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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二十三

书名:白话史记(上) 作者:司马迁 本章字数:9001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22:36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周何译

  太史公说:礼是如此盛大充实而影响久远的一种美德啊!它能顺应自然以主宰着万物的生长消息,制定万物共同生存的秩序;更能顺应人情、领导群众,共谋社会国家长治久安的繁荣;这种顺应自然、符合人情所形成的礼,哪里是少数人力所能勉强制定的呢?我曾经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详细考察夏、商、周三代相沿礼制的增减变革,而后才真正了解自古以来,都是必须根据人情的实际需要而来制订各种礼典,都是必须依照人性的本然而来制作各种行为仪范;这种事实,可说是由来已久的了。

  透过人情的需要,人性的本然,来组织安排千头万绪的种种事务,当然需要有规矩原则的建立;而这些规矩原则可说是没有哪个地方不能贯穿会通的。譬如我们以仁义道德的原则来诱导人的上进向善,用刑罚处置的规矩来约束人的偏邪行为,由此而可以使道德修养深厚的人地位崇高,普遍受人尊敬;而可以使有事功表现、爵禄厚重的人蒙受恩宠,也自然会感到非常荣耀。仁义的诱导、刑罚的处置、自尊心的塑造、荣誉感的培养等,这些都是透过人的情性,用以来统一治理天下,使万民安居乐业而不乱的最好方法。

  为了符合人类情性的要求,因而自然促成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就如人的身体既以驾马乘车为舒适,于是就为此而制作了黄金装饰的车舆,连车辕那头的衡木也加上绚丽的彩绘,用以增添其华饰与美观;人的眼睛既然喜欢欣赏缤纷的五色,于是就在服装上为此而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用以表现其艺术的功能;人的耳朵喜欢听打击钟磬的音响,于是就为之而调和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所奏不同的声音,使归于雅正和谐,用以振荡活泼人的心意;人的口喜欢品尝多种美好的滋味,于是就为之而制作了各类酸咸滋味不同的食物,用以极尽口味之美;人的常情往往都喜好珍奇美好的物品,于是就为之而精细地琢磨圭璧等各样的玉器,用以满足其好奇的心意。然而像这样放任地去追求,而不加以节制,终究会泛滥成灾的,所以古代祭天用的大路之车,不过是形式比较宽大,外表并没有什么美饰,车上所用的席子也只是编扎一些蒲草而已,连边缘都不须剪齐的;又如王在临朝时所穿着的礼服,不过是小鹿皮做的弁冕,下裳也只是白布的质料;音乐的欣赏,也止于那种上面铺设红色丝弦,下面留一个孔的瑟而已;又如祭祀时所用的祭品,也只是大锅的高汤和以清水为酒的代用品而已。其用意就是在于防止淫滥奢侈,挽救由于过分华美所造成的伤害。因此从上层的君臣朝廷之间,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及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衣食住行,嫁女娶妇,丧事祭事等各种事物的等差区分,事事都有适当的分寸,物物都有适当的节制,这些可以说都是礼所以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

  孔子曾说过:"鲁国的宗庙禘祭,从刚开始灌酌鬯酒以降神的这道节目之后,我就不愿再往下看了。"因为自从周的王室衰微之后,很多旧有的礼乐制度早已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分大小,没有不超越了本分应有的限度。就如管仲的家,富贵足以与诸侯相比,兼娶三姓之女。于是那些循规蹈矩、守正不阿的人,常受世人欺侮;而奢侈过分超越等级的却被人看做是显贵荣耀。就以子夏来说,他是孔子门下最优秀的学生,尚且还曾说过"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觉得非常的喜欢;可是当我回来听老师所讲的道理时,心里也感到非常的快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受,经常在我的内心交战,而却又往往不能自己裁断取舍。"子夏尚且如此,何况是那些平常中等以下的人,加上逐渐承受不良教化的影响,又被社会的积习成俗所笼罩,哪里还能分辨得清楚。孔子曾经说过:"如果卫国的国君需要我帮助他治理国家,首先一定要做的便是端正名分,推行礼乐教化,让人人都能知道笃守本分的道理才对。"也由此可见当时孔子在卫国所见所闻大都不合礼义,所以孔子才会这么说。可惜的是孔子死后,那些曾在门下执弟子之礼,接受礼乐教育熏陶的学生们,由于鲁哀公时的礼乐废弛,他们大都因此消沉湮没而不能振作,于是有的人到齐国,有的人到楚国,有的人跑到黄河以北的河内,也有的人入海去了朝鲜。这样的情形,难道不令人感到痛心吗?

