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17:24
936年，一系列暴乱事件相继发生，尤其是8月广西叛乱、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使得政府必须采取与日抗战，从而破灭蒋介石决心进行到底的剿共战争。这些反叛的动机虽然复杂，但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只有长久以往生活于中国的民众，才能感受这些事件带来的含义。共产党、张学良将军，他们的行事风格光明磊落，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来都是以爱国主义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真诚早已得到了证实。共产党不但救了蒋介石的性命，而且力主将他释放。这一点，使得蒋介石本人对于共产党的真诚确信无疑。战争爆发后，那些在广西反叛时，怀疑李宗仁与白崇禧将军诚意的人也被迫改变了看法。李、白二人坚决要与蒋团结一致，全力辅助蒋抵抗侵略者，实际上，他们的确这么做了。不论那些反叛将军的行为，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或者二者兼备；也不论立即与日本交战是否可行，这些都并不重要。事实上，全国人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退让只会带来危险。他们意识到，日本的野心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征服中国的念头，也永远不会停止；而中国人也绝对不能再次让出领土，让整个民族再遭蒙羞。整个民族已经决心要与日寇打一场胜仗的紧迫关头。空气中到处弥漫的都是战争的气息，蒋介石闻到了。
因此，抗战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澄清当前的局势。这一问题，早已经被全国的学生游行提出，但未能解决；而现在这一问题，又由军事家有力地摆放在政府面前。虽然国民党政府仍然在采取温和的对日政策，但是每次反叛之后它的力量都会不断增强，这恰好证明了它倍受人民的拥护。蒋介石采取异常精明的手法将这些反叛处理了。他变得越来越成熟，几乎已经可以克制自己。面对广西反叛，他俨然变成了一个政治家。在反对者的面前，他是一个胜利者；但是，这种胜利超过了党派或者个人，因为在胜利的同时，他也接受了对方的看法：绝对要制止进一步入侵，与日军作战。作为一个军事家，尽管他在内心并不希望自己的军队与日军碰撞，因为他的军队势力远远低于日军势力；此刻这场战争仍然可以避免。对于这一点，可以从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之后，整整一个月蒋介石都处在犹豫、彷徨中看出。另外，蒋依照自己的观点行事，他预言下一步日本将侵入绥远，当冲突真的来到时，南京第一次动用了它的军事力量对抗了日本的侵略。日军被赶出绥远，中国人民振奋了。在我看来，我仍然坚信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按扶中国人民，他相信绥远之争并不会让战争爆发。不管怎样，他至少在表面上顺从了人民的意愿。他知道，只有服从于人民，他才能当上统帅。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并没有抽象的原则，所以他无须遵守，也不能说他选择了错误的时机。在西安事变中，他所采取的新的抵抗政策得到了回报；国民对他仍然表示敬仰。
假如像我所说那样，反叛不但澄清，并且加强了国民对日的态度，从而使他们团结一致决心抗日；假如反叛的确起到了这些作用，那么可以说西安事变，为统一的立场、统一的战线铺上了基石。在这场战争中，这一事件不但情节曲折、颇富戏剧，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承认以上几点之后，我们必须给予张学良将军充分的赞扬，是他促使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在对待这一事件时，他完全出于爱国主义，而非个人动机。在迫使蒋介石签订统一战线，停止围剿（这些围剿对于国家并无用处）渴望与日本交战的共产党这一问题上，张学良是否正确呢？答案非常清楚。统一战线符合中国形势的发展，但是，没有西安事变，就不可能有它的产生，中国也不会为抗战做好准备。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标志国共两党重新建立了友谊的关系，共产党承诺停止其他主张，但是南京必须答应与日本抗战，并且永远不再将中国的土地让给日本。
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中国所有党派、团体，跟在蒋介石后面，一致抗日的信号。因此，完成了这样一个循环：1935年夏天，日本谴责蒋介石；1936年12月，中国各党派团结起来，以他为民族领袖而告终。
1937年春天，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国准备抵抗》，载《外交事务》 1937年4月，纽约）的结尾处警告说，即将会有一个最后的爆发，人们将会用理智来主宰和控制：“……最后，这就是中国，被一个她打心底就根本瞧不起的民族欺辱了这么多年，痛苦不堪！最后，终于在对国际外交的幻想破灭之后开始变得冷酷起来，从而也获得了终究要靠自己的教训。站在民族的前列，终于受到现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受到侵略者的纠缠不休，然而最终以一种强烈的感情将其统一起来的，是一位有着坚定的意志、足智多谋的现代政治家兼军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长期被中国政府压制着，一旦它最终爆发时--倘若日本人继续对中国人施压，那么它必将爆发--到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将对此感到大为震惊。这种爆发所产生的结果会比上海战争更为壮观。唯一的做法就是立刻实行一条古老的极富哲理的谚语：”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笔者之所以用了较多的篇幅，努力为我们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基础，展现了战前的那些年月里各种力量是怎样聚集到一起的图画，就是想要标明，同时也使西方读者能够清楚震惊世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实结构及其内部组织。在此，我要说明的是：首先，对于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言，其真正建立起来的时间在 1932-1937年之间，并不是之后，这么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从日本人对我国人民所作的”精神大动员“中受益匪浅。假如日本没有用表演它惯用的伎俩建立伪满洲国，将它的真正企图表露无遗，假如中国在1931年就坚决地同日本交战，那么现在，中国的抗日基础就不会如此深入人心；其次，引发战争的原因是各种巨大历史力量发生了冲突，战前的那段时间，恰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也最有希望的时期。于是，这种建设同日本向这个刚刚开始发育成长的现代统一国家发起进攻的计划展开了一场争抢时间和速度的竞赛。第三，来自人民的抵抗愿望迫使政府提前表态，并且提前采取行动，导致了它的拖延政策的失败；第四，现代中国与宋明末期不同，还不具备民族败落的必要条件--中国领导人之间微妙的倾轧与暗地里争吵的情绪。关于这一点，蒋介石的领导功不可没，还有他使其他党派可以对他诚实的、虽然是现实的、冷酷的爱国主义深信不疑的能力；其次，还应归功于那些具有诚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宽宏态度的将士们，包括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和共产党的领袖朱德、毛泽东等人。难道还要再次强调吗：在西安，一个与朱德、毛泽东打了8年仗并悬巨赏捉拿他们的人，结果却被他们掌握了性命，然而，他们竟然不记前嫌而将他释放了，因为他们相信，中国的全民抗战需要这个人。在我看来，中国领导人之间这种为了共同的目标--民族解放战争而联合起来的做法，正是中国人精神复兴的一个最好的标志。与历史上宋明末年的中国君臣之间微妙的敌对关系相比，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看到中国人因此而团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我的祖国已经渡过了这个难关--在现代历史上最为艰苦的时期。
蒋介石其人其谋
