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赐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以“硕学通儒”资格被征为资政院议员、海军部“协都统”，1911年被特授海军第一等参谋官。严复虽然担任了一个又一个的职务，参加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对于他本人来讲，他都没有尽心为之。在这10多年间，他用力最深、用功最勤的还是他的翻译事业。可笑的是，当他获赐文科进士后，他“却愿复科制……垂老飞冲天！”足见，严复此时的思想相比早期的豪情壮志已相去甚远。

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面对这个昔日共事的官友，如今竟然成了皇帝，严复的心情十分复杂。1912年2月，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他为北京大学校长，自兼文科学长。任职期间，他曾为北大四处奔走筹措经费，但诸多困难令他于年底便辞去了校长职务。旋即，袁世凯又聘他为公府（总统府）顾问（法律外交顾问）。此后，他一直以报纸和政治活动的方式为袁世凯复辟而大作宣传。他在《庸报》上发言，“现在一线之机，存于复辟”。

消息一出，众皆哗然。人们很难想象那个当初为自由、民主而奔走呼号的进步启蒙家竟然成为了封建宗法制度的卫道者！这似乎太不可思议。这是他一生之中作为一个政治启蒙家的阴暗面。年过六旬的他，竟然在这个关乎全局的大事上迷失了方向，给自己的一生留下了难以回避的历史遗憾。1913年6月，严复领衔发起立孔教会，在中央教育会演说《读经当积极提倡》。1915年8月中旬，严复参加了为袁世凯复辟而组织的“筹安会”，位列第三。此举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虽说他后来给友人熊如纯的信中自责道“虚声为累，列在第三，此则无勇怯懦，有愧古贤而已”，但历史只能对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来作评价，“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更何况是对这位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老人？

严复对西学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消息传来后，他迷惘了。他曾经极力歌颂的自利、自由、自治、法制、竞争等西方理念，如今在西方社会竟也显露了败绩？他在1915年给熊纯如的信中写道：“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深以为然”而“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西方的战乱，使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试图在儒家思想反功利的特质中寻求救世灵丹，而这正好与他此时的心意相契合。他彻底回到传统士大夫的老路上，在晚年他写下这样的诗句：“从来殉国者，不必受恩深。为有君臣义，人间无所逃”（严复：《题黄石斋先生临难自书诗卷》）。当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后，这位保守的老人开始指责了。他说“从古学生干预国政，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又说蔡元培“人虽良士，亦……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他的态度，使人们觉得他前后转变判若两人，是复杂的社会所造成的后果，还是他本人复杂的思想矛盾在作怪？这种深刻的复杂性，连今人都还在争论不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