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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燕子来时陌已香

书名:荷塘月色 作者:朱自清 本章字数:32703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17:08


第二章 燕子来时陌已香

动乱时代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的笼罩着全中国,也或厚或薄的弥漫着全世界。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着了;有我们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 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我们也明白太平时代还遥远, 所以先只希望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余,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动乱的局势好像比抗战期中还要动乱些。再说这动乱是世界性的,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概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动乱;我们不能计算,甚至也难以估计,这动乱将到何时安定,何时才会出现一个小康时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灭了。

  中国向来有一治一乱相循环的历史哲学。机械的循环论,现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广义的看来,相对的看来,治乱的起伏似乎可以说是史实,所谓广义的,是说不限于政治,如经济恐慌,也正是一种动乱的局势。所谓相对的,是说有大治大乱,有小治小乱;各个国家,各个社会的情形不同,却都有它们的治乱的起伏。这里说治乱的起伏,表示人类是在走着曲折的路;虽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总在向着目标走上前去。我相信人类有目标,因此也有进步。每一回治乱的起伏,清算起来,这里那里多多少少总有些进展的。

  但是人们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乱。动乱时代望小康时代,小康时代望太平时代--真正的"太平"时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人类向着这个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为现实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免试验与错误,也就不免冲突。现实与现实冲突,现实与理想冲突,理想与理想冲突,样样有。从一方面看,人生充满了矛盾;从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却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类在种种冲突中进展。

  动乱时代中冲突更多,人们感觉不安,彷徨,失望,于是乎幻灭。幻灭虽然幻灭,可还得活下去。虽然活下去,可是厌倦着,诅咒着。于是摇头,皱眉毛,"没办法!没办法"的说着,一天天混过去。可是,这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中年人,他还有相当的精力,他不会甘心老是这样混过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于是颓废--烟,赌,酒,女人,尽情的享乐自己。一面献身于投机事业,不顾一切原则,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干。反正一切原则都在动摇,谁还怕谁?只要抓住现在,抓住自己,管什么社会国家!古诗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人。

  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 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住现实还是抓不住。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 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于保守太过,抱残守阙。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1946年7月12~13日作。

  (原载1946年7月21日南京《中央日报》)北平沦陷那一天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朋友全家回南,只住着他的一位同乡和几个仆人。我们进了城,城门就关上了。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上还平静。听说敌人有哀的美敦书给我们北平的当局,限二十八日答覆,实在就是叫咱们非投降不可。要不然,二十八日他们便要动手。我们那时虽然还猜不透当局的意思。但是看光景,背城一战是不可免的。

  二十八日那一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我们想,大概是轰炸西苑兵营了。赶紧起来,到胡同口买报去。胡同口正冲着西长安街。这儿有西城到东城的电车道,可是这当儿两头都不见电车的影子。只剩两条电车轨在闪闪的发光。街上洋车也少,行人也少。那么长一条街,显得空空的,静静的。胡同口,街两边走道儿上却站着不少闲人,东望望,西望望, 都不做声,像等着什么消息似的。街中间站着一个警察,沉着脸不说话。有一个骑车的警察,扶着车和他咬了几句耳朵,又匆匆上车走了。

  报上看出咱们是决定打了。我匆匆拿着报看着回到住的地方。隆隆的声音还在稀疏的响着。午饭匆匆的吃了。门口接二连三的叫"号外!号外!"买进来抢着看,起先说咱们抢回丰台,抢回天津老站了,后来说咱们抢回廊坊了,最后说咱们打进通州了。这一下午,屋里的电话铃也直响。有的朋友报告消息,有的朋友打听消息。报告的消息有的从地方政府里得来,有的从外交界得来,都和"号外"里说的差不多。我们眼睛忙着看号外,耳朵忙着听电话,可是忙得高兴极了。

  六点钟的样子,忽然有一架飞机嗡嗡的出现在高空中。大家都到院子里仰起头看,想看看是不是咱们中央的。飞机绕着弯儿,随着弯儿,均匀的撒着一搭一搭的纸片儿,像个长尾巴似的。纸片儿马上散开了,纷纷扬扬的像蝴蝶儿乱飞。我们明白了,这是敌人打得不好,派飞机来撒传单冤人了。仆人们开门出去,在胡同里捡了两张进来,果然是的。满纸荒谬的劝降的话。我们略看一看,便撕掉扔了。

  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了。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了。 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可是敌人怎么就能够打到西苑或南苑呢?谁都在闷葫芦里!一会儿警察挨家通知,叫塞严了窗户跟门儿什么的,还得准备些土,拌上尿跟葱,说是夜里敌人的飞机许来放毒气。我们不相信敌人敢在北平城里放毒气。但是仆人们照着警察吩咐的办了。我们焦急的等着电话里的好消息,直到十二点才睡。睡得不坏,模糊的凌乱的做着胜利的梦。

  二十九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儿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他说昨儿的好消息也不是全没影儿,可是说得太热闹些。他说我们现在像从天顶上摔下来了,可是别灰心!瞧昨儿个大家那么焦急的盼望胜利的消息,那么热烈的接受胜利的消息,可见北平的人心是不死的。只要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久是咱们的!等着瞧罢,北平是不会平静下去的,总有那么一天,咱们会更热闹一下。那就是咱们得着决定的胜利的日子!这个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我相信我的朋友的话句句都不错!

  1939年6月9日,昆明。

  (原载1939年7月5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5期)《山野掇拾》

  我最爱读游记。现在是初夏了;在游记里却可以看见烂漫的春花,舞秋风的落叶……--都是我惦记着,盼望着的!这儿是白马湖读游记的时候,我却能到神圣庄严的罗马城,纯朴幽静的Loisieux村--都是我羡慕着,想象着的!游记里满是梦:"后梦赶走了前梦,前梦又赶走了大前梦。"这样地来了又去,来了又去;像树梢的新月,像山后的晚霞,像田间的萤火,像水上的箫声,像隔座的茶香,像记忆中的少女,这种种都是梦。我在中学时,便读了康更甡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实在只有(?)意大利游记--当时做了许多好梦;滂卑古城最是我低徊留恋而不忍去的!那时柳子厚的山水诸记,也常常引我入胜。后来得见《洛阳伽蓝记》,记诸寺的繁华壮丽,令我神往;又得见《水经注》,所记奇山异水,或令我惊心动魄,或让我游目骋怀。(我所谓"游记",意义较通用者稍广,故将后两种也算在内。)这些或记风土人情,或记山川胜迹,或记"美好的昔日",或记美好的今天,都有或浓或淡的彩色,或工或泼的风致。而我近来读《山野掇拾》,和这些又是不同:在这本书里,写着的只是"大陆的一角","法国的一区",并非特着的胜地,脍炙人口的名所;所以一空依傍,所有的好处都只是作者自己的发见!前举几种中,只有柳子厚的诸作也是如此写出的;但柳氏仅记风物,此书却兼记文化--如Vicard序中所言。 所谓"文化",也并非在我们平日意想中的庞然巨物,只是人情之美;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较风物为更多:这又有以异乎人。而书中写Loisieux村的文化,实在也非写Loisieux村的文化,只是作者孙福熙先生暗暗地巧巧地告诉我们他的哲学,他的人生哲学。所以写的是"法国的一区",写的也就是他自己!他自己说得好:

  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原书261页。)但可爱的正是这个"自己",可贵的也正是这个"自己"!