对蒋介石的心理研究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不过这里仅限于讨论他在如今这场战争中的领导心理。在与老对手交锋的时候，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将其征服，并由此统一了中国，这是相当不易的事情。与吴佩孚和袁世凯相比，蒋介石要摩登得多，他完成了这两个人未能完成的事业--在共和的旗帜下完成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1927年，他可以说是单枪匹马地挑战武汉政府，还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对国民党历史的整个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战争爆发前的11年间，将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最稳定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内部重新建设的基础与核心。他光是内战就打了差不多12次，甚至还曾与强大的联军作战，然而，最终他总是能够靠枪杆子取得胜利。他运用智慧将政治对手与军事敌手统统打垮了，使得他们总认为自己一错再错。他曾收买和出卖过许多将军，为了达到急功近利的效果，他还非常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他不得不和这群龙蛇混杂的政治家们交往，同他们展开最为激烈的勾心斗角，不得不对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忍气吞声，直至有朝一日将它们彻底铲除。他必须要重新组建一个可以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虽然这个过渡时代能够提供给他的只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员。他反复地和每个朋友交恶，又试图同每个敌人再次复合。他甚至安排唐生智--一个军事上的敌手，曾经被他打败的将军在自己的秘书处里任职。虽然唐生智后来曾经叛变，但最终却又重新投到他的麾下。1932年，在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使所有十九路军的英雄们在中国人眼中名誉扫地，他将同他作战的军阀麾下的将军们（除过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收买了，同时还将那些强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切断了，从而将他们的军队彻底瓦解了。他偏执、精明、有远见、冷酷、工于心计、狡猾奸诈、雄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思想成熟、视野开阔，能够时刻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幻想一个强盛、统一、独立的中国，想要成为它的领袖，他的心中同时还有这两个幻想，不可分割。
从他个人来看，他是严于律己，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也不喝；他只干不说，召集会议的时候总是静静地听别人讲，自己不说什么，等到将他们送走之后才作决定。他可以在烈日下给下级军官连续讲演几个小时。他极少考虑个人安危，如果有需要，他一定会冒死冲在前沿阵地上。
说到他的民族领导地位，我觉得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他都在非常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控着国家的航向，虽然他也犯过一些致命的错误，可比常人要少得多。我已说过，在放弃满洲和1932年上海抗战这两件事情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是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做出来的。他总是拖延时间，避免同日本交战，想要等到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足够的力量同日作战的那一天。1932年到1935年期间，他通过在政府与外交部中的亲日集团向日本磕头，为了尽量避免在谈判中露面，他经常离开南京，不是呆在牯岭，就是同共产党作战，还有就是坐飞机从一个省飞到另一个省，同一切他能够找的、可以与之战斗的人和事作斗争，或者至少他可以借此机会视查一下各城市的供水装置与河堤。然而这种花招玩的太久了，以至于当是他飞回南京进行一次访问也被当作一起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被激怒了，最后干脆直接要求同蒋介石本人谈判。这也成了他的一项特殊荣耀，蒋介石在汪精卫被刺未遂之后重掌谈判大权，与日本直接对话，为中日谈判增添了一个全新的音符。从1936年9月中旬至12月初，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日方每提出一个条件，中方就会提出一个作为交换的相反的条件。例如，日本开出条件，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航班，中国就立即提出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飞行的条件作为交换；日本要求共同应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就要求派遣部队去剿灭在满洲的共产党！中国人将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地位，这在中日谈判史上还是第一次。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蒋介石是有意向日本屈服五六年之久，目的是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情绪推向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是合理的，因为中国人在那些年月里的忍耐与屈服的确增强了自身的反抗精神。难道蒋介石是想等到民族的情绪不受控制的时候，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等待是有利的。蒋介石的确选择了等待，他想等到确信自己得到了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和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自己不会遭人暗算。关于后一点，也就是内部分裂，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对此，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日本人就寄予厚望。蒋已经将这一点像变戏法一样给变掉了。
在我看来，蒋介石利用汪精卫和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同日本周旋，其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在同日本交战之前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彻底消灭共产党。如今，不得不承认，蒋介石确有反共情结，这种情节从他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有了。他一直子认为可以肃清共产党。然而，他做不到。于是，剿共的决心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成为他的偏执成见。对共产党的官员采取贿赂政策被证明是无效的。他曾花费了7年的大好时光，同共产党作战，一共进行了5次围剿行动，期间枉费了相当一部分国民收入，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直至 1933年末，在第五次围剿中，他集结了将近百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将共产党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全部切断了。他”修筑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累万的防御工事，还将它们用机枪、大炮连接起来，缓缓逼近，逐步将包围圈缩小。为此，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埃德加？斯诺在他非常出色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边修筑了一道‘长城',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固若金汤的包围圈。“但是，他还是没有成功。共产党依然在和他玩着捉迷藏游戏；他们被迫从江西根据地撤退，却召集了全部人马，无论男女老幼、党员还是非党员，将工厂的装备拆除掉，携带着这些工业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 16日向西北进发，开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国民党在西部设置的封锁线被他们攻破了，他们还通过了就连被认为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及四川和西藏的交界处的山区，于 1935年10月20日顺利到达陕北，整个长征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平均每天都会遭遇一次战斗，横跨了12个省，翻越了18座山（包括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行渡过了24条河流，击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剿部队，最后抵达陕西，在那里安营扎寨，并且日渐强大起来。次年，他们的强大势力威胁到了山西太原，再次年，蒋介石本人在西安被迫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这是一个非凡之举，他们赢得胜利全靠精神与士气。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就好似是在休假中的一次远足“.
