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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名:超越生命的选择(思想者经典随笔系列) 作者:(法)萨特 本章字数:15852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9日 20:06


第二节

9.论失败、希望、绝望和羞耻

  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失败的观念,失败的观念关系到我们可以称之为绝对目的的东西.简单地说,在《存在与虚无》中我没有说的是:每个人,在他每时每刻都怀有的理论的或实际的——例如涉及政治或教育的问题等——目的之外,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每个人都有一个目的——一个我想称之为超越一切的或者绝对的目的,而所有这些实际的目的只有在与那个目的相关联的时候才具有意义.一个人行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因人而异,但又都具有这种特质:它是绝对的.因此,不仅是失败,希望,在下面这个意义上也是为这个绝对目的所制约的:那就是真正的失败关系到这个目的能否实现.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矛盾的问题,这个矛盾我现在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认为作为这些谈话的一个结果,我能够给予解决.一方面,我保留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人的生命显示着它本身是一种失败,凡是他想要完成的,他无法实现.他甚至无法构想他所愿意构想的,或者去感觉他所愿意感觉的.这种观念通常引向绝对的悲观主义.在《存在与虚无》中我无意表达这种观念,但是在今天我不得不这样说.然而,在另一方面,从1945年以来,我一直在反复思考,人们所采取的行动,如我刚才对你说过的,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希望.而希望就意味着我不能采取一项行动而不设想我将使这项行动得到实现.我并不认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希望是异想天开的幻想,希望存在于行动的性质本身之中.那就是说,行动同时也是希望,在原则上不能使之专注于某个绝对的失败.这绝不是说它必然要达到它的目的,但它总是出现在一个表现为未来的目的的实现过程之中.而在希望本身之中有一种必然性.对于我,在此时此刻,失败的观念并没有坚实的基础;相反,希望就其作为人与他的目的的关系,一种即使目的没有达到而仍然存在的关系而言,它是我思想上最迫切的问题.

  绝望不是希望的对立面.绝望是我的基本目的不可能实现,因此在人的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失败的信念.所以,在我写《存在与虚无》的时候,最后我只能在绝望中找到一个关于什么是人的状态的明晰的观点.

  羞耻只是对我有外表存在的原始体验,这个外表的存在介入到另一个存在之中并因此毫无遮掩,它被从一个纯粹主体发出的绝对光明照亮.这是意识到无可挽回的是我曾经总是的东西:"悬而不决",就是说以"尚未"或"已不再"的方式.纯粹的羞耻不是感到是这样或那样可指责的对象,而是一般来说,感到是一个对象,就是说感到并认识到:我在我为他的那个被贬值、从属的,被凝固的存在中认识我自己.羞耻是对我原始堕落的体验,不是由于我犯下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只是由于我"落"入了世界,没于事物之中,并且由于我需要他人为中介以便是我所是的东西.害羞,尤其是对在裸体状态被碰见时的恐惧,只是原始羞耻的象征性表现:身体在这里象征着我们无遮无掩的对象性.穿衣,就是掩盖其对象性,就是要求看见而不被看见的权力,就是说要求成为纯粹主体的权力.所以圣经中犯了原罪之后堕落的标志就是亚当和夏娃"认识到他们是裸体的"这一事实.对羞耻的反应恰恰在于把那个把握了我自己的对象性的人当作对象.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人对我显现为对象,他的主观性变成了被考察的对象的一种简单的属性.事实上在"我对我感到羞耻"这一表述的结构中,羞耻假定了一个对别人而言的对象——我,但是同时也假设了一个感到羞耻的自我性,并且这表述中的"我"完整地体现了这种自我性.这样,羞耻是对以下三维的统一领会:我在他人面前对我感到羞耻.

  如果这三维中有一维消失了,羞耻也就消失了.

  10.论说谎和自欺

  说谎是一个超越性的行为.

  它设定我的存在,别人的存在,我的为他的存在和别人的为我的存在.于是,设想说谎者应该完全清醒地谋划谎言,以及他应该对谎言和被他篡改了的真情有完全的理解,应该是没有任何困难的.这只要不透明性地从原则上向别人掩盖他的意图就够了,只需他人能够把谎言看作真情就够了.通过说谎,意识肯定了意识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对他人隐藏着的.它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了我和他人之我这种本体论的二元性.

