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武力又假借仁义的人可以称霸天下，因此，称霸必须具备大国的条件。依靠道德而施行仁义的人可以称王天下，能称王的国家不一定要具备大国的条件。商汤凭借面积只有七十里的国土称王天下，周文王凭借面积只有一百里的国土称王。用武力让别人服从，别人并不是真心服从，只是力量不够反抗罢了；用道德让别人服从，别人才是心悦诚服的真心服从，就像孔子的七十个弟子服从孔子那样。《诗经》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真心服从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提出了"以德服人"的"感化谋略".这一谋略的适用范围很广，大到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面，小到个人的为人处世方面。历史上也有很多因"以德服人"而得到好处的事例。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平定了国内斗越椒的叛乱，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宴请文武百官。文武百官都来赴宴，宴会一直举行到日落西山，但众人依然兴犹未尽。于是，楚庄王命令继续掌灯夜宴。

　　当文武百官都带有几分醉意时，楚庄王让自己最宠爱的妃子许姬为他们敬酒。正在这时，突然刮起一阵大风，吹灭了堂上的蜡烛。席间一人见许姬貌美，于是竟然趁着黑暗扯她的裙子，不料却被许姬顺势揪下了帽缨。许姬很生气，她快步走到楚庄王跟前，附耳说道："刚才，群臣中有人对我无礼，妾揪下了他的帽缨，请大王快命人点亮蜡烛，看看这个人是谁。"

　　楚庄王听罢，急命掌灯者道："不要急着掌灯，我要和诸卿开怀畅饮！诸卿请统统摘下帽缨，我们喝个痛快！"

　　当文武百官们都莫名其妙地摘下帽缨之后，楚庄王才让人点亮了蜡烛。于是，那个调戏许姬的人便被遮掩过去了。

　　散席后，许姬问楚庄王："男女之间界限严格，况且我是大王的妃子。有人竟敢当着大王的面调戏我，这是对大王的侮辱。大王不仅不察不问，还替他打掩护，这怎么能肃上下之礼，正男女之别呢？"

　　楚庄王笑着说："这你就不懂了。你想，今天是我宴请文武百官，他们从白天喝到晚上，都带了几分醉意，酒醉出现狂态也不足为奇。如果我按你的要求把那个人查出来，显示你的贞节，却冷了场，让文武百官不欢而散，便失去了我举办宴会的意义。"

　　许姬听了楚庄王的话，十分佩服楚庄王。从此以后，人们便把这个宴会称为"绝缨会".

　　楚庄王这种容人之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久之后，楚军讨伐郑国，将军唐狡，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充任先锋。由于唐狡的力战，楚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节节胜利。于是，楚庄王提出要厚赏唐狡，唐狡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怎么还敢讨赏呢？’绝缨会‘上非礼许姬的那个人就是我啊！蒙大王不杀之恩，我舍命相报也是应该的。"

　　楚庄王感叹道：如果当时治了他的罪，今天怎么会有人效力杀敌呢？

　　【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1 ],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2 ]云：’迨[3 ]天之未阴雨，彻[4 ]彼桑土，绸缪牖户[5 ].今此下民[6 ],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7 ],是自求祸也。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8 ]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9 ]曰："天作孽，犹可违[10 ];自作孽，不可活[11 ].’此之谓也。"

　　【注释】

　　[1]闲暇：指国家安定，无内忧外患。

　　[2]《诗》：这里特指《诗经？邪风？鸱鸦》篇。

　　[3]迨：趁着。

　　[4]彻：剥取。

　　[5]绸缪牖户：指修补窗户。

　　[6]下民：指下人、普通百姓。

　　[7]敖：同"邀",意为"出游".