这表明，倘若蒋介石在打日本的时候能够像打共产党那样顽强而倔强，倘若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能够保持红军般良好的士气，似乎这两点都毋庸置疑，倘若现今国共两党已经可以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点也没有疑问，那么，日本将不可能只花5年或7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够将中国彻底征服，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的金融体制却最多可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关于这一点，已经在过去的10年中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的抗日游击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中得到了证明。下面这个事实也可以证明蒋介石的顽固：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的软弱、”动摇“派在南京沦陷后已经做好了和谈的准备，而当蒋介石抵达汉口之时，士气才高涨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抗战到底的决心才又被重新坚定起来。然而，我已经说过关于蒋介石有很强的”反共情结“的故事，这也是由于他在那些年月里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致使1935年与俄国结盟的机会白白溜走，如若不是这样，或许这个同盟早就将这场战争制止了。
在这场解放战争中，实在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因此，对于他究竟是基于一种怎样的个人见解而做出了抗战决心，以及做出决定之后他的计划与态度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我看来，他的每一步计划都算计对了，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性质所做出的正确而又十分有远见的理解。他不愧于一位危亡时期的民族领袖的荣耀。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都是能够很好地适应当时的局势。
1937年7月7日，蒋介石在芦沟桥事变之后还是处于犹豫彷徨的状态之中，他试图避免即将来临的一场大战，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这场争争将意味着什么。日本试图将这场战争当作是”局部战争“,目的是想轻而易举地将一个小军阀吞掉，而不用和整个国民军作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派遣中央军其实是对付日本的”敌对行动“.而蒋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队，仅仅是为了骗过中国老百姓的眼睛，装腔作势，他命令部队绝不抵抗，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却在之后的三个星期内调动大批军队、坦克以及弹药给养在平津铁路沿线自由行动，而没有受丝毫的干扰，他们甚至已经在所谓的”大战“爆发之前，在北平周围三面修好了壕沟和工事。也许蒋介石已经预感到这场战争是在所难免的，可是他还是竭力阻止中央军卷进这场冲突之中。在牯岭，他召开了一次全体军官会议，然而只是在广西将军李宗仁、白崇禧的强烈要求和全力支持下，才最终作出了决定。也就是蒋介石当时在牯岭才发表了1937年7月16日历史性的宣言，这个宣言在总体上肯定了抗战的决心，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撤回至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前的地方。随后，他向国人阐明了这场战争的真正含义及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和可怕牺牲，而且战争一旦爆发，就不存在中途讲和或是退缩的可能，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独立就将冰消瓦解。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他这些话的要义所在。他之所以选择了战争，是因为现在他对于中国内部的团结能够泰然处之，因为日本已经把他逼到墙角动弹不得，不过绝不是因为他拥有一种已经可以在军事上与日本抗衡的错觉。对于向西南方向的撤退、焦土政策、家园田地惨遭劫掠、多年来漫长的抵抗等所有这些他都心中有数。
然而，在这两点上，蒋介石确实失算了。第一，他站在了支持协约国的行列。直到今天，受美国和基督教教育影响颇深的蒋夫人依然困惑于以下问题：西方列强为何对太平洋上发生的灾难性变化以及自己在远东的利益皆是一种漠视和无动于衷的态度？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恐惧日本军队，好像日军马上就会同所有国家交战一样？第二，在估计日本军队纪律的时候，他判断失误。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估计，将中国战争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恐怖的境地。然而，从产生的效果上来看，这两个错误却又似乎是相互抵销的，这是由于日军的偷窃、抢劫、掠夺、强奸等野蛮行径事实上变成了促成中国抗战的巨大财富之一的诱因。倘若蒋介石只失算一次，失去了外援，那么以纪律严明著称的日军将会变成中国抵抗精神的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攻占城市的能力同他们缺乏基本的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常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7年8月13日，上海发生的抗战活动，将这种冲突转变成为一场全民族的战争，这个功劳或许是属于蒋的，不过他还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马上给予了。我们发现，日军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兵被杀死，成为他们入侵华北的口实。日本人最受用的理由便是一个日本兵”失踪“了。1937年7月，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上海也曾发生过一起类似日本水手失踪的事件，致使全国上下陷入恐慌。如若不是克尽职守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最终找到了这个水手，并且发现他是由于身患梅毒而不得不返回战舰的话，恐怕这起事件将会引发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那个身患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这让日本人大失所望。然而此后不久，一个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的日本海军军官，在途经中国虹桥机场的时候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于是两天之后，就有39艘日本军舰公然驶入上海的黄浦江，并要求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月13日，中国空军对日本军舰实施了突袭。以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
和蒋介石1937年7月16日宣言的重要地位相当的是，他于 1938年11月1日，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人们已经能够在这个宣言里看到中国最终将会获胜的因素，不是由于其中包含着许多动听的言辞，而是由于它是一位即将指挥这场战争直至最后取得胜利的人所做的深刻而全面的剖析，这种剖析是非常正确的。如果这项政策得以成功执行，那么日军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汉口沦陷之后，这个民众领袖在他的告同胞书中，对于他的长期抗战策略有这样一番阐述：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武汉地位，厥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国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拚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于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操胜。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盖民族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从上述声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在汉口撤退中，为了执行他在上述声明中的政策，他命令中国军队全线撤离并以辞职相威胁，这再次让我们了解了他的冷酷无情与决心。就在一个月以前，八路军还在积极抵抗这项政策，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从统一战线脱离出去，最终迫使蒋同意了这个要求。他们在这种政策上的分歧和日本内阁中的纷纭见解相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从战略上讲，汉口的保卫不但可以遏制日本人的进一步推进，还能够给日寇尽可能的重创。然而，蒋介石在此事中的立场表明，他在考虑一些关于抗战的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表明他偏执的现实主义，对于日本人一直在寻求的一场正面决战，既要极力避免，另外还要保持主动，将日本的战斗区域控制在对中国有利的地方。