  如果自欺像我们说过的那样,就是对自己说谎,那么说谎对自欺而言情况就不可能是相同的了.当然,对实行自欺的人而言,关键恰恰在于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真情或把令人愉快的错误表述为真情.因此自欺外表看来有说谎的结构.不过,根本不同的是,在自欺中,我正是对我自己掩盖真情.于是这里不存在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的二元性.相反自欺本质上包含一个意识的单一性.这并不意味着自欺不能被"共在"制约,就像人的实在的一切现象那样,但是"共在"只能在被表现为一个自欺允许超越的处境时才能够诱发自欺,自欺不是从外面进入人的实在的.人们不承受自己的自欺,人们不受它的感染,它不是一个状态,但是意识本身对自欺感到不安.需要有一个自欺的原始意向和谋划,这谋划意味着如前那样理解自欺,并且意味着(对)意识(的)反思前的把握就是在进行自欺.因此,首先是被欺骗的和欺骗的是同一个人,这意味着作为欺骗者,我应该知道在我被欺骗时对我掩盖着的真情.更确切地说,我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这真情,以便我更加仔细地把这真情隐瞒起来——这二者并不是发生在时间性的两个不同瞬间——这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允许恢复二元性外表的——然而是在同一个谋划的统一结构中.那么如果制约着说谎话的二元性被取消了,说谎如何能继续存在呢?在这个难题中又加进了一个从意识的整个半透明性中派生出来的另一个困难.既然意识的存在就是对存在的意识,体验到自欺的人就应该有(对)自欺(的)意识,因此,似乎至少在我意识到我的自欺这点上,我应该是真诚的.但是那时整个这种心理体系都消失了,事实上,人们会承认,如果我毫不犹豫地、犬儒主义式地试图欺骗我自己,我的这个活动会完全失败,说谎在注视之下就后退并溃败了.欺骗我的意识在作为其条件的我的谋划的内部被无情地确立起来,这就从后面破坏了说谎.我们将看到事实上有一种自欺的"渐趋消失",显然,自欺永远摇摆于真诚和犬儒主义之间.尽管如此,如果自欺的存在是非常不可靠的,如果自欺属于人们能够称之为"可以转移的"那类心理结构,它就仍然表现为一种自治的、持久的形式,它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甚至能够是生活的正常面貌.人们能在自欺中生活,这不是说人们就不会有突然被犬儒主义或真诚唤醒的可能,而是说这意味着一种稳定而特殊的生活风格.既然我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承认自欺,我们似乎走到了极端窘迫的地步.

  11.论自我陶醉和骄傲

  按照我的看法,自我陶醉是某种自我欣赏、自我爱怜的方式,是人们要在自己做的事情中找到自己为自己想像的那个样子的一种方式.简单说,这是一种与自我发生的经常关系,而这里的自我不尽然是那个在说话、思想、做梦、行动的积极的自我,毋宁说是以那个积极的自我为基础制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能说我完全排除自我陶醉心理了.我致力于取消这种心理,有一些时候我完全不存在这种心理.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谈论某些与我有关的事情,因此我本可以自我陶醉,但是实际上我想的是怎样尽可能好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我没有自我陶醉.不过换一个时候,这种心理会回来的:从其他人看待我的方式可以产生自我陶醉心理,与我在一起的某个人说的一句话也可以引起我这种倾向.

  难道人们爱他们自己吗?难道人们对自己怀有的不是另一种感情?爱某一个人,这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你爱的那个人并非老在那儿待着,他不是你.这两个理由足以说明你对你自己的感情是一种可能不存在的感情,因为你老在那儿,你是你自己,于是你既是施爱的那个人又是被爱的那个人.除非你引入一些形象,这种感情才可能存在,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们又处在自我陶醉的境地了.我不以为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连的关系.我想爱是自我与其他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反过来,不自爱,经常责备自己、讨厌自己,同样妨碍人们充分地占有自我.

  我觉得骄傲不只是关涉到我自己——让—保罗·萨特这一个体,而宁可说它必定关涉到所有的人,是人具有的普遍特征.就我进行写作活动、写书活动而言,我以实现了有始有终的活动、部分地改变了世界的活动而骄傲——简言之,我引以为骄傲的是我的人的活动性.我不是认为它比任何别的活动性优越,但它是一个活动性.这是在一种活动的形式中扩展了的意识的骄傲.就它产生了思想和感觉而言,它无疑必定同作为主观性的意识有关.

  这是事实:一个人存在着,他是一个已诞生而注定要死的生物,但在生死之间,他活动着并通过他的活动和思想(思想也是一种活动)以及通过他的感觉(这是通往活动世界的通道)让自己从世界的其余部分中分离出来.

  总之,我认为一个人的感觉和思想可以是无论什么东西,但他应该自己确定自己.别的人不是像我这样骄傲,我感到不可理解,因为在我看来,骄傲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性质,是意识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部分.

  我猜想,在多数情况下,妨碍人们骄傲的是贫困和压迫.应该说,所有的人都有一种骄傲的倾向.骄傲是同思想、活动这个事实有关.它展示了人的实在,它被人实现活动的意识所伴随,这活动使人愉快、使人骄傲.我认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应该找到这种骄傲.