  孙先生自己说这本书是记述"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他的式样"的,我们且来看创他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式样?世界上原有两种人:一种是大刀阔斧的人,一种是细针密线的人。前一种人真是一把"刀",一把斩乱麻的快刀!什么纠纷,什么葛藤,到了他手里,都是一刀两断!--正眼也不去瞧,不用说靠他理纷解结了!他行事只看准几条大干,其余的万千枝叶,都一扫个精光;所谓"擒贼必擒王",也所谓"以不了了之"!英雄豪杰是如此办法:他们所图远大,是不屑也无暇顾念那些琐细的节目!蠢汉笨伯也是如此办法,他们却只图省事!他们的思力不足,不足剖析入微,鞭辟入里;如两个小儿争闹,做父亲的更不思索,便照例每人给一个耳光!这真是"不亦快哉"!但你我若既不能为英雄豪杰,又不甘做蠢汉笨伯,便自然而然只能企图做后一种人。这种人凡事要问底细:"打破沙缸问到底!还要问沙缸从哪里起?"他们于一言一动之微,一沙一石之细,都不轻轻放过!从前人将桃核雕成一只船,船上有苏东坡,黄鲁直,佛印等;或于元旦在一粒芝麻上写"天下太平"四字,以验目力:便是这种脾气的一面。他们不注重一千一万,而注意一毫一厘;他们觉得这一毫一厘便是那一千一万的具体而微--只要将这一毫一厘看得透彻,正和照相的放大一样,其余也可想见了。他们所以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总之,他们对于怎样微渺的事物,都觉吃惊;而常人则熟视无睹!故他们是常人而又有以异乎常人。这两种人--孙先生,画家,若容我用中国画来比,我将说前者是"泼笔",后者是"工笔".孙先生自己是"工笔",是后一种人。他的朋友号他为"细磨细琢的春台",真不错,他的全部都在这儿了!他纪念他的姑母和父亲,他说他们以细磨细琢的工夫传授给他,然而他远不如他们了。从他的父亲那里,他"知道一句话中,除字面上的意思之外,还有别的话在这里边,只听字面,还远不能听懂说话音的意思哩".这本书的长处,也就在"别的话"这一点;乍看岂不是淡淡的?缓缓咀嚼一番,便会有浓密的滋味从口角流出!你若看过瀼瀼的朝露,皱皱的水波,茫茫的冷月,薄薄的女衫,你若吃过上好的皮丝,鲜嫩的毛笋,新制的龙井茶:你一定懂得我的话。

  我最觉得有味的是孙先生的机智。孙先生收藏的本领真好!他收藏着怎样多的虽微末却珍异的材料,就如慈母收藏果饵一样;偶然拈出一两件来,令人惊异他的富有!其实东西本不稀奇,经他一收拾,便觉不凡了。他于人们忽略的地方,加倍地描写,使你于平常身历之境,也会有惊异之感。他的选择的工夫又高明;那分析的描写与精彩的对话,足以显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所以他的书既富于自己的个性,一面也富于他人的个性,无怪乎他自己也会觉得他的富有了。他的分析的描写含有论理的美,就是精严与圆密;像一个扎缚停当的少年武士,英姿飒爽而又妩媚可人!又像医生用的小解剖刀,银光一闪,骨肉判然!你或者觉得太琐屑了,太腻烦了;但这不是腻烦和琐屑,这乃是悠闲(Idle)。悠闲也是人生的一面,其必要正和不悠闲一样!他的对话的精彩,也正在悠闲这一面!这才真是Loisieux村人的话,因为真的乡村生活是悠闲的。他在这些对话中,介绍我们面晤一个个活泼泼的Loisieux村人!总之,我们读这本书,往往能由几个字或一句话里,窥见事的全部人的全性;这便是我所谓"孙先生的机智"了。孙先生是画家。他从前有过一篇游记,以"画"名文,题为《赴法途中漫画》;篇首有说明,深以作文不能如作画为恨。其实他只是自谦;他的文几乎全是画,他的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叙事,抒情,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人家说"诗中有画",孙先生是文中有画;不但文中有画,画中还有诗,诗中还有哲学。

  我说过孙先生的画工,现在再来说他的诗意--画本是"无声诗"呀。他这本书是写民间乐趣的;但他有些什么乐趣呢?采葡萄的落后是一;画风柳,纸为风吹,画瀑布,纸为水溅是二;与绿的蚱蜢,黑的蚂蚁等"合画"是三。这些是他已经说出的,但重要的是那未经说出的"别的话";他爱村人的性格,那纯朴,温厚,乐天,勤劳的性格。他们"反直不想与人相打";他们不畏缩,不鄙夷,爱人而又自私,藏匿而又坦白;他们只是作工,只是太作工,"真的不要自己的性命!"--非为衣食,也非不为衣食,只是浑然的一种趣味。这些正都是他们健全的地方!你或者要笑他们没有理想,如书中R君夫妇之笑他们雇来的工人;但"没有理想"的可笑,不见得比"有理想"的可笑更甚--在现在的我们,"原始的"与"文化的"实觉得一般可爱。而这也并非全为了对比的趣味,"原始的"实是更近于我们所常读的诗,实是"别有系人心处"!譬如我读这本书,就常常觉得是在读面熟得很的诗!"村人的性格"还有一个"联号",便是"自然的风物",孙先生是画家,他之爱自然的风物,是不用说的;而自然的风物便是自然的诗,也似乎不用说的。孙先生是画家,他更爱自然的动象,说也是一种社会的变幻。他爱风吹不绝的柳树,他爱水珠飞溅的瀑布,他爱绿的蚱蜢,黑的蚂蚁,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识的东西;它们虽怎样地困苦他,但却是活的画,生命的诗!--在人们里,他最爱老年人和小孩子。他敬爱辛苦一生至今扶杖也不能行了的老年人,他更羡慕见火车而抖的小孩子。是的,老年人如已熟的果树,满垂着沉沉的果实,任你去摘了吃;你只要眼睛亮,手法好,必能果腹而回!小孩子则如刚打朵儿的花,蕴藏着无穷的允许:这其间有红的,绿的,有浓的,淡的,有小的,大的,有单瓣的,重瓣的,有香的,有不香的,有努力开花的,有努力结实的--结女人脸的苹果,黄金的梨子,珠子般的红樱桃,璎珞般的紫葡萄……而小姑娘尤为可爱!--读了这本书的,谁不爱那叫喊尖利的"啊"的小姑娘呢?其实胸怀润朗的人,什么于他都是朋友:他觉得一切东西里都有些意思,在习俗的衣裳底下,躲藏着新鲜的身体。凭着这点意思去发展自己的生活,便是诗的生活。"孙先生的诗意",也便在这儿。

