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权转入专权。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态势。况且治理教化不断发展，分工合作的局面既已形成，则治理人与被人治理，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兼备。而且法令条文日渐繁多，国务政闻日益繁杂，不成为专业者就无暇办理这些事务了。

　　于是就有了从事管理人的专业人士，叫做“士君子”。而这一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便将社会契约托付给“士君子”，让他们专门管理和执行；并由大家交纳一定的赋税，作为他们的酬劳以供养其生活。这是古今文明国家通行的法则。随后才有霸道之人，乘管理之便篡夺权力，变一人敬奉社会的法则为一国敬奉他一人的名分，长期占有这种权力而不归还于社会，哪里还知道这权力并非他个人所有呢？最近数百年来，欧洲的一些君主与人民的斗争，大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幸而现在人民的权力日益得到伸张，公共治理事务日渐产生，这就是欧洲政治是其他各洲所不及的原因。虽然如此，这其实只是恢复社会契约政治的本来面目而已。

　　再说刑罚与奖赏，本来都是控制社会治理大权的。而在实际运用的时候，则是刑罚严于奖赏。刑罚的轻重各时代不同，掌控社会治理大权的人应该有顺应时代匡扶世风的作用。而古时候与现在的时代，社会实际存在有极大差异，这是不可不明察的。

　　蒙昧时代的人类，使用刑罚，不是所谓的单凭推究人的蓄意居心而定罪的，而是核查其事实，从不曾对人的内心状况加以责难。然而掌管刑罚的人都希望不用刑罚，刑律晓谕民众全是为了弥补社会治理的不足。所以使用刑罚，是社会治理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并非对受刑者有什么深怒痛恨，一定要置之死地不可。也就像说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我们社会的利益，而为社会所不容而已。

　　凡认为将犯罪而还没有犯罪的，则追究已犯之罪。如果本来就不足以治罪，那么治了罪也没什么益处。如果要追究将犯而未犯之罪，则势必不得不取其犯罪意念进行深究。即使只以犯罪事实定罪而诛灭，那么慈母折根树枝有时也可能打死自己的孩子，道路上的人玩抛掷石块的游戏有时也可能砸死附近的人，现在把这些事件全部纳入“杀人者死”的刑律条款中处理，人们只好将自己这种行为推托为不幸而在法律面前无法辩解。这对于刑罚的使用之法，简单倒是简单，但这样要求人民不断向善，不也是很难办到的吗？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过失造成的不幸罪过，不是人们自身所能作主控制的。所以要想使社会治理不断进步，非严格区分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不可。刑罚要与犯人自己所犯之罪相当，奖赏一定要给予真正的好善者，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并可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杀人固然必须处以极刑，但不是有意的过失杀人，这种情形可另当别论，不能与故意杀人者同等受刑。既要论清犯罪的意图又要查清犯罪的事实，务求刑罚得当而不要作严酷的比照。不单是刑罚这类事如此，朝廷、乡里之间，所有的赏赐、惩罚、毁誉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