倘若有谁拿来中国地形图研究一番就会发现，中国被日本侵占的地方正好全都位于海拔100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区是个例外，在过去一年时间半以来，日军一直都在经历着最艰苦的日子。日本侵占的地区包括长江两岸以及长江三角洲这一片狭长地带。安徽境内的淮河流域，苏北以及河北、山东的黄河流域。直到本书的撰写工作开始，仍有两个海拔低于100米的地区尚未被日本占领，它们是九江南部的鄱阳湖流域与湖北中北部的汉水流域，再向南到洞庭湖地区，邻近湖南长沙。日军在这些地区的侵略自然不会受到多少坚决的抵抗，甚至于这些地区或许会向西延伸150英里到宜昌，并且沿着广汉铁路向南延伸300英里到衡阳，这些地区是日军即将可能占领的。剩下的全是山区，蒋介石愿意在那些地方与日军交战。从长江沿岸的宜昌，向北一直到襄阳，地势骤然升高，这就是鄂西山区与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广汉铁路的西面。也就是说，倘若你用铅笔为到1938年年底为止，被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绘制一张地图，你会发现，这些地区正好都处于海拔100米以下的位置，例外情况在下面就会提及。剩下的那些就和山西的情况差不多了。在那些地方，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日军一个2万人的师被中国游击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消灭了，而没有畅快地打过一仗。
战争的基本特性从1939年初开始将会发生改变，日本将会在占区打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并会小心翼翼地而又极其艰难地向中国其他地区逐步推进，中国将要在各条战线上，或是在没有战线的战线上，同日军展开一场拉锯性的攻防战。中国四分之三的兵力同时在某一点上出现的情况将不会再发生。由于自然地形并不需要将兵力集中，大兵团的作战力量将被分遣到全国各个地区，从而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来牵制敌人，使敌人应接不暇。不过，中国的疆域如此广阔，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日军也可选择在自认为是最佳的时间与地点上发动进攻；同时，中国人在那些扩大了的占区也同样有很多可供选择的进攻机会。总之，中国将会保持进攻的主动性，这也即将变成中国抵抗战争的一个明显特征。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武力较量，乃是由两个民族愿望引起的冲突。征服一直是日本的夙愿，而中国唯一面临选择则是坚持抵抗。由于这两种期望都如此强烈：日本民族拥有坚强的意志，且军队训练有素；而中国是为本民族的生存自由和国家之独立而战，故双方都不会有妥协的想法。毫无疑问的是：领导中国抗战的英雄在侵略面前不会迟疑，中国的民心士气也不会低靡。这样一来就是日本一国内财政金融实力与中国坚忍不拔士气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拥有比对方更持久的力量，胜利就会属于它。表面上看，目前日本占领的地方很多，但它占领的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损失消耗也就越大。即使中国遇到最糟糕的局面，整个被日本占领了，那样就算他们仅仅把占领维持下去，也会置自己于死地。因为一方面是日本要随时补充并保持所有占领区的100多万军队；而另一方面，则有广阔大陆里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到那时，防御战变成了日本人唯一的选择。不过此观点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之上的：假设日本继续占领了中国领土但无法巩固，加之国内财政难以承此重负；假设中国人一直坚持着顽强抵抗，不屈斗争。但这是根据铁的事实来进行一系列推断，日本必定会被拖垮，日本必败。
日俄战争覆辙尤在，日本赢得那场惨重胜利却又迎来不折不扣地崩溃，他不得不接受那子虚乌有的胜利之时，其实心中比俄国还渴望和平。1905年的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耗尽精力的好斗公鸡，只在胜利的刹那高啼一声，然后就倒地而毙了。由于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费尽最大的心力，甚至无法在”胜利“后向”战败“的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如果他敢提出，俄国则会威胁重新开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听一位日本时事评论员如是说，让日本把”胜利果实“满洲拱手让出，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便在于此。或许另一个美国总统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可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如日俄战争后巨大的经济困境中，现在正需要中国把日本带入这种困境，那时，美英两国的干涉才有可能出现。
著者已不想再研究一些如日本国内的财政和其”占领区“的具体状况、中国目前高涨的民气以及各方统一顽强的抵抗等细节问题，这些是中国赢得这场伟大胜利的基本条件。我们和西方知名人士众所周知的是日本经济即将面临的崩溃和国家寒酸羞涩的黄金储备。日天皇和军部的集权虽然对国内财政有一定益处，但这肯定改变不了日本用大量黄金支付从国外进口的军火和商业原料导致的巨大的对外贸易的逆差，集权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大量的贸易利润，而只会把他们推下深渊。
这里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情况：日本在铁路沿线的控制力正在削弱殆尽，迫使他们在”占领区“的那些部队止步不前。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山东河北的农村，日本人的势力还未能进入。因为在山东和河北，国民政府委派的官吏仍具有不可取代的权威，这种权威甚至比战前还要稳固。从收税、开办邮局银行的，到乡村统一收购经营农产品的都还是中国人；北京伪政府派往乡村的人一到就被暗杀；汉奸也由于八路军在农民中设立了完善的侦查系统而无法渗透进去；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和甚至城周围都有游击队的活动，他们在日本控制下的铁路上纵横；许多伪”满洲国“军队和抽调自不同城市的日本兵组成的”中国和平保卫团“都开了小差。日本必经的铁路被捣毁、运输的军火被拦截、一批批的先锋部队也都被消灭掉。中国游击队穿起被俘日军的棉衣过冬，打游击需要的三分之一军火也从日本人手中获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军除了在白天两三百人一起敢出城执行任务，其他人少的时候根本不敢出城。日本占领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交通枢纽一年半之久，现在也不得不在夜间收缩到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防守。平时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常夜袭进城，缴获日军的粮食和补给，与被占领区的百姓亲热一番，然后在拂晓绝尘而去。
