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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人间佛教的展开

书名:人间佛教释疑 作者:净空法师 本章字数:13613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21:59


第五章人间佛教的展开与赵朴初思想

  作为太虚人间佛教思想在大陆的主要继承者,赵朴初直接阐发人间佛教思想的言论并不太多,更多的是与太虚一样的“随缘应付”[1],但就其思想脉络而言,可分为国际国内两大层面:对国外,他继承了太虚“今后之佛学,应趋于世界性”的思想,依太虚对“世间”与“人间”多层次划分,国际社会理所当然是人间的最大部分。于是,他本着佛教一贯的和平意向,倡导世界和平。赵朴初对佛教世界和平理念的阐述与实践,是其人间佛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国内现状,他所阐述与实践的人间佛教思想内涵较多,主要精神可概括为积极进取。

  第一节明月清风水流不断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生于“四代翰林”的安庆书香门第。父赵纬如,毕业于省高等学堂,后被任命为湖北省候补知事,但他无意做官,一直在家中潜心钻研书画。赵朴初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家中大小事务,都由母亲陈仲碹操持。母亲在闲暇之时,常给赵朴初讲一些古人勤学苦练的故事,这给赵朴初打下了良好的家教基础。母亲笃信佛教,影响了赵朴初一生。赵朴初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对佛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后,经关絅之介绍,进入中国佛教会工作。由从事佛教社会公益事业而开始实践佛法根本之一的慈悲。在上海,他也结识了太虚,并受到器重。赵朴初曾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在抗战初期以负责上海难民救济收容工作成效卓着而闻名全国。此后,他更为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曾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联系,把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分批送往皖南新四军总部,参加抗战。1938年他参加了职业界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抗战胜利后,赵朴初痛恨反动独裁的黑暗统治,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民主运动。1945年12月30日,他与马叙伦、王绍鳌、林汉达、周建人、雷洁琼等在上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宗旨的政党---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太虚为维护佛教利益,创“议政而不干治”之说,遭某些人嘲笑攻击,佛教徒中也颇有非议。赵朴初挺身而出,针对这些议论激愤地说:“今日中国的佛教,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以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佛教,而要求它担当起宏法利生,护国济民的事业,这是戏论。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

  赵朴初的这番话,是他多年从事佛教公益事业横遭有关方面阻挠,历尽艰辛而后的肺腑之言,也表达了他对太虚一生事业的由衷敬仰,对太虚提倡的人生佛教的服膺。

  1947年3月7日,即太虚圆寂前十天,他特地在上海玉佛寺召见赵朴初,“以所着《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即赵朴初)今后努力护法”[3].事隔四十年,这个补注才作出,可见赵朴初深切怀念太虚而不得已的心情。

  1949年,赵朴初与陈铭枢等创立现代佛学社,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赵朴初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1980年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宗教界的代表,赵朴初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及政协副主席。

  从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至1966年该会被迫停止工作,赵朴初实际上都是该会工作的主持者之一。他从未辜负太虚的嘱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尽力护法。

  1966年11月,中国佛协工作人员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批斗,有的被监管,赵朴初为之忧心忡忡,仅一夜头发就全白了。[4]不久,他也被隔离起来,后又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1972年,他出席了国务院欢迎日本田中角荣首相来华访问的招待宴会,自此得以重有为佛教建言的不多机会。

  而从1979年至1994年,即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至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的一段时期,国家落实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规定的时期,这一时期虽也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朴老一生中为中国佛教恢复重振,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最多、最有成效、最辉煌的15年。至1994年4月14日,朴老因接待工作与旅途疲劳,当晚发高烧,住进北京医院达年余之久,还屡屡病危。这说明88岁的老人已不胜工作重负。其后他老人家虽继续为佛教恢复发展做了很多很多,但毕竟已力不从心……其实,早在1973年5月,借着周总理接见美籍学者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的东风,朴老已着手进行大陆佛教重光的第一步---恢复南京金陵刻经处,可惜处处阻力重重。1976年赵朴初又以好写诗词,并以悼念周恩来的诗受到追查。1977年3月,邓小平出任全国政协主席。在朴老慧眼中顿现一片光明。会后,他随即下江南了解情况,打算先期恢复杭州灵隐寺、南京灵谷寺、镇江焦山定慧寺,为全国带个头。只是由于社会上对佛教的认知仍存在巨大误解,宗教界人士也普遍仍心有余悸。虽然他老人家尽了力,可颇有推而不动之感。直到1978年11月,经过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放思想”,才使包括佛教在内的“拨乱反正”成为可能,从此迎来了朴老坎坷[5]一生中的“第二春”.

