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14:35
，即它们从冰期之前一直持续至今。
倘若沉积物能在长时间内连续进行垒积，而且在这时期内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徐缓的变异过程，那么此时，才可以在相同地质层的上端和下端出现介乎两个类型之间的完全级进的系列；所以，这堆积物必定是相当厚的，而且进行着变异的物种必定是一直都在相同范围内生活的。然而，我们已经了解，一个厚的并全都包含化石的地质层，唯有在下陷时期才能垒积起来；而且沉积物的供应量一定要与沉陷量近乎均衡，让海水深度基本维持一致，这样才能使同一类海产物种生活在同一范围内；然而，这种沉陷运动有让产生沉积物的地面沉浸在水中的趋向，因此，在沉陷运动持续发生的时候，就会减低沉积物的供应量。实际上，沉积物的供应量与沉陷量之间要达到完全近乎均衡，或许是一种极其少见的偶然事情：因为不单只有一个古生物学者发现在特别厚的沉积物中，仅在其上端和下端的区域附近有生物遗骸，而别的区域一般是没有的。
每个单个的地质层，也相似于任何地方的全部地质层，其垒积通常是间断的。如果见到并且确实可以经常见到，一个地质层由差别相当大的矿物层组成时，我们能够正确地去假设沉积过程多多少少曾经是中断过的。尽管特别细致地研究一个地质层，然而有关这个地质层的沉积所消耗的时间，我们却无法获得任何概念。众多事例说明，只有数英尺厚的岩层，却相当于别的区域数千英尺厚的、从而在垒积上要耗费相当长时间的地层。如果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就会对如此薄的地质层竟可以表现漫长时间的过程产生怀疑。此外，某个地质层的下层在抬高后，被侵蚀、再沉陷，接着被相同地质层的上层所遮盖，这样的例子也相当多。这些情况证明，在其垒积时期内有多么长久而易于被人忽略的间隔时期。在别的一些现象中，巨大的化石树仍然如同当年生长时那样地直立着，这显著地说明了，在沉积的经过中，存在很多长的间隔时期和水平面的改变，倘没有这些被保留下来的树木，或许想象不出时间的间隔及水平面的变化。比如，菜尔爵士与道森博士曾经在新斯科舍发现过厚达1,400英尺的石炭纪层，它包含着古代树根的层次，相互垒叠，有68个以上不一样的水平面。所以，倘若相同物种在某个地质层的下面、中间和上面都存在，或许是这个物种在沉积的整个时期没有在相同地方生活，而是曾经在相同地质时代内历经数度的绝迹与再现。因此，假如此物种在任意一个地质层的沉积时期内有明显的变异，那么这一地质层的某一个地方不会包含我们理论上确实存在的所有微小的中间级进，而仅仅是包含忽然的、尽管或许是细微的、改变的类型。
最要紧的是要记住，博物学家们没有不可动摇的标准来对物种和变种进行区分；他们承认不同物种之间都存在微小的变异性，然而如果他们碰到任意两个差异量略微大一点的类型时，却没有最紧密的中间级进来联系它们，就会认为这两个类型是物种；按照上述理由，我们无法期望在任意一个地质的断面中都发现此种联系。假如B和C是两个物种，并且假设在下面较古的地层中看到了第三个物种A:在此情况中，即便A严格地处于B和C之间，如果它不能同时被一些十分紧密的中间变种与B和C之中的任意一个类型或者两个类型相连接，A通常便会被归为第三个不一样的物种。请注意，像前面所阐述的，A或许是B与C的真实的原始祖先，然而并不非得在每个方面都严明地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在同一个地质层的下部及上部中获得亲种与其很多变异了的后代，然而倘若我们并未同时获得大量的过渡级进，我们将辨认不清其血统关系，因此就会将它们归为不同的物种。
