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22:39
常有劫夺人的事，这是大国的风尚呀！它的国民——士农商工贾都具备（行卖叫商，设摊叫贾，一般则不分）。
邹、鲁靠着洙水、泗水，还有周公传下来的风尚，民俗喜好儒者，具备礼制，所以人民小心谨慎，颇多桑麻的产业，而没有山林水泽的资源。土地小，人口多，节俭吝啬，害怕犯罪，远避邪恶。至于它的衰敝：人民爱好贸易，追求财利，比周（洛阳）人还厉害。
从鸿沟以东，芒、砀以北，都是广大的平野（钜野一作地名），这就是梁、宋。定陶、睢阳是这儿的都会，古时尧兴起于成阳，舜打鱼于雷泽，汤定都于亳（三地皆在此区），民俗还有这些先王留下的风范，行为重厚，多君子，好耕种。虽没有山川的富饶，却能穿吃不好的衣食，以便蓄储收藏。
越（后为楚兼并）楚有三个区域的风俗。从淮北、沛、陈（淮阳）、汝南、南郡（秦以鄢郢——宜城——为南郡）以西，属西楚。民俗轻浮剽悍，容易发怒。土地瘠薄，少有蓄积。江陵是从前楚国都的郢城，西边交通巫、巴，东边有云梦泽的富饶。陈在楚（楚都寿春）与夏（阳城）的交会，是鱼盐的转运站，居民多商人。徐、僮、取虑的人民清廉刻苦，重视诺言。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一带是东楚。民俗类似徐、僮。朐、绘以北，民俗同于齐。浙江以南，民俗同于越。吴（吴县）是（吴）阖闾、（楚）春申君、（汉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喜爱游说的士人来聚的地方，东边有海盐的富饶，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是（长）江东的一大都会。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属于南楚，民俗很像西楚。楚国都郢城，后来迁到寿春，寿春也是一大都会。合肥为长江淮河支流所经过，是皮革、腌鱼、木材的聚集地，与闽中、干越（即吴越）风俗相杂，因此南楚的人民花言巧语，很少信用。江南地低潮湿，男子短命。多出产竹、木。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但储量不多，开采所得常不足补偿支出。九疑山、苍梧山以南到儋耳一带大抵与江南风俗相同，尤其与杨越（杨通扬，越古属扬州）相同最多。番禺是这里的一大都会，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的聚散地。
颍川和南阳是夏王朝遗民所居住的地方。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这里还有夏先王传下来的风尚，使颍川人敦厚谨慎。秦代末年曾迁徙不法之民到南阳，以资感化。南阳西边交通武关、郧关，东南边汇集汉水、长江、淮河。宛是一个都会，民俗混杂，好劳动，多商贾，放任侠义，与颍川相交通，到现今还叫他们为"夏人"。
天下各地的货物，有出产多的，有出产少的。各地人民的习俗也因而不同：太行山之东吃海盐，太行山之西吃池盐，五岭之南，大漠之北，也往往有许多地方出盐，因地而异的情形大体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楚、越地方，地广人稀，食用米饭和鱼羹，烧草耕田，蓄水除草。瓜果（"果隋"作"果蓏"解，一说重叠包裹的意思）螺蛤，不必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肥沃，天然食物很多，没有饥荒的忧虑。以致人民都偷懒混日子，没有储蓄，多数是贫家，没有财产。所以长江、淮河以南，没有受冻挨饿的人民，也没有千金财产的富家。
沂水、泗水以北，适宜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土地小，人口多，屡次蒙受水旱的灾害，人民只能多储蓄，所以秦、夏、梁、鲁等地方的人民，喜爱农业生产，又重视劳动农民。
三河、宛、陈等地方也是这样，而且还经营商业。齐、赵的人民很聪明灵巧，靠投机谋财利。
燕、代的人民既耕田，又畜牧，又养蚕。
依照这样看来，贤人在朝廷谋划、议论，为主子守信、尽节；山岩洞穴中的隐者，自命清高。到底他们都是为着什么呢？都只是为着厚利呀！所以官吏收刮少些，就能做得长，但长久的累积，就富起来了。商人赢利少些，营业扩大，也能富起来。求富是人的本性，不须学习，就会去追求的。所以军队中的勇士，攻城时抢先登上，冲锋时陷阵退敌，斩杀敌将，争夺敌旗，冒着箭射石打，不避赴汤蹈火的危险，为着是重赏的驱使呀！住在乡里的少年，杀人灭尸，抢劫作奸，挖坟盗宝，私铸钱币，伪托侠义去并吞财物，假借友情去报复仇敌，暗中夺杀，不怕法禁，冒着犯死罪的危险，像快马一样的奔往，其实都是为着财利呀。现在那些赵、郑地方的姑娘，讲究化妆，弹着鸣琴，拖着扬起的长袖，穿着尖头的舞鞋，用眼挑逗，用心招引，不辞辛劳，千里外出，招来显客，不论是年老或年轻的，这也是为厚利而奔忙的呀！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衣饰则戴冠佩剑，外出则车马成排，这是为着要炫耀富贵而装扮的呀！猎人渔夫，不分早晚，冒着霜雪，奔驰于深坑山谷，不顾猛兽的伤害，这是为着要捕得美味的食物呀！奔走赌场，玩斗鸡，纵走狗，变色争吵，夸耀本领，其所以一定要争得胜利，为着是怕输钱呀！靠医术、方技（医、巫、卜、祝等）吃饭的人，精神焦虑，竭尽技能，这是为着看重食粮谋生呀。官府的吏士，舞文弄墨，玩弄法律，私刻图章，伪造文书，不怕砍头杀戮，这是为了收到别人的贿赂呀。农、工、商、贾各业贮蓄成长，本就在追求富有增加财货，每种人都用尽智能，始终不会留余力而把财富让给别人的。