  1978年11月19日,朴老来到镇江,他对茗山法师说:“我们宗教界人士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我们要一起努力,尽快恢复寺院。”随后赋诗《壮观亭得句》一首,寓意深长:

  “关心岂限眼前事,启后宜先天下忧。”

  1979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务重新公开启动,在朴老推动下,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开始恢复。金陵刻经处的恢复也大有进展。他还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至美国普林斯顿,参加了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代表着中国宗教重新参与了国际宗教组织的活动。1981年,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恢复,并根据朴老建议,更名《法音》。

  从此,迎接鉴真大师座像回国、接待世界宗教者和平使节团、出席世界佛教领袖和学者会议、荣膺日本佛教传道协会功劳奖、日本佛教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庭野和平奖、出席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会见“世宗和”主席、出席泰国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纪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中国佛协成立40周年大会,提出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构想……朴老为国际佛教交流与世界和平事业的长年辛劳投入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卧床。

  从1983年起,142个重点寺院包括句容宝华山隆昌寺、陕西扶风法门寺、新昌大佛寺、天台山国清寺、普陀山、峨眉山、九华山、五台山、嵩山少林寺、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洛阳白马寺、开封大相国寺、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沈阳长安寺等等,次第恢复。这些寺院都是在朴老灌注心血,克服种种困难,有的甚至是极大阻力后得以重光。在它们恢复的带动下,全国大批中小寺院也获恢复、重建。然后是庄严的香港天坛大佛、无锡灵山大佛在朴老的关怀下相继建起……1990、1991年,朴老先后主持了我国藏传佛教座谈会、南传上座部佛教座谈会,以后还表彰上座部佛教工作有成效,多次强调:“藏语系佛教博大精深,在整个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要加强我国三大语系佛教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他还心系着海峡两岸佛教。

  寺院好比全国佛教布局恢复的骨架,而僧尼与广大信教群众乃是其血肉。因此,朴老亲自起草了《关于佛道教寺观管理试行办法草案》,针对有的地方园林部门、文管部门的干涉,强调由僧人管理寺院,指出“居士可以公开信佛,也可以重建居士林”.骨架血肉有了,最紧要的便是思想灵魂。朴老在其一生主要着作《佛教常识答问》中首次重提人间佛教思想,在1983年中国佛协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朴老进而把提倡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方针,强调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6].这的确道出了灵魂所在。紧接着,发扬三个传统,加强五个建设[7]成为围绕这一思想灵魂的展开。于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佛教慧命得以重续。其前,正如李家振居士所言:朴老自己早就“一生奉行人间佛教”[8].在人间佛教思想中,还贯串着如何改革历史遗留下之缺陷与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主线。因此在佛教制度改革方面,朴老在1980年提出:“我主张不烧戒疤,因为戒疤从元代开始,古代也不烧,外国也不烧。”法尊法师依据《瑜伽菩萨戒本》,支持了朴老的见解。但同时,朴老也强调要继承发扬汉传佛教素食、独身、僧服的传统。[9]其后,通过中国佛协颁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暂行办法》及一系列文件,实现了制度化,巩固了改革成果。总的来说这一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国内外肯定。当然,这些由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施,有些内容、形式还可以斟酌,但其精神无疑值得发扬。

  然而就在佛协四届二次会议后不久,法尊法师圆寂。经历劫难考验的前辈相继而寂,使得佛教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突出与紧要。继1982年在南京栖霞山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及其后在九华山办职事培训班,1986、1992年,朴老两次专门召开佛教教育会议,筹措教育资金,大声疾呼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还是,第三仍然是培养人才。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首先恢复,各地佛学院相继建立,并选派了一批批学僧先后赴斯里兰卡、日本、英国等国留学,只是全国三十多所佛学院至今的发展以及学僧情况与朴老的期望仍有差距。