最终的结果是：日本人只占领出了北平之外的一些荒城，而且守卫的日军无时不在提心吊胆。还留在城里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无法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根本不具商业贸易开发的价值。事实是：日军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多一份驻防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推进脆弱交通线的扩张，其人力物力消耗浪费的账单上就要再多一串数字。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他们遭受的敌视和仇恨是非常普遍的。他们表现的蛮横、傲慢、卑鄙无耻，使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遭难，使中国所有城市和农村在他们到来之前就背井离乡，民众们对面这一群瘟疫，给他们什么奖赏都不愿回去。因为这一群现代化的野蛮人的到来，中国5000万城乡居民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房屋、财产和土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这便是日军行为最好的注解。日军的军官和士兵在占领区竭泽而渔掠夺的个人行为，使得国家再也无法从占领区获利。况且在战争的过程中，经济剥削很难操作，因为既有对立的抵制，又有民间的极端贫困，还有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日本军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百姓、在污秽的草棚里囚禁战俘或直接泼上汽油烧死他们、残杀婴孩、围捕青壮劳力、溺杀难民、炸沉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种种暴行，令人发指，中立国的观察家们早已作了多方面的观点一直得报道。这些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变得麻木无情一些，从更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把它看作一件特别的，大有益处的事：因为正由于这样，才会出现中国各个阶层的团结一致，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或国家向日本这样将中国置于如此残忍、傲慢、卑鄙、下流、无耻的大规模统治之下。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类征服者比日本人统治更无能的了。因为如果说统治意味着要必须给被征服者起码的安全感和必要的生活条件，那么，日本人显然连这点常识也欠奉。可以看到，唤起格阶层人民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并不是爱国主义。日军把爱国主义的号召换成对民众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障，以及保护其妇女，这个方法奏效了。例如一个小烟纸店的老板，他也许并不关注是否出于外族统治之下，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兴趣。但即使是这么个小人物，他也肯定不愿看到自己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女儿受到任何人的侮辱。如此看，西方的”德国兵“则显然是优于远东”德国兵“的人种了，而日本的”武士道“将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下流的德国兵道“的恶名。（”道“是日本特色的词后缀，类似于中国的”主义“,由中国”道教“中的”道“延伸而来）。有趣的是，”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诚实的象征已经被曝了光。他们在上海和其他很多日占区到处明目张胆地腐败、留下昭著臭名，不仅日本士兵，军官也是如此。他们在明处施暴行抢夺财物，在暗处设鸦片馆、赌场、娼妓之所以及很多非法无德行业，此外还借发通行证之权处处敲诈勒索--这些都是被像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中国每周评论》这样知名杂志明确报道过的。
我认为，日本政府并不赞同这种倒行逆施，并认为这将真正威胁日本在中国的统治。同样我也相信日本人中也有许多品德高尚的男士和勇于献身的女士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儿子正在中国正干什么事。然而事实上，这不是考一纸军事命令就能改变一个民族的狂热。这个自命不凡的民族，有预谋地系统培养了一种排外情绪，认为除他们所有的种族都是低劣的，特别是认为中华民族罪恶尤为慎重，不思悔改--这种民族心理烙印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日本的排外教育和宣传导致了他们现在这种对欧洲和中国的傲慢，为此日本正自食其果，这种反欧反华信条有时常常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幻想日本放弃它的高傲和残酷是不可能的。对于我这么一个童年在厦门长大的人来说，从小就开始目睹日本人的劣绩包括日本领事馆对日本人所开设鸦片馆、赌场、妓院的包庇。从日本北方的走私，士兵的普遍道德败坏，我毫不惊奇他们的文明民族气息和道德水准已经堕落殆尽，他们做的是那些真正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他们用治外法权积极鼓励大批兵痞用军队的坦克、卡车、汽船再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走私，并直接给与保护，众魔与群丑狂欢，毫无羞耻之心。日本今天的卑劣暴行和战前他们的无耻作风是一脉相承的，都源自同一种民族心理。我承认日本人民有着一些让人赞叹的性格特征，但我也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某些令人作呕的卑劣心理，这是我多年来综合各种日本人印象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每一个诚实理性的日本人自己也认可的。
我已不想过多谈论日本的种族特性，我认为日本仅在军事和科技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道德上却是完全不合格的。比如英国人的品格就比日本人高。据我所知，日本对待中国民族暴虐的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当局于是陷入一个两难的窘境：既对于这种野蛮行为的继续无可奈何，又希望这种暴行产生的压迫力能使中国人变得德行混乱，以致放弃抵抗。当然，他们得到了相反的结果。
日本拒绝承认他们是中国所有反日情绪和行为的源泉，并同时否认中国人憎恨日本对华政策的那一通理论的权利，我不清楚日本人缺少的是幽默感呢，还是正确的辨别能力。中国士兵非常英勇地坚守上海是因为每个中国人民都憎恨日本人，当然这点日本人是不愿或不能承认的。
在日本人中流传着这么个故事：中国士兵不管是在敌人的飞机还是坦克大炮的攻击之下也不会从战场上逃离，只是因为蒋介石在后方安排了督战队，一旦发现有人临阵脱逃，便用机枪扫射。然而真正的原因--尽管这样的解释兴许有些悲凉--每个中国士兵身后都站着被蹂躏残骸的父母、妻子、姐妹、婴孩的灵魂，这些灵魂鞭策着他们坚持战斗。这些被杀害的妇女和婴孩的灵魂将随着战争的继续而越来越多，并紧紧跟随着中国士兵的脚步。因此只要日本继续用轰炸、残杀、强奸中国人的方法使他们热爱日本，那么，这战争机器将不得不杀掉四万万中国男女老幼中所有高尚、具有自尊心的人。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千方百计地想扑灭这种反日情绪。更有戏剧性的是他们对于此事的认真态度，他们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有些东西是不管轰炸机还是炮舰也无法扑灭的。同样他们也轰炸不了自然规律中作用与反作用的存在。
在今天，致命的亡灵在天空笼罩着日本的海军和陆军。日本民族宿命地选择了一项根本无法完成的使命，并且他们会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日本人过于顽固且缺乏幽默感，他们放弃不了轰炸、残杀、蹂躏中国的方法，来完成其迫使中华民族抛弃反日态度的使命，而且他们将不会停止这种举动，直到他们整个民族都奄奄一息，快要切腹自尽。何其悲哉！ ”噢，人们什么都敢做！什么都可以做！人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显而易见，前途是无疑的。抗日战争从1939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抵抗力量不是集中于一点，而是散布于各条战线上，所以在未来的战斗中，不会有大规模的作战出现在抗日战场上，但是这是更有效的。日本将要驻守更多从中国人手中抢来的领土，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很快就必须超过一百万，这一百万士兵的消耗，将使日本在一年之内财政全面匮乏。从现在开始，日本人至少还要半年时间才能理解蒋介石所提出的”长期抗战“的全部内涵。到1939年的下半年，面临破产的日本将不得不寻求和解。但是，这种情况的到来将伴随着美国势力的干预。到1980年，日本对于这一切将不再记起，并会和美国谈论被强迫突出”胜利“果实的”不公平“.但即使对于1940的日本民族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领袖的无知将使民众为其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候，一点灵通的消息也也能及时补充品质的不足！在七月 ”芦沟桥事变“引发的全面战争的前几个星期，我在《纽约时代周刊》上看到一篇发自东京的让人悲哀的报道。这篇简短的报道说：日本的军方在向他们的政府保证，蒋介石所说的抵抗是一种”虚张声势“,中国的团结也是不存在的，他们经不起日本的攻击。而在同一天，一位不久前从中国回来的日本外交官提醒那些政府高层，说中国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中日在远东的继续交恶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大战。正如我1937年11月战争刚开始所说（发表于《亚洲杂志》）”中国有句俗话，叫’骑虎难下‘,日本现在就是这种情形，他们既下不来，又不知接下去往哪里走，充满焦虑，但又不得不继续’骑下去‘.日本已泥足深陷于这场毁灭性的战争，他们渴望一场不费力的胜利。其次，当他们把蒋介石的谈话错误地理解为’虚张声势‘时，他们就过于轻视了中国的团结力量。第三，他们还幼稚得认为，大规模残害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会吓道中国人，而不是使中国的反抗力量更强大。因此，日本如果以后再说起什么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只有日本了解，我们就可以用这一点来驳斥。