大家都知道，很多古生物学家们是依据多么细微的差别来对他们的物种进行区分的。倘若这些标本不是来自相同地质层的同一个层次，他们将毫不迟疑地把它们归为不同的物种。一些有经验的贝类学家，如今已将多比内和其他学者所确定的诸多极完全的物种归为变种了。而且依据此种看法，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根据这一学说所应该见到的那类改变的证据。再看一下第三纪后期的沉积物，大部分博物学家都认为那里所包含的很多贝壳与如今存在的物种是一样的；然而一些杰出的博物学家，如阿加西斯和匹克推特，却认为尽管差异非常细微，但所有这些第三纪的物种与如今存在的物种是明显的不一样的；因此，除非我们相信这些杰出的博物学家被其假想所误导，而认为第三纪末期的物种的确与其如今存在的代表并无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除非我们反对大部分博物学家的推断，承认这些第三纪的物种确实一点都不同于近代的物种，我们在此就可以获得所需要的那类微小变异频频发生的证据。倘若我们研究一下略微广阔一点的间隔时期，即研究一下相同硕大地质层中的不同并且连续的层次，我们就会发现当中含有的化石，尽管一般被归为不同的物种，然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同相离更远的地质层中的物种相比，要紧密得多；因此，关于朝向这个学说所需要的方向的那种改变，在此我们又找到了确实的证据；不过关于此问题，我将留在下一章里再进行讨论。
关于繁衍迅速而移动较小的动物与植物，如之前已经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来推断，其变种起初通常是地方性的；这种地方性的变种，只有等它们被改变和完成到了相当程度，才能广泛分布并排挤其亲类型。根据此种看法，在任意地方的某个地质层中想要看到任意两个类型之间的全部早期过渡阶段的概率是相当小的，原因是持续的变化被看做是地方性的，也就是局限于一个地方的。大部分海产动物的分布区域都是很广的；而且我们看到，在植物中，最常出现变种的往往是散布范围最宽的；因此，对于贝类和别的海产动物，那些散布范围最宽的，大大超出现知的欧洲地质层界限的，通常最容易先出现地方变种，末了才出现新物种；所以我们在任意某个地质层中发现过渡性阶段的可能性又极大地变小了。
最近福尔克纳博士提出的一种更重要的观点，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每个物种发生变化的时间，尽管用年代来计算是久远的，然而与它们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时期相比，或许还是短暂的。
应该记得，在今天可以用中间变种相连接的两个类型的完整标本是特别少的，这样除非在很多地方搜集到很多标本之后，几乎不能证实它们属于同一个物种。但在化石物种上极少可以做到如此。我们可以提出几个问题，比如说，在某一未来时代地质学家可不可以证实我们的牛、绵羊、马和狗的各个品种是从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原始祖先遗传下来的，又如，生活在北美洲海岸的一些海贝事实上到底是变种呢，还是所谓的不同物种呢？一些贝类学者把它们归为物种，与它们的欧洲代表种不一样，而另一些贝类学者只把其列为变种，提出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可能就可以最好地理解不可能用众多的、细小的、中间的化石连锁来连接物种。只有探查了化石状态的无数中间级进之后，将来的地质学者才能证明此点，但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持物种拥有不变性观点的作者们不断地强调地质学没有供给任何连锁的类型，在下一章就会看到这种说法绝对是错误的。就像卢伯克爵士所说的，“诸物种都是别的相似类型之间的连锁”.倘若我们拿一个包含二十个现存的和灭绝的物种的属作为例子，假设有五分之四灭绝了，那么大家都会认为残存的物种之间相互间将会变得相当不同。倘若这个属的两极端类型偶然地灭绝了，那么这个属将更不同于别的相似属。地质学研究揭示出来的是，以往曾经存在过无限数目的中间级进，它们如同现存变种那样的细微，而且连接了差不多全部现存的和灭绝的物种。但不应该期盼能够做到这样；不过这却被不断地提出来，作为否定我的观点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意见。
