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块钱给他的公司，并说愿意出七分利，用他公司的票据作为担保。我说这没问题，不过要有保证人，他听完之后大为诧异，说如果保证人那么容易找的话，他就不会向我借钱了，随便去哪儿都可以借到钱。我想他的说法也有道理，就将五千块钱爽快得交给了他，但是没到三天，他们就垮台了--两三年后，我只找回了两千块。

　　话说借给他这五千块钱，还有段颇为曲折而又令人心痛的历史。那是一八七二年的年初，乔？古德曼自加利福尼亚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朋友，参议员约翰？普？琼斯要在哈特福德以及旅行保险公司唱对台戏，琼斯让乔拿出一万二千元的股金，他说自己保证不会让乔吃亏。后来，乔想要将这个机会转送给我，还说，假如我干的话，琼斯一定会对我进行保护，让我不受损失。所以，我便接受了股票，成为董事。曾经，琼斯的舅子莱斯特在旅行保险公司做了非常久的统计师，现在他转到了我们公司，于是我们便开始营业了。我们共有五个董事，其中的三个人出席了一年半来董事会的全部会议。

　　可是，到了一年半时，公司实在是撑不住了，终于彻底垮了台，这次我从口袋里再次掏出了两万三千块。琼斯就在纽约，在圣？詹姆斯旅馆里面停留了一些日子，于是我便派莱斯特到那里去要那两万三千块钱，不过他回来报告说，琼斯将钱全部投进了各种式样的企业之中，目前手头非常紧，要我最好能够等一下。等到两三年后，我们煤矿公司的斯利先生提出，让他去找琼斯谈这件事，我允许了。斯利前去拜访了琼斯先生，非常机灵地逐渐将话题引到我的事情上来，不过话还没有说出口，琼斯就往上瞪了一下眼睛，说：“你是不是说直到目前为止这笔钱还没有被付给克莱门斯先生？”他立刻写下了一张两万三千块钱的支票，还说这笔钱早就该付了，如果他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在款子到期的那天就会按时支付的。

　　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七七年春天。口袋里有了这张支票后，我开始再次打算发笔什么洋财。读者们可能会因为受到我前面所说的和冒险行径有关的话的骗，马上推断出，我肯定是马上又找到了一个能够发财的机会。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进行寻找，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被烧伤过的孩子最为怕火，我发现自己不是干投资的料，也没有发财的命，于是便决定对它敬而远之，不再愿意问津投机事业了。

　　一天，霍利将军让我去《新闻报》报馆，我去那里时，那张支票正好在口袋里装着。那里有-个年轻人，说自己曾经做过记者，在位于普罗维登斯的一家报馆里，但现在是在做其他的行当。他目前在格雷厄姆？贝尔那里做事，他在为一种叫做电话的新发明做经纪人，他觉得这个生意有可能发大财，劝我接受一些股票。

　　我没有接受他的这个提议，说我再也不干冒险的投机事业了。他的出价为每股二十五元，我回答说，不管是什么价，我都不会再要了。他着急了--坚持让我接受五百块钱的股票，他说，他能够按照我的要价将所有的五百块钱的股票都卖给我--他让我收起来，放到高帽子里--说全部这些股票以及帽子总共五百块钱。但我是个被烧过的孩子，我那些足够多的痛苦的教训令我坚决地将所有这些诱惑都拒绝了，我抵制得非常顺利，非常成功，走开时支票还非常完好地躺在我的口袋里面。第二天，我便从中取出了五千块给我的那个朋友，而所收下的则是没有任何保证人的票据，三天以后，我的那位朋友便破产了。

　　大约在这年的年底（也有可能是在一八七八年年初）时，我扯了一条电话线，自我家通到了《新闻报》的报馆，这是市内的唯一一条电话线，也是在这世界上应用于私人住宅的首根电话线。

　　那个年轻人没能将五百块钱的股票向我推销掉，但他倒是成功地将五千块钱的股票推销给了哈特福德的一位老年纺织业伙计，而这五千块钱正好是那位伙计的所有家当。他省吃俭用一辈子才将这笔钱积蓄了下来，这笔钱就是他的一切，并且他这个傻瓜又急着想要发财，所以便冒了这么大的风险，将这前途渺茫的股票买了下来，这事情是多么的奇怪啊。当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心里非常替那个人难过，我想，如果我事先能够有机会将我的经历告诉他的话，也许会能够搭救他的。

　　一八七八年四月十日，我们坐船前往欧洲，共去了一年零两个月。当我们回来时，看到的头一件事便是那位伙计已经坐着豪华的四轮马车四处转悠了，那些身穿制服的仆人在他身旁伺候着--他所买的那个电话公司的股票令他的钞票滚滚而来，多到他必须要用铲子去铲才行。

　　啊，这个世界可真是奇怪啊！愚蠢、没有经验的人经常会得到了他根本就不配拥有的成功，而那些有知识、有经验的人却经常要迎接失败，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