俗语说："贩柴的不超出一百里去贩卖，贩粮的不超出一千里去贩卖。"要住一年的，只能种谷；要住十年的，能够种树；要住百年，就能种德。（以德招来）所谓德，就是得到人的意思。
现在有人既没有官职俸禄的供奉，也没有封爵领土的收入，但富有的快乐可以和这些贵族相比，这叫做"素封"（没有爵禄的封赏）。贵族封建主吃人民的租税，每年每户为二百担谷子。有一千户封地的国君，则每年就有二十万担的收入。凡朝天子、聘诸侯、祭鬼神的费用，都在这里开销。平民——农、工、商、贾，如有万金的财产，每年也有二千担的利息收入，如一户有百万金的富家，也有二十万的利息收入，除雇人代役、租税等费用，都在这里开销之外，还可以满足衣食的欲望，放纵豪华的生活了。所以说：新兴平民地主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一千被四蹄加二角所除），养羊二百五十头，养猪二百五十头。在水中，池塘每年生产鱼一千石。在山林，每年砍伐木材一千株。每年可以收成的计有：安邑有一千株枣树，燕、秦有一千株栗树，蜀、汉、江陵有一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以及黄河、济水之间有一千株楸树，陈、夏有一千亩的漆树，齐、鲁有一千亩桑、麻，渭川有一千亩竹子。在大国有一万户人家的大城，外城郊外有一千亩每亩可收谷子一钟（六斛四斗）的田地，或有一千亩可作染料的栀子花和茜花及二十五亩（千畦）生姜、韮菜的菜园，这些地主资本家的收入与封地千户的贵族相等，所拥有的东西都算是富足的财产。他们不必上街市干活，不必到外县奔苦，可以坐在家里不劳而获，以"处士"（不仕居家之士）的名义，来取用享受。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弱小，逢年过节不能祭祀会餐（"进"，一说通"赆"，是送人路费的意思），饮食衣服不能自给，这样还不知羞愧，那么真没有可以比喻的了。所以没有钱财的穷人，只能出卖劳力谋生；略有财钱的，才能以智巧去求小财；富饶的，就可以乘时投机发大财，这是一般求财的方法呀！谋算生计，如不必危害到自身的安全就能取用享受，那么就是贤人也努力去求。所以靠农耕根本事业致富的为上等，靠工商末梢事业致富的为次等，靠抢劫作奸致富的为下等。如果没有像山岩隐者的真正清高品行，而却长久贫贱，爱谈仁义，这真是羞耻的事。（案：司马迁没有分析所以会有贫富的社会结构）凡是编户的贫民，对比自己财富多十倍的人就要屈服，对多百倍的就要害怕，对多千倍的就要受他的役使，对多万倍的就要做他的奴隶，这是不得不然的道理。要由贫穷去求得富有，农人不如工人，工人不如商人。像从事刺绣文彩的手工艺，就不如在市场倚门做生意来得好，这是说从事末业经商，是穷人致富的资本。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一年在市场上交易需要：酿一千瓮酒，一千瓶醋腌的肉酱，一千坛似醋的薄酒，屠宰一千头的牛、羊、猪，贩卖一千钟的谷子，一千车的柴草，造总长一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株竹子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一钧为三十斤）铜器，一千担素器（未漆木器）。铁器和各种染料，二百匹马（一千被蹄四加口一所除）。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头羊和同数的猪，一百个奴隶，一千斤兽筋、兽角、丹沙，一千钧丝布、丝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布，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汉书作"千大斗"），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海鱼、刀鱼，一千担小杂鱼，一千钧腌鱼，三千担枣子、栗子，一千张狐、貂皮裘，一千担羔羊皮裘，一千件毡毯，一千钟各类水果蔬菜。同时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由掮客经营供需，收取回扣，贷给厉害的商人抽三分利息，贷给老实的商人抽五分利息，掮客的收入可以比得上有兵车千辆的贵族之家，这是大致的情形。其他的行业如果没有二分的利润，就不是可以追求的财富了。
且大略说明那个时代千里范围里，有才干的人如何致富的原因，使后世的人得以观摩有所取舍。
蜀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经营冶炼铁矿致富，后来秦国打败赵国，流放（富豪）卓氏，卓氏被掳获后，只有他们夫妇推车用步行到被流放的地方，其他同时被掳获的赵人，稍有多余的钱财，就相争贿赂给秦国负责的官吏，要求迁放到近赵国的地方葭萌，但卓氏说："这个地方狭小瘠薄，我听说汶（岷）山之下有肥沃的原野，长有如蹲鸱形的大芋头，到了凶年仍不饥荒，人民在市街作工，经商。"于是要求迁到远处，到了临邛，很是高兴，便开采矿山，熔铸生铁，运用计谋，用尽滇、蜀可用的人民，使他富有得奴仆多到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游猎的享乐，比拟于国君。
