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交易。如此则关税无形取消，外货以百元购得者，以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售之人民，即无异值百抽五十，或值百抽百。至外货何者该买，何者不该买，国家自有斟酌，出口入口，两相平衡，我国与外国，两得其益。

　　以上四者办理完毕后，即可按照全国人口，发给生活费，以能维持最低生活为原则。因为人民即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的收益，交之国家，国家即应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法国革命，是在政治上要求人权；我们改革经济制度，则注重生存权。中山先生把生活程度分为三级：（1）需要，即生存；（2）安适；（3）奢侈。

　　现在的经济制度，人民一遇不幸，即会冻死饿死，是以“死”字为立足点，进而求生存，进而求安适和奢侈；发给生活费的办法，则是以“生”字为立足点，进而求安适，求奢侈。生存为社会重心，人人能生存，重心才能稳定。

　　改革社会，有如医病，有病的部分，应当治疗，无病的部分，不可妄动刀针。从旧经济制度中，将土地、机器、银行和国际贸易，收归国有，这即是有病的部分加以治疗；其余可仍其旧，私人生活，非有害于社会者，不加干涉，这即是无病的部分不动刀针。如此办法，则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就可实现了。

　　中山先生屡次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公司的股东。”这种说法，再好没有了---那末，如今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即是四万万五千万股东，以一个人为一股，国中生了一人，即新添一股，死了一人，即取消一股，其股权是很分明的。发给生活费，是各股东按年所分的红息；服务社会者，或劳心，或劳力，给予相当代价，即是股东在公司内服务，于分红息外，各得相当报酬。像这样的组织法，不但是工资制，并且是从天然取法来的。说明如下：

　　第一，取法人身分配血液之法。身体上某部分越劳动，血液的灌注越多，弥补消耗之外，还有余剩，因之越劳动的部分越发达，这就是人体奖励劳动的方法。准此，对于国中的劳动者，就应该有从优报酬。吾人身上还有许多无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即是无用的东西，但既已生在身上，也不能不给以血液，不过因其不工作，灌注的血液较少，所以男子之乳，渐渐缩小。准此，对于国中的任何人，一律发给生活费，以维持最低生活为止，不劳动者待以不死就是了。饮食从总口入，便溺从总口出，饮食在腹中如何消化，如何运转，脑筋全不知道。准此，国际贸易，由政府支配，国内贸易，听人民自由经营，不必过问。

　　第二，取法天空分配雨露之法。自然界用太阳光照耀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其中的水蒸汽取出来，变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落下，不唯干枯之地，蒙其泽润，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雨露，也一律散给；最妙的，是把草木所含的水分，蒸发出来，又还给它，一转移间，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了。并且枯枝朽木，也同样散给，不因没有生机，就剥夺了享受雨露之权。落在地上之水，听凭草木之根吸取，无所限制，吸多吸少，纯是草木自身的关系，自然界固然容心于其间，准此，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收入，原是从人民身上取出来的，除公共开支而外，不问贫富老幼，不问劳动与否，一律发给生活费，而国中致富的机会，人人均等，这即是取法雨露的无私。

　　宪法上如规定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一律收归国有，则征兵制、征工制、所得税、遗产税四者，即应废除。当兵者，做工者，俱应给以相当代价，如果征兵征工，即是侵犯了体力的私有权。官吏的服务，店人的经营，都是运用脑力的，如果征收所得税，即是侵犯了脑力的私有权。以劳心劳力所获的金钱，遗诸子孙，这是应该的，如果征收遗产税，也是侵犯了脑力和体力的私有权。

　　有人虑及遗产税可以发生资本家，那是不相干的。美国的银行大王、汽车大王、煤油大王、商业大王诸人，除银行大王摩根外，都是赤贫之子；而摩根之致富，并未依赖遗产。他们之所以致富，全靠个人的努力，从事于经营土地、工厂、银行及国家贸易而来。宪法上如把四者定为国家公有，私人不得买卖，这些大王，自然无从产生，这才是根本办法，不在征收遗产税。

　　土地、工厂、银行及国际贸易四者，收归公有，大资本家无从生产，是富者削低一级，人有生活费，不至冻馁而死，是贫者升高一级。两级中间，为人民活动的余地。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不主张平头的平等，而主张立足点平等；因之经济上的组织，以不应主张平头的平等，使全国人贫富相等，而应主张立足点平等，使全国人致富的机会相等。欲务农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做工者，向工厂寻觅工作；为官吏，为教员，为商贾，悉任自由，不加限制。因劳动种类的不同，所得的报酬即不同，或贫或富，纯视各人努力与否为断。如此则可促进人民的向上心，社会才能日益进化。犹如地势高下不平，水便滔滔汩汩，奔趋于海，若平而不流，就成为死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