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微第十六

社会中的“人治天演”明显异于其他动植物界。但社会的“人治”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使是当政者广泛张榜求贤，但百姓的教化则是一件长期艰苦的工作，因为人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平的提高是极困难的事。为此，统治者的责任就在于能够“导进其群”，使之逐步养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风尚，而仅凭酷刑和严规，是难以成效的。

前篇论文曾说到治化有了进展，则生存竞争当然随即停止，但这仅是自然界里的生存竞争。自然界里的生存竞争中，如果当政者没有食料来救人于水火之中，那么人民之间只好相互争夺食料以求生存，而社会治理上的生存竞争还依然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生存竞争，是人们为了个人的荣誉和私利，总想自己的生活能高人一等。由于社会生存竞争长期存在，国家的当政者总是能控制和完善国家机器，并以其大权整顿国家。

常言说的国家管理者，有的是独自掌握全部权力的君主；有的是靠几位贤才共同监督国务，例如古代的共和制；还有的是全国人民的联合执政，例如今天的民主政治。上述这些国家体制虽然不同，但其权力是均等的，在实行中也各有其利弊（查现在的欧洲如英德各国，大多是三种形式联合运用，以取各种形式之长。即在国王以外，另设贵族院，下议院等）。总之，一个社会是安定、混乱，还是强盛、衰弱，就在于人民素质的高低，而治国者如何则是次要问题。但既然是主持一国之大事，其领导者就应具有引导社会进步的能力。如考察他们的治国方略的好坏，也不过是看他们如何发布政令，如何教民从善，方法用舍是否得当，如何施行奖罚而已。

主管国事者张榜广求人才，说是：“必有如此合格的道德能力标准，才可得以重用他们并使之地位显赫，并授予高官厚禄。”假定享受的权利和利益确实超过了平常人，则国人定会受到激励而争相发挥自己的才能、智力和谋划，以达到国家对于人才的标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开始时是为了竞争，最后便成了一种不断进取的良好习惯。虽然身为治国者，但仍有与大众智慧不足的地方。吸收衰败者的教训可以不至于灭亡，获利的法宝也可能成为后来治政的弊病。教导人民的关键，在于如何教他们应当去追求什么，应当舍弃什么。

因此进化一类事的成功，开始常常孕育在最细微培育之中，而往往被一般人所忽略。等到德贤上升为一国的风俗习惯，人民的思想感情深受其熏染之时，人们才明白社会之中的众多弊端，于是便设法扭转，但此时恰像用一根芦苇来阻挡那狂暴的波浪，用一杯凉水来扑灭那烘烈的野火一样，显然难以达到目的。这也是国家一个个败亡，社会动乱经久不息的根源。

但殊不知社会及人心既已涣散，人为的治理也将失去它有效的控制力，就算请最能干的圣人出马，它也只能聚集部分分散的，扶持部分衰朽的，再勉励和期望那些最适宜的人群，其他的也只能听凭上天的选择和安排。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进化成功的功效，不是昼夜之间可以完成的。

所以人治及社会的进化与动植物不同，因为自然事物的转换相对容易，而人的性格和身心素质的变更相对更难。以今天的英国和都锋王朝时期的英国相比（从亨利第七到伊丽莎白女王，都是都锋王朝朝代，由明朝成化二十一年开始至万历三十一年结束），可知两个时期社会的贫穷富裕和强盛衰弱相差很远。可单就人民的体形和性格来说，与当初相比没有大的差异。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刻画的人民形象（莎士比亚为万历年间英国的大戏剧家，他传世的不少作品，为各国学者所传扬和演绎，被认为是人类最宝贵的作品）。同现代人比较，不仅语言、笑容相似，即使是人们之间的相互攻击、相互的美好感应以及情感的纠葛，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民的道德水平的提高必须等到政治教化上升到一定标准，自然力的淫威完全消失时，方才显示出人治的功效，那么，从伊丽莎白到维多利亚这两位女王三百多年的统治期间，英国的战乱则相对是稀少的，同时也不存在像野火一样凶暴和肆虐的自然力危害。

至于选择人类良种留传下来的方法，虽不能完全采用，但也有间或采用部分的。刑律的严处并非一概不合适，那些危害社会者，有些可以流放，有的可以处决，有的可以监禁终身。又因社会上存在一些诸如游荡，懒惰、苟且、品质堕落的人群，于是政府关于救济穷人的法令规定：“凡是无正当职业，依靠官署提供生活福利的，男女之间不得通婚。”所有这些做法的初衷，其意图都是意在禁绝游手好闲，道德败坏者的传宗接代，以免社会遭害。但这种政令发布后，却始终未能见效，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种事统观全国国情来讲，方知它能触及的社会面是非常狭窄的，这是原因之一。当一些人因违法犯罪而失掉职业时，其时间常在这些人的中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