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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群第十七

书名:天演论 作者:托马斯·赫胥黎 本章字数:2701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9日 19:19


善群第十七

在社会人群的生存竞争中,争而胜者的生活极尽优厚,而居于社会底层的则不能自保饥寒,甚至没有任何“选择举措之权”,社会的严重不公和竞争的混乱无序,这责任明显在于当政者和当政者所推行的政制。作者以“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上位而无由降”一语道破天机,说明社会的公正和谐,全在于社会应有的公正合理的竞争机制。

当今在人类社会参与竞争的人群,大概都是在争夺那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吧?在社会竞争中的获胜者,往往居于社会上层,整日美食佳肴、绫罗绸缎、出门骏马、豪车,任意驱使奴役那些下层的民众。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却处于社会的下层,那景况奇惨者,竟沦落到无法生存的境地,甚至一些人被迫铤而走险,作奸犯科、沦为囚徒。试将英国全体人口纳入计算,那些经过激烈的社会竞争有幸胜出的上层人士,在100人中仅仅只有两人;那些一贫如洗及作奸犯科的人,加起来也不过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但恐怕有些人嫌此比例过小,那么我暂且将其放宽到百分之五的人数行吗?也就是说我们先前所说遭遇天运进程中的肆虐命运,居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数,在现今以社会总体来核对,也不会超出这百分之五的比例。

这百分之五的最下层民众,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四季皆处于受冻挨饿的境地。围绕他们的环境,大部是猥滥和污秽粗劣的东西,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些人在婚配嫁娶上毫无节制,在繁殖、生育上的简陋条件,与牛羊相差无几。他们的儿女虽因家庭的贫困,自生下来便身体受损,因而多数不能养育成人,但他们总的出生率仍常常超过死亡的比率。情况虽然如此,但这些社会最低层的穷困者,是自成一类的社会边缘人,这百分之五的人不可能像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那样具有选举、建议等政治权利,故社会如果不能进步,则绝不是他们的罪过。

假定现在有个牧民,在他放牧的10000只羊之内,选择其中那最低等的50只,把它们赶放到土地贫瘠、五谷不生的荒野,任凭那衰弱者随自然而死亡,强健者随自然而生存,而后又将其幸存的羊并入原羊群中一道牧羊。这类牧羊人是什么样的一种牧羊人呢?这并不是做事过头的一个譬喻,而是做事方法还不够的例子。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像这类受冻挨饿犯科收监的人,还没有全部成为那种最低弱最愚蠢的人,就如同前面所说的那50只羊一样。

再说那些追求荣华富贵、高官厚禄的政客们,他们以怎样的方法方能在社会竞争中获胜呢?按日常规律来说,那肯定是在精神上具备坚强自信,在事业上勤耕不息,其智力能够通晓人情世故,性格宽忍能成大业。另外这种人往往还具备一定的仁慈之心,其感应能通外物而受人信任,同时又能获得一帮同仁的辅助,这些就是他借以成功的常理。

然而世上虽有这类贤才,但这类人真正在社会内竞逐又并非一定会成功,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治国最不幸的事,不仅在于贤才处于下位而不遇提拔,而在于德才平庸者处于高位而无法将其降职,那些富贵、显达的贵族门庭、上上下下的亲属裙带、相互庇护的党羽、贿赂的歪风、陈规陋习和主政人员的昏庸自私等等,这些都是昏官贪官只上不下的原因。这正如沉重浑浊之物于水,助以满气的气脬、木皮等方可提升;又如给不善游泳者助以救生圈,这都是物或人能够浮于水面的原因,并不是人与物本身便有能逆

流而上或者能够自然向上升浮不沉的本领。如果我们将上述这些辅助物拿开,则人和物都将失去依傍,显出其本来面目,最后必定回到最初之所在。而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作用,使一国民众像灶上的一壶水似的,用火熨烧,壶中无数不可分的原子受热后自行上升,未受热的则打旋下降、往来移动、循环流转,直到温度、热量都相互等同时方停止运动。

因此我们听任进化的自然发展,注意消除那些牵累、阻碍的势力,于是社会中的一群人则能在战斗中胜利冲出,成为这一社会的基本人群。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并不是最适宜的生存者,但他们都能将自己的一些生存优势与社会人群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他们联合的人数既多,故力量自然厚实,生殖的人口也必然繁盛。靠多数人的力量去战胜少数人,这本属当然之理。

故我们又何必去忧虑前面所说的那百分之五的社会沉渣呢?应当知道,善于集合广大民众的集体力量,正是促进人类种族进化绝好的方法。

现今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从国际来说,有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从国内来说,有管理社会的政事。外交和内政大权必须掌握在聪明坚强、勤奋刚毅宽仁果敢的人手中,国家才会强盛、人民才会富裕,这是具有正常智力的人都会明白的事。以我说的这种方法入手,则那些位高而能低的昏庸之辈自会失去高位,而贤明而才高的栋梁方能自然上升。外交和内政事物一定要交给那些能胜任其职的人来主持,而且一定要跟随时代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犹如奔腾水流永不停息。由此发展下去,那将不仅仅是使社会进入富裕强盛的境地,也许还真能收到种族进化的效益。这本来是充分依靠大众的力量方能具备的功能,哪又何须像园丁管理花草树木那样去着重选留什么良种呢?

〖严复按语〗

赫胥黎在该篇中所说的抛弃那些阻碍物是治国者难以做到的,如果他们真能做到依靠民众的力量,那么他们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他们的社会没有不进展的。而这是那些研究亲情的民俗学家定然办不到的,也是那些显贵的讲究儒士风范的大家们同样办不到的。这只有那些崇尚贤才、重视名誉、考究功业的人方可办到。敬贤重才的观念接近墨子学说,考究名誉和功业则接近申商一派。作为治世策略,在中国的中古以来,极少有人采用。而真正应用普及且卓有成效的,竟在今天的西欧诸国。英国人的民气最盛,所以他们最先采用这些明智的治国方略,并最有成效。比如他们广泛创立民间报纸,遵守正直言论不加禁止的盟约(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和他统治下的人民曾订立名为“马格那吒达”盟约,汉语译为“大宪章”);英国政府的保守和自由两党,轮流执掌政权,以求相互间的批评和督察。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害怕那些传统的阻碍势力不肯离开的缘故。

斯宾塞提出的在社会学上保护人种的公共成例有两条,第一条为:凡是生物要想使其种属旺盛地延传下去,一定要在他未成年以前使他获得的利益与其付出成反比例;成年后,则要让他的获得与其付出成正比例。违反这一成例的往往会由衰弱直至灭绝。斯宾塞的《群益篇》创立了人种进化的三项重要原则:第一,当民众已经成年,他们的工作成果应与社会供应的食料等相当;第二,民户、家庭应各有其界,彼此不得侵犯和欺凌;第三,有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私人轻、社会重。他的这些话,是汇集希腊、罗马及近200年来自然科学各学科的重大成果而施行于国家推行政权的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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