　　[8]《诗》：这里特指《诗经？大邪？文王》篇。

　　[9]《太甲》：《尚书》中的一篇。

　　[10]违：躲避。

　　[11]活：逃。

　　【译文】

　　孟子说："讲仁义就获得尊荣，不讲仁义就招致耻辱。然而现在有人既讨厌耻辱，却又安于不仁，这就好像既厌恶潮湿，却又安于居于低洼的地方一样。假如是真的厌恶耻辱，还不如崇尚仁德仁义、尊重士人，让有贤德的人当官，有才能的人为国家办事，再趁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修明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制度，这样的话，大国都会因此而产生畏惧了。

　　"《诗经》上说：‘趁着天晴的时候，用桑皮拌着泥土修好窗户和门户。今后你们下面的人，有谁还敢欺负我？’孔子也说：‘写这首诗的人真懂道理呀！能够治理好国家，谁还敢欺负他呢？’如今国家太平无事，却趁着这个机会寻欢作乐，这是自找灾害，灾害和幸福都是自己找来的。《诗经》上说：‘永远配合着天命，自己寻求到更多的幸福。’《大甲》上也说：‘从天上降临的灾害可以逃避，自己造成的罪孽就无处可逃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的本意依然是劝诫统治者要施行仁政，只是是从"恶湿居下"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出发的。

　　所谓"恶湿居下",用原文的意思解释，就是讨厌潮湿，却又住在低洼的地方。孟子将这个道理推而广之，进一步指出，有些国君既讨厌耻辱，却又安于现状，不施行仁政，他趁机奉劝诸侯国的国君们，如果是真的讨厌耻辱，就应该崇尚道理，尊敬贤士，施行仁政。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章里，孟子还主张制定刑赏措施，这在孟子的观点里是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一近似法家学说的观点，与孟子一贯的仁政思想有矛盾吗？我们知道，施行仁政的目的是让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什么样的政治才能算是清明的呢？很显然，赏罚分明就是清明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只要注意到，赏罚分明不是严刑峻法，两者完全是两回事，就能够看出，赏罚分明与仁政思想是统一的。

　　通过引述《诗经》里的篇章，孟子还提到一个道理，可以概括为：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就是说，遇到太平无事的年月，国君们也不能一味地盲目享乐，荒废国事，否则一旦大祸临头，就没有地方躲避了。

　　不管是"恶湿居下",还是明确赏罚，甚至于居安思危，说到底，都是在从不同角度规劝统治者要施行仁政。由此可见，施行仁政是孟子政治思想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

　　【原文】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1 ]而不征，法而不廛[2 ],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3 ],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4 ],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5 ],无夫里之布[6 ],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7 ]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8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注释】

　　[1]廛：由政府出面修建的供商人们储藏或堆积货物的仓库。

　　[2]法而不廛：只按法规管理仓库，但不收取仓库使用税。

　　[3]讥而不征：只稽查，不征税。讥同"稽".

　　[4]助而不税：指帮助政府在公田里劳作，私田就不必交税了。

　　[5]廛：一家所居房屋之地，在这里指居民百姓。

　　[6]夫里之布：古代的一种税收名称，相当于土地税或人头税。

　　[7]氓：从别处迁居而来的百姓。

　　[8]天吏：顺从天意行使管理职责的人。

　　【译文】

　　孟子说道："如果能尊重贤才和注意使用有才能的人，杰出的人才就都有相应的官职了，这样的话，全天下的有德之人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为官；国家在集市上提供储存货物的库房，却不征税，依法收购商人们滞销的货物，不让他们因积压货物而发愁，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在这样的集市上做生意；关卡只负责稽查，也不征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商旅都愿意在这样的路上来往；只按井田制的要求助耕公田，除此之外不再征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农民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劳动；对百姓不征收额外的土地税和劳役税，这样的话，全天下的百姓都愿意在这样的国家生活。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些，恐怕就连邻国的百姓都会把他当父母一样敬仰了，如果有人想率领他们来讨伐他，就像率领着儿子去讨伐父母一样，这在有人类以来就没有成功的事例。这样一来，他就做到今天无敌了，天下无敌的人可以被称为‘天吏'.这样还不能称王天下是从来都没有过的情况。"

　　【阐释】

　　这一章是孟子和齐宣王的谈话中关于"发政施仁"内容的进一步展开，归纳起来就是任人唯贤和"保民"政策。这个问题始终是孟子关注的重点，有不少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君主制国家和所有的专制国家，由于采取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的政治政策，统治者的能力决定了政治环境和百姓生活的好坏。这样一来，强调任人唯贤的精英政治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此，生活在君主制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提出了"尊贤使能"的思想。

