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周何译

　　太史公说：我每次读《尚书》，读到《虞书·皋陶谟》篇中所载，君臣互相告诫，必须时时以天下安危为念，而倚为股肱的大臣们如果不知深自警惕的话，所有的事业都会因此荒废败坏的歌辞时，没有一次不深深感动。又当我读到成王所作的《周颂·小毖》诗篇，赤心诚意地谴责自己的过失，为管叔、蔡叔的家族叛乱而伤心难过时，你能说这不是一位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善于守成家业的人吗？真正的君子不会做出在困顿不得志时才想到要进德修业，而一旦得意满志时却又抛弃礼义的事来。能在闲散安佚的生活中，礼之重器：西周铜编钟时时想着初始创业的艰难；既已浸润于富贵繁华的享受之中，而仍能时时歌咏忧勤劳苦之事，如果不是身具高超的品德修养者，谁能有如此的表现？古书传记上说："当政治环境归于安定，统一事功达于完成之时，礼乐之事才能真正地兴起。"这是说在政治安定，事功完成之后，天下对于如何做人的道理自会日渐要求深厚，对个人品德修养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于是对于所认为值得喜乐的价值观念，则往往因人不同而产生相当悬殊的现象。就像是过分满足而不能加以贬损的话，自会超溢范围；或是像过分充盈而不能小心把持的话，自会倾侧漫衍一样；这就是说愈是在政治安定，事功完成之际，愈是需要礼乐来作节制。凡是制作乐曲者，其真正的用意原就是在节制欢乐，不使过分。所以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往往以能谦逊退让为合于礼的要求，而以能节制欢娱为合于乐的条件。音乐的精神既是如此，然而又认为各州各国的地区不同，情感的表现和当地的习俗当然会有所不同，所以必须广泛地收集各地的风俗，再配上适当的声律，用以弥补其缺失，转移其教化，来帮助政教的推广流衍。天子亲自在明堂观赏这些经过整理后的各地民风，而后天下万民看到在上者如此地诱导，自会荡涤清除所有邪恶污秽的积习，各依本身的需要，从这些乐曲中斟酌取舍，尽量地吸收滋润，用以修养自己的性情。所以说如果有人能把朝堂中的雅正之音和宗庙里的颂赞之音彻底整理好，一般社会人民一定会逐渐归于平正的。虽然那种大喊大叫吵闹的声音一起，会使士兵的精神为之振奋；郑国或卫国的流行歌曲一经演奏起来，也会使人心里感到迷乱；可是如果音乐的表现能有非常调和与和谐的状况，连鸟兽都会受到感动，何况是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善良德性和知所好恶之情性的人呢？这可以说是非常自然的情势啊！

　　先王治民的原则被破坏毁损之后，郑国的靡靡之音就流行起来了，一时各国诸侯，为求声望显耀于邻州之间，彼此都争相以能欣赏这类的音乐而自以为高。自从仲尼不能与齐国所馈赠的优伶并容于鲁国之后，虽然后来退居于洙泗之间，曾经作过修正乐曲的努力，借以诱导世道人心，虽然在当初离开鲁国时也曾借几句歌辞以严正地讥刺过当时的风气，但仍然是无法使这些人受到感化。迁延以至战国时代，一般人更是流衍沉湎，安佚闲散，一味因循而不能回头，最后至于丧失生命，夷灭宗庙，整个国家都被秦国所吞并了。

　　秦二世更是以声色为欢娱，当时丞相李斯曾进言劝阻说："抛弃了《诗》、《书》等古代的传统文化，极尽心力于声色的享受，从前殷商时代的祖伊就曾经为此而恐惧，劝告过纣王。但纣王根本不放在心上，累积了太多这样自以为小事的过失，放纵心意于长夜的欢乐，这就是纣王所以败亡的原因啊！"然而赵高说："上古的五帝三王时代，他们当时乐曲的名称都彼此不同，这就是用以表示彼此不相沿袭的意思。上自朝廷，下至人民，能在交往之间感到欢欣喜悦，能在相处之际感到情意淳厚，这就是音乐的功效啊！如果没有音乐，则和睦喜悦的心情无法沟通，施布的恩泽也不能流散均沾。这就是每一时代自有其每一时代的教化，我们只要选择适合这一时代所需要的乐曲就行了，何必一定要备有华山的■耳骏马，然后才能远行呢？"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对。

