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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名:超越生命的选择(思想者经典随笔系列) 作者:(法)萨特 本章字数:12523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9日 20:06


第二节

  7.情境剧是对人们自由选择的呼唤

  如果人确实在一定的处境下是自由的,并在这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下自己选择自己,那么在戏剧中就应当表现人类普遍的情境以及在这种情境下自我选择的自由.性格在幕落之后才形成,性格只是选择的凝固,选择的硬化,克尔凯郭尔称之为"反复出现".戏剧最使人感动的东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的时刻,即自由决定选择道德和终身的时刻.情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着我们,给我们提供几种出路,但应当由我们自己抉择.为了表现这种抉择是极其合乎人情的,是和所有的人利益攸关的,每一次必须在舞台上呈现特定的情景,就是说这种情景能展现抉择,而死亡就是其中的一种.因此,自由表现出极端性:为了能确认自由,人们情感失去自由.只有求得各类观众的统一才成其为戏剧,因此必须找到普遍的情境,即所有人的共同处境.迫使人物陷入这种普遍的和极端的处境,只让他们两者择一,别无他法,于是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选择了自己:那么你成功了,这是一出好戏.每个时代的作家都抓住人的处境,通过特定的情境确定为获得自由而面临的难题.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安提戈涅必须在为国和为家之间作出抉择,这种左右为难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问题,目的和手段的问题,暴力的合法性问题,行动的后果问题,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事业与历史规律的关系问题等等.我认为戏剧家的任务是在这些极限的情境中选择最能表达他的忧虑的情境,并把这种情境作为旨在获得某些自由的问题提交给观众.只有这样的戏剧才能重获所失去的共鸣,才能"统一"当今看戏的各类不同的观众.

  为了取代性格剧,我们创立情境剧;我们的目的在于探索一切人类经历中最共同的情境,这种情境在大部分人一生中至少发生过一次.我们剧本中的人物各不相同,但并非写懦夫不同于吝啬鬼,或吝啬鬼不同于勇敢的人,而主要是人物行动的差异或冲突,再不然是权力与权力发生了冲突.在这一点上人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继承了高乃依的传统.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很少考虑心理学.我们并不着意于"准确"的词,以便突然揭示某种激情的发展,也不着力于"行为",以便让观众感到最真实和最不可避免.我们认为心理学是最抽象的科学,因为它研究我们的情感结构时,并不考虑产生这些情感的真正的社会背景,不考虑激情背后的宗教和道德的价值,不考虑社会的禁忌和急需,不考虑民族的冲突,阶级的冲突,权力的冲突,意志的冲突,行动的冲突.在我们看来,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激情属于这个事业的一部分.

  8.戏剧要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

  我非常希望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而如果我正面触及暴力问题,照目前法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我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一来我的剧本将遭"失败",或演出将受到禁止,而是上演以前自我审查就会起作用,我会连排戏的导演都找不到:这样倒不至于有人起哄,因为剧本被扼杀了.

  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尽管我们不是德国人,尽管我们的问题不同于他们在纳粹主义时期的问题,但德国人和我们有着非常特殊的联系.当年我们同他们对峙的局面正好是今天阿尔及利亚人同我们对峙的局面.

  如果我的剧本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我希望观众的第一个反应是谴责舞台上出现的人物,这些人跟当年在代索塞街活动的人是一脉相承的.然后我希望观众慢慢感到不舒服,最后认识到这些德国人原来就是我们,就是观众自己.讲得雅一点,戏剧海市蜃楼慢慢消失,显露出背后的真情.

  这符合我心目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孩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消散,这是我采用的譬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作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曾想用另外的剧名,例如:《输者赢》,但这个剧名缺少事物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面,即:《赢者输》.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惩的战斗.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主人公和结局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一例.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列宁主义的东西之外,很难写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主人公最后不再生自己的气,那么从头到尾看他演戏的观众也很可能调和他们的疑问,消除未解决的问题.

  9.演员与悲剧

  演员与逢场作戏的喜剧角色正好相反,当喜剧角色工作结束的时候,他重又变成了像其他人一样的人,而演员却无时不在"表演着他自己".这既是一种令人赞叹的才能,也是一种不幸:他成了这一才能的牺牲品,他永远不知道他真正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表演.