  到了秦代并有天下之后,把以前六大强国原有的礼仪全部接收下来,就其中选择保留了一些妥善而合用的制度施用于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符合圣人制礼的原意,至少那种尊君抑臣的观念和朝廷之间威仪济济的气氛,可以说还是沿袭古代典制而来的。到了汉高祖广有四海之后,当时的叔孙通对朝廷的仪制,虽然颇有不少地方加以增删改定,不过大抵也还是因袭着秦代故有的法度。上自天子的称号,下至外朝的佐吏僚属和内宫的各级官名,一仍旧章,很少有所改变。孝文帝即位,一些职有专司的官员建议希望重新订定朝廷的礼仪,可是孝文帝爱好道家清静无为之学,认为这些繁富的礼节只不过是缀饰外表而已,对于治国安民的政治并没有什么好处,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自己本身如何地以身作则来倡导教化才是,所以决定不许再讨论这类事情。孝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他对于一般的政治事务以及循名贵实的一套学问了解得很透彻,曾经好几次进谏孝景帝说:"受封在外的诸侯,其作用虽然是天子外围的屏藩和重要的辅佐,但在地位上毕竟和其他大臣同样是天子的臣子,这是古今如一的体制。然而现在有些大国诸侯,专权治民,行政体系不能统一,大小事情都不须禀告京师,自己就独断独行,这样下去,恐怕将来终究会发生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的。"孝景帝采用了他的计策,打算削减诸侯的土地和实力,以确实达到尊君抑臣的理想。然而结果却招致六国的反叛,共同指责晁错为第一罪犯,天子只好诛杀晁错以解除当时的困难。这件事的始末都记载在袁盎、晁错列传的文字里。从此之后,做官的人只要私下里用心交结朋党,公家的事则只要能安分守己地享用自己应得的俸禄就算了,没有人再敢提什么建议了。

  当今皇上即位之后,曾招请了许多深通儒学的人士,要他们共同商讨制定礼仪,可是过了十多年还没有完成。于是就有人说,古代太平盛世,当天下人民的生活安定而康乐,而且各种祥瑞的征兆随处可见时,于是就可以收集各地风俗民情的资料,以制作礼仪。皇上听到这些话之后,就下诏给御史说:"凡是承受天命而得王于天下者,大概总是各有其所以兴起的条件。不论其条件如何的不同,但却殊途而同归,必然会趋向于同一原则,那就是根据人民实际的需求来拟定行政方针,探访民间既有的风俗习惯作为确定制度的依准。过去讨论这些事的人往往都喜欢称述上古的时代如何如何,把上古时代的制度看做是最理想的,可是生活在现时代的百姓们何曾有这样的想望?也可以说那种理想未必适合现代百姓的需求。我们汉朝也是一家帝王事业,如果没有一套适当的典章法度流传后世,将来对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说得过去?有教化深远之意者,应该是气象恢弘,眼光远大治民如果只求表面成绩,浅试辄止的话,当然是心胸狭隘窄小,不足以论大业。由此看来,能不尽心勉力而为吗?"于是就以太初元年更改年号,重颁正朔,变易服饰所崇尚的颜色,封泰山以告祭于天帝,重新制定宗庙的祭礼和朝廷百官的仪制,作为国家永久的常典,以流传于后世。

