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好人在哪里？而好人又有多少呢？有100个吗？有50个吗？10个或是5个？“倘或天使来问我，我自己也不知如何回答。难道这些营养不良、人格残缺的标本，蝇营狗苟、无足轻重的琐事者，便是残留于现代的中国人民--一个有着4万万人口的民族如自沦于失了牧人的羊群？哪里才是那些好人自惭形秽而隐居的地方？然而我仍然记得在中国，好人常常隐匿自己，常常沉浸于酒、女人与诗中，而情致较淡者则归隐于自然过着朴素的生活。于是我又想到因了中国缺乏宪法的保障，一般人的人生观与人生哲学受到怎样巨大的影响--人生哲学是以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非社会政治环境的根据而存在的。经由这一人生哲理的转变，从主动而为被动，诸多美德，诸多建设的努力因此而化为徒劳，事实的进步又遭致阻碍。

　　在中国，人们受外来的引诱比自身的犯罪更甚。由此我想到宋江同梁山好汉们如何在北宋末年沦为草莽。他们是果敢光明的盗寇，因而那些人不能迫为驯良而崇尚任侠--体质上可不需要法律的保障。我又想到那些大诗人为何纵酒归田以明其轻视社会之意，屈原如何因愤怒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如何欲捞水中月而失足溺水而亡；陶渊明如何自甘于”白日掩荆扉“”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生活。具有是非心的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往往受到贬斥。被贬至黄州的苏东坡，被迁至潮州的韩愈，被贬至柳州的柳宗元。我又想到另一类卓越的人物，他们不耐于官场上的烦剧，退居田园而纵情山水。如袁中郎、袁枚和郑板桥，都视仕宦为畏途，而自足于淡定；朝捧清粥而啜，夜伴虮虱而眠。我又想到当下形势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有牢狱之险，一家惨遭灭门，仿佛清初枝连惨祸之重演。由此我方醒悟佛教于他们何等重要，这是他们部分所赞成的；而消极的人生哲学，则是他们全部所赞成的。

　　纵观现代，又有多少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晚年的康有为过着孤寂而自傲的生活；鲁迅陷于失望默言的悲凉，直待文学革命的发起；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徒有更为进取的人生观，也只是泛泛地讲述人民的苦痛，缺少热情，尽管他不愿意放弃主张而让国家付与灭亡。在其哲人般的愤激时刻，他曾怒然吼道；”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尽管中国有着诸多好人，然而他们却不能为国家效力。人们好以其恶行加诸他人，而坏人则好以其恶行加诸好人，好人只得将自己伪饰于一身朴素的棉袍之中。然而仍旧有别的好人，不止5个或50个，却是千千万万，他们无声地隐忍着苦痛。见于此种境况的旁观者也顿生怜悯；然而那么多的好人竟抵不上半个甘地！中国的个人来得较为老练，至于政治与国家方面，我们还处于幼稚园时期。为此我将观察其因，以谋其出路。

　　我将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我们为何个人老练而政治国家却幼稚呢？数百万的好人中，唯独缺少领导国家走出混乱的伟大领袖呢？这些是否还要酌领袖遭遇暗杀，感染流行病，中途夭亡的情况而定？是否他们年过四十已未老先衰；是否因与他们所对视的社会背景太过强大，而渐渐与之同流合污互为帮凶，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最后如白居易诗句中的美人老大嫁作商人妇般寂寂而终？如此看来，那些中途夭忘之辈反倒是幸运的。他们青年而亡，毕竟留下了好名声。然而，历史却不承认。历史所显示的与孔子学说所认定的是：但凡困难重重之时，定是伟大人物转变了国家的命运。不过我又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沉浮变迁，伟大人物被摧残成小人物。毫不客气的说，这完全应该归罪于或诿过于一种制度而非是人的责任。用唯物辩证法来证明其为军阀政治的逻辑结果简直易如反掌，表明那些军阀都是好人，成了不良环境的牺牲品，受到他们自身地位的压迫，出于巩固其势力的需要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易受引诱，而非人的力量所能抵抗。然而我又想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他们同样面对的是军人干政的局面，但在伊藤博文的领导下，却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你可以说日本领土狭小，将责任归罪于我国的幅员辽阔。于是我们又想到俄罗斯--挟有半个大洲的领土，其人口又多为和中国同等贫穷无知的农民，同样冷酷的布尔乔阶级，同样腐败的官僚。然而这些老骨头凭借其旺盛的精力，使老俄罗斯摆脱了旧的骸壳而焕然一新，闪现出新的希望与精神。于是我要说，呸！何为唯物辩证法？！