  为了给佛教恢复发展争取更大空间,1990年,朴老针对有些地区出于部门利益,阻碍中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宣传“宗教是精神污染”,“反对宗教迷信”等口号,强调佛教“是反对迷信,提倡正信,反对污染,强调出污泥而不染的”.他最后总结说:宗教“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之所以提出这点,绝不是朴老不懂信仰对于宗教之重要。而因其一,从社会现实出发,就需要突出宗教的文化性,因为文化的空间无限广阔,凡是人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皆可称为文化。这在当时条件下,打破了对宗教活动的狭隘限制,更容易促使那些对佛教怀有偏见的人们改变看法。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创建,也直接受到朴老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推动。其二,朴老对在国内尚未引起应有重视的宗教社会学的“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观点也很了解。1993年,方立天教授向朴老介绍了我国台湾佛教的重慈善事业、重学术研究、重禅修、重文化教育四种类型,朴老颔首并说:“你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台湾的宗教,这很好啊!”

  这清楚表明了此点。

  为了使佛教恢复发展有切实保障,朴老与宗教界领袖一起,提出了对1978年宪法阐述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修改意见,并被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载入1982年宪法。他还对刑法修改提出有关建言,也被采纳入相关条款。1988年4月,朴老就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宗教立法问题刻不容缓。有了宗教法,宪法规定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才能具体化,并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有了宗教法,宗教徒与非宗教徒,群众与公职人员在涉及宗教的问题上才都有法可依,违法必究。”[10]在他主持下,中国佛协起草了《宗教法》建议草案,报送全国人大。十年后他又强调,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宗教法是形成与之相配套的单项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的基础。

  制定宗教法是朴老毕生关注的大事,是他的遗愿之一。还有汉译南传大藏,“不希望这些(人间佛教)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11]这些都是朴老遗愿。

  所有这些努力,都贯注着朴老与晚辈净因法师共勉的精神---“为佛教,为祖国,勇猛精进”.在那辉煌十五年,全国佛教上下也充满着这一精神,朝气蓬勃。抚今追昔,我们物质富足了,精神却贫瘠了。不知不觉中,世俗利养追求习染渐深,有多少人还能坚守当年信念?朴老《壮观亭得句》有言“壮观二字应无负”,至今又有多少人能扪心自问:“无负”?

  无论如何,朴老一生最辉煌的十五年,也是中国佛教恢复发展最迅猛的十五年。

  作为当时中国佛教领袖,朴老审时度势,率先从佛教国际交往入手,展开了国内佛教恢复的外在布局,重续了内在慧命,抓住了佛教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环,并为之打开了空间,努力争取切实的法制保障。这五方面,正如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徐义贤长老所说,表明了朴老“在困难时期保存和恢复了佛教”.同时,所有这些当然并非朴老个人所能成就,而依靠着国家与整个佛教界的共同努力,但又如新加坡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一佛出世,千佛扶持,赵朴老就是这个出世的佛,我们都是扶持他,拥护他。”[12]

  赵朴初是杰出的中国佛教界领袖人物,在国内外佛教界、宗教界有着广泛的影响,深受广大佛教和信教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他佛学造诣甚深,《佛教常识问答》等着述深受佛教界推崇,多次再版,流传广泛。赵朴初还是享誉海内外的着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十分精湛深入的研究,在诗词曲和书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的诗词曲作品曾先后结集为《滴水集》、《片石集》;他的书法作品俊朗神秀,在书法界久负盛名。

  赵朴初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以及慈善事业,直到晚年体弱多病时,还亲自为遭受地震和洪水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他率先垂范,为自然灾害和希望工程捐出个人大笔资金。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因病在北京逝世,他生前立下遗嘱,他的遗体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他在遗嘱中表达了他的生死观:“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第二节赵朴初在国内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人间佛教理论的阐发人间佛教作为佛教的现代形态,与现代新儒学等传统文化的新形态一起,正在日益展现出东方文明在21世纪仍有巨大的生命力。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太虚首创的人间佛教理论究竟应如何诠释?如何落实于实践,还存在哪些待完善的问题?如何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疑问和责难?尽管太虚的理论广阔宏大,但对新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不可能有具体的答案。

  然而,综合赵朴初历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言论,他实际上把太虚的不少提法作为自己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前提,如在判教方面,他基本认同太虚的五乘共法。在发掘人间佛教的根源性方面,他也与太虚一样,直仰佛陀与大乘教典,等等。然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以自己的发挥。赵朴初比较明确地继承太虚思想表现在以下几点:

  1.提倡菩萨行。赵朴初说,“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其思想基础则是佛教无常的世界观与菩萨行的人生观。[13]这是实践人间佛教的主要途径。

  2.出发点一致。他认为,学佛要从五戒十善做起,由四摄六度扩充,进而得大解脱、大自在,达到永远常乐我净的境界。这里的中国味与太虚同,而跟印顺稍异。

  3.目标一致。“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14]

  总之,在建设人间佛教的出发点、目标,实践的主要途径方面直接继承了太虚的提法。赵朴初还承认,“中国佛教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局限”,提出要“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15]由此可见,他虽然没有正面提佛教革新,但意蕴中已有。总之,赵朴初的主张倾向太虚的因势利导,但比太虚更温和。这与他曾长期和圆瑛共事分不开。

  赵朴初当时对人间佛教作如此的解说,有其特殊的背景。那时,大陆佛教刚从一片劫灰中苏醒,仍面临着社会对宗教的非难,提倡人间佛教虽有助于纾缓视佛教等同于迷信的压力。但同时百废待兴,亟需佛教各宗派协力携手,不宜明言人间佛教所含教义现代化内涵,以免徒起纷争。以为大陆提倡的人间佛教缺乏深刻内涵与创意的见解,乃不了解大陆的实情,不能体谅提倡者的苦衷。

  尽管存在着客观上不得不然的因素,然而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对赵朴初与太虚、印顺提倡的人间佛教之间的歧义当可分辨。

  其不同一,《佛教常识答问》在词语上似把人间佛教等同于世间法,而印顺认为:

  “有的人(可能)因误解而生疑难;行十善,与人天乘有什么差别?这两者是大大不同的。这里所说的人间佛教,是菩萨道,具足正信正见,以慈悲利他为先……这与人乘法着重于偏狭的家庭,为自己的人生福报而修持,是根本不同的。”[16]太虚人间佛教理论也指出了超凡入圣之路,与人乘法的区别虽不如印顺指出的那么清晰,但趋向一致。赵朴初的提法虽稍模糊,但实际上也提出了菩萨行乃人间正行,只因一般人觉得菩萨道高企难行,又恐当时社会对“成佛”横加非议,故加了句“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80年代初)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17].

  其不同二,赵朴初的提法甚

为简明平易,别无惊人之处,与太虚的镜涵万流,印顺的滔滔雄辩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其实,赵朴初只是提出了太虚人间佛教理论丰富内涵中,在当时能够被世俗容忍、被佛教各宗派都接受的一部分,即人间佛教最基本的内容,其余太虚见解多在不言中。如人能恭行五戒十善,四摄六度,再进一步就自然导向关怀社会、净化社会。赵朴初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在当今的时代,中国佛教向何处去?”“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18]换言之,他是把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倡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对太虚、印顺的整个人间佛教理论建构,原则上是肯定的,唯有些内容在那时阐发之机尚未成熟,有些内容尚不切于大陆最紧迫的需要而已。

  其不同三,赵朴初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同时指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进行国际友好交流。[19]正果法师的说明则也把这三大优良传统纳入人间佛教体系。[20]征诸赵朴初《佛教和中国文化》等文,这应当说是符合他本意的。虽然他对太虚与印顺的分歧未予置评,处在他的需要协调国内佛教界各种不同意见的位置上也不可能置评,但从发扬中国佛教传统这点看来,他似乎是倾向太虚的。不仅如此,赵朴初的最大贡献是把提倡人间佛教放在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强调了人间佛教思想的普遍意义。这是太虚当年未能做到的,由此也进一步触及了太虚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人间佛教与中国化佛教各宗派的关系问题。此点赵朴初虽未明确,但论述中的含义是有了。强调人间佛教的优越性也就是让各宗派自行感受,自愿接纳,勉强是不明智的。河北佛协提倡的“生活禅”实质上应属人间佛教的禅宗化。台湾有人认为人间佛教缺乏独特的修行方式,这实属对人间佛教的误解。

