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一种真正宗教情感的人的责任就是以身作则，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托尔斯泰崇敬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某些话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穆罕默德像基督一样，也只是一个人。为了让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变成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使之放弃对一个人和一本书的盲目信仰，必须让它们只接受与所有人的良心和理智相一致的东西。 即使是在托尔斯泰包容其思想的那种有节制的形式之下，他也担心会损害了跟他对话的那个人的信仰： “如果伤害了您我要请您原谅。只说一半的真理我做不到的，我要说出全部的真理，否则我就什么都不说。” 显然，他根本就不能说服他的对话者们。 但是，托尔斯泰遇见了其他的一些穆斯林，一些开明的、自由的穆斯林，他同他们完全谈得来： 首先是那位埃及着名的大穆夫提、宗教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1904年4月8日，穆罕默德.阿卜杜勒从埃及写了一封崇高的信给托尔斯泰，祝贺他被开除教籍，因为考验是上帝对选民的神圣回报。他说托尔斯泰的光辉温暖着并聚集着真理的寻求者，说他们的心一直期盼着他创作的一切作品。托尔斯泰热情诚挚地回了信。 托尔斯泰还接到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1年海牙首次和平大会的代表米尔扎.里扎.卡恩亲王的致敬信。 受巴布主义运动的吸引，托尔斯泰经常同这派人物通信。他同某些巴布主义者保持私交，例如从埃及写信（1901年）给他的神秘人物加布里埃尔.塞西，据说他是阿拉伯人，改奉了基督教，后加入巴布主义运动。塞西向托尔斯泰陈述了自己的主张。 托尔斯泰回信（1901年8月10日）说，“我对巴布主义早就感兴趣了，而且读过能弄到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书籍”，他对于它的神秘依据及其理论并不看重，但他相信它将来在东方的道德教育中很有前途：“巴布主义迟早将同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 托尔斯泰还给那个给他寄了一本有关巴布主义的书的俄罗斯人写信，说他坚信“现在正从各个不同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出现的理性宗教的全部教义必将取胜”。他看见这些教派全都在“向着惟一的普遍适于人类的一种宗教汇聚”。 托尔斯泰高兴地获悉巴布主义已深入俄罗斯，影响着喀山的鞑靼人，而且他还邀请鞑靼人的头领沃伊索夫到他家里，与他谈了很久，此事有记载可考。 1908，伊斯兰教派加尔各答的法学家作为代表，他名叫阿卜杜拉一阿勒一玛姆一苏赫拉瓦尔迪，他的文章把托尔斯泰称颂为一座伟大的丰碑。苏赫拉瓦尔迪称托尔斯泰为瑜珈僧，认为他的非暴力观点与穆罕默德的教诲并不矛盾，但是，“必须如同托尔斯泰读《圣经》一样，在真理的光辉之下而不是在迷信的浓雾中去读《可兰经》”。 苏赫拉瓦尔迪称颂托尔斯泰不是超人，而是所有人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光辉，而是神的光辉，是照耀众人的光辉。 确实，托尔斯泰所宣传的那颇具影响的圣人人格在印度出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处于完全觉醒的状态。除了一部分十分了解情况的学者精英之外（他们并不急于向广大群众传播他们的知识，只知躲在其语言学的小屋成一统），欧洲尚不了解这一点。自1830年起，这印度的天才便已见端倪，并在1900年前后蓬勃发展起来了。 这一次，印度思想的各个领域都绽放出鲜花。在艺术领域，在科学领域，在思想领域，全都如此。泰戈尔的大名脱离了其家庭的星座，几乎普照着全世界。吠檀多派被雅利安社的创始人，被称作“印度的路德”的达耶南陀.婆罗斯瓦蒂所改革（1875）；而凯沙布.申德尔.森则把梵社变成一种激烈的社会改革的工具和接近基督教思想和东方思想的基地。 在印度的宗教天穹上，闪耀着两颗特别耀眼的巨星，他们是突然出现的，——或者如印度人的说法，是几世纪之后又重新出现的，——这是思想界的两个奇迹。一个是拉玛克里希纳（1836～1886年），他是上帝的疯子，他把他的爱普施于神明的所有形式；另一个是他的门徒韦夫卡南达（1863～1902年），他比他的师父威力更大，他用滚滚而来的精力唤醒了疲惫不堪的民众的行动之神——毗湿奴神。 托尔斯泰涉猎很广，对他们非常了解。他读过达耶南陀的论文集，是《真理》杂志的主编拉玛.德瓦寄给他的。自1896年起，他便为韦夫卡南达发表的头几部着作而激动不已，并且很欣赏拉玛克里希纳的谈话录。但是，韦夫卡南达1900年的欧洲之行，没有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大遗憾。在万国博览会举行的那一年，这位伟大的印度先行者途经巴黎，他因脱不开身，未能去见托尔斯泰，欧洲和亚洲的这两位宗教天才终于未能联手。 托尔斯泰的思想像印度的先行者一样，深受“爱之主”克利希纳的思想影响。在印度，有一部分人也把托尔斯泰敬为“圣人”，称他为一位再生的古贤哲。《新改革》的主编戈帕尔.切蒂，在印度是托尔斯泰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在1908年的贺寿文中把托尔斯泰比作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并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在印度，就会被视为毗湿奴神，被视为宇宙心灵的化身，被视为斯里一克里希纳。 但是，历史的长河就像命定的流水，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明的梦想带到了韦沃卡南达和甘地的伟大行动的跟前。 