  在这种生活的河里伏流着的,便是孙先生的哲学了。他是个含忍与自制的人,是个中和的(Moderate)人;他不能脱离自己,同时却也理会他人。他要"尽量的理会他人的苦乐,--或苦中之乐,或乐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额上的鄙夷他人,或胁肩谄笑的阿谀他人".因此他论城市与乡村,男子与女子,团体与个人,都能寻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短处。但他也非一味宽容的人,像"烂面糊盆"一样;他是不要阶级的,他同情于一切--便是牛也非例外!他说:

  我们住在宇宙的大乡土中,一切孩儿都在我们的心中;没有一个乡土不是我的乡土,没 有一个孩儿不是我的孩儿!(原书64页。)这是最大的"宽容",但是只有一条路的"宽容"--其实已不能叫做"宽容"了。在这"未完的草稿"的世界之中,他虽还免不了疑虑与鄙夷,他虽鄙夷人间的争闹,以为和三个小虫的权利问题一样;但他到底能从他的"泪珠的镜中照见自己以至于一切大千世界的将来的笑影了".他相信大生命是有希望的;他相信便是那"没有果实,也没有花"的老苹果树,那"只有折断而且曾经枯萎的老干上所生的稀少的枝叶"的老苹果树。"也预备来年开得比以前更繁荣的花,结得更香美的果!"在他的头脑里,世界是不会陈旧的,因为他能够常常从新做起;他并不长嘘短叹,叫着不足,他只尽他的力做就是了。他教中国人不必自馁;真的,他真是个不自馁的人!他写出这本书是不自馁,他别的生活也必能不自馁的!或者有人说他的思想近乎"圆通",但他的本意只是"中和",并无容得下"调和"的余地;他既"从来不会做所谓漂亮及出风头的事",自然只能这样缓缓地锲而不舍地去开垦他的乐土!这和他的画笔,诗情,同为他的"细磨细琢的功夫"的表现。

  书中有孙先生的几幅画。我最爱《在夕阳的抚弄中的湖景》一幅;那是色彩的世界!而本书的装饰与安排,正如湖景之因夕阳抚弄而可爱,也因孙先生抚弄(若我猜得不错)而可爱!在这些里,我们又可以看见"细磨细琢的春台"呢。

  1925年6月9日。

  (原载《我们的六月》)《子恺漫画》代序子恺兄:知道你的漫画将出版,正中下怀,满心欢喜。

  你总该记得,有一个黄昏,白马湖上的黄昏,在你那间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的,一颗骰子似的客厅里,你和我读着竹久梦二的漫画集。你告诉我那篇序做得有趣,并将其大意译给我听。我对于画,你最明白,彻头彻尾是一条门外汉。但对于漫画,却常常要像煞有介事地点头或摇头;而点头的时候总比摇头的时候多--虽没有统计,我肚里有数。那一天我自然也乱点了一回头。

  点头之余,我想起初看到一本漫画,也是日本人画的。里面有一幅,题目似乎是《□□子爵偺泪》(上两字已忘记),画着一个微侧的半身像:他严肃的脸上戴着眼镜,有三五颗双钩的泪珠儿,滴滴答答历历落落地从眼睛里掉下来。我同时感到伟大的压迫和轻松的愉悦,一个奇怪的矛盾!梦二的画有一幅--大约就是那画集里的第一幅--也使我有类似的感觉。那幅的题目和内容,我的记性真不争气,已经模糊得很。只记得画幅下方的左角或右角里,并排地画着极粗极肥又极短的一个"!"和一个"?".可惜我不记得他们哥儿俩谁站在上风,谁站在下风。我明白(自己要脸)他们俩就是整个儿的人生的谜;同时又觉着像是那儿常常见着的两个胖孩子。我心眼里又是糖浆,又是姜汁,说不上是什么味儿。无论如何,我总得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叹气虽是轻轻的,笑虽是微微的,似一把锋利的裁纸刀,戳到喉咙里去,便可要你的命。而且同时要笑又要叹气,真是不当人子,闹着玩儿!

  话说远了。现在只问老兄,那一天我和你说什么来着?--你觉得这句话有些儿来势汹汹,不易招架么?不要紧,且看下文--我说:"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你大约不曾说什么;是的,你老是不说什么的。我之说这句话,也并非信口开河,我是真的那么盼望着的。况且那时你的小客厅里,互相垂直的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的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我说的话,便更有把握。现在将要出版的《子恺漫画》,他可以证明我不曾说谎话。

  你这本集子里的画,我猜想十有八九是我见过的。我在南方和北方与几个朋友空口白嚼的时候,有时也嚼到你的漫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花生米不满足》使我们回到惫懒的儿时,《黄昏》使我们沉入悠然的静默。你到上海后的画,却又不同。你那和平愉悦的诗意,不免要搀上了胡椒末;在你的小小的画幅里,便有了人生的鞭痕。我看了《病车》,叹气比笑更多,正和那天看梦二的画时一样。但是,老兄,真有你的,上海到底不曾太委屈你,瞧你那《买粽子》的劲儿!你的画里也有我不爱的:如那幅《楼上黄昏,马上黄昏》,楼上与马上的实在隔得太近了。你画过的《忆》里的小孩子,他也不赞成。

