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9日 19:24
，是学术上由分而合的现象。
然一种学说独成一派之后，本派中跟着就要分派。韩非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就是循着这个轨道走的。汉儒研究遗经，成立汉学，跟着又分许多派。老子之学，也分许多派。佛学在印度，分许多派；传入中国，又分若干派。单即宋儒所谓佛门禅宗说，自达摩传至五祖，分南北方两派。北方神秀，南方慧能。慧能为六祖，他的门下又分五派。明道创出理学一派，跟着就分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而伊川门下分许多派，朱子门下分许多派，陆王门下也分许多派。这种现象，是学术上由合而分的现象。
宇宙真理，是一个浑然的东西，人类的知识短浅，不能骤窥其全，必定要这样分而又合，合而又分的研究，才能把宇宙的真理研究出来。其方式，是每当众说纷纭的时候，就有人融会贯通，使其汇归于一，这是做的由分而合的工作。既经汇归于一之后，众人又分头研究，这是做的由合而分的工作。只要以探讨真理为依归，不过于存主观的见解，无论是由分而合，或是由合而分，这在学术上说，都是有功的；唯有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是要不得的。
吾人现在所处的时代，是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正是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应该把中西两方学说，融会贯通，努力做由分而合的工作。必定这样，才合得到学术上的趋势。等融会贯通之后，再分头研究，去做由合而分的工作。
但是要做这把中西文化融合的工作，并不是没有宾主之分，一味地将中西文化杂糅在一起，使人发生龃龉，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行动，无所适从，如近几年来的混乱现象；而是应当以我们数千年来深入人心的民族文化为重心，或采取他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或吸收他人的精英，以丰富吾人之生命。从前有个故事：鲁国有个男子独处，邻家有个寡妇独处，夜雨室坏，妇人来求托庇，男子闭户不纳。妇人说：“你何不学柳下惠呢？”男子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这事被孔子听见了，就赞叹道：“喜学柳下惠者，莫如鲁男子！”还有九方皋相马，并不取其皮相，是在牝牡骊黄之外。吾国先哲，师法古人，也是遗貌取神，为我学术界最大特色。画家书家，无不如此，我们本此精神，去取用西洋文化，就有利无害了。
从前印度的佛学，传入中国，我国尽量地研究，如此修改或发挥，所有天台、华严、净土诸宗差不多成了中国文化，所以很受一般人的欢迎，就中最盛行的，厥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唯有唯识一宗，带印度色彩最浓，此宗自唐以来，几乎失传。由此可见印度学说，传入中国，越是中国化的越盛行；带印度色彩越浓的，就不盛行，或至绝迹。我们今后采用西洋文化，仍用采取印度文化的方法，使其一一中国化，好比药料之有炮灸法，把那有毒的部分除去，单留有益的部分就对了。第一步，用老子的法子，合乎自然趋势的就采用，不合的就不采用；第二步，用孔子的法子，凡事先经过良心裁判，返诸吾心而安，然后推行出去。如果能够这样地采用，中西文化自然可以融合，本此原则，我们今后应走的途径，就可决定了。
西洋人用仰观俯察的法子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生出理化等科。中国的古人，行仰观俯察的法，窥见了宇宙自然之理，因而制定各种制度，同是窥见自然之理，一则用之物上，一则用之人事上，双方文化，实有沟通的必要。
中国的古人定的制度，许多地方极无条理，而又极有条理，如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上者仁民爱物，在下者亲上事长之类，隐然含磁电感应之理，权利义务不明，而权利义务自在其中，人与人之间，生趣盎然。西洋人，则人与人之间，划出许多界限，父子夫妇间的权利义务，俱用审计学的方式计算，权利义务分明，生趣就减少多了。所以西洋的伦理，应当灌注以磁电，才可把冷酷的气氛改变；但这未免太浑囵了，又当参考西洋组织。果然如此，中西文化，即融合了。
研究学问，就如开矿，中国人、印度人、西洋人，各开一个洞子，向前开采。印度的洞子和中国的洞子，首先打通，现在又与西洋的洞子接触了。宇宙真理，是浑然的一个东西，中国人、西洋人、印度人，分途研究，或从人事上研究，或从物理上研究，分出若干派，各派都是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西印三方学说，应该融会贯通，人事上的学说，与物理上的学说，也应该融会贯通。吾人生于斯世，即当顺应潮流，做这种融合的工作，融合以后，不妨再分头研究，像这样的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经过若干次，才能把这个浑然的东西，研究得毫发无遗，依旧还是一个浑然的。
冲突是融合的预兆，无所谓冲突，即无所谓融合。譬如几个泥丸，放在盘内，不相接触，可谓不相冲突了；然而这几个泥丸，是永久独立，不能合并为一的。如把他们合在一处，挤之捏之，这几个泥丸，就可合为一个了。现在国际竞争激烈，与战国七雄时代相似。西洋学说，传入中国，与旧有学说发生冲突，如南北朝隋唐时代佛学传入中国相似，一般人看见这些冲突情形，都很悲观；不知这正是几个泥丸挤之捏之的时候，乃是世界大同的动机，是东西学融合的动机。所不同者，秦始皇统一战国之后，是有一个君主高踞其上；将来世界大同，是把君主换做民主的，宋儒的理学，虽然融合众说，但其学说的推行，是仗君主威力，强迫人民信从；将中西印三方学说融合，是学者自由研究的结果，并非强人信从。国际上、学术上，这种现象，都是天然的趋势，非人力所能反抗，如水之东流入海，即使要反抗，也是万万无效的。只有看清楚这种趋势做法，才不至违反潮流。