通过一个想象的例子总结一下上述地质记载不完整的各个原因，还是有意义的。马来群岛的大小大致与从北角到地中海以及从英国到俄罗斯的欧洲面积相等；因此，除美国的地质层以外，其面积与所有多少确切调查过的地质层的整个面积差不多。我绝对同意戈德温奥斯汀先生的观点，他以为马来群岛的现状（它的无数大岛屿已被广阔的浅海分隔），基本上能够表现以前欧洲的大部分地质层正在进行垒积的状况。在生物方面马来群岛是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是，倘若把所有曾经生活在那里的物种都收集起来，就会发现它们在代表世界自然史上会是怎样的不完整！
然而我们有种种理由能够相信，在我们假设垒积在那里的地质层中，马来群岛的陆栖生物肯定被保留得非常不完整，被掩埋在那里的严格的海岸动物，或生活于海底裸露岩石上的动物，不可能有太多并且那些被掩埋在砾石和沙中的生物也不会存续很长时间。在海底没有沉积物垒积的区域，或者在垒积的速率上无法保护生物体免于腐化的区域，生物的遗骸便无法保存下来。
富含各类化石并且其厚度在将来时代中足以持续到就像过去第二纪层那样漫长时间的地质层，在群岛中通常只能产生于沉陷时期。这等沉陷时期相互会被超大的间隔时期分开，在此间隔期内，地面可能维持静止可能持续上升；如果持续止升，陡峭海岸上的含化石的地质层，将会不停地被海岸作用所破坏，其速度几乎等于垒积速度，就像我们现在南美洲海岸上所看到的情形那样。在上升时期，就算在群岛间的宽广浅海中，沉积层也不容易垒积得很厚，或者说也不容易被其后的沉积物所遮盖或保护，所以不可能存留到遥远的将来。在沉陷时期，生物灭绝的概率很大；在上升时期，可能会涌现相当多的生物变异，然而此时的地质记载更不完整。
任何群岛全部或者部分沉陷与一起发生的沉积物垒积的长久时间，能否超过同一物种类型的平均连续时期，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偶然存在的情况对于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物种之间的所有过渡级进的存留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种级进，没有整个被存留下来，过渡的变种看起来就如同是很多新的尽管紧密相似的物种。每个沉陷的长久时期还可能由于水平面的震动而被打断，同时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也可能产生细微的气候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群岛的生物将迁徙，这样在任意一个地质层里就无法保留关于其变异的紧密连接的记录。
群岛的大部分海产生物，如今已经超出了其界限而散布到数千英里之外；如此类推，能让我们确信，主要是这些分布广泛的物种，即便其中分布广泛的只有一些，最常形成新变种：这种变种起初是地方性的也就是只局限在一个区域内，然而如果它们获得了任意决定性的优势，即如果它们进一步变异和改进时，他们将逐渐地分散开去，并且排挤掉亲缘类型。当这种变种重回家乡时，由于它们已与之前的状态不一样，即使其程度或许是十分细微的，并且由于它们都在相同地质层的略微不同的亚层中被看见，遵照许多古生物学者所依循的原理，这些变种基本上会被归为新而相异的物种。
倘若这种观点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我们就无权希望在地质层中发现这种数目无限的、差异细微的过渡类型，而根据我们的学说，这些类型，曾经把所有同群的以往物种与现在物种联结在一条不仅长并且分枝的生物连锁中。我们仅仅应当探查比较少的连锁，而我们的确探查到了它们--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的远一点，有的近一点；而这种链锁，尽管曾经是极紧密的，倘若在同一地质层的不同层次中被发现，也会被很多生物学者归为相异的物种。我直言不讳地说，倘若不是在每个地质层的早期及后期生活的物种之间缺乏无数过渡的链锁，而对我的学说造成这么重大的威胁的话，我将想不到在保留得最完整的地质断面中，记录仍然是这样的少。