  今晚起了大风。北方的风可不比南方的风,使我心里扰乱;我不再写下去了。

  1926年11月2日,北平。

  (原载1926年11月23日《语丝》第54期)《燕知草》序"想当年"一例是要有多少感慨或惋惜的,这本书也正如此。《燕知草》的名字是从作者的诗句"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而来;这两句话以平淡的面目,遮掩着那一往的深情,明眼人自会看出。书中所写,全是杭州的事;你若到过杭州,只看了目录,也便可约略知道的。

  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情,差不多俯拾既是。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那也是很自然的。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

  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但"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

  其实也并不奇,你若细味全书,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粘着地惦着?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老实说,就是风景不大好或竟是不好的地方,只要一度有过同心人的踪迹,他们也会老那么惦记着的。他们还能出人意表地说出这种地方的好处;像书中《杭州城站》, 《清河坊》一类文字,便是如此。再说我在杭州,也待了不少日子,和平伯差不多同时,他去过的地方,我大半也去过;现在就只有淡淡的影像,没有他那迷劲儿。这自然有许多因由,但最重要的,怕还是同在的人的不同吧?这种人并不在多,也不会多。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H君为中心的。

  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像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平伯究竟像这班明朝人不像,我虽不甚知道,但有几件事可以给他说明,你看《梦游》的跋里,岂不是说有两位先生猜那篇文像明朝人做的?平伯的高兴,从字里行间露出。这是自坏的供招,可为铁证。标点《陶庵梦忆》,及在那篇跋里对于张岱的向往,可为旁证。而周启明先生《杂拌儿》序里,将现在散文与明朝人的文章,相提并论,也是有力的参考。但我知道平伯并不曾着意去模仿那些人,只是性习有些相近,便尔暗合罢了;他自己起初是并未以此自期的;若先存了模仿的心,便只有因袭的气分,没有真情的流露,那倒又不像明朝人了。至于这种名士风是好是坏,合时宜不合时宜,要看你如何着眼;所谓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冬晚的别》,《卖信纸》,我就觉得太"感伤"些。平伯原不管那些,我们也不必管;只从这点上去了解他的为人,他的文字,尤其是这本书便好。

  这本书有诗,有谣,有曲,有散文,可称五光十色。一个人在一个题目上,这样用了各体的文字抒写,怕还是第一遭吧?我见过一本《水上》,是以西湖为题材的新诗集,但只是新诗一体罢了;这本书才是古怪的综合呢。书中文字颇有浓淡之别。《雪晚归船》以后之作,和《湖楼小撷》、《芝田留梦记》等,显然是两个境界。平伯有描写的才力,但向不重视描写。虽不重视,却也不至厌倦,所以还有《湖楼小撷》一类文字。近年来他觉得描写太板滞,太繁缛,太矜持,简直厌倦起来了;他说他要素朴的趣味。《雪晚归船》一类东西便是以这种意态写下来的。这种"夹叙夹议"的体制,却并没有堕入理障中去;因为说得干脆,说得亲切,既不"隔靴搔痒",又非"悬空八只脚".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我们知道,"抽象","具体"的标准,有时是不够用的。至于我的欢喜,倒颇难确说,用杭州的事打个比方罢:书中前一类文字,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琢工细,光润洁白;后一类呢,恕我拟不于伦,像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入口即化,不留渣滓的,而那茶店,据说是"明朝"就有的。

  《重过西园码头》这一篇,大约可以当得"奇文"之名。平伯虽是我的老朋友,而赵心馀却决不是,所以无从知其为人。他的文真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所好者,能从万里外一个筋斗翻了回来:"赵"之与"孙",相去只一间,这倒不足为奇的。所奇者,他的文笔,竟和平伯一样;别是他的私淑弟子罢?其实不但"一样",他那洞达名理,委曲述怀的地方,有时竟是出蓝胜蓝呢。最奇者,他那些经历,有多少也和平伯雷同!这的的括括可以说是天地间的"无独有偶"了。

  呜呼!我们怎能起赵君于九原而细细地问他呢?

  1928年7月31日晚,北平清华园。

  (原载1928年9月3日《语丝》第4卷第36期)叶圣陶的短篇小说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但他初期的创作,在"如实地"取材与描写之外,确还有些别的,我们称为理想,这种理想有相当的一致,不能逃过细心的读者的眼目。后来经历渐渐多了,思想渐渐结实了,手法也渐渐老练了,这才有真个"如实地写"的作品。仿佛有人说过,法国的写实主义到俄国就变了味,这就是加进了理想的色彩。假使这句话不错,圣陶初期的作风可以说是近于俄国的,而后期可以说是近于法国的。

  圣陶的身世和对于文艺的见解,顾颉刚先生在《隔膜》序里说得极详。我所见他的生活,也已具于另一文。这里只须指出他是生长在一个古风的城市--苏州--中的人,后来又在一个乡镇--甪直--里住了四五年,一径是做着小学教师;最后才到中国工商业中心的上海市,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直至现在。这二十年来时代的大变动,自然也给他不少的影响;辛亥革命,他在苏州;五四运动,他在甪直;五卅运动与国民革命,却是他在上海亲见亲闻的。这几行简短的历史,暗示着他思想变迁的轨迹,他小说里所表现的思想变迁的轨迹。

  因为是"如实地写",所以是客观的。他的小说取材于自己及家庭的极少,又不大用第一身,笔锋也不常带情感。但他有他的理想,在人物的对话及作者关于人物或事件的解释里,往往出现,特别在初期的作品中。《不快之感》或《啼声》是两个极端的例子。这是理智的表现。圣陶的静默,是我们朋友里所仅有;他的"爱智",不是偶然的。

  爱与自由的理想是他初期小说的两块基石。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开始时的思潮;但他能用艺术表现,便较一般人为深入。他从母爱性爱一直写到儿童送一个小蚬回家,真算得博大周详。母爱的力量在牺牲自己;顾颉刚先生最爱读的《潜隐的爱》(见顾先生《火灾》序),是一篇极好的代表。一个孤独的蠢笨的乡下妇人用她全部的心与力,偷偷摸摸去爱一个邻家的孩子。这是透过一层的表现。性爱的理想似乎是夫妇一体,《隔膜》与《未厌集》中两篇《小病》,可以算相当的实例。但这个理想是不容易达到的;有时不免来点儿"说谎的艺术"(看《火灾》中《云翳》篇),有时母爱分了性爱的力量,不免觉得"两样";夫妇不能一体时,有时更免不了离婚。离婚是近年常有的现象。但圣陶在《双影》里所写的是女的和男的离了婚,另嫁了一个气味相投的人;后来却又舍不得那男的。这是一个怪思想,是对夫妇一体论的嘲笑。圣陶在这问题上,也许终于是个"怀疑派"罢?至于广泛地爱人爱动物,圣陶以为只有孩子们行;成人是只有隔膜与冷酷罢了。《隔膜》,《游泳》(《线下》中),《晨》便写的这一类情形。他又写了些没有爱的人的苦闷,如《归宿》里的青年,《春光不是她的了》里被离弃的妇人,《孤独》里的"老先生"都是的。而《被忘却的》(《火灾》中)里田女士与童女士的同性爱,也正是这种苦闷的另一样写法。