  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理想是使观众像一队突然遇上一群原始土着的人种学者,当他们走近的时候,他们才突然恐惧地想到,这些野蛮人正是我们自己.观众正是在这时成了作者的合作者:他既认出了自己,但又感到陌生,他好像成了一个他人,这时他面对作为对象的他自己而使自己存在,他看着自己,但并不扮演自己,因而他在理解自己.

  我希望观众能以证人的身份从外部来看我们时代这个怪物,同时他又是参加者,既然他也在创造着这个时代.此外我们的时代又具有某种独特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将受到未来的评判.

  我不仅想在舞台上表现性格,我还想提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候支配着个人的成长及其行为.……以前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中的主人公与结局都以某种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这样.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很难写别的什么.如果主人公在最后不再与自己过不去,那么看他表演的观念也就可能缓和他的疑问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而《懂事的年龄》和《延缓》还只不过罗列了一些虚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自由,描述了自由的疑难,只是在《最后的机会》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马蒂厄体现了那种彻底的无约束性,黑格尔称之为恐怖主义的自由,而这实际上却是反自由.他与《苍蝇》开头的奥雷斯特很相似:轻松自在,毫无束缚,与世界没有关系.他并不是自由的,因为他没有介入.……他感到自己被排斥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之外.……马蒂厄,他是无动于衷的自由,抽象的、无所作为的自由,他不是自由的,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总是在外面.……布吕内则体现了严肃精神,他相信那些超验的价值,这些价值被铭刻在天国里,清晰可辨,就像事物那样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他认为世界与历史都具有一种支配了他的行为的绝对意义.他介入了,因为必须有一种确信才能生活,他的介入不过是消极地服从于这种需要罢了.他没有花多少力气就摆脱了忧虑.他并不自由.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

  悲剧是命运的一面镜子.在我看来,要写一出自由的悲剧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的命运无非就是被颠倒的自由而已.奥雷斯特在犯罪之前和之后都是自由的:我描写了他是如何身受自由的折磨的,就像俄狄浦斯为其命运而痛苦一样.他在此铁拳之下挣扎,然而他必须以杀人告终,他必须承担其杀人的罪行,并带着罪孽走向彼岸.因为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类条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谬、最无法逃避的介入.奥雷斯特将继续他的路途,他依然是无法辩解的,毫无理由的,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像一个英雄,也像任何人一样.

  我想探讨的是与命运的悲剧相对立的自由的悲剧,换句话说,这个剧本的主题可以这样归纳:当一个人面对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如何自处的,哪怕他承担了一切后果与责任,哪怕这个罪行令他本人感到恐惧.……显然,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与唯一的内在自由原则不相符合的,某些大哲学家如柏格森等人,他们就试图在此自由中找到摆脱一切命运的根源.可这种自由总是理论上的、精神上的……作为意识上自由的人,他可以达到超越自己的高度,可只有当他重新确立了他人的自由,只有当他的行为导致了某种现存状况的消失,并重新恢复了应该确立的状况时,只有这时他才能在境遇中是自由的.

  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自由的,而在于了解什么是自由之路.在此,我们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我们现在的,也就是当代的具体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的形而上学的解放,使之意识到他的彻底自由,让他明白他应该与趋于限制自由的任何现象作斗争.其二是人的艺术的解放,通过艺术作品促进自由人与其他人的相互沟通,并由此使人们处于同样的自由气氛之中.其三是政治与社会的解放,被压迫者与其他人的解放.

  如果我在客体意义上把他人的自由作为目的,那我便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如果我以自己的自由作为目的,那么这都必然要把所有别人的自由都作为自由来要求.在我选择我的自由时,我也要求他人的自由,然而当我进入行动领域时,我就不得不把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二律背反,但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构成了道德问题.我将在我的《道德》论着中考察这一二律背反,但我现在就应该看到,一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却对矛盾大感惊异的思想正在彻底衰败.

  "我们从未像在被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这句话是与海因里希这个人物相对立的,海因里希这个客观的叛徒成了主观的叛徒,后来又成了疯子.从奥雷斯特到格茨经过了7年时间,其中还有抵抗运动的分裂.