全群相似物种的忽然出现
在某些地质层中物种全群忽然出现的事实，曾被一些古生物学者--像阿加西斯、匹克推特及塞奇威克--认为是反对物种可以迁徙这一观点的致命异议。倘若被列为同属或同科的许多物种的确会同时产生出来，那么这种观点对于把自然选择作为根据的进化学而言，确实是致命的。因为按照自然选择学说，全部从同一祖先遗传下来的一群类型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十分徐缓的过程；并且这些祖先必然在其变异了的后代出现以前很久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我们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地质记载的完整性，而且因为某属或某科未在某一阶段不曾看到，就错误地推断它们之前在那个阶段也没有出现过。在一切的情况中，只有积极性的古生物证据，才能够全部信赖；而消级性的证据，像经验所频频指出的，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不记得，整个地球比起被探查过的地质层的面积，是多么的巨大；我们还会忘了物种群在迁移到欧洲的古代群岛和美国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生存了很长时间，并且已经逐渐地繁殖了。我们也未恰当地考虑到在我们的持续地质层之间所经历的间隔时期--在很多情况中，这一时期也许要比每个地质层垒积起来所耗费的时间更漫长。这些间隔内可以提供有充足的时间使物种从某一个亲类型繁衍起来而这种群或物种在此后形成的地质层中如同忽然被创造出来一样地产生了。
这里我要重复一遍之前曾经说过的话，就是某种生物适应一种新而特别的生活方式，比如空中飞翔，可能是要花漫长且持续的时间的；这样，其过渡类型往往会在某一个地方存续很长时间；然而，倘若一旦这种适应获得成功，且少部分物种因为这种适应比其他物种获取了很大的优势，那么只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形成很多分支类型来，这些类型便快速地、广泛地分布于整个地球。在对本书的杰出书评里匹克推特教授评价了早期的过渡类型，并用鸟类作为佐证，他无法看出假设的原始型的前肢的持续变异会带来什么好处。然而看一下“南方海洋”上的企鹅：这些鸟的前肢，不是就介于“既不是真正的手臂、也不是真正的翅膀”这种情况的中间状态吗？而且这种鸟在生存竞争中成功地占据了其地位；因为其个体数量是无限多的，并且其种类也是相当多的。我并非假设此处所看到的就是鸟翅所曾经经历的真正的过渡级进。然而相信翅膀或许可能有益于企鹅的变异了的后代，让它先变成如同大头鸭那样地可以在海面上拍打，最后能够从海面飞起而在空中滑翔这一点又会有何特殊的困难呢？
现在我略举几个例子，来证实上述观点，并且指明在假设整群物种曾经忽然形成一事上我们多么容易犯错误。甚至在匹克推特有关古生物学的杰出著作的第一版（出版于1844-1846年）与第二版（1853-1857年）之间的一个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关几个动物群的最初形成与消亡的结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第三版或许还需要作更大的修改。我可以再说一个熟知的事例，在前不久发表的某些地质学报告中，都说哺乳动物是忽然形成于第三纪的。但目前已知的含有丰富哺乳动物化石的堆积物中的一堆是产生在第二纪层的中段的；并且在靠近这一大纪早期的新红沙岩中找到了真正的哺乳动物。居维叶向来认为，在第三纪的任何层中猴子都未出现过；然而，现在在印度、南美洲和欧洲已经在更古的第三纪的新世层中找到了其灭绝种。如果不是在美国的新红沙岩中存在被偶然保留下来的痕迹，谁敢假设在那个时代最少有三十种不同的鸟形动物--有些是很大的--曾经生活呢？而在这种岩层中没有找到这种动物遗骸的一个碎片。前不久，某些古生物学者认为所有鸟纲是忽然形成于始新世的：然而如今我们知道，按照欧文教授的权威观点，在上端绿沙岩的沉积时期确实已存在一种鸟；更近一点的，在索伦何芬的鲕状板岩中找到了一种奇特的鸟，即始祖鸟，它们有着蜥蜴状的长尾，尾部的每节长着一对翅膀，而且羽毛上长有两只发达的爪子。没有任何近代的发现比此发现更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对于地球上古老的生物，知道得是多么的少。