  礼仪的制作本来就是起源于人为。因为人在生活中自然就有欲望,欲望不得满足时便不可能没有忿恨的心意;有了忿恨的心意而至于没有分寸的节制时,往往就会产生争夺的行为;有了争夺的行为,天下事就会变得一团混乱了。古代的圣王不愿看到这样混乱的局面,所以就制订了节制欲望的礼和体认本分的义,用以满足人们适当的欲望,供给人们合理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必以尽得所有之物然后才算是满足,使物的供应也不必以能完全合乎欲望的需求然后才算是富足。欲望的需求和物资的供应,这两者在相对的立场上而能彼此相互调和,使物资得有持续不断的供应,使欲望得有长久的满足,这就是礼何以必须兴起的原因。所以礼实际上就是一种调节养护的作用。就如稻米高粱等五味俱备的食品,是用来调养口中味觉的需求;椒树兰花等芬芳的香味,是用来调养鼻子嗅觉的需求;钟鼓管弦的音乐,是用来调养耳朵听觉的需求;雕琢刻镂所制作出美好的纹采,是用来调养眼睛视觉的需求;窗户通明的房间,舒适平整的卧席,可供倚靠的小几,铺坐的蒲席,都是用来调养身体的需求。所以说礼就是一种调节养护的作用。

  在上位的君子认为既然已经获得调节养护的作用,进而又希望调养必须有差等。所谓差等者,是指身份贵贱应该有等级,年龄长幼应该有差别,其他如贫富轻重等,都应该有适当的调配。所以像天子的地位,就应该乘用宽大的大路之车,上面铺着蒲草编的席子,既干净又柔软,这就是用以养护其身体的舒适;车边特地装备了很多香草,是用以养护其鼻子的官能;车前辕端的衡木上加上华丽的彩绘,是用以养护其眼睛的官能;当车子行动时,衡上的鸾铃与轼上的和铃,前后应和的声响,可以节度车行速度的缓疾。譬如缓慢行动时,铃声的节奏与武王时的《武乐》、《象舞》相配合,由此而可以想见其威望当车行快速时,铃声的节奏与舜时的《韶乐》和汤时的《濩乐》相配合,由此而可以感受其德化;这样有节奏的鸾和之声,就是用以养护其耳朵的官能。车上装有显示天子身份的旗帜,旗上画着龙形,旗幅旁边还有九条斿,这都是用以养护天子威信的。车轮两侧及轼较上都画了猛虎或伏卧的犀牛形,马背上的皮带也装饰成鲛鱼的形状,衡轭的两端用金属片装饰成龙头的样子,这些都是用以养护天子的威重和尊严的。所以天子乘用大路之车的马匹,必须选择非常驯良,而且平素训练非常纯熟,然后才能用以乘驾,这些都是用以养护天子行车时平稳安泰的。谁能真正了解一个有志之士,牺牲生命以要求名节的建立,原就是养护其生命的道理?谁又能真正了解人能不以财用为重,而以礼义为先,却正是养护其财货的道理?又有谁能真正了解对人恭敬,遇事辞让,也正是养护其自身安全的道理?谁又能真正了解礼节道义的作用,仪文情理的安排,也正是用以养护情性的道理?

  人如果只是重视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誉节操的重要,这样的人一定不能保全其生命;人如果只是重视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礼义的价值,这样的人也一定会蒙受灾害的;人如果一味地懈怠懒惰,不能以礼自持,反以为这是安逸舒适的享受,这样的人一定会遭遇到艰难危险的;人如果过分地恣情任性,不顾礼义的规范,反以为这是放任自然的行为,这样的人终究一定会落到毁情灭性的地步。所以圣人用礼义来涵盖一切,结果是理性和情性两者兼得;如果用情性来涵盖一切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两者皆失。所以重视礼义的儒家思想,就是要使人两者兼得;而重视情性的墨家思想,则是将使人两者皆失。这就是儒、墨两家思想最大的分野。

  礼是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区分辨别的最高准则,是促使国家富强坚固的根本办法,是天子威行天下、四海归心的惟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总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能遵礼行治,就可因以统一天下,使万国臣服如不能遵礼行治,必然会因此而毁弃社稷。所以即使拥有坚牢的甲胄装备、锋利的武器,也不足以保证必胜即使具备有高耸的城墙,挖深的护城河,也不足以保证一定能固守不破;严苛的法令,繁复的刑罚,也不足以证明这样就一定可以威慑百姓。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能遵用礼义之道者,才可以行于天下而无敌,不能遵用礼义之道,势必会招致失