  矛盾并不在观念里,它在我的存在之中.因为我所说的这种自由也包含着所有人的自由.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不能完好无损地置身于所有人的纪律之下.我不能独自一人是自由的.

  或者道德是句无聊的空话,或者它就是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因为没有恶的善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也就是死亡;而没有善的恶则是纯粹的非存在.回收否定的自由,并将之与绝对的自由或通常所谓的自由一体化,这和主观的综合一样是与这种客观的综合一致的.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丝毫不是尼采那种善与恶的彼岸,而毋宁说是黑格尔的扬弃.这两个概念的抽象分裂仅仅表明了人的异化.无论如何这种综合在历史境遇中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今天一切不愿明确承认自己是不可能的道德,无一不在骗人,使人更加异化.道德对我们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的,道德问题即由此而产生.而行动则必须在这种难以超越的不可能性的条件下赋予自身伦理的规范.应该从这个观点来考察诸如暴力问题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对于经受着这种分裂,并不得不有所要求,又有所决定的意识来说,一切漂亮的反抗,一切拒绝的呼喊,一切符合道德的义愤全都显得是陈旧的夸夸其谈.

  10.论艺术作品

  作品绝不局限于画成的、雕成的或讲述出来的客体,如同人们只能在世界的背景上知觉事物一样,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是在宇宙的背景上显现的.作为法布利斯的历险的背景,是1820年的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布拉奈斯神甫观测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最后还有整个地球.如果画家画给我们看一角田野或者一瓶花,他的画幅是开向整个世界的窗户;这条隐没在两边的麦田中间的红色小道,我们沿着它走得比凡·高画出来的部分要远得多,我们一直走到另一些麦田之间,另一朵云彩底下,直到投入大海的一条河流;我们把深沉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穷远,是这个大地支撑着田野与符合目的性的存在.结果是,创造活动通过它产生或重视的有限几个对象,实际上却以完整地重新把握世界作为它努力的目标.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因为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在依照其本来面目把这个世界展示给人家看的时候挽回这个世界,但是要做得好像世界的根源便是人的自由.然而,由于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因此这一挽回过程是通过观赏活动这一仪式——特别是通过阅读仪式——得到认可的.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了:作者作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他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笼络世界.

  我们同意康德的说法:艺术品没有目的.但这是因为艺术品本身便是一个目的.康德的公式没有说明在每幅画、每座雕像、每本书里面回荡的那个召唤.康德认为艺术品首先在事实上存在,然后它被看到.其实不然,艺术品只是当人们看清它的时候才存在,它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它不是一个有明显存在和不确定的目的的工具:它是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它一上来就处于绝对命令级别.你完全有自由把这本书摆在桌子上不去理睬它.但是一旦你打开它,你就对它负有责任.因为自由不是在对主观性的自由运行的享用中,而是在为一项命令所要求的创造性行为中被认可的.这一绝对目的,这一超越性的然而又是为自由所同意的、被自由视作已出的命令,这便是人们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艺术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

  如果我向我的读者发出召唤,要他把我开了个头的创举很好地进行下去,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我把他看做纯粹的自由,纯粹的创造力量,不受制约的活动.我怎么也不能诉诸他的消极性,就是说我怎么也不能试图影响他,一上来就把恐惧、欲望或者愤怒等情感传达给他.当然有些作者一门心思想引起这类情感,因为这类情感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也因为他们掌握了屡试不爽的手段,有把握引起这类情感.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人们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他们,如同人们从古时代起就因为欧里庇得斯让孩童登上舞台而责备他那样.在激情里面,自由是被异化的,自由一旦贸然投入局部性的业务,它就看不到自己的任务:产生一个绝对目的.于是书就成为维持仇恨或欲望的一种手段,如此而已.作者不应当去寻求打动人,否则他就与他自己发生矛盾;如果他有所要求,那么他就必须只是有待完成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艺术品的这一纯粹性质,这一性质对艺术品来说是主要的,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11.音乐与欣赏

  我从来也不认为音乐是适合于音乐厅里演奏的.当你从电台或唱片中欣赏音乐时,应该是独自一人;或者它是由三四个朋友一起演奏.听音乐时,如果被一大群也欣赏音乐的人包围着,这是没有意义的.音乐的创作是用来被每个个体独自欣赏的.