  但为什么有许多人完全不是骄傲的?拿一个孩子来说,他的家庭贫穷,大人之间的关系不和,他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达到社会要求他的一个真正的人应具有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到十八九岁,他去寻找一个职业,那是沉重的低报酬的工作.这个孩子也许会以他的体力而骄傲,但这只是一种虚荣心.他并不具有严格地称之为骄傲的东西,因为他总是被异化,总是达不到这种程度:他应该有能力同他人一起行动,并高喊:"我做过这事,我做过那事,我有权利说话."由于社会环境,一些资产者要比被侮辱、被压迫的无产者更容易具有骄傲的特性.这样,他们,无产阶级,就有某种与骄傲不同的东西,他们对骄傲有一种迫切的需要.他们感到他们本该具有的骄傲之缺乏,他们在革命中为人的骄傲而呐喊.你可以通过一些无产者和农民的词语和行动而看到他们保持着自己的骄傲.这些人将是革命者.如果说他们的背朝着天,如果他们像人们说的那样弯下了腰,那么这是违反他们的意愿的.

  12.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恶

  按照我的看法,人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坏,原因在于每个人都对别人保留某些隐蔽的、秘密的东西,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作保留,但是对于当时他正与之说话的人有所保留.

  我以为任何时候都应该用透明性来替代秘密,我不难设想这样一天,那时候两个人之间将彼此没有秘密,因为他们将对任何人没有秘密,因为主观生活和客观生活一样都将被完全提供、给予.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交付我们的身体如我们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我们却掩盖我们的思想,因为对我来说,身体和意识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给大家,通过目光,通过接触:这可以在任何性关系之外发生.你把你的身体交给我,我把我的交给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都作为身体而存在.但是作为意识,作为观念,我们并非以同样方式存在,虽然观念是身体的一些变化形态.

  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为了别人而存在,作为身体,作为永远可以被剥光衣服的身体而存在——即使人们从来不会这样做——那么观念对于别人来说应该好像是来自身体的.言语是用舌头在嘴里划出来的.所有的观念都应该以这个样子出现,即便最模糊的、最飘忽的、最难把握的观念也应该这样.换句话说,不应该有这种秘密状态、秘密性.某几个世纪曾经认为这是男人和女人的荣誉所在,我以为这样做是愚蠢的.

  对于这个透明性的主要阻碍首先是恶.这里我指的是在不同原则启发下做出的行为可能导致我不赞同的结果.这个恶使得所有各种思想的传达变得困难,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在多大程度上从与我相同的原则出发来形成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原则当然可以得到澄清、讨论、确立,但是我不能与随便什么人讨论随便什么问题.我可以和你讨论随便什么,但是我不能与我的邻居或者穿过马路的行人也这样做:逼急了,我宁可打一架也不跟他讨论到底.

  因此,事实上有一种来源于不信任、无知和恐惧的矜持心理,这种心理使我每时每刻都不能信任别人,或者使我过分信任.我个人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向我碰到的人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但是我努力做到尽可能的透明,因为我认为我们身上的这个阴暗区域同时既对我们自己也对别人都是阴暗的,我们只有在力图对其他人做到襟怀坦荡的时候才能为我们自己照亮这个阴暗区域.

  总有一种处于边缘状态的东西没有被说出来,也不愿意被说出来,但是它愿意被知道,被我知道.你知道人们不能把什么都说出来.但是我想以后,就是说我死以后,也可能在你死以后,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他们自己,这将带来一个巨大的变革.我想这个变革是与一场真正的革命相联系的.

  一个人必须完整地为他的邻人而存在,而他的邻人也必须完整地为他而存在,这样就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协调.这在今天不可能实现,但是我以为当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文化与感情关系发生变化之后,这就能实现.

  在酷刑成为家常便饭的时代,如果我们还能活下来,这既不是我们的过错,也没有功劳可言.夏多布里昂、奥拉都尔、杜勒、达索、奥斯维辛,一切都向我们证明,恶不是表面现象,从原因上认识恶并不能消除恶,恶并非如同一个模糊的观念与一个明确的观念对抗那样与善对抗.恶不是可以医治的情欲,可以克服的恐惧,可以原谅的一时迷惑,可以使之明白的愚昧无知的结果;恶无论如何不能如同莱布尼茨的阴影一般被绕开,被接管,被还原、同化为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莱布尼茨说过,阴影对于发扬白日的光辉是必需的.马里丹曾说过,撒旦是纯洁的.纯洁,也就是说没有混杂其他成分,毫不留情.我们学会认识这一可怕的、不能还原的纯洁性:它充分显示在刽子手与其牺牲者紧密的、几乎是肉体的关系里.因为酷刑首先旨在使受刑对象堕落,不管牺牲者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最终还是由他决定到什么程度痛苦会变得无法忍受,非开口说话不可.酷刑的最大的嘲讽在于,受刑者一旦挺不下去,就得用他作为人的意志去否定他是人,把自己变成刽子手的同谋,自动跌入卑鄙的深渊.刽子手知道这一点,他在窥伺对方意志崩溃的时刻,这不仅因为他将得到他希望获得的情报,而且因为对方意志崩溃将再一次向他证明,他有理由使用酷刑,人是只配用鞭子抽打的动物.他就以这种方式消灭他的邻人的人性,由于反弹力,同时也消灭他自己身上的人性:这个呻吟不已,浸透汗水,浑身血污不堪的人开口求饶,这个人如痴若狂,发出钟情女子的喘息声,同意交出自身听凭别人摆布.他不仅供出一切并且热心地一再加码,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作恶,这一意识如同拴在他脖子上的磐石,带着他越沉越深,刽子手知道这个人的形象与他自己的形象是一致的,他在行刑的同时,也在同等程度拷打他自己.如果他本人想逃脱这一整体堕落,除非表明他盲目信仰如紧身褡一般束缚住我们卑劣的软弱行为的一种铁的秩序,他没有别的办法,简单说,他只有把人的命运交给非人性的力量去主宰.某个时刻总会来临,那时候行刑者与受刑者达成一致:对于行刑者,是因为他在单独一个受害者身上象征性地满足了他对全人类的仇恨;对于受刑者,是因为他只有把自己的过错推向极端才能承担这个错误,他只有同时憎恨所有人才能忍受他对自己的憎恨.后来刽子手可能被绞死;受害者如能逃脱一死,可能会被恢复名誉:但是谁能抹掉两个自由在毁灭人性的过程中这场息息相通的弥撒呢?我们知道,当我们正在吃饭、睡觉、做爱时,巴黎各处都在举行这种弥撒.我们听到整条街在惨叫,我们明白了,恶作为一种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果实,与善一样是绝对的.可能会有这么一天,在某个幸福的时代回顾过去,将在这些痛苦和这些耻辱中看到引向这个时代享有的和平的若干道路之一.但是我们不是位于已经形成的历史这一边,我说过,我们位于处境之中,以致我们经历的每一分钟对我们都是不可减缩的.因此尽管我们本不愿如此,我们还是做出这个将顶撞好心人的结论:恶不可能得到补偿.