　　探究原由的动机常常使人返求于刚毅而诚信的领袖。如同孔子的见解一般，我坚信，伟人以其自身的行动作表率，足以令全国的风气为之一新，亦如伊藤博文的维新运动。曾记得1926年，全国怎样因纪念某大领袖而兴奋不已：一个青健政党的横空出世，仿佛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间，不计其数的青年爬出学校的围墙，不远数千里参加革命军，全力以赴，献身于国家的革新。时至近前的1931年，又见十九路军的英勇怎样一度激起全国的爱国热情，不论老少都倾囊相助。那非凡的血气，就存于这一民族之中。老大的中国仿佛重新获得了他的灵魂，然而没过多久，这燃烧的热情就被浇熄了；闪烁着星星点点微光的余烬，终于熄灭而只留下一片黑暗，只因少了监护培育者。倘使存在着这么一个人，这死灰不难再次熊熊燃起，时至今日，亦如此。

　　我们的出路

　　我又想起其他的方面。我们的步骤就如同被限于黑暗现实的无望纠缠中，却又不被限制。因为这个国家的潜力尚未被挖掘，但却苦于无人解放这些潜能。这个国家有着优秀的斗士，无能的官员；精明的商人，黑暗的荫业制度；温良的同志，松散的组织；伟大的人民，卑鄙的政客；纯良的民主党员，腐败的专政国家。只要一种制度将这一切纳入正途，只要一种为这个国家所不幸缺乏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心头马上掠过许多煊赫的字眼儿，诸如民主主义、道德、坚强、血气、效率、一个优秀的执政者……然而究竟什么是民主主义？自古以来，地球上再没有比中国人民更共和、更自重、更不分阶级的人民。什么是社会主义？难道我们所拥有的不是最进步的无政府主义形态吗？这是一种自动自治的乡村社会主义。上面的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征收与办理赋税的司法罢了，即所谓的”天高皇帝远“,情况永远都是这样。基尔特这一名目，掉了乡村的名目，这即是你所要的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形式。但也有使我不能坚持此说的一桩事情，即飞机使农村社会主义无法得以实现，而家族间的联系同村庄间的联系已被打破，作者不把议会主义就当作民主主义，因为我所熟知的中国议员并不能算是一名议员--只要他是中国人，他便不能称为议员。在中国，议员是一类官，而这样的议员在我们这里实在是太多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费心地去选举？5000元一票，将来，这类费用还是我们自己摊。

　　不过，任何主义我都不能承认，因为我见识了许多外国的主义--最不褪色的主义，一旦进了中国的洗衣店就失却了本色，只留下恶臭的水蒸汽的气息；我也无法承认另一种革命，因为我早已听惯了枪炮声，现在它们弄出的动静也无法惊动我：大炮的隆隆声不久将会沉寂，阵阵的枪声听起来如同门外的爆竹声。随后我探究到这只不过是为了庆祝杨先生上任的就职典礼；更加不信任道德提高主义，这种言论我听得实在太多了，现在已提不起什么兴趣。这个国家充斥着高唱道德者，两千多年的宣道教化，还不曾自救其腐化贪污、残酷压榨人民的官僚阶级。此外，那些高唱道德者乃是最自私自利的人物：并非是借此提高别人的道德，自身又可免去牢狱之灾；他并非提倡提高道德而呼吁法治政府，如此他便有了入狱的资格；这类道德提高者偶尔替别个死后的道德提高者立牌坊以资颂扬，因为他们是君子。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未被送入牢狱，他们多数是事实上的窃贼。所能施于他人的勾当，什么还未曾想过？所能损人利己的事，什么还不曾干过？其间就存在着提高道德主义的可爱可嘉奖之处。