  人间佛教绝非高踞于其他佛教宗派之上的特殊教派,而是以人为出发点(反对崇拜鬼神)的适应社会(反对执“死方”治变症),净化社会(世间)的现代佛教理念。这三点上太虚、印顺、赵朴初都一致。任何佛教宗派,不论提倡什么法门,只要赞同这三个要点,实质上就是认可了把人间佛教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当然,作为信仰人间佛教的个人是应有修证的,但其修行方法随自身根器、年龄而有所不同,也可参用、改用更适合自己的法门。如太虚早年参禅,后期改打弥勒静七。赵朴初的修行则是早晚拜佛诵念《心经》数十遍,寒暑无间。这些修证确实不“新”.然而正是他们把人间佛教理念注入传统宗派,给各佛教宗派带来活力,推动各宗派与时俱进。各宗派的修行特色不但不能泯灭,而且应发扬。它们的信仰取向由原先的偏于出世转换为出世即入世,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证,就是人间佛教的成功。

  从这方面看,赵朴初主要是个实干家,他把人间佛教理念付诸指导大陆佛教恢复与弘扬的实践。1983年以来,中国大陆在提倡人间佛教的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效。首先,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方针已成为中国佛协各级组织的共识。这不仅香港佛教做不到,台湾佛教也未必能做到,而且对中国佛教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浅显地说,也就是在大陆提倡佛教现代化已处在名正言顺的有利地位。第二,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佛协在培养能继承发扬人间佛教的人材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开拓了佛教教育事业的新局面”.在创办以人间佛教为宗旨的佛教刊物,出版书籍宣传普及人间佛教理念等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第三,在“积极支持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即回报与关怀社会方面成绩显着。[21]无可讳言,由于大陆并未厘清“人间佛教”与“人乘”的界限,不少佛教徒依然把信仰人间佛教所做的利他行为视作只能得低层次福报的“有漏行”,赵朴初强调的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尚未得到真实体现。人间佛教理念也未能深入渗透到各宗派的教义、教法中去,多数地区对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仍停留在口头上、书刊上。对此,赵朴初曾经把人间佛教理论提到佛教思想建设的核心高度,“不希望这些思想只停留在口头上”[22].尤其是对人间佛教的理论内核阐发非常不够,使得未来将担当建设人间佛教重任的学僧们对此都认识模糊,有的甚至望文生义,误以为“人间”就是世俗,提倡人间佛教就是佛教世俗化。这种庸俗化的理解在台湾也有,贻害非浅。还有的则流于另一极端,“人间佛教”指导方针置若罔闻,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思使佛教与现代社会适应协调。如此,今后佛教也不过多修建些寺院、多塑造些佛像等外表而已……对此,赵朴初强调: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23].不过总体而言,在提倡人间佛教的方针指导下,二十多年来,大陆佛教恢复和发展的速度仍相当惊人。

  第三节赵朴初对佛教世界和平理念的阐述与实践“人间”不仅指大陆社会,也不限于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包涵了整个国际社会。世界和平是创造人间净土的前提之一。因此,继承着太虚的全球视野与世界佛化思路,赵朴初也把佛教一贯的和平理念纳入了人间佛教理论体系,表现为唯有他强调“国际友好交流”这一优良传统,而且作为人间佛教思想的重大方面。进而,他把对佛教和平理念的深入理解化为自己的投入与行动,化为积极的领导与组织。当然,“知为行先”,赵朴初对佛教和平理念有着独到的理解与积极的阐述:

  1.他从佛教的追求---涅盘寂静出发,解释“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要解脱人类的一切痛苦和灾难,使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安享全面而彻底的无忧无恼的和平生活”[24].

  2.他着重指出:“特别是佛教所强调的慈悲、平等的精神,对于提高人类道德情操,促进人类和平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5]“佛教徒对和平的向往与追求,是佛陀平等护念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的体现。”[26]

  3.他从佛教的核心思想缘起论出发,提出:“我们人类原来是一个因果相续、自他相依的整体!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都应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27]

  4.他从最能体现佛教特色的净心观出发,认为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生活环境的净化是“互为条件、互相增进的”.而“客观环境的净化是以主观心灵的净化为前提的。道理很明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任何一方缺乏出自诚意的互助精神,真诚的友谊是无法建立的”.[28]相反,“要彻底消灭战争,真正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从净化人心、改造人性入手……当每个人做到了心平气和,家庭才能平静,家庭平静了,国家才能平静,国家平静了,世界才能平静,才能和平”[29].从这里可以看出,与有些人往往从消极方面去理解佛教和平理念不同,朴老则从积极地改变现实苦难中的世界的角度阐发,因而给人以鼓舞,给人以无尽启发。然而,赵朴初对佛教和平理念的阐发的突出之处并不在于提出深奥的理论,而在于他把自己对“涅盘寂静”的理解化为处变不惊的平静心境,把对大慈悲的理解化为菩萨心肠,把对万物一体的理解化为宽大的胸怀,把对“心净则国土净”的理解化为真诚的态度,并且付诸实践。这些,都与他亲身体验战乱苦难分不开。