　　汉高祖经过其故乡沛县时，一高兴之下曾唱过三句带有语辞的《大风歌》，当时还让县里的小孩子学着唱。高祖驾崩之后，命沛县得以四时歌舞祭享其宗庙。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历来都没有任何增添或改变，乐府中也都只是依照惯常练习旧曲而已。

　　直到当今皇上即位，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命侍中李延年调和声律，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那些通一经之学的专家，不见得都能深切明了这些歌辞的意义，于是就把这些《五经》的专家们集合到一处，让他们聚集共同讲解学习诵读，然后才能真正通晓其义，原因是这里面很多都是近乎雅正的文字。

　　汉代常以正月上旬的辛日，祠祭太一尊神于甘泉宫，从黄昏始祭，一直到天明结束。在祠祭的过程中，常有流星划过祠坛的上空，于是就作四时歌曲让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歌唱，春天唱《青阳》之章，夏天唱《朱明》之章，秋天唱《西皞》之章，冬天唱《玄冥》之章。这四时歌辞，社会上颇多流行，所以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又武帝元鼎四年，在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于是又为之编次乐曲，作成《太一之歌》。歌辞说"这是北极太一星的呈献，一匹天马来到人间。全身通红，像沾染着赤色的汗，口中吐沫，也像流着红水样的鲜艳。从容不迫地奔驰，超越万里不过是举足之间。哪里有能与之匹配？惟有龙才可做它的友伴。"后来在太初四年，征伐大宛，又得到一匹千里马，马名"蒲梢"，当时也为之编次歌曲，歌辞是："天马来了，来自极远的西方。跋涉万里，归于有德的帝王。承天之圣灵威德，足以慑服外邦；远及于流沙之中，四夷也都来归降。"中尉汲黯进言说："凡王者制作乐曲，上以远绍祖宗之德，下以教化万民。如今陛下只不过是得到一匹马，于是就为之作诗作歌，还要合用于宗庙的祭祀，先帝以及老百姓们又哪里能听得懂这种音乐呢？"皇上沉默了一会，显然很不高兴，丞相公孙弘就说："汲黯诽谤圣上的言行，依法当诛全族。"

　　音的起源，可说都是由于人心有感发而产生的。人心原本是寂然不动的，其所以动，则是由于外物的刺激反应才使之如此的。人心受到外物的感应而心意浮动，所以自然就会形之于单纯的声喊。随后又发现声与声不但有所不同，而且彼此往往可以互相应和，于是就产生了清浊高下等声的种种变化。由声的变化再加以组织美化，就谓之悦耳的音了。排比编次各种不同而悦耳的音组成曲调，再加上斧盾、翟羽、旄牛尾等的舞蹈用的道具，于是就谓之完整的乐曲了。所以乐曲是由许多音的组合而产生的，但推溯其本源，还是起于人心有所感于外物的激发。因此痛苦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其声音的表现一定是急遽而短促的；如果欢乐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则声音的表现一定是宽舒而缓慢的；如果是喜悦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则声音的表现一定是轻快而流畅的；如果是令人愤怒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则声音的表现一定是粗犷而暴厉的；如果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则声音的表现一定是刚直而有棱角的；如果是令人爱慕的境遇有感于心时，则声音的表现一定是温和而柔婉的。以上的这六种情感的表现，并不是人性所本有，可说都是有感于外物的影响而发动的。因此古代先王对于那些可以感人的事物，特别地予以小心谨慎地处理。所以必须用礼的约束来启导人的心意，使思想不致发生偏差；用音乐来调和人的声音，使心性不致流于暴戾；用政治来规划人的生活，使言行不致有所失误；用刑罚来防范人的作奸犯科，使举止不致流于邪僻不正。礼、乐、刑、政，其方法形式虽有不同，但其终极目标则是一样的，都是在于用以使民心的归向相同，使治世之道显现其效果。