我还举一例，为我亲眼所见，曾令我十分感动。我在一篇论化石无柄蔓足类的论文中曾提到，依据现存与灭绝的第三纪物种的众多数量，依据全世界--从北极到赤道--在从高潮线到50英尺各个不同深度中生活的很多物种的个体数量之繁多异常，依据最古的第三纪层中被保留至今的标本状态的完整程度，依据就连一个壳瓣的碎片也不难被辨认；依据所有这些条件，我曾推断倘若无柄蔓足类曾经在第二纪生活，它们必然会被保留下来并且被找到：但由于在这一时代的一些岩层中并未找到过它们的任何物种，因此我曾断定这一大群是在第三纪的早期忽然发展起来的。这令我十分痛苦，因为那时我认为这将给物种的一个大群的忽然形成增添一个例子。然而在我的著作即将出版之时，一位颇有经验的古生物学者波斯开先生寄给我一张一种无柄蔓足类完整的标本图，他亲自在比利时的白垩层中采集到了此化石。仿佛为了使这种现象更加动人似的，这种蔓足类属于藤壶属，这是一个极其一般的、特大的、广泛存在的属，并且在这一属中尚无任何物种曾在哪一个第三纪层中被找到过。后来，伍德沃德在白垩层上段找到了无柄蔓足类的另外一个亚科的一种，四甲藤壶；因此目前我们已经有充分的事实来证实这群动物曾生存于第二纪。
被古生物学者经常提及明显忽然出现的整群物种，就是硬骨鱼类。阿加西斯说，它们的形成是在白垩纪下半段。这一鱼类包括现存物种的大多数。然而，侏罗纪的和三叠纪的一些类型如今一般都被划分为硬骨鱼类；就连一些古生代的类型也被一位高级权威学者归为此类中。倘若硬骨鱼类的确是忽然形成于北半球的白垩层上部，这肯定是应当特别注重的事实；然而，除非能说明此物种在世界其余地方也在相同时期内忽然并一起发展了，它并未制造无法克服的麻烦。在赤道南部并未找到过一个化石鱼类，对此就不需要多阐述了：并且读过匹克推特的古生物学，就会了解在欧洲的几个地质层也仅仅找到过极少物种。少部分鱼科如今只分布在有限的区域里；硬骨鱼类以前可能也存在过类似的被限制的分布区域，不过是在某一个海里大量发展以后，它们才普遍地分布到很多地方去。而且我们也不能假设世界上的海像现在一样由南至北一直是无限制地开放的。就算在现在，倘若马来群岛变成陆地，那么印度洋的热带部分可能会成为一个全部被封闭起来的特大盆地，海产动物的任意大群或许在那里都会繁殖起来，除非其中一些物种发生变化，能够适应比较冷的温度，而且可以绕过非洲或者澳洲的南部的角，从而到达别的远处海洋，否则这种动物基本上会被限制在那一范围的。
按照这种研究，由于我们对有关欧洲及美国以外地区的地质学知之甚少，加之近十余年来的发现所引起的古生物学知识中的革命，我觉得对整个世界生物类型的演替问题作出片面的判断，就像一位博物学家在澳洲的某个不长草木的地方待了五分钟之后就对那里生物的数目和分布区域进行探讨一样，好像是过于轻率了。
近似物种群在已知的最古老的化石层中的忽然出现
更加严重的还有一个类似的难点，我是指动物领域中几个重要部门的物种在已知的化石岩层的最下部中忽然出现的事实。大部分的讨论让我相信，同群的所有现存物种都是传自于一个单独的祖先，这对于最初的既知物种也一样完全适用。例如，所有寒武纪的和志留纪的三叶虫类全部是传自某一种甲壳类动物，此种甲壳类肯定在寒武纪之前很久就存在了，同时与一切既知的动物或许都大不一样。一些最古老的动物，如鹦鹉螺、海豆芽……与现存物种差别不大；根据我们的学说，上述古老的物种无法被假设为是在它们之后产生的相同群内的所有物种的原始祖先，原因是它们没有一点中间性状。
