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加受到旧传统和习俗的严重束缚的了。任何社会再也没有比在那种状态下前进得更加艰难和缓慢的了。旧的观念以为原始人是人类最自由的人，这恰恰同事实相反。那时，他确实是一个奴隶，虽然并不隶属于某一个看得见的奴隶主，但却隶属于他的过去，隶属于他已经死去的祖先们的阴魂。这些阴魂缠着他整个一生，并用一根铁鞭统治着他。对他来说他们所做过的都是正确的榜样，都是他必须毫不怀疑地盲目服从的不成文的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有可能让有卓越才能的人去改进旧有的习俗。最能干的人被最无能、最愚笨的人拉了下来。这类人必然要树立一个准则：既然他不能晋升，别人就应该跌下。由于这样的社会可能人为地抹煞实际存在于人们之间的天生能力和气质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各种天然的不平等，并使之成为虚假的、表面上的平等，这种社会的外表也就必然呈现出一种始终不变的单调。尽管后来曾有一些蛊惑家、梦想家将其夸赞为人类的理想国度和黄金时代等等，然而它实际上是低级呆滞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只要它能够开发才干，并根据人们的天生能力而调配权力等级，从而有助于社会进步，那就应受到一切关心人类真正利益的人们的欢迎。那种不可能被永远遏制的促进社会进步的影响一旦开始发生作用，社会文明就相对地加速其进展。一个人所获得的极权地位，使他有可能在自己这一代完成那些在过去许多代都实现不了的变革。

　　而正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他是一个比一般人都聪明和能干的人，他就会欣然地利用这种机会，甚至仅凭一个君王的一时兴致和反复无常就有可能打破那沉重地束缚着野蛮人的桎梏。一个部落只要不再被那个胆小的、意见不一的长老议会所左右，而是服从于一个单一坚强果断的人的引导，它就变得比邻近部落强大，并进入一个扩张时期。这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就十分有利于社会生产和智力的进步。由于其权势的扩展（一部分是依靠武力，一部分是由于较弱小部落的自愿投降），这个氏族社会便很快获得了财富和奴隶。这两者将一些阶级从赤贫如洗的无望的挣扎中解救出来，给他们一个机会去无私地追求知识。而知识正是改善人的命运的最卓越最有力的工具。

　　在艺术与科学的成长中和在更加开明的思想的传播中显示了人们的智力进步，这种进步又和产业的或经济的进展密切相关，因而反过来又使得这种进步从统治和征服中获得莫大的推动力。下列事实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人类思想活动总是紧跟战争的胜利而最为活跃；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征服者种族通常是极大地推进和传播了文明，从而在和平中，使他们在战争中造成的创伤得以恢复。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阿拉伯人都是这种历史的见证人。而我们还可能活着看到在日本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当我们在历史的长河追根溯源时，便会感到，下述情况决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即：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大步都总是发生在神权政治的专横统治之下，诸如埃及、巴比伦和秘鲁这类政权，它们的最高统治者都曾要求、并且接受他的臣民们把他既当成国王又当成天神来加以服从和尊崇。在人类早期社会，专制政权竟是人类的最好朋友，甚至听起来似乎背离事实，即它也是自由的最好朋友。我们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在极端的绝对专制的暴虐统治下，比起野蛮时期的表面有自由，实际上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命运早就被世代承袭的习俗的铁框框所注定了的情况，毕竟还有较多一些的自由（在其最佳意义上说的自由），自由地想自己之所想，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命运。因此，就巫术公务职能曾是最能干的人们走向最高权力的道路之一来说，为把人类从传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使人类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观，从而进入较为广阔自由的生活，巫术确实作出了贡献。对于人类的裨益决非微不足道。当我们更进一步想到巫术还曾为科学的发展铺平道路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巫术曾经做过许多坏事，那么，它也曾经是许多好事的根源；如果说它是谬误之子，那么它也是自由与真理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