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本，乃至那些由于禅语晦涩难解，反而为人所喜爱的英语国家里，都不为研究佛学的人所接受。因为天下就有专门喜欢把谰言、骗语当成宝贝的人啊！（唐德刚按：这里适之先生气得胡子乱飘的情况，是他老人家太“科学”了。研究宗教，他过分侧重了学术上的“事实”，而忘记了那批搞禅宗佛学的人，却很少是研究“思想史”或“训诂”“校勘”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往往侧重于生命的意义和情感上的满足。“禅”这个东西，在这些方面是确有其魅力的！）我个人对那种自动的把谰言、谎语等荒唐的东西，当成宝贝，就是没有胃口！所以我坚持“中国的印度化时期”，是中国国民生活上一个大大的不幸！

　　关于这种不幸，可证明的方式实在太多了，这里我不想深入讨论。我只是坦白地招认，我的任务之一，便是这种“耙粪工作”（muckraking）， 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罢了。我是有我的破坏的工作好做的。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对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

　　○唐德刚注：

　　夏威夷大学的哲学教授老朋友张钟元先生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在纽约华埠某次宗教集会内。遇见了一位来自台湾的相当有名望的佛教法师。他二人盘道之余，这位法师竟然不知道《景德传灯录》是个什么东西。这把张教授可吓得面色发青。其实这位法师修行起来可能就比那些熟读《传灯录》的所谓“学问僧”，要早成正果！笔者在前文就曾提过，宗教与学术原是两回事，做和尚就做和尚（尤其是禅宗里的和尚），进涅槃就进涅槃。做和尚、进涅槃又不是读博士、考科举，要参加“口试”，对付“岁考”管他什么《传灯录》、“点灯录”呢？胡适博士要明乎此，他在这篇回忆录里，就不会对我们的大和尚、老法师们，那样恶言恶语的了。（原载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