　　凡是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当人的内在情意因外物的感应而起动荡时，自会以唇吻之间所发的声来表现。各种不同的声如予以调和美化之后，即谓之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所呈现的总是平安而和乐的，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一定是非常的和顺。衰乱之世的音乐所呈现的总是怨恨而愤怒的，由此也可见当时的政治一定是非常的乖乱不正常。一个逐渐走向灭亡的国家，其音乐所呈现的总是悲哀而忧愁的，由此也可见其人民一定是处于极端的艰难困苦之中。所以声音的各种不同情调的表现，往往与政治的盛衰消长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五声中的宫声最为低沉稳重，就像是身居中央总领四方的君主；商声比较刚正坚实，就像是负责裁决执行事务的大臣；角声高低轻重适中，就像是最普通的人民；徵声比较轻扬，就像纷然而来的繁杂事务；羽声最轻，就像是许多琐细的物件。如果这五者的轻重不失调，清浊不淆乱，那就绝不会有沾滞不和畅的音调出现。如果宫声淆乱，则音色流于荒散，这可能就是由于其君行为骄逸放肆的反映；如果商声淆乱，则音色流于颓废邪僻，这可能就是由于其臣败坏政务的反映；如果角声淆乱，则音色流于忧郁不振，这可能就是由于政治苛虐，人民怨愤的反映；如果徵声淆乱，则音色流于悲哀痛苦，这可能就是由于劳役的要求过多，人民勤苦不休的反映；如果羽声淆乱，则音色流于高危震颤，这可能就是由于赋税过重，民间普遍贫困的反映。如果五声全部淆乱失调，击磬，汉画像砖，山东沂南出土。

　　相互陵越，那就谓之漫无条理了。果真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灭亡大概没有多少日子了。像奢靡放滥的郑国音乐和短促急速的卫国音乐，就都是乱世之音，几近于漫无条理的了。又如桑间和濮水之上一带的靡靡之音，那更是亡国之音了，充分表现出其政治的散漫松懈，人民流徙逃亡，臣下欺罔君上，行私舞弊等种种病态，已到了无法遏止的程度。

　　凡是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而乐则是能与万物各种伦类的性理相感通者。所以只知能发单声而不懂有调节美化的音，那就等同于一般禽兽而已；能知道调节美化的音，而不了解应和感通万物性理的乐，那也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惟有有德的君子，才足以真正懂得调和情性，感通事理的乐。所以如能小心谨慎于开始的发声，然后才能真正懂得音；进而谨慎地审定其音，然后才能真正懂得乐；再进而谨慎地考察其乐，然后才能真正了解政治的得失，然后才能要求治世之道的完备。所以遇到一个根本不懂如何正确发声的人，不必和他谈音理；遇到一个完全不懂音理的人，自不必和他谈更高深的乐理。真正能了解乐理及其作用者，则对于治国之本的礼的要求，大概也应该有相当的了解。对于礼和乐两方面都有心得的人，可以称之为有德之士了。就是指在心性方面有所得的意思。因此音乐的盛行，真正的价值在于能移风易俗，并不是穷极于要求钟鼓之音而已。隆重的宗庙祭享大礼，其价值在于能由此而安上治民，也不是穷极于要求饮食滋味而已。就如演奏清庙乐曲中所用的大瑟，采用朱色的丝弦，可以使声音重浊些；又在大瑟的底下穿孔，可以使声音迟缓些；一个人始唱，只有三个人随声咏叹；这些都是因为清庙的主题是在歌颂先祖的恩德，使先祖的德音得以传之于无穷，遗留于后世，因此并不重视音调的繁衍变化。又如宗庙盛大祭享之礼中，以水为代用品的玄酒位列在上，而祭俎上陈列的是生鱼，大块肉骨煮的高汤不加任何调味的佐料，这些也都是表示重在祭享先祖，求其尽量适合上古当时的生活状况，以尽子孙孝敬之心，而并不重视饮食滋味的意思。所以先王的制作礼乐，并非用以要求口腹耳目之欲的极度满足，实在是希望借此教导人民，使他们本身对好恶能具有平正的判断力，从而可以回返到人生的正常状态。