因此，倘若我的学说是对的，远在寒武纪最下段沉积之前，一定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时期相较于从寒武纪到今天的整个时期，或许同样的漫长，或许还要漫长得多；并且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地球上肯定已经布满了生物，在此我们碰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意见：那就是地球在适合生物生活的状态下是不是已经存在了那么长时间，值得怀疑。汤普森爵士推断说，地壳的凝固不可能低于两千万年或者超过四亿万年，而应该是低于九千八百万年或超过两亿万年。时间限度差别这样大，说明这些数据是相当可疑的，并且以后或许别的要素还会被引入此问题。克罗尔先生测算自从寒武纪至今大概已有六千万年，然而按照从冰期开始至今生物的细微变化量推断，这与寒武纪层以来生物的确曾经发生过的大且多的改变相比，六千万年好像过短；并且之前的一亿四千万年对已经生存在寒武纪中的每种生物的发展而言，也无法被认为是充足的。但是，如汤普森爵士所认为的，在特别早的时期，世界所处的物理环境，它的变化或许比现在更为急促而猛烈，而这种变化对促使当时已经存在的生物以对应速率发生改变是有帮助的。
那么，为何在寒武纪之前的这种假定最初时期内，未能找到含有丰富化石的沉积物呢？对于此问题我还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以默奇森爵士为领导的几位杰出的地质学家们近来还认为，我们在志留纪最下段所发现的生物遗骸，是生命最早的曙光。别的部分相当有能力的鉴定者们，如菜尔和福布斯，则不同意这一观点，我们不要忘了，整个世界被确切了解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前不久，巴兰得在当时已知的志留纪的下段，找到了另一个还要靠下的地层，这一层含有极其多的新物种；而目前希克斯先生在南威尔士更下端的下寒武纪层中，找到了富含三叶虫的、并且包含种种软体动物与环虫类的岩层。甚至在一些最下级的无生岩中，还存在磷质细块和沥青物质，这或许暗示了在这个时期中生存的生物。加拿大的劳伦纪层中存在始生虫，已被大家所认同。在加拿大的志留纪之下存在三大系列的地层，在最下段的地层中曾找到过始生虫。洛根爵士说：“这三大系列地层厚度的总和或许大大超出了此后从古生代底端到如今的全部岩石的厚度。这样，就把我们带回到了一个极其渺远的年代，使得一些人大概会认为巴兰得所谓的原始动物的形成是比较近代的事件。”始生虫的结构在所有动物中是最低等的，然而在其所属的这一纲中其结构却是高等的；它曾有过无限的数量，正如道森博士所说，它一定是把别的数量众多的细微生物作为食物的。因此，1859年我所提出的远在寒武纪之前就已有生物生存的观点--这与后来洛根爵士所描述的差不多一样--被证实是对的了。即便这样，要对寒武纪以下为何没有含化石丰富的特大地层的垒积，说出好的理由，仍是有相当大的难处。如果说那些最古的岩层已经因为侵蚀作用而完全消逝，或者说其化石因为变质作用而全部消亡，好像是不正确的，因为，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将在它们后面的地质层中仅仅找到些许细微的残留物，并且这种残留物通常应呈现出部分的变质状态。然而，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俄罗斯以及北美洲的广大地面上的志留系沉积物的描写，与这样的观点并不一样：一个地质层越是古老越是无法避免地要遭受强烈的侵蚀与变质作用。
目前还无法解释这种事实；因此这会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理由来否认本书所赞同的观点。为了指出以后或许会获得某种解释，我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依据在欧洲及美国的很多个地质层中的生物遗骸--它们好像未在深海中生活过--的性质；以及依据厚达数英里的组成地质层的沉积物的量，我们能够推断形成沉积物的大岛屿或者大陆地，一直处于欧洲和北美洲的现存大陆周围。后来阿加西斯和别的某些人也采用了相同的观点。然而我们还不了解在若干连续地质层之间的间隔时期内，事物的情形曾经如何；在这种间隔时期内，欧洲和美国到底是干旱的大陆，还是无沉积物堆积的近陆海底，或者是一片宽广的，极深的海底，我们还不清楚。