但中西文化的冲突，其病根有应归咎西洋的地方。例如：西洋人对社会、对国家，以我字为起点，即是以“身”字为起点。中国儒家讲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做起，即是以“心”字为起点。双方都注意把起点培养好。所以西洋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从事运动，把身体培养好；中国人见人闲居无事，即叫他读书穷理，把心地培养好。西洋要人培养身，中国人要培养心。西洋教人，重在“于身有益”四字；中国教人，重在“问心无愧”四字。斯密士倡自由竞争，达尔文倡强权竞争，西洋人群起信从，因为此等学说，是“于身有益”.中国圣贤，绝无类似此等学说，因为倡此等学说，其弊流于损人利己，是“问心有愧”的。我们遍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很少寻得出像斯密士和达尔文一类的学说，只有庄子书中的盗跖，所持议论，可称相似；然而此种主张，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
孔门的学说：“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从“身”字向内追进两层，把“意”字寻出，以诚意为起点，再向外发展。就好比建筑房子，把地上浮泥除去，寻着石底，才从事建筑。由是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造成的社会，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人我之间，无所谓冲突，这是中国学说最精粹的地方。西洋人自由竞争酿成世界大战，死人数千万，大战过后，还不能解决，跟着就要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祸根；将来算总账，还不知要流多少血。
我们再把前面所绘的“返本线”一看，就更可把中西文化的优劣看出来。吾国国家主张从小孩时，即把爱亲敬兄的心理，在家庭中培养好，然后扩充出去，以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造成一个仁爱的世界。所以中国的家庭，可说是一个“仁爱培养场”,西洋人从“我”字径到“国”字，中间缺少一个“家”字，即是莫得“仁爱培养场”;少了由“丁”至“丙”一段，缺“诚意工夫”,即是“良心裁判”.所以西洋学说发挥出来，就成为残酷的世界了。
现代物质文明，中国诚然万万不及西洋，但从社会伦理部分来说，则以上诸点，确乎中胜于西。此等之处，应该西洋效法中国，不应该中国效法西洋。
最后，站在中国文化的本位上，主张中国学说，可救西洋印度之弊。他是以老子为中国学说代表的，前面已说过了。他认为西洋所讲是极端的世间法，印度所讲是极端的出世法，老子所讲则把出世法、世间法打通为一。宋明诸儒，都是做的老子工作，算是研究了两三千年，开辟了康庄大道。如把这种学说，发扬而光大之，就可把中西印三方文化融合为一。
以“返本线”言之：西洋人从“丁”点起，向前走，直到“己”点或“庚”点止，绝不回顾。印度人从“丁”点起，向后走，直到“甲”点止，也是绝不回顾，老子从“丁”点起，向后走，走到“乙”点，再折转来，向前走，走到“庚”点为止，是双方兼顾的。老子说“节根复命”一类话，与印度学说相通。所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一类话，与西洋学说相通。虽说他讲出世法，没有印度那样精，讲世间法，没有西洋那样详；但由他的学说，就可把西洋学说和印度学说，打通为一。
西洋的学问重在分析，中国的学问重在会通。西洋人无论何事，都是各科研究，中国古人，一开口即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就“返本线”言，西洋讲个人主义的，只看见线的“丁”点（我），其余各点，均未看见；讲国家主义的，只看见“己”点（国），讲社会主义的，只看见“庚”点（天下），其义互相冲突。孔门的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老都是把这根线看通了的，所以倡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说法（二语出自《礼运》，或以为道家之说，故浑言孔老），这样，所谓个人也，国家也，社会也，就毫不觉得冲突。中国人能见其会通，但嫌其浑囵疏阔；西洋人研究得精细，而彼此不能贯通。应该就西洋人所研究者，以中国的看法贯通之，各种主义就无所谓冲突，中西文化也就融合了。
其实，西洋人讲竞争，讲超人，都是末流之弊。至若希腊三哲，何尝不是孔老一流人物？中国号称儒释道三教并行，但今之和尚道士，秀才举人，何尝有几分与释迦孔老相类？其末也是与西洋一样。世界种种冲突，是由思想冲突来的，而思想的冲突，又源于学说的冲突。所谓冲突，都是末流的学说，若就最初而言，则释迦、孔子、老子和苏格拉底诸人，固无所谓冲突。将来一定有人出来，把儒释道三教、希腊三哲和明诸家学说、西洋近代学说，合并研究，融会贯通，创出一种新学说，其工作与程明道融合儒释道三教成为理学是一样。假使这种工作完成，则世界的思想一致，行为即一致，而世界大同，就有希望了。
以上是宗吾《中国学术之趋势》一书的扼要介绍。此外他在本书中，详述“宋学”与“蜀学”的关系，说二程的学说，深受当时蜀学的影响，尤其是程伊川的易学，是受了箍桶翁和卖酱翁的指示，才别有会心。同时，四川道教佛教，也是盛极一时，二程当深有所濡染，所以他们后来能作出三教融合的工作。再则蜀主孟昶，在当时提倡文化的热心，与夫政治的清明，可谓甲于天下。苏子对老学的研究，也是前无古人，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当时的四川，可称为此后中国文化的摇篮。宗吾对于这些问题，都加以考证和说明，这是国内一般讲学术史的人，不曾注意的。
至于他提出老子，来贯通中国的全部学说；又说，西洋和印度的学说，各走极端，唯中国学说，可以济二者之弊，他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太偏主观，我不愿在此批评；批评的责任，希读者负起来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