  但是另一方面.大部分抵抗者虽然也受严刑拷打,烈火烧灼,被挖去眼睛,折断骨骼,他们却没有开口.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行刑者,重新肯定了人性.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见证,无人援助,不抱希望,甚至往往不怀信仰.对他们来说,需要做的不是相信人的尊严,而是要求人的尊严.一切无不使他们丧失勇气:他们周围的那么多的信号,这些俯视他们的脸,他们身上的痛苦,一切都使他们相信他们只是些虫豸,人不过是蟑螂和鼠疫的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将和所有人一样,醒来时发现自己是虫蚁.而他们必须用自己受刑的皮肉,自己受迫害的已经背叛他们的思想,无中生有的,不为任何目的的,在绝对无偿中发明尊严的人:因为在人性内部可以区分出手段与目的、价值与偏爱,但是他们还处在创造世界的阶段,他们只需要独自决定世界上除了野兽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东西.于是他们闭口不语,而人就从他们的沉默中诞生.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知道,在每天的每一时刻,人在巴黎各处被毁灭和重新确立.这些毒刑拷打纠缠着我们的头脑,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如何避免在人性的边缘,在人类否定自身的‘无人区’与人类从中涌现并创造自身的沙漠之间摇摆不定."13.死亡是向着自然的回归

  一个人不是通过自杀而是通过一种可能导致死亡或者自我毁灭的行动来结束自己的一生,这种思想是在抵抗运动中产生的思想,我对此很欣赏.我觉得自由地去死是人的一种完美的结局,比带着病,老化,衰朽或者总之带着在死前就失去了自由的精神力量的削弱走向一个缓慢的终结要完美得多.我宁可要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完全的牺牲,被同意的牺牲,因此,不限制自由为其本质的某个存在的自由的牺牲.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自己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自由的.后来,在海因里希的情况中,我说明在许多许多情况下,一个人不是自由的.

  生命终止了.一个人死于他没有实现的大量计划之中.但在死后我在自己的书中复活,在我的书中我又被发现了.这是不朽的生命.在这种真实的生命中,一个人再不需要具有一个身体和一个意识,他按照外部世界发挥出真相和意义.

  我总是把每个人的生活看作某种贴近和围绕他的东西.总的说来,我大致上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一生和所有人的一生——这有一种带着知识的获得,最早的体验、冒险和一系列感受逐渐扩展的线状的开端.然后从某种年龄开始,这随着一个人的变化而改变,这部分是因为他本人,部分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部分是因为环境,生命走向终结,正像诞生是开始一样,死是最后的完结.但在我看来这个终结的时间同时伴随着朝普遍的不断的扩展.一个正走向死亡的五六十岁的人同时学得和体验到同他人、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广泛的关系;他学得了社会的尺度;他学会了对他人和自己的生活进行反省.在这些情况下他变得丰富起来然而已接近死亡.他以某种形式走向自己的结束,同时他这个个体又得到了知识或普遍的思想方式.他的行动或者是赞成某种社会、为了维护它,或者是有助于另一种社会的产生.而这种社会大概只有在他死后才会出现.总之,它将在他死后发展.同样,如果他生命晚期所从事的许多事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如果他可以把自己建造的商店留给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在他死前这些事业就濒临完结——例如,他破产了,什么都没有留给孩子——那么,他的这些事业就是成功的.换句话说,这儿有一个超出死亡的未来,它使死亡变为这个个体生活——一种他不存在时仍在继续的生活——

中的一个偶然事件.对许多人说来这不是真的.在贫民院的老年工人或低级职业者没有离开现在的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在,他们的生命是走向死亡而不是同未来在一起,这个未来是有别于直接追随现在的时刻的.