  自由的一面是解放,还有一面是尊重个性。圣陶特别着眼在妇女与儿童身上。他写出被压迫的妇女,如农妇,童养媳,歌女,妓女等的悲哀;《隔膜》第一篇《一生》便是写一个农妇的。对于中等家庭的主妇的服从与苦辛,他也有哀矜之意。《春游》(《隔膜》中)里已透露出一些反抗的消息;《两封回信》里说得更是明白:女子不是"笼子里的画眉,花盆里的蕙兰",也不是"超人";她"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他后来在《未厌集》里还有两篇小说(《遗腹子》,《小妹妹》),写重男轻女的传统对于女子压迫的力量。圣陶做过多年小学教师,他最懂得儿童,也最关心儿童。他以为儿童不是供我们游戏和消遣的,也不是给我们防老的,他们应有他们自己的地位。他们有他们的权利与生活,我们不应嫌恶他们,也不应将他们当作我们的具体而微看。《啼声》(《火灾》中)是用了一个女婴口吻的激烈的抗议;在圣陶的作品中,这是一篇仅见的激昂的文字。但写得好的是《低能儿》,《一课》,《义儿》,《风潮》等篇;前两篇写儿童的爱好自然,后两篇写教师以成人看待儿童,以致有种种的不幸。其中《低能儿》是早经着名的。此外,他还写了些被榨取着的农人,那些都是被田租的重负压得不能喘气的。他憧憬着"艺术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是自由的,发展个性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却都被揿在些一定的模型或方式里。圣陶极厌恶这些模型或方式;在这些方式之下,他"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见《隔膜》中《不快之感》)。

  圣陶小说的另一面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假如上文所举各例大体上可说是理想的正面或负面的单纯表现,这种便是复杂的纠纷的表现。如《祖母的心》(《火灾》中)写亲子之爱与礼教的冲突,结果那一对新人物妥协了;这是现代一个极普遍极葛藤的现象。《平常的故事》里,理想被现实所蚕食,几至一些无余;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烦闷的表白。《前途》与此篇调子相类,但写的是另一面。《城中》写腐败社会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疑忌与阴谋;而他是还在准备抗争。《校长》与《搭班子》里两个校长正在高高兴兴地计划他们的新事业,却来了旧势力的侵蚀;一个妥协了,一个却似乎准备抗争一下。但《城中》与《搭班子》只说到"准备"而止,以后怎样呢?是成功?失败?还是终于妥协呢?据作品里的空气推测,成功是不会的;《城中》的主人公大概要失败,《搭班子》里的大概会妥协吧?圣陶在这里只指出这种冲突的存在与自然的进展,并没有暗示解决的方法或者出路。到写《桥上》与《抗争》,他似乎才进一步地追求了。《桥上》还不免是个人的"浪漫"的行动,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故事;《抗争》却有"集团"的意义,但结果是失败了,那领导者做了祭坛前的牺牲。圣陶所显示给我们的,至此而止。还有《在民间》是冲突的别一式。

  圣陶后期作品(大概可以说从《线下》后半部起)的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写实主义手法的完成。别人论这些作品,总侧重在题材方面;他们称赞他的"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描写".这是并不错的。圣陶的生活与时代都在变动着,他的眼从村镇转到城市,从儿童与女人转到战争与革命的侧面的一些事件了。他写城市中失业的知识工人(《城中》里的《病夫》)和教师的苦闷;他写战争时"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与一部分村镇人物的利己主义,提心吊胆,琐屑等(如茅盾先生最爱的《潘先生在难中》,及《外国旗》)。他又写战争时兵士的生活(《金耳环》);又写"白色的恐怖。"(如《夜》,《冥世别》--《大江月刊》三期)和"目前政治的黑暗"(如《某城纪事》)。他还有一篇写"工人阶级的生活" 的《夏夜》(《未厌集》)(看钱杏邨先生《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见《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二卷)。他这样"描写了广阔的世间";茅盾先生说他作《倪焕之》时才"第一次描写了广阔的世间",似乎是不对的(看《读〈倪焕之〉》,附录在《倪焕之》后面)。他诚然"长于表现城市小资产阶级"(钱语),但他并不是只长于这一种表现,更不是专表现这 一种人物,或侧重于表现这一种人物,即使在他后期的作品里。这时期圣陶的一贯的态度, 似乎只是"如实地写"一点;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他的长篇作品《倪焕之》,茅盾先生论为"有意为之的小说",我也有同感;但他在《作者自记》里还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这可见他所信守的是什么了。这时期中的作品,大抵都有着充分的客观的冷静(初期作品如《饭》也如此,但不多),文字也越发精炼,写实主义的手法至此才成熟了;《晨》这一篇最可代表,是我所最爱的。-只有《冥世别》是个例外;但正如鲁迅先生写不好《不周山》一样,圣陶是不适于那种表现法的。日本藏原惟人《到新写实主义之路》(林伯修译) 里说写实主义有三种。圣陶的应属于第二种,所谓"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在这一点上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我可以承认。

  我们的短篇小说,"即兴"而成的最多,注意结构的实在没有几个人;鲁迅先生与圣陶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他们的作品都很多,但大部分都有谨严而不单调的布局。圣陶的后期作品更胜于初期的。初期里有些别体,《隔膜》自颇紧凑,但《不快之感》及《啼声》,就没有多少精彩;又《晓行》,《旅路的伴侣》两篇(《火灾》中),虽穿插颇费苦心,究竟嫌破碎些(《悲哀的重载》却较好)。这些时候,圣陶爱用抽象观念的比喻,如"失望之渊","烦闷之渊"等,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或浮浅了。他又爱用骈句,有时使文字失去自然的风味。而各篇中作者出面解释的地方,往往太正经,又太多。如《苦菜》(《隔膜》中)固是第一身的叙述,但后面那一个公式与其说明,也太煞风景了。圣陶写对话似不顶擅长。各篇中对话往往嫌平板,有时说教气太重;这便在后期作品中也不免。圣陶写作最快,但决非不经心;他在《倪焕之》的《自记》里说:"斟酌字句的癖习越来越深",我们可以知道他平日的态度。他最擅长的是结尾,他的作品的结尾,几乎没有一篇不波俏的。他自己曾戏以此自诩;钱杏邨先生也说他的小说,"往往在收束的地方,使人有悠然不尽之感。"1930年7月,北平清华园。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一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