　　其实，孟子"尊贤使能"的思想源于孔子的"举贤才"思想，但孟子把"尊贤使能"提高到了更高的高度，认为"尊贤使能"是实现仁政的一项重要措施。孟子认为，"尊贤"才能"使能",才能让德才出众的人身居相应的位置为国出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是实行了仁政，那么国君不仅能聚集一大批人才，也能达到称王天下的目的。

　　那么，怎样才算是"尊贤"呢？这里有个例子。

　　秦昭王一心招揽贤能之士，于是，范雎便来到了秦国。秦昭王早就听说了范雎的大名，便立即召见了他。范雎到来后，秦昭王立即屏去左右侍从，单独接见范雎。

　　这时，秦昭王居然向着范雎跪下道："请问先生要教给我什么呢？"

　　秦昭王用跪表达了他的求贤之诚和对贤之敬，"何以幸教"则表达了希望范雎不吝赐教和自己领教的急切心情。言行之中透露出诚恳之情。

　　然而范雎却吱吱唔唔，欲言又止。

　　于是，秦昭王再次跪倒在地，问道："先生要教给我什么呢？"

　　秦昭王的态度越来越恭敬了，但范雎还是吱唔不言。

　　于是，秦昭王便第三次跪下，问道："先生还是不愿意指教我吗？"

　　范雎见秦昭王敬贤之心这么诚恳，已经是深受感动了，于是便说出了自己不愿进言的真正原因。

　　针对范雎的顾虑，秦昭王再次跪倒在地恳请范雎，他说道："秦国地处偏远的西方，我又非常愚笨，幸亏先生愿意忍受耻辱到我这里来，这是天意要我凭借先生的恩惠成就大业。我能领受先生的教诲，是上天可怜我的结果，先生为什么还不肯教我呢？不论大小事物，甚至包括我的家事和国家大事，先生都可以尽情教导我。"

　　秦昭王的这番意思是在鼓励范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有所顾虑，他一定用心领教。

　　即使如此，范雎还是没敢贸然进言，为了进一步试探秦昭王的心思，他说道："大王现在的政策有很多的错误。"

　　秦昭王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立即再次跪下，说道："请先生详细教我，我的政策在哪里错了？"

　　这已经是秦昭王的第五次下跪了。范雎终于被秦昭王的诚恳打动，从此以后全力辅佐秦昭王，为秦国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文】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2 ]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3 ]恻隐[4 ]之心。非所以内交[5 ]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6 ]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7 ]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8 ]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9 ]于我[10 ]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11 ],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12 ]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注释】

　　[1]不忍人之心；即怜悯心和同情心等仁慈之心。

　　[2]乍：突然。

　　[3]怵惕：惊惧的样子。

　　[4]侧隐：同情。

　　[5]内交：即结交。内通"纳".

　　[6]要：同"邀",意为博取、求取。

　　[7]四体：四肢。

　　[8]自贼：自害。

　　[9]端：开端、起源。

　　[10]我：同"己".

　　[11]然：同"燃".

　　[12]保：安定。

　　【译文】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先王由于同情别人，所以才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如果能用同情别人的心情施行体恤百姓的政策，那么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心上运转玩物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同情别人的心理，是因为如果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了，都会产生怵惕和同情的心理。这不是想和这个孩子的父母打交道，不是想博取好的名声，也不是厌恶孩子的哭声才产生这种心理的。

　　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的人是不能被称为人，没有羞耻心的人也不能被称为人，同样，没有谦让心和是非心的人也不能被称为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种发端，就像有了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认为自己不够好的人就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自己的国君不够好的人是抛弃国君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都知道应该扩大充实它们，这就像是大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一样，如果及时充实它们，便可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及时充实它们，连赡养自己的父母都是问题。"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阐述了他的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即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论是在论述政治、伦理道德时，还是在论述百姓、诸侯甚至圣贤时，孟子都是以这一基础为出发点的。

　　通过观察世界和人生、历史和现实，孟子得出的结论认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这"四端",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是圣贤还是国君，都和一般的普通百姓一样处在同一个起点上，他们的人性和人格是平等的，没有贵贱、等级的差别。孟子的这一认识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根据这一认识，孟子否认了"天才"和"天纵英明"之说，否定绝对的君权，也否定了"神"、"佛"降世的愚民说教。