程郑，也是秦国从太行山以东流放到蜀的富户，他也从事冶金工业，把产品销售到挽髻如椎的南越人民，他的财富与卓氏相抗衡，同住在临邛。
宛孔氏的祖先，是魏国大梁人，炼铁为业。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他大规模熔铸金属，开辟池塘养鱼，成队车马交游于诸侯，因而得到经商发财的方便，由于赠与诸侯出手慷慨，如游闲的贵公子的名声一样。家中财富多到数千金。他赠与很多，但赚得更多，胜过那吝啬小气的商人。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完全效法孔氏雍容大方的手法。
鲁人俗尚节俭吝啬，而曹邴氏特别厉害，他以炼铁起家，财富多到万万而不可计。但家中父兄子孙相约，要俯仰之间对任何有用的东西都加以利用，有借贷交易关系的地方，遍布天下各地。邹、鲁人民所以大多抛弃学文学（学术）而追逐财利的原因，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国俗习以奴隶为低贱，而只有刁闲看重奴隶。狡猾聪明的奴隶，是人所害怕的，而只有刁闲收留使用他们，让他们替他去追求渔、盐、商业上的利益，甚或替他坐着成队的车马，去交结地方主官（守是太守，相是诸侯的相），刁闲愈信任他们，愈能使他们尽力，替他赚得财富几千万。所以有人说："宁可免去求官爵，而为刁闲卖力。"是说能够使唤豪强的奴隶，让他们为主人的财富而尽力。
周王城洛阳人已经很俭约吝啬，而师史更是厉害，他的运货车辆以百计，通商到天下各地，无所不到。洛阳位在齐、秦、楚、赵等国之中央，街巷的贫民在富家中学做生意，并以长久经商来矜夸，经常在各国经商走动，即使几次经过自己乡里也不回家。师史就是做这工作，才能致富七千万。
宣曲的任氏祖先，做督道（地名）的粮仓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起兵反秦的豪杰都在争夺金玉，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谷子。后来楚、汉（项羽、刘邦两军）在荥阳对抗，农民不能耕种，米价一担涨到万钱，任氏卖谷大发其财，使得豪杰所有的金、玉，统统流入任氏所有，任氏因此而致富。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屈其富人的身份崇尚俭约，亲自力行耕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要争取低价买入，只有任氏要品质优良而又高价买入，使任氏数代都能富有。但任氏的父亲（《汉书》颜注：任公，任氏之父）在家约束：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则自身不能喝酒吃肉。他就以这样作为乡里的表率，所以富有之后，国君很器重他。
边塞的开拓，使桥姚得以经营牧业，养马一千匹，牛二千头，羊一万头。所换得的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抗汉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都要从军出征，征途所需的费用向高利贷借取，放贷的人以为反抗的侯国都在（函谷）关东，关东军事成败尚未决定，恐怕贷出不能取回而不出借。只有无盐氏出面取出一千金放贷，利息为本金十倍。三个月内吴、楚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的利息收入十倍本金，因此，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抵都属于田家的人田啬、田兰。而韦家的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财亦达万万不可计。
以上这些地主资本家都是最显著突出的，既都没有爵位封邑俸禄，也不是靠玩法作奸致富的，而是能归纳买卖原理，能够乘时吞吐，而获得赢利的。要从经商来猎取资财，从投资土地来保护资财。不计一切蛮横的手段来夺取，然后交通王侯用政令来保护，这是方法变异的大概，所以值得记述。至于从事农、牧、工、山林、商贾的经营者，他们为着追求权力、财利致富，大经营者的权利可以压倒一郡，中者可以压倒一县，小者可以压倒一乡，这种人多得不可胜数。
节俭和劳动，是生财的正路。但求富的人，还必须用奇巧制胜。耕田是拙劣的行业，而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盗坟是犯法的坏事，而田叔却靠它起了家；赌博是恶劣的行业，而桓发却靠它富有；走路叫卖是男子的贱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富饶；卖油脂是耻辱的事，而雍伯却能得到千金。卖水浆本是小生意，而张氏却能赚到千万；磨刀是小技艺，而郅氏却能过富贵生活；卖羊肚是小玩意儿，浊氏却能有成队的车马；马医是浅陋的方技，张里却能有贵族的享受。这些人都是精神专一才能致富的。
依照这样看来，致富并不只靠一种行业，财货并没有固定的主人，有才能的能从四方搜集，没有才能的却到处散失。有千金的商家，可比一个都会的封君，有万万产财的大资本家，可以同国王（战国诸侯）一样享乐。难道所谓的"素封"，不是这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