“在同一篇文章中我提出”我必须假设这场战争会持续多年。且交战双方都会因为这场战争而彻底筋疲力尽，“以及”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一两年的战争，最后两个民族都将毁灭，这是我唯一肯定的事。“日军的优点是勇敢、积极向上。而其不可原谅的缺点则是对中国的无知。子曰”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很明显，像孔子这样的君子，是从内心深处憎恶今天的日本军队。孔子反对这种行为的态度由他的弟子子贡进行了进一步论述：”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在另一篇文章中（1938年7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我这样写道：”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将制造一个僵局，我确信这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在战争最后，中国遭到巨大的破坏，而日本则流落为二流国家。当日本为了脸面而故意接受第三方斡旋停止侵略的时候，中国人将以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来完成国家恢复和重建的任务。这场战争的余音，数十年后仍会不绝于耳。“
中国未来的道路
人类现在的生活总离不开过去的影子，而现在的影子则投射向未来。莎士比亚说过，一个人做坏事的恶名总要长久于他的生命。这场战争的梦魇，仍将留连于东方大陆，在几十年内继续笼罩着中国和日本。
这场战争将给中日两国都带来一些头疼的问题，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要解决若干麻烦--中断的国际贸易、国际信誉的丧失、财政国库的空虚、通货膨胀、军国主义带来的工业化比例失调、无人问津的国债、上涨的物价指数、以及战后那些脱下军装习惯了野蛮残忍的士兵的归置。日本将在诸多方面尝到他走上军国主义在远东孤注一掷的苦果，日本的军国主义政权将被推翻，中国不会强求日本支付战争赔款来补偿他给这个安静和平的邻居所造成的灾难，如此而已。日本一旦停止侵略，就宣告了他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但是介于目前日本的海军还未参战，中国也没有得到外援帮助建立空军继续抵抗，所以战争的结果也只能如此罢了。
在日本疲惫之时，太平洋国家则肯定会来干预，这取决于各自的利益所在。事实上，各民主势力只需仅仅在经济和外交上对日本施压，破产的日本就会不得不接受和平。或者，给俄国熊一个信号，使之与中夹击日本，大功也能告成。然而这样的做法不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几乎没这个可能，除非俄国人自己想找日本麻烦。可能发生的是太平洋势力可能对日本强硬一点，而日本因此收敛一下。与此同时，美国大众并不担心需要和焦头烂额的日本作战，并且也不认为日本在占领中国和俄国时会攻击美国，战争恐惧已经他们心中慢慢消除。于是美国当局仍将小心翼翼和和太平洋势力保持同样的步伐，不偏不倚地来仲裁东方的和平。尽管英美的实力可以保障他们的联合行动，甚至代中国要求赔偿，但是，美国的冷漠态度决定他轻易不会使用武力。”太平洋力量“所重视的，首先是门户开放政策和《华盛顿公约》各项原则的持续，其次在于削弱日本的陆海军力量。而现在，则是消灭太平洋上一个强大对手的佳机！著者并非认为美国对中国缺乏友谊与同情，我依据铁的事实得出以下观点：任何国家之间对于所谓”国际友谊“的谈论都是外交辞令，没有什么外交中的友谊是基于感情，而都是出于各种利益的争夺或联合。
然而，在一个聪明的外交官眼里，中国和其他”太平洋力量“民族，将从本民族切身利益和日本人民的利益出发，试着修复那个随时都可以发动战争来反噬日本民众的日本宪法上荒唐而又致命的缺陷，务必要求日本把削弱军方势力的条文写进宪法，并消灭超级内阁、超级议会和超级法律特权，帮日本恢复真正的民主。在这场造成了巨大灾难的战争最后，这样的要求将会和日本议会里的明智人士不谋而合，并一同来加速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日本无辜的民众应该受到保护，他们不应承受本国狂妄的军国主义者和暴虐的战争罪犯所犯罪孽带来的报应，日本必须加强自身的民主力量。
如果我能决定一些事情，那么我将会强调提出下面本着公平合理和和平的”三原则“:
（1）日本必须放弃他们和欧洲轴心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的协定，而应当和中国”合作“共同消灭日本法西斯势力。
（2）日本必须废除陆军和海军的超级内阁、超级议会以及超级法律特权，日本要在其他民主国家的协助下建成真正的民主国家。
（3）日本必须抛弃其反华政策，并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这些都像广田弘毅的三原则一样动听，只是在内容上没有他那种邪恶和伪善，著者同时也愿意作为我国军事家们的代言人。在不破坏美丽的”三原则“基础上，我愿意加上第四点：
（4）门户开放政策可以在中国继续保持下去，但任何国家或集团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以及其他各种特权和要求必须予以废除。
关于中国战后的外交，我坚信各民族间会重新产生友好、平等、互相尊重的气氛，一种中国通过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赢得的新气氛。事实上，中国将结束一场自十九世纪与西方开始密切接触后的第一次真正的胜仗，这也是本世纪唯一一次没有失去尊严的战争。不过，正如日本现在将要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失败者，同样，中国也将是一个困顿不堪的赢家，睁开疲惫的双眼、迈着踉跄的步子、衣衫褴褛、气喘吁吁地赞美胜利。这无疑包含了心灵深处的欢欣，一种保家卫国后的喜悦。但是在这块被破坏的圣地的废墟上，必须要建造一座新的城市。胜利和解放带来的欢欣喜悦多少要被借款的必要所冲淡。那些伟大的民主国家，这时会用经济作为武器，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届时，花花绿绿的钞票将在远东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友谊的纽带。
那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对待的暧昧态度将是十分有趣的。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双方的态度都更趋于将康。中国方面会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民族自豪感，虽然这种自豪将会被中国人传统的理智所克制，也会被刚刚提及的借款的必要冲淡一些。外国方面，他们热切希望保留旧日特权的态度，同时也将会在一片赤诚面前低头。中国为了自身的胜利而热情洋溢，民主国家们为了自己太平洋上的强大对手衰弱而感激中国，双方都将宽宏地互敞心扉，人们拥有幸福和感恩的资本而宽宏大量。
我们眼前的现实是：中国既是为了民族独立解放而战，也是为了一个更宏远的目前而战，这势必改变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格局。中国和日本不可避免地衰落，而另一个形势是：英、法、美和苏联收获渔利。
对于中国外交官所谓的，中国是以神圣盟约为原则而战的观点，我不敢轻易苟同；事实上，中国是为了比这更基本的东西而战，那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本民族的一切权利。在整整10年中，无论美国、英国、法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力量，没有哪一方真的愿意为正义的神圣原则或者是盟约的尊严而战；因此，为什么还要期待那些冥顽不化的中国异教徒为了某种理想化的原则开始战斗呢？更何况据我了解，他们所谓的那种理想化的原则其实是 虚构出来的，或许存在于天堂；可是又有谁真的见过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堂呢。假如并不灵光的中国人最初就能够为白里安一凯洛格条约或者是《华盛顿条约》的神圣性而战，并且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发现其他签约国家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满意，难道他们还会以堂？吉诃德式的努力继续战斗吗？