　　那么，孟子所主张的君臣关系，或者说君民关系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没有绝对君权，也没有绝对臣服的"愚忠".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孟子确立了儒家的"性善论"思想。"性善论"认为，人们后天学习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保持和充实仁、义、礼、智这"四端".孟子这一思想有着明显的先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建立在"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上，成了"性善论"思想的基础和支柱。

　　孟子进一步将政治政策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指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仁政可以由人本身固有的"不忍人之心"推广而来。由于"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固有的，因此，孟子进而认为，施行仁政是天经地义的。

　　孟子进行这一番推导的目的是为了推行他的施行仁政的理想，但儒家学说却一直有政治和伦理道德融合在一起的传统，这形成了儒家所谓的"德治".虽然"德治"使政治具有了宽容性，但在"德治"的框架内，法治就不能被严格地建立起来了。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但孔子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也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孟子不仅展开了论述，还指出那"相近的人性"是"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了例证论证"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带有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所固有的，带有明显的生理性色彩。

　　与孔子相同的是，孟子也不否认后天的培养作用。他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只是仁、义、礼、智的发端，还需要扩充才能发扬光大。而所谓扩充就是后天培养，也就是孔子说的"习相远".

　　总而言之，联系孟子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强调"道德天赋",以及宣扬"不忍人之政",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

　　【原文】

　　孟子曰："矢人[1 ]岂不仁于函人[2 ]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3 ]亦然。故术[4 ]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5 ]也，人之安宅[6 ]也。莫之御[7 ]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8 ]也。人役而耻为役，由[9 ]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10 ]: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注释】

　　[1]矢人：制造弓箭的人。

　　[2]函人，制造铠甲的人。

　　[3]巫匠：巫师和制作棺材的工匠。匠人在这里特指做棺材的木匠。

　　[4]术：选择谋生之术。

　　[5]天之尊爵：宇宙间最为尊贵的爵位。

　　[6]安宅：安乐的住宅。

　　[7]御：阻挡。

　　[8]人役：仆役。

　　[9]由：通"犹",意为"好像".

　　[10]射：射礼，一种射箭比赛。

　　【译文】

　　孟子说："制造弓箭的人难道就没有制造铠甲的人仁慈吗？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制造弓箭的人唯恐自己的箭不能伤人，制造铠甲的人唯恐箭伤了人罢了。医生和木匠也是这样。因此说，选择职业不能不慎重。孔子说：’最好居住在有仁义之风的地方。选择住处不选择有仁义之风的地方，怎么能是明智之举呢？‘仁是上天赐予人的尊贵的爵位，也是最安逸的住宅。如果没有人阻止而不选择有仁义之风的住处，是不明智的。一个不仁不智、无礼无义的人只能被人指使。如果被人指使而深以为耻，就像选择了以制造弓弩为业的人以制造弓弩为耻，选择了以制造箭羽为业的人以制造箭羽为耻一样。如果是真的深以为耻，那就不如好好坚持仁慈之心。有仁慈之心的人就像弓手，要先端正姿势才能放箭，如果射不中，也不要嫉妒射中的人，应该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阐述了另一个同样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即"术不可不慎"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孟子列举了"矢人"、"函人"、"巫医"和"木匠"这四种职业。由于职业的不同，这四种职业的从业人员的用心似乎有善恶之分，其中，"函人"和"巫医"是善的，"矢人"和"木匠"是恶的，但在实际上，"矢人"和"木匠"不一定比"函人"和"巫医"心恶，他们之所以貌似很"恶",只是职业要求反应在他们的心理上罢了，也就是说，"恶"是由职业心理决定的。

　　通过以上举例、对比和分析，孟子得出了"术不可不慎"的结论，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孟子的本意还是为他宣扬的"仁政"擂鼓呐喊，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孟子这一结论的认识就会产生偏差。