  大家都知道闻先生是一位诗人。他的《红烛》,尤其他的《死水》,读过的人很多。这些集子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这里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态度。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者都认识了文学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有所表现,可是闻先生认识得特别亲切,表现得特别强调。他在过去的诗人中最敬爱杜甫,就因为杜诗政治性和社会性最浓厚。后来他更进一步,注意原始人的歌舞:这是集团的艺术,也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艺术。他要的是热情,是力量,是火一样的生命。

  但是他并不忽略语言的技巧,大家都记得他是提倡诗的新格律的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诗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 散文如《唐诗杂论》,可惜只有五篇,那经济的字句,那完密而短小的篇幅,简直是诗。我听他近来的演说,有两三回也是这么精悍,字字句句好似称量而出,却又那么自然流畅。他因此也特别能够体会古代语言的曲折处。当然,以上这些都得靠学力,但是更得靠才气,也就是想象。单就读古书而论,固然得先通文字声韵之学;可是还不够,要没有活泼的想象力,就只能做出点滴的餖饤的工作,决不能融会贯通的。这里需要细心,更需要大胆。闻先生能够体会到古代语言的表现方式,他的校勘古书,有些地方胆大得吓人,但却得细心吟味所得;平心静气读下去,不由人不信。校书本有死校活校之分;他自然是活校,而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一般进步,他的成就骎骎乎驾活校的高邮王氏父子而上之。

  他研究中国古代,可是他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因为这古代与现代究竟属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而历史是联贯的。我们要客观的认识古代;可是,是"我们"在客观的认识古代,现代的我们要能够在心目中想象古代的生活,要能够在心目中分享古代的生活,才能认识那活的古代,也许才是那真的古代--这也才是客观的认识古代。闻先生研究伏羲的故事或神话,是将这神话跟人们的生活打成一片;神话不是空想,不是娱乐,而是人民的生命欲和生活力的表现。这是死活存亡的消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纪录,非同小可。他研究《楚辞》的神话,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看屈原,也将他放在整个时代整个社会里看。他承认屈原是伟大的天才;但天才是活人,不是偶像,只有这么看,屈原的真面目也许才能再现在我们心中。他研究《周易》里的故事,也是先有一整个社会的影像在心里。研究《诗经》也如此,他看出那些情诗里不少歌咏性生活的句子;他常说笑话,说他研究《诗经》,越来越"形而下"了--其实这正表现着生命的力量。

  他是有幽默感的人;他的认识古代,有时也靠着这种幽默感。看《匡斋尺牍》里《狼跋》一篇,便知道他能够体会到别人从不曾体会到的古人的幽默感。而所谓"匡斋"本于匡衡说诗解人颐那句话,正是幽默的意思。他的《死水》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也是一首难得的幽默的诗。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八十岁,现在还不满四十八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二闻先生的惨死尤其是中国文学方面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

  闻先生的专门研究是《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研究工作至少有了二十年,发表的文字虽然不算太多,但积存的稿子却很多。这些并非零散的稿子,大都是成篇的,而且他亲手抄写得很工整。只是他总觉得还不够完密,要再加些工夫才愿意编篇成书。这可见他对于学术忠实而谨慎的态度。

  他最初在唐诗上多用力量。那时已见出他是个考据家,并已见出他的考据的本领。他注重诗人的年代和诗的年代。关于唐诗的许多错误的解释与错误的批评,都由于错误的年代。他曾将唐代一部分诗人生卒年代可考者制成一幅图表,谁看了都会一目了然。他是学过图案画的,这帮助他在考据上发现了一种新技术;这技术是值得发展的。但如一般所知,他又是个诗人,并且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他亲自经过创作的甘苦,所以更能欣赏诗人与诗。 他的《唐诗杂论》虽然只有五篇,但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后来他在《诗经》、《楚辞》上多用力量。我们知道要了解古代文学,必须从语言下手,就是从文字声韵下手。但必须能够活用文字声韵的种

种条例,才能有所创获。闻先生最佩服王念孙父子,常将《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当作消闲的书读着。他在古书通读上有许多惊人而确切的发明。对于甲骨文和金文,也往往有独到之见。他研究《诗经》,注重那时代的风俗和信仰等等;这几年更利用弗洛依德以及人类学的理论得到一些深入的解释。他对《楚辞》的兴趣似乎更大,而尤集中于其中的神话。他的研究神话,实在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关于伏羲的故事,他曾将许多神话综合起来,头头是道,创见最多,关系极大。曾听他谈过大概,可惜写出来的还只是一小部分。他研究《周易》,是爱其中的片段的故事,注重的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表现。近三四年他又专力研究《庄子》,探求原始道教的面目,并发见庄子一派政治上不合作的态度。以上种种都跟传统的研究不同:眼光扩大了,深入了,技术也更进步了,更周密了。所以贡献特别多,特别大。近年他又注意整个的中国文学史,打算根据经济史观去研究一番,可惜还没有动手就殉了道。

  这真是我们一个不容易补偿的损失啊!