  我的生命总有一个不依赖于我的死亡而定的未来.这儿有那种不朽的思想,有很长时间我相信它,后来我不再相信它了.总之,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有一种思想:他不再存在时他将继续被人阅读.而这就是他的未来.一个人继续被人们阅读——时间有多长?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这要依这些作家而定.不管怎么说我可以指望五十年.读我的人是多是少不是问题之所在,五十年后仍会有人看我的书,正像安德烈·纪德的书对于青年们仍然存在一样——顺便说一下,是存在得越来越少了——这是说在他死后五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走向死亡还是显得像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比如说,你知道,我曾是很能喝酒的,我人生的一大乐趣就是痛快地喝它一个晚上,即使在我为一些客观原因感到烦恼时也是这样.现在我再没有这种乐趣了,因为医生禁止我饮酒.我不太相信医生的知识,但我仍得服从他.因此有一些人生的乐趣是在我完全被剥夺干净之前就已被剥夺了的,而这就是死亡.这种消散就是老之将至.我再没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形成一个单独的我的综合性思想,它消散在一大堆活动和微不足道的小事中.这种综合有一个开头,但它决不会有什么结果.我感受到这一切,因此我现在大不如十年前轻松适意.但作为一个严重的事情在一定时刻就会到来——我等待着这个时刻——的死亡,我并不害怕.我认为它是很自然的.它是同我作为文化的整个生活相对立的.

  死亡说到底是向自然的回归并肯定我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以这种新观点和我多年来持有的不朽的错误观念来看,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过得还是可以的.这是一种先死的观点;完全不是垂死的观点,而是一种死前的观点.我对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都不后悔.甚至对于我应该承担责任的过失.我往往采取一些相反的做法来弥补自己的过失.

  死亡使我晕头转向,因为我不愿意活下去.这就说明为什么死亡引起我的恐怖.我把死亡和荣耀相提并论,从而把死亡作为我的归宿.我急于死,有时死亡的恐怖给我的热情泼冷水,但为时甚短,我神圣的喜悦不断再生,等待着火化的时刻.我们内心的愿望其实是谋求和逃避两者不可分割地结合的产物:写作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使我原谅自己的存在.我看到,尽管写作是吹牛皮、说假话,总还有一些现实意义,其证明就是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仍在写作.但如果追根索源,我看到自己不断在逃避,进行格里布依式的自杀.是的,何止是史诗,何止是殉道,我在寻求死神哩.很长一个时期,我担心的死和生一个样,随随便便,不拘地点,默默死去只是默默出生的反映.我的天职改变了一切,刀光剑影总要消失,文字着作则与世长存.我发现在文学领域内赠与者可能变成他自己的赠与物,即纯粹的物.我之成为人纯属偶然,成为书则是行侠仗义的结果.我可以把我的絮叨和意识铸到铅字里,用不可磨灭的文字代替我生命的嘈杂,用风格代替我的血肉,用千古永生代替我的蹉跎岁月,作为语言的沉淀出现在圣灵面前.总之成为人类不可摆脱的异物,不同于我,不同于其他人,不同于其他一切.我给自己塑造一个消耗不尽的身躯,然后把自己交给消费者.我不为写作的乐趣而写作,而为了用文字雕琢光荣的躯体.从我坟墓高处细看这个光荣碑,感到我的出生好似一场必须经历的痛苦,为了最终变容而暂时显示的幻想.为了再生,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必须有一个脑袋,一双眼睛,两只胳膊.写作结束,身体器官自行消失.

