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它有一个使“公理日伸”的政治和立法制度。国家法律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因而老百姓也乐于遵守，于是，诺大一个英国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莫不极治缮葺完”。而反观中国，动乱不止，饥民遍野，法自钦定、官尊民卑。英国法律人人平等，囚犯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按照法律程序审判，不得严刑拷问。对照当时中国严刑拷打当事人和审判后当事人匍匐下堂的惨状，严复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愤怒。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英国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政治体制的差别上。专制制度下的中国由于不会上下一心，平民只是当政者的“苦力”；而立宪制的英国，则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上下同心，平民都不再是“苦力”而是“爱国者”。于是，严复发出这样的感慨，“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无胜理也”。所以，中国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革新上下手，才可让全国的“苦力”们变作“爱国者”。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彻底变革清朝腐朽的制度，可是，作为一个大清朝培养的知识分子来说，严复的革新思想十分有限，他并未想到从根本上改变大清朝，而是从渐进式的改良出发来把中国制度改变成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模式的制度。但，国家制度之变化又岂是个人之力可改变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困惑了严复的整个后半生。

在英国留学期间，24岁的严复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相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每逢周末或假期，他总是到使馆参加郭嵩焘举办的宴会，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异同，穷日夕勿休”；有时也为郭嵩焘等人演示摩擦生电和声光传递对比实验。郭嵩焘思想开明，乐于听这位后学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见解。他还认为，严复的英语水平比专业翻译人员的译文更透彻，当水师军官是大材小用。1878年，郭嵩焘因受到弹劾回国，英国《泰晤士报》就此发表了文章。

严复把这篇文章译成了中文，译文文字流畅、义理清晰，道出了英国人对郭嵩焘的留恋之情。

这篇译文是严复翻译生涯的开始。1879年，严复回国时，郭嵩焘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保荐严复。他在举荐信中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任！”可惜，这次举荐因没受到重视而作罢。

1879年6月，严复因学业屡考优等，派到英舰“纽卡斯尔”舰实习半年，当他即将上舰船之际，船政大臣以福州船政学堂需教习为由，先期调他回国内母校福建船政学堂当教习。

就这样，严复结束了两年多的留洋生涯，时年26岁，学富五斗，中西贯通，他的心中充满了革新救国、去除旧弊的激情，正是旧中国转型期中亟需的引进西方启蒙文化的人才良将。

后来，他不负众望地以他的革新思想与惊世译作给这个落后愚昧的旧中国带去了一盏认清方向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