　　当人初生之时，在情感方面原本是寂静淡漠的，这是自然之性的本来面目；及至有所感于外物，然后才有所谓情意的波动，这是自然之性开始有了动态的变化。当外物之来，一与之接触，在人的心智上立刻就有反应，然后自然就会产生喜欢或是不喜欢的情意表现。这种情意的波动应该有合于常情的自然节度；如果自己内心对这种任意波动的情意不能加以适当的节制，而心智上的反应又经常受到外物引诱的影响，不能回返到原来寂寞纯净的静态，那么自然的天性当然会逐渐泯灭而不复保存了。说到外物使人情意波动的影响，那可真是无穷无尽的；而人对于喜欢不喜欢的判断选择又往往不能自我节制，那当然就会形成任何事物之来，人就随着事物的影响而变化，完全失去自主能力的情形。所谓人随外物而变化者，就是说泯灭了自然的本性，而只知尽情追求那些因情意波动所造成欲望的满足了。这样下去，于是就会产生背逆正道，欺诈作假的心意，就会产生淫佚放滥，为非作歹的行为。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强者胁迫弱者，有人多势众的压抑人数少的，有聪明才智高的欺骗愚笨的，有勇敢的折磨胆子小的，有疾病在身者不能得到妥帖的照顾，年老年幼的，或是孤儿寡妇不能获有适当的安置，这都是形成天下大乱的态势啊！所以先王的制作礼乐，就是为天下人制定节度的意思。如丧服的缞麻服饰、哭泣的仪节等，这是为节制丧痛而设置的。又如敲钟击鼓的音乐，手持干盾大斧的舞蹈，这是为调和民性的平安欢乐而设置的。又如成家的婚姻之礼，成人的冠笄之礼，这又是为使男女有别而设置的。其他如乡射礼、乡饮酒礼、宴飨宾客之礼等，这些都是为了规划正当的社会交往行为而设置的。礼的作用在于节制人民的心志嗜欲，乐的作用在于和悦宣导人民的心声，用政治教化的功能来推行礼乐，用刑罚禁令的处置来防止违反礼乐的行为。如果礼乐刑政四者能通行于天下，而没有任何背逆不顺之处，则王者的仁道可以说已经足以称备了。

　　乐的目标在于协同好恶，礼的目标则在于区别等差。人对于事物的好恶如能大致相同，思想一致，则自然会相亲相近。人对于亲疏贵贱的等差如能区别得很清楚，则自然能彼此尊敬。但如果过于重视乐的作用，缺少礼的约束，也会发生放滥流失，不相尊重的缺憾如果过于重视礼的作用，没有乐的调和，也会发生亲疏离析，不再有骨肉之间的亲爱了。因此礼乐必须相辅相成，一方面能合同人们的情意，一方面又能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样才是礼乐并行的彬彬盛事。礼义的风气如能在社会上普遍建立起来，则人际关系的亲疏贵贱的等差，自能分划清楚；音乐的风格如能经由美化调和而协同其效果，则君民上下自然都能和融一片了。如果好恶的区分标准非常显著，善恶分明，则贤者与不肖者自会显然有别了。如果刑罚真的能禁止暴行，爵赏真的可以荐举贤能，则政治自会做到公正均平了。加之能以仁心爱顾子民，能以判别是非的义理来规正人民，这样的话，则社会人民安和乐利的理想，一定是可以做到的了。

　　音乐是由人的内心有此需求而产生的，礼则是由人的外在行为有此需求而产生的。音乐既是由内而发，所以其功效往往属于静态的，礼既是基于外在行为而产生，其功效自多属于动态的。所以凡是大的乐曲一定都是平易近人，大的礼仪则一定要求简约。音乐发挥其极至效果时，人与人之间不会再有仇怨之事；礼仪发挥其极至效果时，人与人之间也不会有争斗之事。在相互礼让、一团和气的状况下，不须采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就可以平治天下者，那只有所谓的礼乐才能做得到。这样的话，凶暴之民不再有胡作非为的行动，各地的诸侯都能同心协力服从政令，兵甲备而不用，五刑设而不施，百姓没有灾患，天子没有烦恼，能有这样完美的状况，足见这必然是由于乐教的功能已普遍地收到效果了。使人人都能做到父子相亲，家族团聚，人人明白长幼有序，彼此尊敬，进而推广这种亲族的仁爱和尊卑的相敬之道达于四海之内，而又能共尊天子，能有如此理想的状况，足见这必然是由于礼教的功能已广泛地通行于天下了。

