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以民主为用”是他这一时期的又一个重要思想。“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得自由者，乃为全爱。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害怕和最为反对的，也就民众的“自由”。封建的各种制度都是要禁锢这个自由。他主张：“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他的“自由”言论与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平等”、“博爱”的口号，构成了当时反封建、反专制的最强音。

在《天演论》之后，严复不辞劳苦地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经年不改。尽管他知道用古文的方式来翻译英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他仍发出“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绝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的豪言。也即，就对西文的水平及其真理的明了深度而言，只有他才可以译得到位，而此间30年中都无有出其右者。很多人觉得严复说话太“狂易”，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严复治学向来严谨，常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踌蹰。”“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经过长期艰苦的翻译，他终于完成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其中主要有亚当·斯密的《原富》（原名直译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权己界权论》和《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译文和按语合计约170多万字。蔡元培曾评论严复的译书工作云：“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与此前翻译的《天演论》一起，被后人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这些译著没有辜负严复的期望，它们的确影响到了后来的几代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