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特殊的例子，这需要从相关国家特殊的制度或历史环境来解释。这些事例甚至不可能在同一个民族中重复发生两次。一个民族的人民追求自由，只有在其未开化之时，当社会的元气耗费殆尽，人民只会在动乱中流离失所，革命也无力挽回这种局面。因为人民身上的锁链一旦被打破，他们就被分解成单独的个体，人民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善于统治的主人而不是解放者。自由的人啊，请你们记住这一句格言：自由可以获得，但绝不可失而复得。

　　和人的成长一样，一个民族也要经历一个成熟期，这时它才有可能接受法律的制约。但这种成熟期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要想识别它并非易事，过早地实施法制往往只会导致失败。民族与民族也不相同，有的民族从诞生时就能接受法律，而有的民族就是等上十个世纪也未必可以。俄罗斯人从未实现过有效的治理，因为他们过早地进行了这种尝试。彼得大帝可以被称为一个极具模仿能力的人，却不能被称为天才。真正的天才具有创造性，能凭空创造一些新的事物。他所做的某些改革是合理的，但更多的是举措失当，他仅看到他治下的人民尚未开化，却未看到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受政府的治理；此时他要做的只是需要训练他的臣民以使他们成熟，他却要试图使他们成为文明人；他试图将他的臣民改造成德国人或英国人而非俄罗斯人；他强迫他的臣民成为他们本不应该是的样子，却无法成为他们本应该是的样子。这就如同有的法国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方法，把在童年时期的孩童教得很显赫，在孩子长大后却会一事无成。沙皇俄国企图征服欧洲，最终却发现自己被欧洲征服了。鞑靼人作为它的臣民和邻居将成为它的主人，也是我们的主人：这种革命在我看来已无可避免，欧洲所有的君主都在同心协力地加速这种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