败。就像楚国人用鲛鱼及犀牛的皮作铠甲,坚固如同金石,牢不可破;用南阳宛城出产的精钢所打造的铁矛,刺人时就像蜂蝎螫人一样的轻便锐利而又快速,士兵的矫捷利落有时就像疾风突然而至。然而楚怀王二十八年,兵败于垂涉,大将唐昧也阵亡了;不久楚将庄■起兵作乱,结果楚国竟一分而为四国。由这件事看来,楚国难道没有坚固的装备和锋利的兵器吗?那还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所以才会如此。楚国以汝水、颍水作为天然险阻,以岷江、汉水作为外围的沟池,有古代邓地的山林地区可以阻挡来犯的敌人,还有方城山沿着边界宛延着。然而秦国的军队来到鄢城郢都时,一战而攻取了都城,就像是摧枯拉朽似的那么容易。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防阻吗?那还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所以才会如此。又如商纣曾剖腹挖取比干的心,囚禁箕子,又制造了残酷的炮烙之刑,经常杀戮毫无罪过的人;当时他的臣下一个个心惊胆寒,谁也不敢自信一定可以保全性命。然而当周的军队一到,纣的命令不再能有效地通行于臣下,更无法指挥他的人民为他抗敌作战。这难道是纣的命令不严,刑罚不重吗?那还是由于他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所以才会如此的啊!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简单的戈、矛、弓、箭而已,然而有时根本不须要使用任何兵器,而敌方国家已经诚心归顺臣服了;有时也根本不必勤修城郭,不必掘深壕沟,不必在边境上建立坚固的险阻,不必张设许多攻敌的机变措施,然而这个国家却能安然不怕外敌的侵扰,而能屹立固守者,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只不过是在上位者能懂得应用礼义之道以治民,使理性与情性等量齐观,并行而不悖,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民力,而又能以真诚的心意去照顾人民,于是臣下的受命而行必然是如响斯应。如果还有人不从教令、不服礼义,然后再以刑罚来对待他,于是人民自然就会了解是自己的不对了。所以只要适当地处分一个人,而天下人都能因此顺服者,就是因为犯罪的人不会怨恨在上者的不公,而了解原本是错在自己的原因。因此尽管减少刑罚,然而政府的威信仍旧如水之流行,无远弗届,这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由于能够遵行礼义之道以治民而已。所以遵礼行义,到处都可以行得,不能遵礼行义,必然会遭遇失败。古代帝尧的治理天下,也不过是杀了一个鲧,放逐了共工和讙兜两个人,而天下却就因此而得平治。古书传记上曾说过:"威严虽然非常猛厉,可以不用就不必去用它;刑罚尽管设置,能不用也最好不去用它。"

  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根本,先祖是种族的始源,君主师长则是治民的基础。没有天地,哪来的生命?没有先祖,哪里会有后世的子孙?没有君主师长,如何能使社会国家治理得很好?这三者无论失去哪一项,都无法使人们平安生活。所以礼是上以事天,下以事地,还要能尊敬祖先,重视君师,这就是礼的三项重要基础。

  所以王者受命于天,祭祀祖先时,可以太祖与天相配;诸侯受命于王,则不敢有以先祖配天的想法;大夫士又是诸侯的支裔,自然尊奉诸侯的别子为百世不迁的大宗,这种宗法及宗庙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辨析亲疏贵贱的等差。亲疏贵贱的等差如能辨析清楚,人们自能知道尊祖敬宗能知尊祖敬宗,这就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本源啊!郊祭是祭天之礼,所以只有受命于天的天子才有资格来举行郊祭;社祭是祭社稷之礼,所以自天子以至诸侯都可以建立社礼;大夫士成群可以共同设置里社,所以社礼之中也可以包含大夫士的阶层。像这些祭祀礼节的规定,其作用在于分辨地位尊贵者应该做高阶层的事,地位低的人应该做中下阶层的事,有能力做大事的人做大的事,适宜于做小事的人去做小的事。所以王于天下者的宗庙祭祀,可以追祭七世的祖先,一国的诸侯可以追祭五世之祖。又依兵赋之法规定,方圆十里的土地要出兵车一乘;大夫的采地如果有能出兵车五乘那样大的范围者,可以追祭三世之祖。适士的采地如果有能出兵车三乘那样大的范围者,可以追祭二世之祖。这种制度的建立,其用意在于区别仁德修养的累积深厚者,应该让他的恩泽流衍比较广远些,仁德修养的累积薄弱者,其恩泽的流衍应该比较狭小些。