虽然我不赞成对于中国加入这场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但是我承认它的实际含义和结果。无论中国是否愿意，她都不得不单枪匹马地与敌人斗争，但是她不单单为了神圣盟约的道义，而更为了全体太平洋力量所热切渴望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而战。其实，如果说中国的战斗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为了防止东方丧心病狂的法西斯主义的泛滥，那么她必然会为摧毁一个潜伏于下一次欧洲战争中德国与意大利的强有力的同盟而战。她还能够战斗并挫败可怕而庞大的日本成为帝国的可能性。不然，这种帝国会用其永不枯竭、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威胁世界的和平，影响国际贸易。其实，她必然会为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者的安危而战。一年前，这些美国人还急不可耐地要将自己的棉花卖给日本，然后永远搞垮日本的棉花贸易。但是中国将阻止日本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自足的强国。对于日本向菲律宾、印度支那、暹罗，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的推进，她完全可以阻止。总之，中国可以不无讥讽地为实现反对”亚洲人的亚洲“的主张战斗，并且拯救世界于真正的”黄祸“之中，因为这种”黄祸“正向全世界进行着军事和商业的侵略。中国也会阻止日本的那种疯狂的排外和排斥有色人种，白种人的情绪，对于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强大的对手来说，也必然会成为中国的手下败将，同时还能够打败一个在战争期间作恶多端，据我了解最受美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民族。她能够轻易地为美国人民节约上百万美元的重新装备费。这里就是我所说的民主力量为什么在战后能够以感激和慷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原因。这种民主力量必然不会为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大打出手，他们将会兴高采烈地发现中国的门户并没有关闭。所以，他们至少还要对门内的主人客气一点。
但是门内的主人会同样客气吗？这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事情。西方外交官们的话语中充满了”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等赞美的词语，而中国人也同样会用一些漂亮的废话回敬他们。但是关键的是，他们会大施恩惠地主动上门借钱给你，对于这个繁荣昌盛、前程似锦的主人来说，又非常想借这一大笔钱。对于没有多大利益的中国贸易，外国人根本不值得为之争斗，这样一来，它也就会成为一桩没有丝毫风险的，但又能赚大钱的买卖。众多迷失了方向的中国士兵以及年轻好斗、血气方刚的党人，不会像日本人学习，时常蛮横逞凶地对待外国人，从而宣泄他们那种对新发现事物的自豪感。而这种时刻，中国人的那种与生俱来的遇事忍耐的品质就会突现出来。毫无疑问，蒋介石能够制止一切对有财力借贷者的粗暴行为。但至少中国人不会用机枪对着英国大使的轿车扫射，也不会把扬子江上的美英炮舰击沉；不会随便踢穿着紧身短裤的美国妇女，也不会给美国领事馆官员一个耳光；不会把美国国旗扯下来踩上几脚再扔进黄浦江里，也不会挺起胸膛用刺刀去刺保护中国妇女的法国牧师；不会在中国警卫面前要求外国记者扔掉手中的香烟，虽然人们急切期望中国人能够做出这些粗暴无礼的排外主义和反欧主义的行为，但是就连勇敢的”义和拳“也没有彻底做到这一点。对于1900年”义和拳“的排外主义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敌视中国的永恒不变的标签，并且被西方公众所接受，但是这些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40年来，中国人的民族骄傲感已经荡然无存，被彻底地摧毁了。而这种荣誉却传给了德国人、意大利人以及日本人--他们是齐格菲、裘利斯？凯撒和太阳女神的后代。
另外，人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人降临到这个世上，造物主必然会赋予他一定量的人类憎恶。只是这个数额会因人而异，但是它不会超出他的心理负荷。只有那些心理上有疾病、变态的个人或民族才会恨所有的人，幸好，中国人的心理十分健全。他们将造物主赋予的憎恨全部花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所以就没什么多少去恨别人了--无论是哪种肤色的人，我深信，从总体上说，中国人都认为日本人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与之相比，自然认为其他民族与他们是同类。而这种对比在穿梭于难民营里的白人医生、护士以及传教女士的身上有更显著的体现。对于那些曾在东方遭受到毁谤的白人侨民来说，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至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这些人是为了他们国内的美国商人的利益而工作的，但是这些美国商人却在不停地咒骂他们，希望早日将他们赶出中国。哦，西方人是否能够体会到中国人的那种受宠若惊、感恩戴德的品质吗？美国红十字会错失了一次大好的机会，他们本可以给予中国战争的受害者和孤儿们大量的同情，并且能够为美国日后的在华贸易获得成千上万个中国人的友善。而这种错误却是无法原谅的。身穿白大褂的美国医生以及护士在中国各地护理着中国的妇女儿童，这种情景在中国人心中原本会成为一幅令人难以忘怀、令人感动的画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几个孤零零的形象。然而，日本坚决反对美国红十字会插手它在东方的任何事务。所以，对此我只是推测，而无法解释，因为我的责任并不是对这种公认的失误作出什么解释。据我了解，美国红十字会为了救中国于水火之中，正”准备接受捐献“,但是当积极活跃的美国精神突然变得消极被动，而且他们不愿意做任何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哪出了问题。
但实际情况是，中国是在外国人的帮助下与日本作战的，然后在他们的干预下实现和平稳定，虽然从表现上看，中国只是单枪匹马地同日本战斗。而这又可以减轻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许多痛苦和幻灭感，因为这些都是由于西方列强在战争开始的一年半内并没有履行条约赋予他们的义务所至。但是，在这场战争的进程中，在日本和西方贸易利益的冲突下，由于日本向华南推进的不断明显和激烈，由于战争逐渐明朗化，中国的抵抗并不会以失败告终，而且日本也不会取得胜利，来自法国、英国、美国的援助也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日本的逐渐衰败，英美的态度则逐渐强硬。无形的相互联合抵制，严格地控制着日本的信贷，物质的运输，经济上的报复行动，官方采取的措施都将一步步地升级，直到主动干预的时机到来。这种反应对中外友善带来帮助。通常的结果是，西方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和租界都会尽快被废除，而《华盛顿公约》的一些伟大原则都将继续维护，中国可以在外资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民族复兴和重建，这是自1937年7月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的伟大事业。
对于中国的内部政体来说，它将会由国共两党的争斗，换句话说就是由蒋介石和八路军将领朱德、毛泽东之间的争斗得出一个折衷的结果。遇事忍耐的宽广基础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必然会促成一个介于独裁统治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折衷，从而产生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西方普遍理解的那种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斗争中，中国必然倾向于民主主义。
倾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强有力的独裁统治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这种独裁却不同与希特勒、墨索里尼或斯大林的那种集权主义。通过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无畏精神以及英明的领导，是他的个人声望变得巨大，因此，他自然会领导一群庞大的追随者一起斗争，并且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时的他单单是像印度的甘地那样的道德上的独裁者。他没有抛弃，将来也决不会抛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是他将运用中国的方式控制整个政府。双手紧握军事、财政以及政治大权，实际上就是在中国民主政体的框架中取得真正的个人统治地位。对于中国经济和军事的重振所面临的紧急问题，是中国需要权力高度集中的一种表现。这一时期里，你会经常听到一些关于”三年计划“或”五年计划“的说法。中国的环境和民族传统会阻止蒋介石宣布自己就是中国的”独裁者“,当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一个人即使没有这种头衔也同样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领袖，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马萨里克。由于蒋介石所表现出来的某些品质，例如他的狡黠，他的中国式，使他不可能搞独裁。其实与他早年决意夺权时相比。他现在的手段已经老练成熟得多。当然，独裁统治仅仅是政府的一种极端形式，但是中国人对此是极其痛恨的！中国政府的任何一位领导者都反对法西斯主义或独裁统治；而与蒋介石一道工作的人也都是一些反对独裁的人，所以既然他的权势已如此显赫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违抗民意，真的实行法西斯统治，从而葬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力量正在日益增长。在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和中国抗日游击队伍活动范围的逐渐扩大，左翼人士必然在老百姓之中站稳脚跟，甚至强大到让蒋介石关注他们的要求。