  1946年7月20日作。

  (原载1946年8月30日《国文月刊》第46期)教育家的夏丏尊先生夏丏尊先生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远的理想,可并不是空想,他少年时倾向无政府主义,一度想和几个朋友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没有实现。他办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最足以表现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那时校长是已故的经子渊先生(亨颐)。但是他似乎将学校的事全交给了夏先生。是夏先生约集了一班气味相投的教师,招来了许多外地和本地的学生,创立了这个中学。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让他们按着个性自由发展。学校成立了两年,我也去教书,刚一到就感到一种平静亲和的氛围气,是别的学校没有的。我读了他们的校刊,觉得特别亲切有味,也跟别的校刊大不同。我教着书,看出学生对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和表现力都比别的同级的学校高得多。

  但是理想主义的夏先生终于碰着实际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长经先生意见越来越差异,跟他的至亲在学校任主要职务的意见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关系上还保持着对 他们的友谊和亲谊;一面在学校政策上却坚执着他的主张,他的理论,不妥协,不让步。他不用强力,只是不合作;终于他和一些朋友都离开了春晖中学。朋友中匡互生等几位先生便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可是夏先生对办学校从此灰心了。但他对教育事业并不灰心,这是他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又和一些朋友创办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写作他所专长的国文科的指导书籍。《中学生杂志》和他的书的影响,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是始终献身于教育,献身于教育的理想的人。

  夏先生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学工的,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许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响。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校长就是经子渊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实践感化教育,的确收了效果;我从受过他们的教的人可以亲切的看出。后来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师。夏先生和我说过,那时他也认真的考虑过出家。他虽然到底没有出家,可是受弘一师的感动极大,他简直信仰弘一师。自然他对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仪式上。他是热情的人,他读《爱的教育》,曾经流了好多泪。他翻译这本书,是抱着佛教徒了愿的精神在动笔的,从这件事上可以见出他将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这也正是他的从事教育事业的态度。他爱朋友,爱青年,他关心他们的一切。在春晖中学时,学生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批评家",同事也常和他开玩笑,说他有"支配欲".其实他只是太关心别人了,忍不住参加一些意见罢了。他的态度永远是亲切的,他的说话也永远是亲切的。

  夏先生才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

  1946年7月5日作。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这半年来同事们和同学们常常谈到"清华精神".自己虽然不是清华人,但是在校服务多年,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大的兴趣。有一回和一位同学谈话,曾经假定清华精神是"服务".后来和钱伟长先生谈起,他似乎觉得清华精神是"独立的、批评的",例如清华人到一个机关服务,往往喜欢表示自己的意见,不甘心苟同。我承认钱先生的看法,连带着他的例子,是有理由的。但是关于"服务",我还请申说一下。

  提到"服务",很容易想到青年会。青年会的服务精神有它的好处和缺点,这里不想讨论。我所假定的清华的服务精神,跟青年会的不同。为清楚起见,我现在想改为"实干". 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顾樵先生十多年前说过这样的话,现在看来大体似乎还是如此。顾先生说这些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钱先生的看法是指出他们的不重世故。这正是为了重事,要实干,要认真的干。青年人讨厌世故,重实干,虽然程度不同,原是一般的趋向。不过清华跟都市隔得远些,旧制生出洋五年,更跟中国隔得远些,加上清华学生入学时一般年岁也许小些,因此这种现象就特别显着。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秩序等。乍看这些似乎是小事,可是实在是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的联系着的。

  有人也许觉得这种实干的精神固然很好,不过太强调了这种精神,有时会使人只见树而不见林。然而这是春秋责备贤者的话,能够一棵树一棵树的修整着,究竟是对林子有帮助的。

  1947年4月21日作。

  (原载1947年4月27日《清华周刊》复刊第10期)新中国在望中抗战的中国在我们的手里,胜利的中国在我们的面前,新生的中国在我们的望中。

  中国要从工业化中新生。我们要自己制造飞机,坦克车,军舰;我们要有自己的天,自己的地,自己的海。我们要有无数的"机器的奴隶"给我们工作;穿的,吃的,住的,代步的,都教它们做出来。我们用机器制造幸福,不靠神圣以及不可知的力量。

  中国要从民主化中新生。贤明的领袖应该不坐在民众上头,而站在民众中间;他们和民众面对面,手挽手。他们拉着民众向前走,民众也推着他们向前走。民众叫出自己的声音, 他们集中民众的力量。各级政府都建设在民众的声音和力量上,为了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而努力。这是民治,民有,民享。

  中国要从集纳化中新生。地广民众的中国要统一意志与集中力量,必得靠公众的喉舌,打通层层的壁垒。报纸将和柴米油盐并肩列为人们的"开门"几件事之一。这就是集结化。报纸要表现时代,批评时代,促进时代;它不但得在四万万人的手里,并且得在四万万人的心里。它会给你知识,给你故事,给你诗,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建立自己,建立国家。

  是的,在我们面前的是胜利的中国,在我们望中的是新生的中国。可是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新中国不会到我们手里!

  1942年12月7日作说 梦伪《列子》里有一段梦话,说得甚好:

  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不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弥勤。昼则呻呼而即事,夜则昏惫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梦为国君:居人民之上,总一国之事;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尹氏心营世事,虑钟家业,心形俱疲,夜亦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挞,无不至也。眠中啽呓呻呼,彻旦息焉。……此文原意是要说出"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邪?"这其间大有玄味,我是领略不着的;我只是断章取义地赏识这件故事的自身,所以才老远地引了来。我只觉得梦不是一件坏东西。即真如这件故事所说,也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人生有限,我们若能夜夜有这样清楚的梦,则过了一日,足抵两日,过了五十岁,足抵一百岁;如此便宜的事,真是落得的。至于梦中的"苦乐",则照我素人的见解,毕竟是"梦中的"苦乐,不必斤斤计较的。若必欲斤斤计较,我要大胆地说一句:他和那些在墙上贴红纸条儿,写着"夜梦不祥,书破大吉"的,同样地不懂得梦!

  但庄子说道,"至人无梦。"伪《列子》里也说道,"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张湛注曰,"真人无往不忘,乃当不眠,何梦之有?"可知我们这几位先哲不甚以做梦为然,至少也总以为梦是不大高明的东西。但孔子就与他们不同,他深以"不复梦见周公"为憾;他自然是爱做梦的,至少也是不反对做梦的。--殆所谓时乎做梦则做梦者欤?我觉得"至人","真人",毕竟没有我们的份儿,我们大可不必妄想;只看"乃当不眠"一个条件,你我能做到么?唉,你若主张或实行"八小时睡眠",就别想做"至人","真人"了!但是,也不用担心,还有为我们掮木梢的:我们知道,愚人也无梦!他们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晓,一些儿梦的影子也找不着的!我们徼幸还会做几个梦,虽因此失了"至人","真人"的资格,却也因此而得免于愚人,未尝不是运气。至于"至人","真人"之无梦和愚人之无梦,究竟有何分别?却是一个难题。我想偷懒,还是摭拾上文说过的话来答吧:"真人……乃当不眠,……"而愚人是"一枕黑甜,哼呵到晓"的!再加一句,此即孔子所谓"上智与下愚不移"也。说到孔子,孔子不反对做梦,难道也做不了"至人","真人"?我说,"唯唯,否否!"孔子是"圣人",自有他的特殊的地位,用不着再来争 "至人","真人"的名号了。但得知道,做梦而能梦周公,才能成其所以为圣人;我们也还是够不上格儿的。