  从赵朴初懂事开始,北洋军阀之间的混战、北伐战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内战以及抗日战争连绵不断,人民遭受了空前的苦难,仅仅救济战乱带来的苦难,实际上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争取和平才更为关键。因此,他后半生更把大量精力投入佛教和平理念的实践。

  1949年,他作为佛教界代表,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1952年,朴老积极参与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并托人把一尊药师佛(一说为观世音)像转赠给日本佛教界。翌年,终于得到日本佛教界重新缔结友好关系的热烈回应。大谷莹润、管原惠庆等长老开始收集花岗中国劳工的遗骨并护送回中国。1954年,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第一次访问日本,肩负和平使命,出席了“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与之相呼应,中国佛教徒也举行各种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各种活动。1961年,他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962年,在朴老的倡议下,中日两国佛教界共同举行了圆满的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的活动。日本佛教界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友好纪念活动。1979年,朴老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第三届大会。会上,中日两国代表团联名提案,建议“世宗和”领导人访问有核国家,要求这些国家领导人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得到大会通过。为实施这一提案,1982年,“世宗和”和平使节团在庭野日敬先生率领下,应邀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政府与宗教界以及朴老的热情接待,圆满达成了预期目的。1980年,他推动与组织了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活动,掀起了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的高潮。在朴老的推动下,1981年,中国宗教界派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宗教者和平大会”;1984年,又派代表团出席了在肯尼亚召开的“世宗和”第四届大会,同来自60个国家与地区的600多位代表共商世界和平大计。鉴于朴老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日本庭野和平财团根据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知名人士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评议,决定授予赵朴初第三次“庭野和平奖”.1985年4月,朴老应邀赴日受奖,并参加日中友好佛教协会成立40周年的活动,与日本及各国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与友好交流。

  1986年6月,中国作为东道国承办了“世宗和”国际理事会会议,赵朴初在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与闭幕词,他针对当时存在战争危险与国际危机,也仿佛预闻了所谓“歼灭撒旦是天职”,强调“维护和平是所有宗教徒的天职”.[30]在他与出席政协会议的宗教界委员以及中国佛教协会的倡议下,北京、天津、上海、山西以及全国佛教徒都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和平祈祷活动。1987年朴老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在日本比睿山举行的世界宗教首脑会议,在发言中强调了世界和平与各宗教之间合作的关系。

  1994年,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成立,朴老以其卓着勋劳,被推为主任委员。1995年,他又在首都佛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人们相互理解,相互宽容、互相帮助,反对任何贪婪、歧视和仇杀”[31].其时,朴老已年届八十八岁,但他仍为实践佛教的和平理念不懈精进。1993年,他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友好交流的“黄金纽带”构想,1996、1997及其后多年,他继续为落实这一构想而积极活动,直至逝世。

  祖国的和平统一与海峡两岸佛教交流也受到朴老终生关注,1984年,台湾佛光山住持星云法师与赵朴初在曼谷首次会晤,揭开了两岸佛教恢复交往的第一页。1988年11月“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暨世界佛教徒青年会第七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在朴老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使得断绝了关系近五十年后,海峡两岸佛教组织正式恢复了密切联系。1989年,星云应赵朴初之邀,以“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名义,组团到大陆弘法探亲。该团一行僧俗二众共200余人,在北京机场,受到赵朴初会长与北京僧俗的热烈欢迎。朴老与星云互有诗文赠答,表达了两岸佛教的同根情谊。朴老晚年接待的中国台湾佛教各宗派代表团难以胜数,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还念及台湾的故旧老友,心系祖国和平统一。