　　大的乐曲所要求的最高境界是情性的调和，这与天地间阴阳和顺以孳养万物的道理完全相同；大的礼制所要求的最高理想是适当的等差节度，这也与天地间自然的高低大小各得其宜的道理完全相同。能和顺，而后才能繁荣社会，百物孳育而不失其本性；有节度等差，而后才知尊卑有别，进而能知重视本源，于是才有报功反始的天地祭祀之礼。形式上有具体的礼乐以教导人的行为，精神上又有超越现实的鬼神以约束人的思想，这样的话，四海之内，人人自能彼此敬重，互相亲爱了。礼是根据事物的等差而作精密的区分，由此以启导人们了解因等差而必须彼此敬重的道理；乐则是综合各种不同的声音，予以调节组织，由此以启导人们了解群体生活互相亲爱团结的道理。礼乐对达成教化功能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古代圣王明君都沿用礼乐而不改。每代所制的礼事一定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虽然历代有所损益，而要求互相尊敬的原则大体不会相差很多；每代所作的乐名一定与当时的功业事绩相配合，虽然历代都有变异，但要求相互亲和的原则也不会有何不同。所以无论是哪一时代的乐曲，都有演奏用的钟鼓管磬和跳舞的羽毛、龠管、干盾、长斧等，这些都是乐曲中的用具；至于或弯或伸，或俯或仰等的舞姿，以及合聚、分散、缓慢、迅速等的舞步，这些又都是乐曲中的美饰；可说大致也都是相同的。无论是哪一时代的礼仪，都有盛黍稷的方簠圆簋、置牲体的俎案、装酱或肉汤的豆，以及行礼的各种仪式章节等，这些都是礼仪中的用具；至于升堂降阶，或上或下，进退回转等，以及有时袒衣、有时掩敛等的动作，这也都是礼仪中的美饰；大致也都相同。所以真正能了解礼乐的作用及其变通原则者，才能有资格制作，真正能懂得礼乐的外表文饰者，才能有资格讲述其用意。有资格制作礼乐的人，可以称之为圣者；有资格讲述礼乐用意的人，可以称之为明者；所谓明与圣者，就是专指能讲述或能制作礼乐的人啊！

　　音乐可以代表天地间万物最和畅的情态，礼仪可以代表天地间万事最有秩序的情态。能获得和畅，所以万物自然孳生化育；能拥有秩序，所以万事井然有别，各得其宜。音乐是取象于天时循环变化的原则而制作的，礼仪则是取法乎土地的有高有下，生养各有所宜的原则而制作的。礼仪的制作如果失去原则，则必定是纷乱而无秩序；音乐的制作如果失去原则，也必定是暴躁而不和畅。所以必须确实明了天的循环变化原则，和地的各有所宜的道理，然后才能着手兴作礼乐。使各种不同的物类，在极为和畅的气氛之下，共存共荣，不会发生彼此侵害之事，这就是音乐诱导民智，达成教化目标的内在作用。使人人喜悦欢乐，相互亲爱，这就是音乐的外在作用。使不同阶层的人，共同保有中正平和，绝无偏邪的思想，这就是礼仪在本质上的要求。使人人经常注意外表的端庄诚敬，谦恭顺从，这就是礼仪在形式上的要求。至于像礼乐的用之于钟磬，发之于声音，被用作宗庙社稷的祭享，被用为山川鬼神的祀典，则任何时代都是随着当时人民的需求而定的。