　　如果只是理解孟子的表面观点，并照着去做的话，那就意味着谁都不能当"矢人"和"木匠"了，但如果真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也就不能正常运转了，因为生产力要想提高，社会要想发展，人类要想进步，就必须要有分工，如果歧视某个职业，导致没有人肯从事这些职业，社会分工就无法实现，生产力就无法提高，社会就无法发展，人类也就无法进步了。此外，如果只是理解孟子的表面观点，就可能没有人看得起"矢人"和"木匠"这种类型的人，这又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哪一行的劳动者，都是有尊严的，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不能人格歧视。

　　既然片面的理解孟子的观点会产生错误，那孟子提出"术不可不慎"观点的原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前文已经说过，"矢人"、"函人"、"巫医"和"木匠"这四种人在道德上本身也许并没有差别，没有善恶之分，但由于职业的不同，产生的职业心理也就不同，从这一点上看，选择职业对道德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而从道德上讲，孟子希望人人向善，于是，两者结合，便呼吁"术不可不慎".这就是孟子提出这一观点的原因和意义。

　　【原文】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1 ].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2 ]去之，若将浼[3 ]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4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5 ]而不怨，厄穷而不悯[6 ].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7 ]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8 ]与之偕而不自失[9 ]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10 ]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11 ],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注释】

　　[1]涂炭：烂泥和黑炭，这里比喻极脏的人。

　　[2]望望然：一直往前走而不回头的样子。

　　[3]浼：污染。

　　[4]不屑就已：意为"不以就之为洁".屑，清洁。

　　[5]遗佚：被遗弃，这里指不为所用。

　　[6]阨穷而不悯：困厄而不忧。悯忧。

　　[7]袒裼裸裎：指赤身裸体，着装很不整齐。

　　[8]由由然：自得的样子。

　　[9]不自失：不失去自我，即不失去正人的品质。

　　[10]援而止之而止：想走，有人阻止，因而又留下不走了。

　　[11]隘：狭隘。

　　【译文】

　　孟子说："伯夷这个人，只要不是他理想的国君就不去侍奉，只要不是他中意的朋友就不去结交。不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不同恶人交谈。在恶人的朝廷里做官，同恶人交谈，就觉得像是穿戴着上朝的衣帽坐在泥土炭灰上一样。把这种厌恶恶人的心情推广开去，他就会想，如果同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那人帽子戴得不正，就该生气地离开他，就像会被他玷污似的。因此，国君们即使用最动听的言辞来请他，他也不接受，不接受就是不屑于接近他们。

　　"相反，柳下惠却不认为侍奉不理想的国君是件羞耻的事情，也不会因为授予他的官职太小而拒不出仕。只要是柳下惠肯去做官，他就绝不掩藏自己的才能，必定会按照自己的原则一丝不苟地办事，即使被国君抛弃也不怨恨，即使处境艰难也不忧伤。他还说：’你是你，我是我，就算你赤身裸体地躺在我身旁，也玷污不了我。‘他能愉快地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还能不失去自己的风度。如果有人把他拉住不让他离开，他也就顺从地留下了。有人一拉他就留下，这其实就是不屑于离开了。"

　　孟子又说："伯夷太狭隘，柳下惠不够严肃。这两种人都是君子不能效仿的。"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通过评论伯夷和柳下惠二人的品行，发表了他对清高的看法。

　　孟子认为，虽然伯夷表现得很清高，但却反而反映出了他狭隘的一面。因此，孟子借此认为，尽管有的人自视清高，但却器量狭小，容不得别人的"不清高",而且因为态度太僵硬而很难与人和睦相处，因为缺乏权变而容易陷入拘泥不化。这样的人虽然不值得君子们效仿，但也有他们的好处，那就是：坚持原则，不会轻易妥协和投降；嫉恶如仇，不会与人同流合污。

　　在否定伯夷"狭隘的清高"的同时，孟子又举了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并肯定了这种清高的优点。举出的这个跟伯夷相反的例子就是柳下惠。孟子认为，与伯夷相比，柳下惠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清高的太随便，这样虽然有头脑灵活、容易与人相处和善于灵活权变的优点，但也有被人怀疑为逢场作戏和投机于世的缺点。

　　说到底，孟子对伯夷和柳下惠的这两种清高的评价只有一句话，就是"君子不由也",因为他们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所以不能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