  我觉得贝多芬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其次是肖邦和舒曼.现代音乐中,我很喜欢三个最着名的无调音乐家:舒恩伯格、贝格和韦本;特别是贝格和韦本,例如《纪念一个天使的协奏曲》,当然还有《伏采克》.对舒恩伯格的喜欢稍为差些,因为他学究气太浓了.我喜欢的另一位音乐家是巴托克(Bartok),我是1945年在美国的纽约发现他的.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巴托克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家.

  除此以外,我也很喜欢布雷兹;他并不是天才,但他有很大的才能.你可以发现我的爱好很杂.我也喜欢古典音乐:蒙台维第、格苏阿多那一时代的歌剧.我非常喜欢歌剧.

  我甚至写过一部奏鸣曲.它有点像德彪西的作品,但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

也喜欢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

  我可以发现类似米雷尔·维昂、波里斯·维昂妻子等这些人,很懂得爵士乐,因为她们自己演奏爵士乐.她们有资格谈论它,而我没有.在大战之前,我听过许多爵士乐——也是一些很好的爵士乐——但是,我确实只是遇到什么就听什么.现在,波伏瓦和我仍然听爵士乐:例如我现在非常赞赏的塞伦诺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还有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查理·明格斯(Charlio Mingus)……1949年我在巴黎遇到派克,他告诉我,如果有时间,他想到巴黎音乐学院来学习.如果我在电台里听到演奏爵士乐,我通常不能辨认出这是哪位音乐家演奏的,除非是派克和艾灵顿.当然,对于蒙克,你可以从最初的几个和音中把他辨认出来……但是,仅仅如此而已.然而,我认为,对音乐真正有修养的话,就应该知道从古典的到非常现代的音乐,这其中当然包括爵士乐.

  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流行音乐.我偶尔听到一些流行音乐,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即每个演奏员在演奏时,并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我认识一些搞流行音乐的人如巴阀克,他是米雪尔和波里斯的儿子,我觉得他有一张唱片非常好.但是,我得告诉你——你问我爵士乐,因为你自己演奏爵士乐——对我来说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是古典音乐.

  很奇怪,在我的书里没论及音乐,我想这是因为我所知道的与大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很久以前我曾为勒内·莱伯瓦兹的书写过一篇序,他是我认识的极少数音乐家之一.但是,在这篇序里,我谈得更多的是音乐中的意义问题,而不是音乐本身,而且这篇序显然也不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之一.

  我自己练琴.我读四年级时母亲的钢琴放在继父家的客厅里,我没事时就常溜进去弹奏我记得的曲调.后来又有一些我从拉罗舍尔音乐商店买的或租的小歌剧曲谱.开始我学习进展缓慢,感到困难,但我对节奏很敏感.我母亲再婚后由于继父的缘故很少玩钢琴,他实在是不喜欢音乐.不过在我放学回家后,继父还没回家之前她也玩一会.我坐在旁边听,她走后我就自己玩.开始我用一个指头,后来五个,最后用十个指头玩.我终于成功地练习到了一定的水平.我弹得不是很快,但能演奏多种乐曲.

  12.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

  显而易见,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正是借助于语词近似物构成了一种非现实对象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正是以他自己,以他的整个身体当作是那个意象的人的近似物的.甚至关于喜剧演员那种自相矛盾性的着名争论,也为这里所述的观点所启发.众所周知,某些业余爱好者声称,演员对他所扮演的人物并不相信.而另一些人则研究了许多证据,他们声称,演员是以某种方式与其所扮演的人物相统一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两种看法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如果说"相信"实际上指的是现实的话,那么,很显然,演员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看作就是哈姆雷特.但是,这又并不意味着,他也并没有"发挥出"他的全部力量,使哈姆雷特成为现实的.他将他的所有感情、所有能力、所有动作姿态都当作是哈姆雷特的感情和行为的近似物.但是,由于这一具体事实,他却又使那些东西失去了现实性.他是完全以一种非现实的方式生活着的.而且,他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确实是在抽泣这一点也无关紧要.他自己则在经验中把这些眼泪当作是哈姆雷特的眼泪,亦即是非现实眼泪的近似物;而且,观众也是如此.这里所发生的转化,正如我们所讨论过的睡梦中的转化一样:演员是完全被那种非现实的东西所吸引,所唤起的.并不是人物在演员那里成了现实的,而是演员在人物那里成为了非现实的.