  14.唯有死者才能不朽

  死亡对我有诱惑力,因为我并不喜欢生存,可也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死亡使我产生的恐怖.我把死亡等同于荣誉,并将之视为我的归宿.我愿意去死,可有时恐惧之心又冷却了我的急躁情绪,但过不了多久,我那神圣的快乐重又恢复过来,我在等待着雷电的到来,那时我将在一瞬间化为灰烬.我们的深层意图是谋划与逃避,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我清楚地看到,我那为了使自己宽恕我的存在而进行的疯狂的写作,尽管它有浮夸与欺骗的一面,却也不乏几分真实性: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个明证.但如果我追根索源的话,那么我在起点上将看到一种向前的逃避,一种愚蠢的自杀.的确,与其说我在寻找史诗,追求殉道,不如说我在乞求死亡.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一直担心会像我开始我的生命那样走完我的最后一步:在随便某个地方,随便以某种方式,而这种糊里糊涂的死恰恰反映了我的糊里糊涂的生.我的命运改变了一切:飞舞的剑消失了,写下的文字却留下了.我发现,纯文学中的给予者能够变成他自己的给予物,也就是成为纯粹的对象.偶然的事件把我变成了人,慷慨大度又把我变成了书,我能够把我的书信,我的意识浇铸成青铜字厝;我能够用永不磨灭的碑文来取代我生活中的喧闹,以某种风格来取代我的肉体,以永恒来取代萎靡不振地向前流逝的时间;我能够对圣灵显示为言语精华,我能够变成人类难以摆脱的顽念,最后,我还能成为我以外,他人以外的什么别的东西.我将首先赋予我自己一个不会损坏的身躯,然后我把自己交给顾客使用.我并不是为了写作的快乐才写作的,而是为了从词语中裁出这一荣耀的身躯.从我的坟墓的上空来看,我的出生在我眼里就像是必不可少的邪恶,就像是极为短暂的化身,这一化身是为我的变容而作准备的:为了重生就必须写作,为了写作就必须有一颗脑袋,必须有眼睛和手臂.一旦任务完成,这些器官将自行消失:在1995年左右,一个恶魔爆裂了,从里面飞出25张对开的纸片,它们像鸟儿那样扑打着翅膀飞往国家图书馆,降落在一个书架上,这些纸片正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是我,25册书,1.8万页文字,300幅插图,其中还有作者本人的照片.我的骨头是用皮革与硬纸板做成的,我的用羊皮纸做成的肉,散发着一股糨糊和蘑菇的气味,面对这堆重达60公斤的纸张,我感到悠然自得,轻松自如.我重又诞生了,我终于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有思想,能说会唱还会大喊大叫的人,我以物质的顽固惰性表现着自己.人们从书架上把我取下,打开我,把我放在书桌上,用手将我弄平,有时又把我翻得沙沙作响.我听任人们摆布,可突然间我会光芒四射,照得使人睁不开眼,虽然远在千里之外,我照样使人敬服,我的威力穿越了时空,将恶人击倒,使善人受到保护.任何人都无法将我遗忘,也不能对我避而不谈,我是拜物教中的一个伟大的物神,既易于摆布又令人恐惧.我的意识分裂成无数的碎片,这太好了.他人的意识承受了我,人们读着我,我在他们眼里一览无余.人们在议论着我,在所有人的嘴里,我是既普遍又独特的话题,在千百万人的注视下,我成了未来的珍品.对于那些能够喜欢我的人来说,我会给他们带来最深切的不安,如果他们想触摸我,我会立刻消失得不知去向:我不在任何地方存在,我终于在了!我无所不在:我是人类的寄生虫,我的善行在折磨着人类,并迫使人类不断唤起我的缺席.

  这一花招获得了成功:我把死神紧紧地缠在荣耀这块裹尸布里,我不再考虑死亡而仅仅惦记着荣耀,我没有意识到这两者是同一回事.在我现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我已过时好多年了,虽然我清楚地想象着即将到来的老年和我未来的衰老,想象着我所爱的那些人的衰老与死亡,想这些事当然是不太愉快的,然而我从未想过我自己的死亡.我有时会向我的朋友们暗示——他们中有些人比我小15、20或30岁——倘若我活得比他们长,我将感到非常抱歉.他们便取笑我,我也和他们一起大笑,但这是一件由不得我们的事,过去是这样,将来亦是如此.在我9岁那年,一次手术夺去了我得以感受某种悲哀的能力,据说这种悲哀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所固有的东西.10年以后,在高等师范学校,正是这种悲哀把我几位最要好的朋友从恐怖或狂怒中惊醒,而我则仍像打钟人那样酣睡如泥.他们中有一位在一次重病之后向我们保证说,他曾经历过临终的痛苦,甚至还有过咽气的经验.尼赞最为着魔,他有时在完全清醒的时候竟会看见自己变成了尸体,他站起身来,眼睛一片模糊,跌跌撞撞地拿起他的圆帽就走了.第二天人们便发现他和一些陌生人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有时候,这些病入膏盲的家伙在宿舍里相互叙述各自的不眠之夜,以及他们对虚无的预感,他们往往不用把话说完就彼此心领神会了.我站在一旁洗耳恭听,我非常喜欢他们,以致我渴望能和他们一样有这样经历,可我的努力毫无结果,我所能感受并把握到的仅仅是葬礼中的老一套:我活着,我死了,我既不知谁活着,也不知谁死了,我即使在死前一小时也仍然是活着的.我毫不怀疑在他们的谈话里肯定有某种我还没有把握的奥妙,我只得保持沉默,我被排斥在他们之外,我真羡慕他们.最后,他们不快地转过身来问我:"你呢?难道你对此不感兴趣吗?"我连忙谦卑地摆摆手表示无能为力,他们突然得知无法与我交谈,大为震惊,他们会气愤得大笑起来,"在你睡着的时候,你从未想过有人会在睡眠中死去吗?在你刷牙的时候,你也从未想过:这是最后一次了,今天就是我的末日?你从未感到应该走得快些的吗?"一半是出于应战,另一半也是受到他们的驱使,我回答说:"正是这样,我认为我是不会死的."再也没有比这更为虚假的事了:我对意外的死亡早已采取了防范措施,如此而已.既然圣灵已把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了我,那就应该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它.我的死是荣耀的死,它将保护我不会遇到火车脱轨,不会患各种充血症和腹膜炎.我和圣灵约好了会面的日子,如果去得太早,我会找不到它的.我的朋友们完全可以指责我从未想到过死亡,可他们却不知道,我没有一分钟不在经受死亡.