  朴老对佛教和平理念的伟大实践具有普遍的现实价值与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与丁光训主教等国内外基督教、伊斯兰教及教外人士在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方面结成了真正的“同志”与朋友,他以伟大的人格感召了无数的义工与平民百姓热诚投入,他推动建立与助成了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中日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协调机构等许多组织,他领导中国佛教协会与号召中国佛教徒为世界和平事业做了甚多大事,他致力于佛教与各宗教间的对话与沟通,他在海峡两岸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南亚地区到处播下了和平的种子……十多年前,朴老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的世界“有不少迹象预示着人类社会深伏危机……核军备竞赛、危险的军事冲突以及恐怖活动横行、种族主义的猖獗、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失调、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合理……”[32]“今天的人类依然为重重烦恼所困扰。无论是自然生态,还是精神生态,都面临着种种危机;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仿佛比以前更加困难;核战争仍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33]进入21世纪,这些危机的迹象更加明显,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地,局部战争给各国人民带来了重重苦难……没有和平,就没有人间净土!

  赵朴初晚年,直至九十岁高龄以后,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领导职务,其实他的精力已不济。但由于浩劫造成的大陆佛教青黄不接的严重断层,只有他保持着并能充分利用与社会各界良好的关系等原因,中国佛教界历来任期有定的制度并未得到贯彻,这也招致了有人不满。然而回首依然不可否认,赵朴初担任中国佛协会长并以人间佛教理念指导各项佛教事业的一段时间,仍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佛教界相对最为团结向上,大陆佛教恢复发展最快,与海外各界交流最有实质性进展的历史时期。无疑,这为今后中国佛教走向广阔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海峡两岸都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人间佛教思潮终于崛起,成为引领当代佛教的主要潮流。

  [1]太虚:《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

  [2]转引自文杰《太虚大师在重庆》,载《宁波佛教》1995年第4期。

  [3]赵朴初《挽太虚》一诗补注,转引自《说不尽的赵朴初》(《中华儿女》1991年第1期)。

  [4]朱洪:《赵朴初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5]1983年4月,朴老在接见其家乡太湖县政协办公室的熊旌旗、余维和来访时感言:“我的一生也是坎坷的。”1990年11月22日,在回复亲属赵锡厚来信时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些无奈,有助于人们更深地全面理解与评价朴老。(朱洪:《赵朴初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0、373页)[6]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7]即国际交流、学术研究、农禅合一。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道风建设为核心,以教制建设为基础,以人才建设为关键,以组织建设为保障。(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法音》1993年第12期)[8]李家振:《将此深心奉尘刹:赵朴初居士佛教生涯一瞥》,《法音》2005年第6期。

  [9]释茗山:《茗山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10]赵朴初:《宗教工作当前应抓好三件大事》,《法音》1988年第6期。

  [11]丁光训:《互相尊重的朋友》,《中国宗教》2001年第3期。

  [12]朱洪:《赵朴初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416页。

  [13]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112页。

  [14]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113页。

  [15]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113页。

  [16]印顺:《人间佛教要略》,《印顺法师佛学着作集·佛在人间》,印顺文教基金会电子版。

  [17]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第113页。

  [18]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法音》1983年第6期。

  [19]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

  [20]释正果:《人间佛教寄语》,载释净慧主编《佛法在世间》(中国佛教协会印行本)。

  [21]参见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法音》1993年第12期。

  [22]丁光训:《互相尊重的朋友》,《中国宗教》2001年第3期。

  [23]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

  [24]赵朴初:《亚洲佛教徒团结起来,为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法音》1982年第1期。

  [25]赵朴初:《佛教与和平:在接受庭野和平奖仪式上的讲话》,《法音》1985年第4期。

  [26]赵朴初:《世界和平与宗教合作:在日本比睿山宗教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法音》1987年第6期。

  [27]赵朴初:《佛教与和平:在接受庭野和平奖仪式上的讲话》,《法音》1985年第4期。

  [28]赵朴初:《世界和平与宗教合作:在日本比睿山宗教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法音》1987年第6期。

  [29]赵朴初:《在首都佛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上的讲话》,《法音》1995年第9期。

  [30]赵朴初:《通过工作和祈祷争取世界和平》,《法音》1986年第4期增页。

  [31]赵朴初:《在首都佛教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祈祷和平法会上的[32]赵朴初:《世界和平与宗教合作:在日本比睿山宗教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法音》1987年第6期。

  [33]赵朴初:《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幕词》,《法音》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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