  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于意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世界的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将道德的东西同审美的东西混淆在一起是愚蠢的.善的价值假设了是存在于世界之中的,这些价值涉及到对现实的东西的作用,而且从一开始就接受了现存的那种模糊性.如果说我们对生活"采取"了一种审美的态度,这便使现实的东西与意象的东西混淆到一起了.然而,实际情形却是,我们确乎对现实的事件或对象采取了审美观照的态度.但是,在这样一些情形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却又都可以自己感到在同所观照的对象的关系上有一种倒退;这一对象在不知不觉中归入虚无,因而从这时开始,它也就不再是被知觉的了,它在功能上也就成为其自身的近似物,亦即是它通过其实际的呈现,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非现实的意象.这种意象可以纯粹而简单地就是那种使"自身"中和了的,湮灭了的对象,譬如当我观照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或一场斗牛中的死的时候便是这样;而这种意象也可以是其可能的存在通过其实际的存在所得到的不完善的和混淆了的表现,譬如当画家通过他在墙上所见的现实斑点,便以为两种颜色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更鲜明的时候则是如此了.对象同时便显得是在其自身背后的,是触及不到的,是在我们的可及范围之外的;而且,在它那里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令人心灰意冷的冷漠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以说,女人身上的高度的美将那种对她的欲望扼杀掉了.事实上,当我们所赞美的那个非现实的"她本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同时处在审美的水平与肉体占有水平上的.要对她有所欲望,我们就必须忘掉她是美的,因为欲望也就是沉缅在现存的核心之踉,也就是沉缅在那种最偶然的也最荒唐的东西之中,对现实对象的审美观照,作为"误忆"则具有同样的结构;在这种误忆中,现实的对象在功能上则是其自身以外的近似物.但是,在其中的一种情形下,是一种否定;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则是将事物置于以往之中.误忆之不同于审美的态度,正如记忆不同于想象一样.

  13.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例如,在战后对于荣誉勋位的拒绝.在我看来,荣誉勋位是给一大批平庸之辈的酬劳.就是说,一个得了荣誉勋位的工程师应得这个荣誉,而另一个跟这人情况相同的人却不应得.他们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实价值,而是由于做了一项工作或头头推荐或其他情况而被授予.这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实在.这种特殊的实在是无法计量的.

  一开始自由和平等在这儿,在一个人的过程中,在一个人的发展中,平等最后应该还在这儿.但人又是一个服从等级系统的存在物,作为一个分等级的存在物,他可能变得愚蠢起来,或者他开始喜欢等级制度而宁肯不要他深层的实在.在这个水平上,在等级的水平上,他也许应该得到"平庸"这样一个轻蔑的形容词.

  我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评价过高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问题.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所给出的一种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我写作,于是我希望读者认为我写得好.不是说我认为它们都是很好的——远非如此,但它们碰巧都是很好时,我希望能马上得到读者对它很高的评价.这是另一回事.而那种让我得到荣誉勋位的外在性是抽象的.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你会得到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而另一些人有龚古尔奖,还有一些人有其他的称号.

  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74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我的那一年我就比我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

  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写了这些书.为这些书而授予诺贝尔奖必定有一种新的缘由.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

  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的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如果作家被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所接受,他们就会被一种等级制度所接收,因为等级制度是表现在一切社会形式都有的那种次序之中的.

  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我希望我的书能由那些想读我的书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钓誉的人来读.……我拒绝荣耀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约束,而我一心只想做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

  我为什么拒绝诺贝尔奖呢?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它已染上了某种政治色彩.倘若我接受诺贝尔奖——哪怕我在斯德哥尔摩作一番蛮横无理的讲话,且不说这是一件荒谬的事——那我就会被收买.如果我是某个政党的成员,譬如说我是共产党的一员,那么情况也许就会不一样.奖金可能是以间接的方式颁发给我所属的政党的,总之奖金是为该政党服务的.然而如果问题涉及某个孤独的人,即使他有一些"过激的"观点,那么人们必然会以给他授奖的方式来收买他.这无异于说,"最后他终于成了我们中的一分子".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许多报刊把我的拒绝行为说成是由我的一些个人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我因为加缪先于我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恼火;说我害怕波伏瓦会嫉妒;还有人说我心比天高,我是出于骄傲而拒绝所有荣誉的.对此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假如我们有一个如我所希望的人民阵线的政府,如果由它来给我授奖,那我就会很高兴地加以接受.在这一事件中使我最感为难的是那些穷人给我的来信.这是一些令人悲伤的来信,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把你拒绝的钱给我吧!"当我拒绝奖金时,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在我接受奖金时我才可能做出某事,我才可能听任被制度所收买,这真是一件怪事.

