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斗士

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爱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严复当然也是倡导维新变法中的一员，所不同的是他是以维新派思想家身份出现的。1895年，严复先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宣传变法维新，提倡“新学”。同样是救国政论文章，严复与康、梁等人的相比较有着鲜明的不同。他的文章意新而语古，在当时独树一帜。由于所受教育经历不同，康、梁二人皆是以中国旧学为武器，从儒家的“托古改制”立场，来论述维新的重要性，故不时有牵强附会之处，这一点连梁启超自己也是承认的；而严复所用的则是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学说，这些学说无异是全新的，且更具战斗力的武器。所以在当时，严复拥有大量的读者。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这是严复在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中开篇的发人深省的慨叹。接着他写道“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有一个不变的规律“运会”，正是这个运会导致了西方列国对中国的侵略，而“运会”既不可变，则只有讲求救国自强才是出路。他又写了中西方的不同，“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道出了西人富强的原因。进而，他对顽固的封建专制提出了这样的批判：“盖谋国之方，莫善于转祸而为福，而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自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这是多么痛快淋漓而又深刻的批判。

在《原强》中，严复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救国理论。他提出的三个主要救国办法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主要指禁烟，禁缠足；开民智则指废除八股文，提倡西学；新民德最主要的指创立议院，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来代替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读者不难看出，这些政论极具进步性、针砭时弊，且在当时相当大胆，表明了那时的严复充满了一个斗士的勇敢的革新精神。与前面几篇文章相比，《辟韩》一文则集中地抨击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他写道“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硬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们窃取了国家人民的权力，而韩愈却把这些看作是“天之意、道之原”，于是他发出强烈的质疑“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固如是乎？”

这篇文章是严复反封建专制的最重要檄文，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猛烈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提倡民主的政论文章。1895年3月，洋务官员李鸿章被清廷派往日本，准备接受日本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和约”。面对危急的形势，严复在该月月底发表了《原强续篇》一文，表明了他主战的坚决立场。指出“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而“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苟战亦亡，和岂遂免”。文章不仅痛斥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而且还洋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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