  对祖先的宗庙大合祭中,在准备酒食等祭品时,特别重视盛着以清水为代用品的酒尊,和陈列在俎上的生鱼,以及不加任何佐料的大块肉骨煮的高汤。因为我们准备要祭祀远祖先公,就应该考虑到上古时代当时一般生活状况的适合性,以便于先祖乐意接受,这也就是表示我们后世子孙念念不忘于饮食本源的意思。可是在四时对近祖的宗庙祭礼中,虽然也准备了以清水为代用品的酒尊以示崇敬之意,然而另外又以可以饮用的薄酒来敬献近祖;在陈设的祭品中,虽然也是以黍稷为先,然而在祭享仪节中,真正进献食用的却还是米饭;而每月都有的对近祖的常祭中,虽然也是必须以大骨头熬的高汤为上,但供给吃饱的却是各种的菜肴。这就是表示一方面必须念念不忘饮食的本源,同时也兼顾到亲人可以享用的习惯合适与否。能念念不忘于初始本源,可以谓之设想周密;而又能顾虑到是否享用习惯的合适性,那就可以谓之曲尽情理了。两者兼备而后制定适当的仪文礼节,以归本于天地自然的原则,这样才足以称之为至高至盛,最完美的制度。所以从祭品的陈设来看,酒尊以盛清水的代用品为上,俎上也是以生的鱼为上,瓦器的碗里也是以肉骨煮的高汤为上,这道理是一样的,都是用以表示念念不忘饮食的初始本源的意思。再由饮食享用方面来看,在祭祀即将结束时,最后祝虽然接受了佐食者所献的酒,并没有真的喝下去,只是举祭一下就放了下来;还有代表接受祭享的尸,祭礼既然已将结束,俎上的祭品虽然很多,也不再吃了。又如祭享的过程中,既经佐食者三次的劝侑之后,也就不再享用了。这道理也是一样的,都是用以表示祭享既已完毕,彼此又将分离,自然会有怅然若失的感觉,哪里还会有心情去吃喝呢?再从仪节的准备上来看,在婚礼当天尚未举行斋戒之前,或在祭祀太庙时,代表接受祭享的尸尚未入庙之前,或在亲人刚去世尚未举行小敛之前,这时候大家的心情也都是一样的,都是非常的沉重而严肃。

  再由器服的装饰上来看,王者所乘用的大路之车的外表,以素净为主,不加彩漆;祭天的郊礼中,王者头上戴的只是不加华饰的麻冕而已在小敛以前,丧服的腰带都是散垂着,不须打结的;这些仪文的规定,也都是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朴实无华的意思。再从声音的节制上来看,三年之丧,孝子对其亲人的悲哀哭泣,是一口气哭到底,没有回环曲折的声调在演唱《清庙》的诗歌时,一人始唱,而只有三个人随声咏叹。在配乐方面,没有采用编钟的形式,只不过悬挂着一只钟而已,即令如此,在配合乐曲时,也还是以敲击钟格为主,因为这样可以让声音显得比较质朴而厚实。大瑟上采用朱色的丝弦,使声音重浊些,又在大瑟的底下穿一个孔,使声音迟缓些。这些道理也是一样的,都是要求以质朴平实,近古贵本为主。

  大凡礼在最初时总是起源于非常粗疏简略的日常生活,而后由于形式仪文的增饰,才成为定制,最后自然能达到和悦人情的理想效果。所以最完美的礼制应该是人情和文饰兼备;其次也应该着重于人情,或是着重于仪文;再其次就应该是忽略仪文,而只偏重于推原人情之所由,而归本于上古时代的简约朴实的形态。但无论如何,由于礼的作用,在天时方面:天地因此而得调和,日月因此而得昭明,四时因此而得顺序,星辰因此而得运行,江河因此而得流衍,万物也因此而得昌隆兴盛。在人事方面:对人的好恶因之而得节制,对事的喜怒也因之而得处置适宜,用于下民,固然是无不和顺,用于上位,也必然是事事明察。