这是命运的奇异转变！第一个把托尔斯泰引导到这一方面去的、后来成为圣雄甘地的得力助手的那个人，名叫塔斯，他就像去大马士革之前的圣保罗一样，是托尔斯泰思想的激烈的反对者……能够想像是托尔斯泰的声音把他终于召回来完成其真正的使命的吗？——1908年底，塔斯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他常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瞒自己的暴力信仰，他公开抨击托尔斯泰的不反抗理论，然而，他又请求托尔斯泰对他的报纸《自由印度斯坦报》作同情的表示。 托尔斯泰给塔斯回了一封长信，题名为《致一个印度人的信》（1908年12月14日），几乎像一篇论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在信中，他奋力地扞卫自己的不反抗与博爱的理论，甚至每一部分都引用克里希纳的话作为论据。 托尔斯泰大力抨击古老的宗教迷信，也毫不放松对科学的新迷信的痛斥。他强烈指斥印度人背离其古老的智慧而去迎合西方的错误做法。 他说：“在佛教与儒家的世界中，新的科学是带有偏见的，并没有立足之地，而且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明白了‘暴力是正确的’宗教谎言之后，将能孕育那适合人类的、为东方的大师们极力颂扬的爱的真谛。 “但是，代替了宗教迷信的科学迷信逐渐侵入东方人民的思想。它已经征服了日本，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它又在中国和印度，散布给了那些像您一样，自命为民众带头人的人。您在您的报纸上提出下面的思想作为指导印度活动的基本原则： “……什么！你们，最虔诚的民族中的一员，竟然以一种轻松的、深信科学教育的心情，把那自远古以来就在民众中强烈呼唤的爱的真谛放弃！……而你们竟然对那些被暴力的拥护者、真理的敌人、先是理论的后为科学的奴隶——你们的欧洲老师们——所提供给你们的错误言论，鹦鹉学舌！ “英国人确实是征服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没有尽力吗？——可这正好相反！如果说英国人征服了印度人，那只是因为印度人曾经一直承认，而且现在仍然承认暴力是他们社会组织的根本原则，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屈从于他们的君主，他们以这种原则的名义，向各邦君主，向欧洲人，向美国人进行过斗争……印度人如果是被暴力征服了，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也是很暴力的，而且现在仍是这样，并且还不懂得博爱。” “如果一个人一味地追求他正拥有的东西，而他自己又不知道已经占有那东西，这个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了解自己周围的给予他的爱的人，是可怜的和愚昧的！”（克里希纳语）“人应当以爱为原则去生活，应当以适合自己心灵，并且以不反抗与不参与暴力的爱的原则生活。这样，不仅一百来人无法征服一百万人，而且，几百万人也无法征服一个人。 在克里希纳的一段话结束后（如同开头一样），托尔斯泰宣道： “孩子们，睁开蒙蔽的双眼，往更高处看，你们面前将出现一个充满着欢乐与爱的新世界，那是一个理性的、被‘我的智慧’创造的世界，是惟一的真实世界。那么，你们就将会知道，爱使你们变成了什么样，给予你们什么了，要求你们怎么去做了。”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机缘巧合地落到了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名叫甘地，当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当律师。看到这封信，甘地被深深地震撼了。 1901年年底，甘地给托尔斯泰写信。他告诉托尔斯泰，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托尔斯泰的福音精神感召下，领导着牺牲运动。他请求托尔斯泰允许他把他写给塔斯的信译成印地文。 两个有着共同思想火花的人终于有了思想上的交流。托尔斯泰对甘地的“以温和抗强暴、以谦卑与爱抗傲慢与暴力之战斗”，表示了兄弟般的祝福。 “您所研究的‘消极反抗’的问题，具有着最高价值，不仅是对于印度，而且是对于全人类。” 托尔斯泰读了约瑟夫.J.多克撰写的《甘地传》，深有感触。尽管他当时有病在身，但还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短信（1910年5月8日）。当他感觉已康复了之后，他于1910年9月7日，从科茨谢蒂，——他离家出走并客死他乡前的一个月——给甘地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 尽管这封信很长，但是我还是要坚持在本文后面几乎全文附录。在将来的人看来，它现在是，而且将来也仍将是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的福音书和精神遗嘱。 1914年，这封信在南非的印度人的《印度评论》的黄金版上得以发表，该杂志是旨在宣传在南非的消极反抗运动的。这封信与消极反抗运动的事业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同不反抗主义的第一次政治性胜利联系在了一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14年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人们相互厮杀，这种反差简直令人发指。 当暴风雨过去之后，当狂野的喧嚣趋于平息，人们在一片废墟上又听见了甘地那纯洁而坚定的声音，如同云雀在歌唱。这声音以一个更清亮更悦耳的音调，重新唱出托尔斯泰的那句伟大的话语，是一曲新的人类希望的颂歌。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