现在的海洋面积是陆地面积的三倍，其中还分布着很多岛屿；然而我们了解，只有在新西兰找到过一件古生代或第二纪地质层的残留物，几乎任何别的真正的海洋岛（假如新西兰能被称为真正的海洋岛）上都没有找到过。所以，我们或许能够推断，在古生代与第二纪的时期里，在今天海洋的区域内没有大陆与大陆岛屿出现过；原因是假如它们曾经出现过，那古生代层与第二纪层就有一切可能存在由它们的消磨了的及崩溃了的沉积物垒积起来；而且因为在十分漫长的时期内肯定会有水平面的震动，因此这种地层最少有一部分凸起了。这样，假如我们从这种情况可以推断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能推断，在现在海洋扩展的区域内，自我们有任何记载的最早的年代以来，就曾出现过海洋；而且我们也可以推断，在现在大陆所处的地方，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陆地，它们自寒武纪以来肯定遭遇了水平面的极大震动。在我的《论珊瑚礁》一书中所附的彩色地图，让我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即各大海洋到现在仍然是沦陷的主要地区，大的群岛仍旧是水平面震动的地区，陆地仍旧是上升的地区。然而我们并没什么理由假设，世界自形成以来，情况就是如此一成不变的。我们陆地的产生，好像是因为在数次水平面震动之时，上升力量占主导导致的；然而这种优势运动的区域，在时代的变迁中难道没有改变吗？远在寒武纪之前的某个时期中，现在海洋扩展开的地方，或许曾经有过大陆，而现在大陆所处的地方，或许曾经出现过清澈宽广的海洋。比如，假如太平洋海底此刻变成一片陆地，即便那里有比寒武纪层还老的沉积层曾经垒积起来，我们也不应该假设它的状态是能够辨认的。原因是这些地层，因为下陷到更靠近地球中央数英里的区域，以及因为上端有水的十分巨大的压力，也许比靠近地球外表的地层，要遭受到严重得多的变质作用。地球上一些地区的裸露变质岩的广阔区域，比如南美洲的这类区域，肯定曾在相当大的压力下遭受过灼热的作用，我总认为关于这类区域，好像有必要进行特殊的阐述：我们基本上能相信，在这类广阔区域中，我们能见到很多远在寒武纪之前的地质层是处于彻底变质了的及被侵蚀了的状态。
在此所探讨的几个难点是--尽管在我们的地质层中发现了很多介于如今存在的物种与以前曾经存在的物种之间的连锁，然而把它们紧密相结合的众多微小的过渡类型尚未被找到--在欧洲的地质层中，忽然涌现出若干群的物种--按目前所知道的，寒武纪层往下几乎根本没有含丰富化石的地质层--全部这些难点的本质必定都是相当严重的。最杰出的古生物学家们，也就是居维叶、阿加西斯、巴兰得、匹克推特、福尔克纳、福布斯等，和全部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们，如莱尔、默奇森、塞奇威克等，都曾经一致地并且往往强烈地支持物种不变性的观点。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上面所说的那些难点的严重程度了。然而，莱尔爵士目前对相反的一面提供了其最为权威的支持；而且这也极大地动摇了大部分地质学家与古生物学家坚持之前所持观点的信念。那些认为地质记载基本上是完整的人们，必定还会不假思索地反对这个学说的。而我本人，则按照莱尔所打的比方，把地质的记载看成是一部已经散失不完整的，而且往往用变化不定的方言著成的世界历史；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们只掌握了最末的一卷，并且仅仅和两三个国家相关。而在这一卷里，又仅仅是在这儿或那儿保留下了一个断章；每页仅有很少的几行。逐渐改变着的语言的任何一个字，在相连的每章中又不同程度地有些相异，这些字或许表示掩埋于连续地质层中的、而已被错误判断为忽然产生的各个生物类型。根据这种看法，上面所探讨的难点将会极大地减小，或者甚至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