　　王者功业成就而后作乐以为颂赞，国家安定然后制礼以维纲纪。功业成就大者，所作之乐一定是尽善尽美：治绩能遍及天下者，所制之礼一定是思虑周密。只具有代表武德的手持斧盾的舞曲，缺少表彰文德的意义，这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乐曲；只知道用煮熟的食物来祭享父祖，而不了解应该用生的物品祭祀上古远祖的意义，也不能算是通达周遍的礼仪。五帝时代风气各有不同，所以彼此并不完全沿用上代的乐曲；三王时代社会状况也各有所异，所以彼此也不完全沿用前代的礼制这就是礼乐历代有所损益的道理。音乐如果失去了代表时代的本旨，而过分流于声容之盛美，影响所及一定会有无穷的忧患礼仪如果失去了维系纲纪的本旨，而过分着重于仪物粗略形式的要求，则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至于乐能敦厚其本旨，而无放滥之忧，礼能使内涵的诚敬与外在的形式兼备，而无任何偏失者，恐怕只有最伟大的圣人才能把握得住了。天高地下，万物布散于天地之间，各有其品类的差异；为使高下尊卑皆有定位，品类异同皆有等差的适当区分，礼的节制作用因而通行起来。日月星辰、阴阳四时的循环运行，永无止息，应合自然变化的原则，万物于是得以孳生化育；为使自然变化永远保有适当的情状，万物繁衍始终保有和畅的常态，音乐的协调作用因而兴起。春生夏长，这一片繁荣的景象，都是天地自然仁爱的表现。秋收冬藏，这一片肃杀收敛的场面，又都是天地自然严正义理的表现。音乐功效主于陶养情性，使趋于美，所以天地自然的仁爱表现，与音乐陶养功效相近；礼的作用主于裁断事宜，使归于善，所以天地自然的严正表现，与礼的制裁作用相近。音乐要求敦厚和畅，所以一切都是以内在精神情态为主体，而顺应天时自然的变化原则。礼仪则是要求区辨异同，处置适宜，所以一切都是以外在的人物事类为主体，而顺应实物品类的等差原则。所以圣人作乐必须应合象征自然原则的天时，制礼必须应合象征品类等差的地物。礼乐如果能获致明畅而完备的效果，则天地万物自能各安其位，各尽其所能了。

　　天尊地卑的观念既经建立，君臣上下的对待关系也因此而认定。尊卑上下的关系既经认定，则贵贱有别的等差观念也因而确立。而阴阳动静各具其常态，大小内外的不同也因而各得其宜。万物各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方式相近的自会聚居共同生活在一起；万物又各有其不同的形体，形体相近的自会各自成群，而群类之间又是那样的彼此有别，这就是自然禀赋的本性和如何维持本性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的道理。天上有日月星辰等不同光耀的现象，地下有山川人物等不同状貌的形体。了解这些诸多不同的道理，就可以懂得圣人制礼为什么一定要取法于天地之间万物有别的原则了。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地交相感应而荡动，以雷霆鼓动生机，以风雨迅速催生，以四时变化发动其消长生息，以日月光辉来作温暖照顾，于是百物自能化生长养，蕃育无穷；了解这些天地万物的生长奥秘，就可以懂得圣人作乐为什么一定要取法于天地之间的和畅最高原理了。

　　天地的化育如果不得其时，万物就不能获得正常的繁衍；同样的，人类如果男女无别，不能获有正常的生活，结果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混乱；这就是天地间自然的情理。至于礼乐的功效可说上至于天，下委于地，所有自然品物无所不包，又能适应于阴阳的消长，乐舞，汉画像砖，河南新野樊集。

　　感通于冥漠的鬼神，不论如何高远深厚的道理，都能融会其中。音乐可以表现出自然太初时的寂净和畅之美，而礼仪则是存在于成物成形之后的协调之中。充分表现着流动不居，化生不息者，那就是天；充分表现着寂然不动，而类聚群分者，那就是地。有时而动，有时而静；这就是天地间万物滋生的原动力。所以圣人赞叹着说："这些都是礼和乐的功效啊！"