  太史公赞美着说:"这实在是太完美了啊!人类运用智慧的累积!建立了许多最隆重的礼制,作为融和人情的最高准则,而天下后世再没有人能加以任何的增减改变。尤其是本体的内涵精神,与作用的形式仪文相承接,初始的简约质朴与最终的情理和悦又相应合,在仪文方面最繁富的尊卑贵贱的等差,由于有礼而得辨析区分,在事理方面最复杂的是非得失的观念,也由此而得剖解清楚。因此天下人如果都能顺礼而行,那一定是太平盛世如果不能顺礼而行,那必然是一个纷乱的局面。顺礼而行,一定可以安定不能顺礼而行,必然会发生危险。这些道理,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窥测臆想而知的。

  "礼的涵养的确是深厚而难测,即使是那些专门作’坚白同异‘之说的名家强辩,让他们进入礼义之中来探讨其内蕴,也都会感到相形见弱。礼的涵盖也确实是恢弘广大,即使是那些喜欢自以为是地改动典章制度,而又专作褊狭浅薄理论的人,让他们走进礼义的内涵来作一番体认的话,也一样会感到仰之弥高,自恨不如远甚。礼的涵盖真可以说是既高而远,即使是那些粗暴傲慢、放任不拘,向来就以诋毁破坏传统礼俗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让他也进入礼义之中来巡礼一番之后,也一样会感到自我的愚下和微不足道。所以土木工人用以画直线的绳墨如能很仔细地安排好以后,那么谁也不可能再以或曲或直来随便蒙骗了;权衡轻重的秤如能很仔细地悬架好之后,那么谁也不可能再以或轻或重来随便混淆了;圆规和曲尺如能很仔细地设置好以后,则任何人也不可能再以或方或圆来随便欺骗了;同样的道理,在上位的君子如能很仔细地掌握住明辨是非的礼来处理人事,则任何人也不可能再以诡诈虚伪的方式来随便蒙混的了。所以绳墨是正直的最高标准,秤是平衡的最高标准,规矩是方圆的最高标准,而礼则是做人做事的最高准则。然而有些不能遵行礼制,或是不能适应礼治的人,就应该称之为无道之民;能遵行礼制,或是能适应礼治的人,那才可以称之为有道之士。对于切合礼义的中正之道,能以思想去探求其所以然者,可以称之为能用心思虑;能用心思虑,得其所以之后,不再轻易变动其中心思想者,可以称之为笃信固守。如果真的能够处处用心思虑,时时笃信固守,而又加上由衷的爱好,那就是圣人的胸怀了。天是高的极致,地是低的极致,日月是光明的极致,无穷是广大的极致,而圣人则是遵礼行道的极致。

  "一般说来,礼的作用,表现于往来馈赠之间,是以钱财物品为用;表现于服制形式方面,则是以尊卑贵贱为仪文的节度;表现于阶层等差方面,则是以多少来区别其异同;表现于亲疏远近方面,则是以丰厚或淡薄为原则。所以礼的表现大约可分三等:仪文形式非常繁富,而情感的成分比较收敛者,这就是礼文隆重而丰厚的表现;如果仪文形式比较简约,而情感的成分却比较丰富者,这就是礼文简省质约的表现;如果外在的仪文形式与内在的情感成分相为表里,二者并行而不悖,周密而兼备,这便是礼文得其中和的表现了。君子在用大礼时,能极尽其丰盛之美,用小礼则能极尽其简约质实之用,用中等的礼文又能曲尽情理的效果;无论是轻重缓急,都不会远离礼义的范畴。所以惟有君子才能居仁由义,守礼而不渝。人如能遵守礼义的界域,这就是士君子;如果行为乖违,远离道义,那就是普通人了。于是如有人能在礼义的范畴中徘徊周匝,即使是细微末节,也都能顺其次序而不乱,这应该就是圣人了。所以圣人能表现得如此厚实,都是由于平素对礼义素养的累积所致;其心胸气度之所以能如此恢弘,也都是由于礼义深广的内涵所致;其人格之所以能如此崇高,也是由于礼义隆重盛大的表现所致;至于其所以能对万物事理如此明察者,也都是由于能对礼义竭尽心力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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