  本来这里是可以用某种补偿的方式使事情得到平衡的.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们签名于"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如果这时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乐于接受的.因为这项荣誉不仅是给我的,也是给予我们为之战斗的自由.但那时没有人给我这项奖,只是到现在,所有的战斗都结束了,人们才把它给我.

  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书中提到自由.自由是一个可以引起多种解释的词.在西方,人们把它理解为抽象的自由.而在我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我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我自己处于我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他那引起争议的政治上的过去不会招致太多对他的反对".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瑞典皇家学院的意思,但由此可见,在我接受这奖后,那些右翼人士是怎样看待这件事的.我认为这"引起争议的政治上的过去"仍然有它充分存在的根据,尽管我在朋友中间时,随时准备去修正我在过去造成的种种错误.

  我并不认为诺贝尔奖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奖",但我太熟悉的那一阶层,正是这样对它作出资产阶级的解释的.

  14.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个侧面

  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种我无法避免的东西,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东西.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我对许多事件有着政治反应,因此,在广义讲,一个政治家的状态,是一个被政治所激动、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状态,这是某种成为我的特性的东西.例如,有一段时间毛主义者把我和维克多的友谊仅仅看成是一种政治关系.

  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也许只是另一种政治态度——而我终于面对着人类的某种政治命运,而且终于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从对政治不关心转变为持一种严格的政治态度,这体现了一种生活.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许多时间.革命民主联盟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同毛主义者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这构成一个整体.

  应该先解释一下,做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什么意思,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我刚结识你(编者注:指波伏瓦)时我是不关心政治的,而后来,政治思想越来越紧地围绕着我,终于使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接受了它们,这又是怎么口事.这些东西对我是有着根本意义的.

  我小的时候,政治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每个人都得履行某些义务,比如说投票表决,而每个人投票的结果是,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共和国而不是第二帝国或君主国.我外祖父采取了第三共和国的立场.我想他是投了中间的票;他没有多谈他投了哪些人的票.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保守这个秘密.这对全家人说来都是滑稽可笑的,他的妻子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他的女儿对这一点也不懂,而我,又是小得不会去问他,但他仍然乐于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是投票人的秘密;这是他在投票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但他对我们说过他将投彭加勒的票.

  很快我就获得一个人一生应该怎样发展的思想——一个人开始时不是政治性的,以后到了五十岁他逐渐变得具有政治性,例如像左拉,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从事政治活动.

  一个作家的生活表现为他有一个青年时代、一个生产他的作品的中年时期和以后他作为一个作家来进行政治活动的时期,这时他对这个国家的种种事件产生兴趣.

  我知道政治也可能是一个写作的问题.它不仅仅受到选举和战争的影响,也受到写作的影响.有着讽刺文学作品或对一个特别的政治事件进行讨论的文学作品;对我说来,政治是文学的附带的方面.我认为到了我一生的后期,创造文学作品的能力减退时,我应该大大地从事一下政治.我看待自己的一生——我一生中写的作品不会很多——我是这样看的,我的一生必重会见应始活动农为结束.纪德也是这样的.在他晚年,他去了苏联,去了乍得;他涉及大量的战后政治.他老了,不很适合于行动.他可以通过给青年提出一些建议或特别的帮助来贡献自己.例如,德里福斯事件,或维克多·雨果把自己流放到自己的岛上,谴责第二帝国.说真的这有两个方面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个侧面,它不可能是一个具有长诗或长篇小说那样价值的作品,但这是属于他的.政治写作方面应该属于作家,但同时因为它又属于老年作家,它也是他的顶峰.这是某种比他以前完成的要少的东西,同时它又是他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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