　　从前舜制作了一张五弦琴，用这张琴唱过孝子思亲的《南风》之诗；于是当时的乐官夔，开始配上乐曲，用以赏赐给各地的诸侯，希望天下人都能接受其影响。

　　所以天子的制作乐歌，是有意赏赐给诸侯之有德者，使教化的作用更为普遍。诸侯的品德高超，该国的教化很受人重视，五谷粮食又适时成熟，人民生活无虞，然后以乐曲赏赐给他，效果才会格外地显著。如果诸侯平时的德惠非常微薄，治理人民又使他们过于劳苦，即使以美好的乐曲赏赐给他，由于能随着乐曲而欣然起舞的人太少的缘故，舞蹈中的行列间隔一定是很大。如果诸侯平时的德惠深厚，人民的生活安乐而闲散，当天子赐给他乐曲时，乐意参加舞蹈的人很多，舞步的行列间隔必然会很小。所以只要观察一国的乐舞，往往就能看得出该国诸侯的德惠如何，就如听到诸侯死后的谥号，就可以知道他生前的作为如何是一样的。尧时的《大章》之乐，就是为表彰尧的美德而作的。黄帝时所作，经过尧时的增修而成的《咸池》之乐，咸是皆，池是施的意思，咸池就是说明美德备施的意思。舜时的《韶》乐，是表示能继绍尧的美德。禹时的《夏》乐，也是表示能光大尧舜的美德。至于殷、周二代，都是以武功为民除残伐暴，所以二代的乐曲，大抵都是在颂扬事功。

　　天地之间，有其自然常循不变的原则，如果寒暑没有定时，则人民自多疾病；如果风雨没有节度，五谷欠收，则民间每有饥荒。音乐对人心的教导，就像人民所感受的寒暑一样，如果音乐的教化没有注意适时和常态，则必定会伤风败俗，影响深大。礼仪对人事的规范，就像人民所蒙受的风雨一样，如果礼仪失去适当的节度，则任何事也做不成。然则古代先王的制作乐曲，其用意就是在于表现其治理国家的功绩，如果治理的功绩良好，则音乐的表现一定可以取象其美德。就以养猪造酒来说，推源其本意，并不是希望用这些东西来制造灾祸，然而后来发生的刑杀争讼的事件愈来愈多，那就是由于食肉饮酒不知节制，才会产生这些祸害的。所以先王为此制订了饮酒的礼节，士者行一献之礼，饮酒不多，而宾主之间拜揖多次，意重于敬而不在酒，可以整天都在饮酒的礼节中，而不会有人喝醉，这就是先王用以预防酗酒滋事的措施。由此应该可以了解，适度的酒食，原是可以让大家聚会在一起而获得欢乐的。

　　乐曲的作用，是用以训示人民，让他们体会其所表现的美德；礼仪的作用，则是用以教导天下，让所有人都能了解必须节制过分的行为。所以先王遇有死丧大事，一定为人民设有縗麻哭泣之礼，借以宣导其哀悼之情；遇有喜庆福祥的事，也一定有歌舞饮食之礼，借以畅达其欢乐之情。无论是悲哀或是欢乐，虽然各有其不同的分际，然而都可以用礼节使他们最后都能获得满足。

　　音乐的表现形态，是单方面直接的给予，人们只有接受而已。礼尚往来，所以是有施有报的形态。音乐是直接颂赞发自人们内心的欢乐，而礼则必须追念所以产生欢乐的缘由。所以音乐的主题在彰明盛德美化，礼的要旨则在于感恩报情，追反原始。所谓"大路"之车，原是天子的车舆。车上所悬绣有龙形的旗帜，旗的边缘垂有九条游繐，这也是天子所用的旌旗；青绿色边缘的甲壳，那是天子用以占卜吉凶的宝龟；再跟着一大群的牛羊，这些东西，都是在诸侯来朝述职时，天子感念其勋劳，而赏赐给诸侯的礼物，这就是礼的施报作用了。

　　音乐是表达情感的，共通的情感当以平和为主，所以就音乐来说，这种平和的情感是不可以任意改变的；礼是判别事理的，共同的事理当以中正为主，所以就礼来说，这种中正的事理也是不可以随便改易的。音乐就是统一共通的情感，礼则是分辨不同的事理，所宴饮，汉画像砖。

　　以礼乐的理论自能通贯于人情的是非同异了。探究自然纯净的本性，进而体察了解所以产生变化的原因，这就是音乐所要求的内容；坚定衷心的诚敬，进而去除外表的虚饰，这就是礼所要求的常态。礼乐都是顺应天地自然的诚意，感通幽冥神明无法具体说明的德惠，使天地的神祇都能莅临人间，福祐万物，由此而凝炼形成抽象的情理精义和具体的乐章礼节，然后再利用这些来调理父子君臣、贵贱长幼等人事方面的节度。

