之间的亲缘关系

　　我们现在探讨一下灭绝物种与现存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所有物种都能够归为少数的几个大纲：依据生物来源的原理马上能够进行解释。遵照普遍规律，越古老的类型，它与现存类型之间的差别就越大。然而，根据巴克兰很久之前所阐述的，灭绝物种都能够归入现存的群里，或者归入现存的群之间。灭绝的生物类型能够帮助填充现存的属、科以及目之间的间隔，这确实是真实的；然而，由于此种观点经常被忽略甚至被否定，因此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并列出几个例子，是有必要的。假设我们只把目光集中在相同纲中的现存物种或灭绝物种上，那么其系列的完全就大大比不上将二者组合于一个系统中。在欧文教授的论文里，我们不停地看到概括的类型这类用在灭绝动物身上的用语；在阿加西斯的论文中，就用预示型或综合型来表示；实际上这类用语所指的类型，都是中间的也就是过渡的连锁。另外一位杰出的古生物学家高得利，曾用最打动人的形式说明他在阿提卡找到的大量化石哺乳类使得现存属之间的间隔被打破了。居维叶曾将反刍类和厚皮类编排为哺乳动物中差别最大的两个目，然而被挖掘出来的化石连锁这么多，以至于欧文只得改变整个的分类法，把一些厚皮类与反刍类一同归于同一个亚目中；比如，他按照中间级进将猪和骆驼之间的显著的宽阔间隔取消了。有蹄类，就是长蹄的四足兽，如今分成双蹄和单蹄两类；然而南美洲的长头驼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两大类联系起来了。人们都认为三趾马是介于现存的马与一些较古的有蹄类型之间的。在哺乳动物的链条中，由热尔韦教授取名的南美洲印齿兽是一个如此奇特的连锁，它无法被归入现存的一切目中。海牛类成为哺乳动物中十分特别的一群，现存的儒良和泣海牛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根本没有后肢，即便是丁点残留的痕迹都未留下；然而，依据弗劳尔教授的主张，由于灭绝的海豚全部拥有一个骨化的大腿骨，和骨盘内的十分强大的杯状窝结合在一起，以致使得它与有蹄的四足兽相似，而海牛类则在别的地方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