朱德和毛泽东也会渐渐变得中国化、老练和狡猾，并且为了避免走极端，也会钟爱于妥协和解的手段吗？答案是他们真的这样做了。对朱德和毛泽东略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他们绝并非狂热分子。他们宣布，不仅在战争期间，战后重新建设时期里也十分愿意与国民党合作。这一宣布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我们相信共产党领导者从不欺骗人民。对于今天所处的这种形势来说，左翼人士已经抛弃了他们那独特的没收地主财产的共产主义纲领，而是采取了民主立场的方法，并且以一个合法政党的身份在民主体制下进行工作。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对于中国这代人来说，蒋介石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他们完全接受了这个领导。他们由于处在反对党的地位上，所以会很自然地赞成反对党通常需要具有的民主权利，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政府应该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要求赋予人们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并且批评国民党的权利，这一点也是他们一直明确的主张。正是因为这个左翼团体的存在，才阻止了国民党一步步陷入一党的统治，因为这个团体会变得十分强大而不容忽视。在抗战中，他们的游击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已经赢得了一半的战争，所以人们极力反对蒋介石发起另一场反共运动，当然蒋介石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不会轻易冒这个险的。最终，左翼集团将形成一股健康、强大的势力，使民主政体和机制远离任何一党专制的影响。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左翼分子会变成一种能够代表普通百姓、农民、劳工的力量，从而强迫国民党真正重视乡村的建设，这一问题也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他们也要通过战争，为农民提供一些自己管理自己的经验、训练和技能，与此同时，还要从某种程度上将农民武装起来，使他们学会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捍卫自己，为自己战争。这样一来，乡村组织机构的内部必然要出现某种变化，那就是他们会学到，政府存在目的就是服务于大众的，与旧的官场是不同的。游击区的乡村人民的政治素质也必然会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水平。
所有这些使我们面临了一个表面上就自相矛盾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化身为中国民主政体的基石。这种在中华民国逐渐形成，我们即将看到的民主体制，将完全区别于美国的民主体制。就像美国的民主体制与英法的民主体制存在差别一样。中国人知道要根据自身的特点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来制订各项制度。对于政府将采取哪种形式却是人们猜不出来的，也就无法确定其是否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以及不同的政府机构的代表制度都有怎样的权利等。用西方的任意一种模式来判断中国民主的进程，这种衡量是不公平的和肤浅的。即使将外表上已具备西方民主的模式与中国民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也不能保证这个民主体制不会堕落到财阀的统治。所以，哪怕是美国宪法也必须遵循《独立宣言》的原则，以及遵循人类平等的基本信仰，而不应该追求表面上的形式。
这里，我们必须把两种情况区分来，即以民主作为一种手段同以民主自身为目的，而且还要区分民主的机构与民主的精神。在中国，西方的民主机构迟早会与古老的民主精神联系到一起，而这种民主精神却同中国一样古老。但是民主政府的机构却是新的，一些观点，如人类的自由、宽厚、民主，政府的任务就是为民造福等，其基础却与《孟子》、《书经》这类最古老的孔学五经一样古老，当然其古老的程度也就同中国史学家的理论一样。根据《书经》上的记载，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以信治民，天子承受的是”天命“,假如政府对人民施行暴政，那么它必然会失去委托的权利，因为人民拥有站起来反抗的权利。因此在中国，最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就是在这种新民主中的共和政府的新机构。甚至还会有一些高尚、体面的中国绅士大言不惭地让他们的选民投他一票，而所有候选人都会忘记，自己一旦当选，必然是不称职的。这次我真是担心、害怕。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的27年里，我并没有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幕后操纵或私下贿赂而成功的，而且这种事常常做得既体面又高尚。对于中国的一些议员来说，也许他们都是被三顾茅庐之后才肯出来任职，来”报效国家“的。但是，除了那些知识学者，以及迄今为止仍然是伟大的和唯一的行政官员之外，人们今天能够在”参政会“上看到来自各个阶层的代表。这种议会在战争爆发后仅进行了一次，却是国民党将政府还给人民的第一步。我真想在议会上看到农民和劳工的代表是怎样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力的。至于那些游说、捞取选票时的丑恶特征，以及少数服从多数的深刻教训，都会慢慢地渗入到中国人民的血液中。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已经具备了明显的西方意义上的某种觉悟，而且这种觉悟在中国具有一个强大的公众舆论。战争带给整个民族的政治教育，各个阶层的人民都积极地成为保卫国家的卫士，而这些必将进一步加强、深化这个有组织的公共舆论。民主，说到底也要以这种舆论为基础。因为有了宪法，现代的公众舆论要比过去老百姓赖以向皇帝申诉的什么”民声“、”言路“更能获得保护，但是过去的这种”民声“、”言路“却是古代中国的廉洁政府向人民”开放“的最理想的申述形式。如果长久地执行对公民自由的法律保障，那么人们的心理和公众的态度也会发生最根本的改变，并且这样一来可以使消极冷漠的中国人转变成在社会和政治上都能积极进取的人，就像我在分析中国人的”冷漠“根源时强调的那样。说句实话，我真的为4万万温顺柔弱的中国人同胞学着”趾高气扬“和”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的前景感到迷惑和恐惧。
可是，那些古老而仁慈的中国哲学家，必然会理智地防止自己的民族不假思索地随便闯入行为和意识的极端。在西方，自由主义不会消亡，当然它也不会在中国消亡。这是我所坚信的。因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种人道主义和理智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才使蒋介石区别于欧洲的那些独裁者，而且这种精神又对专制制度的秩序起到了保证的作用。一旦用中国人民做秘密警察，那么结局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削弱了古老的、专横的君主统治的就是这种精神，而且它还使中国人不能将皇帝看作是半人半神的超人。在以往的22个朝代里，不少君王的脑袋都被我们砍下来了，因为我们无法相信他们就是神话中太阳女神的后裔。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我们赋予神灵以人性，认为神是通人性的，并且同他们开玩笑。公元5世纪民间流传着一个农夫和雷神争论的故事。当雷神的霹雳快要击到农夫身上时，农夫将雷神说服了。雷神不知道实情上了蛇精的当，因此对农夫产生了一些偏见。而农夫饭篮里的食物是被蛇精吃掉的，然后农夫把蛇精打败了。雷神知道自己”无理“,则转身把洞里的蛇精击死了。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才不会为了政治学教授说了句”皇帝仅仅是国家的器官，而不是国家本身“就去迫害他；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君王们的皇冠被夺去了，人民推翻了中国的暴君，中国的英雄也被拉下了马；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中国人将267万3千平方英里的满洲让给日本后，看清楚了日本人的”不通情理“,贪得无厌，这时的中国人才被迫奋起作战；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勇敢地站起来谴责纳粹德国政权对那些没有保护的妇女和儿童的迫害，并且强迫那些纳粹分子为自己所造成的暴乱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正是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对欧洲是否存在文明产生了疑问。
与人文主义有关联的是理性精神、幽默感和平衡感，它们能够排除各种狂热。中国以往的文明、个人和公众生活都是以这种理性为基础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必然会消除所有的狂热，而接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