　　所以圣人举用礼乐，则天地神鬼都会协同调和，生养万物，而且是非常昭显的事实。当天地上下欣然会通，阴阳调和，相互融汇，温暖而慈爱地照顾养育着万物；然后成长中的草木更加茂密，初生的嫩芽也努力地冲出地面，带羽毛的鸟类奋翅飞起，带角的兽类也孳生繁育，冬眠蛰伏的昆虫已苏醒活动；鸟类以母体孵卵而生育，兽类怀孕而繁殖，胎生的不会胎败，卵生的也不会卵裂。这种安详和泰，繁荣茂盛的情景，正是音乐理论所必须归依的理想主题。

　　所谓乐曲，并非只是指的黄钟大吕那些有关声调清浊高下的乐律，也不是指的随着琴瑟伴奏的歌唱，操持着干盾斧钺的舞蹈；这些可以说都是乐曲的细微末节，所以往往都是由童子去舞就行了。铺好饮食用的席位，摆好酒樽俎几，排好笾豆等各类的食器，于是一般人就以揖让进退、升堂降阶等当做正规的礼仪，其实这些也都是礼的细微末节，所以也只是由职有专司的人去做而已。负责演奏的乐师，他们虽然知道如何演奏和需要伴奏的诗篇，但未必懂得乐理的含义，所以他们只能坐在朝北的卑位上去演奏而已；宗人、太祝这类司仪的职务，他们只知道宗庙祭祀时的仪节秩序，但未必懂得祭礼的作用，所以他们只能跟随在代表接受祭享者"尸"的身后，亦步亦趋；学习商礼的祝，只知道分辨丧礼中袭盖和小敛大敛的仪式，但未必懂得设置这些仪式的用意何在，所以他们也只能跟在丧主的身后，帮助行礼而已。因此能深明道德义理者，居于堂上朝南的尊位，才技术艺娴熟者却只能坐在堂下；能深具孝敬爱亲行为的人走在前面，遵礼行仪会办事的人却只能走在后面。所以先王能有上下前后等秩序的建立，然后才可以有规模地制作于天下。

　　音乐是圣人安和喜悦心情的表现，因此可以引导民心，使归向于善美。以心比心，以情导情，就是由于音乐能感人至内心的深处，转移风俗自然也非常容易，所以先王特别重视乐教的实施。

　　凡是人都有血气，也都有心智，这都是生而具有的本性；有血气故容易冲动，有心智故容易受到感应。然而在承受外物影响，激发感应后所产生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表现方面，则往往没有主动而常态的节制本能。当内心接受外物的感应而发生某种意念的浮动，然后就会顺着感应作用，逐渐形成具体的心意活动的指向。所以当意象琐细而狭小，节奏局促而短急的音乐流行时，一般人民当然会承受其影响而趋向于悲思忧愁、烦躁不安。当意象宽弘，音调缓慢而平易，气质高华，而节奏单纯的音乐流行时，人们自会呈现安观乐，汉画像石。

　　康和乐的情态。当粗犷躁厉，刚猛张扬，能使人振动肢体，亢奋血脉的音乐流行时，人们自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坦直平正，沉稳慎重的音乐流行时，人们一定会趋向于庄严恭敬。当宽裕安详而润泽，节奏顺序成章，和畅流动的音乐流行时，人们自会呈现着慈爱的情态。如果是心意放纵，邪僻散漫，节奏急促而浮滥的音乐流行时，人们的反应也一定会流于淫乱。

　　所以先王必须依据人的情性以制作音乐，并且以天地阴阳律吕的度数作为稽考人情的标准，以衡量是非的礼义作为裁制人情的典范，同时又协合阴阳的调和，顺导五行不同性质的变化，使活泼生动的阳气不至于过分外放流散，使幽娴沉静的阴气不至于过分内向闭塞，使秉性刚强者不会任性冲动，使秉性柔弱者也不会遇事畏缩。阴阳刚柔四者和畅交流于内心，产生了至中至和的效用，而后再借各种乐器的演奏，把中正平和的声音表现出来，影响所及，使人人都能正确地体认自我本然的性情，各安本份，而不会再有彼此侵夺纷争的事情发生。然后推广乐教，以求化民成俗，因此设置学习的等级，使人各依自己年龄的大小，才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