　　与此同时，国家必然要生存。她不可永久地沉降于外国势力之下。民族性的暂时消亡，终了将恢复独立，不过是无趣而虚妄的慰藉。人民的血液已被吮吸得到了泛白的程度，人民的生活已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而残酷的道德、破坏农村经济的进程正全速进行着，务必探寻出一条出路。倘若广大而纯良的人民以其不屈不挠的勤谨与乐观的天性，只企盼和平与安定；只有让他们自由自在地生存，不受暴虐军阀的残酷压榨，他们将知道如何采取自救。然而，谁将从这些吸血者的口中解救他们？谁将于乱世但当此重任？我问问我自己，只有倒抽一口凉气……

　　在最后，我想到了大执法官。我在冥思苦想中看到了幻象，对他能拯救中国表示深信不疑。这才是救世主的真身。他挥舞着大刀，只听命于法律，未经法律的命令，不赦免任何人。这把大刀数世纪前失落于湖中。许许多多官僚的头颅安葬于此湖中，然而如今就是这把大刀沉着之处。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湖底抽出大刀，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制服，导引在前。咚咚咚，仪仗队来了，身着黄色制服的军号手，庄严地宣读着法律的条款；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行进至城市，走上大街，远闻咚咚的鼓声，隐约见着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严地坐在中央，大执法官执着一柄寒光雪亮的大刀立于近旁。比之民众的欢呼雀跃，市长和地方的官吏们则纷纷避匿。看啊，救世主来到了！大执法官将裁判长的旗帜插于城头之上，命令每一个从此通过的人对其鞠躬。告示满布全城，凡自称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肯对旗鞠躬者皆杀无赦，触犯法律者的头颅将掷入这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底。他走进城中的寺庙，撤出一个个菩萨--面情、命运与私宠的象征物，将寺庙改为裁判所。他将在菩萨庇护下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员聚集到此地，挥舞着他的大刀，齐刷刷地砍掉他们的脑袋，并命人将这些头颅同菩萨的偶像一同沉入湖中。面情、命运、私宠曾谋划着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并非少数，很多出自名门望族；而这方湖水被他们那肮脏的血染成了殷红。说来也奇怪，不过三天的时间，这些向来仗势欺人压榨人民的望族亲属，忽然个个自觉约束，彬彬君子之风。由此，人民始获得自由，生活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之中，这一城市也很快焕然一新。

　　在他的心中，我如此这般描绘出中国的救世主。如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此三者为法律的执行与肃清贪官污吏的拦路虎--统治而以法治的政府代之，我将信仰革命，无论何种革命；信仰政党，无论何种政党。贪污腐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本人从未枪毙过一名官吏。而对付贪官污吏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他们。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实现民主主义也很容易，只要我们弹劾破坏法律的官吏。不用以民主主义教化人民，而他们将自觉跟进。当官吏拥有足够自觉的民主精神，而肯屈尊出庭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即刻掌握民主政治而罢免他们，进而去除特权与贪污，中国人民将会照顾自己。比任何道德更伟大的便是司法的公正性，这才是中国人民所真正需要的。这是作者经过长期摸索与思考所得到的私人信仰。

　　这一时期终将会到来，然而它尚需要观念的改革；以家庭为重的中国人必将转变为以国家社会为重的中国人；而那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与官僚对国家的掠夺以显耀其家族的私心必将被废除。当然，改革必然是一个缓慢而费力的过程，然而这一进程何时都能够发动。改革贯穿于社会上下的境况不可眼见，其进展如天之将晓。此前的一段时期，丑恶与苦痛仍将延续，而度过此时期，将转为安宁美丽与纯朴。这安宁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的特征，而更高于此的还有司法的公正。比之这一方法治乐土上的人民，如今我们这一代好似笼罩于黄昏之中的孩童。作者祈望中国友人能够不焦不躁，而并非隐忍--他们已有着过度的忍耐。作者只愿同胞们不要放弃希望，这希望即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