  今天,我认为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生存条件中的一切,甚至包括忧虑.而我却选择了无忧无虑,事实上,我还真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我之所以提前把自己杀死,是因为唯有死者才能享有不朽.

  15.人就是其行为的总和

  我跟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曾经回答说:"你的行动显然是以你的死亡为限的,但是你可以倚仗别人的帮助.这就是说,你既可以指望别人在别处的所作所为,如在中国和俄国,给你帮助,也可以指望他们以后的所作所为,即在你死后,继承你的事业继续前进,直到最后实现,也即革命的胜利.不仅如此,你必须依靠这一点,不这样做是不道德的."对于这番话,我的反驳是,第一,我在斗争中将永远依赖我的战友,只要他们和我一样对一个具体的共同主张承担责任;并且依赖党或者我能够多多少少控制的集体的团结——这就是说,依赖那个我报名参加战斗并且随时知道其动向的党.在这方面,依赖党的团结和党的意志完全像依赖火车将准时到达和电车不会出轨一样.但是我不能够依赖我不认识的人,我不能把我的信心建立在人类的善良或者人对社会改善的兴趣上,因为人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什么人性可以认为是基本的.我不知道俄国革命将会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无产阶级在俄国起的作用是它在任何别的国家都没能达到的;只要这样,我可以钦佩它,并且认为它是个好的例子.但是我无法肯定这会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我只能把我限制在我见到的一切里.我也不能肯定那些战友在我死后将会继承我的事业,并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因为那些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他们到了明天将自己决定那时候的人将会怎样.明天,在我死后,有些人可能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而别的人可能变得很懦弱,或者松松垮垮,听任他们为所欲为.这样的话,法西斯主义那时就会成为人类的真理,而我们就更加倒霉了.说实在话,事情是由人们决定要怎样就怎样的.这是否意味着我将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呢?不.我首先应当承担责任,然后按照我承担的责任行事,根据那个古已有之的公式:"从事一项工作但不必存在什么希望."这也不等于说我不应参加政党,而只是说我不应当存在幻想,只应当尽力而为.比方说,如果我问自己:"这样的社会理想有没有可能成为现实呢?"我没法说,我只知道凡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去做;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把握.

  无作为论是那些说"让别人做我不能做的"的人的态度.我给你们陈述的这种学术恰恰和这种态度相反,因为它宣称除掉行动外,没有真实.确实,它还进一步补充说:"人只是他企图成为的那样,他只是在实现自己意图上方才存在,所以他除掉自己的行动总和外,什么都不是;除掉他的生命外,什么都不是."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听到我们的教导会感到骇异.因为许多人郁郁不得志时只有一个给自己打气的办法,那就是这样跟自己说:"我这人碰见的事情总是不顺手,否则我的成就要比过去大得多.诚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我真正爱的女人,或者结识过一个真正要好的朋友;不过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值得我结识的男人,或者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女人.如果我没有写过什么好书,那是因为我过去抽不出时间来写.还有,如果过去我没有什么心爱的孩子,那是因为我没有能找到可以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所以我的能力、兴趣和能够发挥的潜力,是多方面的,虽然没有用上但是完全可以培养的;因此绝不可以仅仅根据我过去做的事情对我进行估价;实际上,我不是一个等闲的人."但是实际上,而且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了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普鲁斯特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拉辛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悲剧中,此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要说拉辛有能力再写一部悲剧,而这部悲剧恰恰是他没有写的呢?一个人投入生活,给自己画了像,除了这个画像外,什么都没有.当然,这种思想对于那些一生中没有取得成就的人是有点不好受的.另一方面,这却使人人都容易理解到只有实际情况是可靠的;梦、期望、希望只能作为幻灭的梦、夭折的希望、没有实现的期望来解释;这就是说,只能从反面,而不是从正面来解释.虽说如此,当一个人说,"你除掉你的生活之外,更无别的",这并不意味着说一个画家只能就他的作品来估计他,因为还有千百件其他的事情同样有助于解释他的为人.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多不少就是他的一系列行为,他是构成这些行为的总和、组织和一套关系.

  16.上帝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

  在我看来,艺术品就如同基督教的不朽,同时它是不被人注意但应该被上帝的眼睛所读到的处于绝对之中的创造物.它获得绝对的超人的性质是因为它基本上又是给予这个创造者的.因此,艺术品和上帝之间的最初的关系由我对艺术的最初概念所确定.我创造了一个作品,而超出任何的读者,上帝在察看它.这种概念消失了,但一个人正在写作时他仍然赋予自己所写的东西一种超人的价值.美表现为人们赞赏的东西,但这种赞赏中的东西超出了人的赞赏所能达到的范围.人的赞赏是一种赋予对象超人价值的象征.这当然是一种幻觉,它不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在写作时就包含着这种幻觉.因为如果一个人写的作品成功了,它就会超出现在的正存在着的读者而对着未来的读者.它会受到两三代人的评判,被传下去,被后代略作改变但保存下来.这儿有一种既是关于作品的观点更是关于人的观点得到增加,得到改变.比如说,当伏尔泰达到20世纪的意识时,他是一个已经被一层光圈映照的伏尔泰,他被看作是伏尔泰,而我们感到他已不是人——我们感到这层光圈来自他身上而同时也可能是照在他身上的另一个意识.也就是说,是一个类似上帝的东西.这在一些非常模糊、非常不相称的观念之中,是很难理解的,是仍然保有的变化了的神学思想因素;我想这些因素将随着世界的发展而逐渐失去它们的力量.

  这是看着它们的上帝,这是把自己的意识给它们的上帝.而相反我们看到的东西是这些我们把握着的对象.就是说,意识在我们之中,对对象说来,它整个是缺乏意识的.它是在自在的水平上存在着.一个人还没有确信一个对象是没有意识时,这是一个应该被注意研究的复杂问题.一个人在对整个世界的对象是没有意识的想法做出概括之前,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正像我刚才说的,神学意识往往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复活,滑到这些对象之中.而这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这不正确.

  对象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把各种不同的方面给予考察它的人们.而且还有不是人的意识,例如动物的意识、昆虫的意识.这样,对象按照理解它的意识将自身弃置于完全不同的方式中.但对象是在这些意识之外的:它存在,但没有自我意识;它是自在地存在.虽然自在和自为显然是连结着的,但根本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因上帝而连结,而几乎是类似斯宾诺莎的那两种属性:自在是有着对它的意识的东西,而意识仅仅作为对于自在的意识而存在.无疑它也可能是关于自为的意识.但只是在有关于自在的意识的情况下才有关于自为的意识.因此,被看作上帝存在的自为的自在是不可能的,这仅仅是理性的观念,没有实在性.另一方面,又有着自为的自在对于意识和事物的连结,这种连结是自为的自在的另一种形式,它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正意识到这儿我面前的一大堆东西,它们真实地存在着,我看到了它们的存在本身.我看到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一块岩石的自在.

  这是来自他们的选择,来自他们自身,来自他们的自由;再就是来自各种影响.他们受到仍持有门世纪观点的人们的影响,比如说,教士或者基督徒母亲;母亲们要比男人更迷恋于宗教,至少在早些时是这样.在我看来,这些人代表了青年人不感兴趣的某种东西——青年人还应该形成他自己——那些已经充满过去气息、一个衰朽的过去气息的东西.相信上帝的年轻人想必同传统有着联系……跟我们不同.

  它确实给他们带来好处.较令人愉快的是相信世界完全是封闭的,带着一种不是由我们而走由一个全能的存在创造的综合,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每个人组成的.一切苦难都是来自这个最高的存在允许或希望的一种考验,一种应该使事物如其所是的考验——也就是说,这是些没有任何人希望的并且对经受这些苦难的这个人不会带来任何东西的不该承受的苦难.善行也是这样,这不是任何特定个人的善行,而是同样代表着任何人都没有给的给定了的东西.为了重建意识到一切、看到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既确立这些关系又确立它们的结果的上帝的观念,人们就必须抛弃科学,抛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返回同我们己确立的世界完全相对立的世界.也说是说人们就得保留一种人的科学和自然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的观念,虽然他们也许没有这样说和没有直接希望这样做.

  现在这个自由不是为了让我可以给上帝他所要求于我的东西;它是为了发现我自己并给我自己我要求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根本的.我同他人的关系是直接的.它们不再以这个全能者为中介.为了去爱我周围的人我不需要上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我完全不必同无限者打交道.我的行动构成了一个生命,我的生命,它就要完结,它几乎已完结了,我对它的评价是没有太多的过错.这个生命跟上帝毫无关系,它是我希望的那个样子,而部分地是我无意中造成的样子.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是满意的;我不需要把这归之于上帝.我只是需要把这归之于人,别的人和我自己.我认为,就我们或多或少在努力振兴一个没有上帝的有其自己的原则、目标和统一性的人类说来,我们都是无神论者,也许不是每时每刻,但确实是在我们一生之中——至少我们都是那种发展着的越来越实在的无神论的无神论者.

  上帝是一种预制的人的形象,是无限增长的人;人面对这个形象,被迫努力去满足这个形象.这样,它总是一个同自我的关系问题,一个荒谬而又有巨大要求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应该受到抑制,因为这不是同自我的真实关系.同自我的真实关系是同我们真正所是的东南的关系,而不是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形式中含糊地形成的自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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