  我们终于只能做第二流人物。但这中间也还有个高低。高的如我的朋友P君:他梦见花,梦见诗,梦见绮丽的衣裳,……真可算得有梦皆甜了。低的如我: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地睡到天光;不过得声明,哼呵是没有的。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梦尽管做,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成夜地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虽然如此,有一点是知道的:梦中的天地是自由的,任你徜徉,任你翱翔;一睁眼却就给密密的麻绳绑上了,就大大地不同了!我现在确乎有些精神恍惚,这里所写的就够教你知道。但我不因此诅咒梦;我只怪我做梦的艺术不佳,做不着清楚的梦。若做着清楚的梦,若夜夜做着清楚的梦,我想精神恍惚也无妨的。照现在这样一大串儿糊里糊涂的梦,直是要将这个"我"化成漆黑一团,却有些儿不便。是的,我得学些本事,今夜做他几个好好的梦。我是彻头彻尾赞美梦的,因为我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

  (原载1925年10月《清华周刊》第24卷第8号)怀魏握青君两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些日子吧,我邀了几个熟朋友,在雪香斋给握青送行。雪香斋以绍酒着名。这几个人多半是浙江人,握青也是的,而又有一两个是酒徒,所以便拣了这地方。说到酒,莲花白太腻,白干太烈;一是北方的佳人,一是关西的大汉,都不宜于浅斟低酌。只有黄酒,如温旧书,如对故友,真是醰醰有味。只可惜雪香斋的酒还上了色;若是"竹叶青",那就更妙了。握青是到美国留学去,要住上三年;这么远的路,这么多的日子,大家确有些惜别,所以那晚酒都喝得不少。出门分手,握青又要我去中天看电影。我坐下直觉头晕。握青说电影如何如何,我只糊糊涂涂听着;几回想张眼看,却什么也看不出。终于支持不住,出其不意,哇地吐出来了。观众都吃一惊,附近的人全堵上了鼻子;这真有些惶恐。握青扶我回到旅馆,他也吐了。但我们心里都觉得这一晚很痛快。我想握青该还记得那种狼狈的光景吧?

  我与握青相识,是在东南大学。那时正是暑假,中华教育改进社借那儿开会。我与方光焘君去旁听,偶然遇着握青;方君是他的同乡,一向认识,便给我们介绍了。那时我只知道他很活动,会交际而已。匆匆一面,便未再见。三年前,我北来作教,恰好与他同事。我初到,许多事都不知怎样做好;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吃饭也在一处。因此常和他谈论。我渐渐知道他不只是很活动,会交际;他有他的真心,他有他的锐眼,他也有他的傻样子。许多朋友都以为他是个傻小子,大家都叫他老魏,连听差背地里也是这样叫他;这个太亲昵的称呼,只有他有。

  但他决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傻",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至少我在北京见着他是如此。那时他已一度受过人生的戒,从前所有多或少的严肃气分,暂时都隐藏起来了;剩下的只是那冷然的玩弄一切的态度。我们知道这种剑锋般的态度,若赤裸裸地露出,便是自己矛盾,所以总得用了什么法子盖藏着。他用的是一副傻子的面具。我有时要揭开他这副面具,他便说我是《语丝》派。但他知道我,并不比我知道他少。他能由我一个短语,知道全篇的故事。他对于别人,也能知道;但只默喻着,不大肯说出。他的玩世,在有些事情上,也许太随便些。但以或种意义说,他要复仇;人总是人,又有什么办法呢?至少我是原谅他的。

  以上其实也只说得他的一面;他有时也能为人尽心竭力。他曾为我决定一件极为难的事。我们沿着墙根,走了不知多少趟;他源源本本,条分缕析地将形势剖解给我听。你想,这岂是傻子所能做的?幸亏有这一面,他还能高高兴兴过日子;不然,没有笑,没有泪,只有冷脸,只有"鬼脸",岂不郁郁地闷煞人!

  我最不能忘的,是他动身前不多时的一个月夜。电灯灭后,月光照了满院,柏树森森地竦立着。屋内人都睡了;我们站在月光里,柏树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轻轻地诉说他生平冒险的故事。说一会,静默一会。这是一个幽奇的境界。他叙述时,脸上隐约浮着微笑,就是他心地平静时常浮在他脸上的微笑;一面偏着头,老像发问似的。这种月光,这种院子,这种柏树,这种谈话,都很可珍贵;就由握青自己再来一次,怕也不一样的。

  他走之前,很愿我做些文字送他;但又用玩世的态度说,"怕不肯吧?我晓得,你不肯的。"我说,"一定做,而且一定写成一幅横披--只是字不行些。"但是我惭愧我的懒,那"一定"早已几乎变成"不肯"了!而且他来了两封信,我竟未复只字。这叫我怎样说好呢?我实在有种坏脾气,觉得路太遥远,竟有些渺茫一般,什么便都因循下来了。好在他的成绩很好,我是知道的;只此就很够了。别的,反正他明年就回来,我们再好好地谈几次,这是要紧的。--我想,握青也许不那么玩世了吧。

  1928年5月25日夜。

  不知道世间有的是以不知为知的人。孔子老早就教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知识的诚实。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已经难,承认自己的不知道,更是难。一般人在知识上总爱表示自己知道,至少不愿意教人家知道自己不知道。苏格拉底也早看出这个毛病,他可总是盘问人家,直到那些人承认不知道而止。他是为真理。那些受他盘问的人,让他一层层逼下去,到了儿无可奈何,才只得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凡有一点儿躲闪的地步,这班人一定还要强词夺理,不肯轻易吐出"不知道"那句话的。在知识上肯坦白的承认自己不知道的,是个了不得的人,即使不是圣人,也该是君子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并且让人家知道自己的不知道,这是诚实,是勇敢。孔子说"是知也",这个不知道其实是真知道--至少真知道自己,所谓自知之明。

  世间可也有以不知为妙的人。《庄子·齐物论》记着: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三问而三不知。最后啮缺问道,"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的回答是,至人神妙不测,还有什么利害呢!他虽然似乎知道至人,可是并不知道至人知道不知道利害,所以还是一个不知。所以《应帝王》里说,"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庄学反对知识,王倪才会说知也许是不知,不知也许是知--再进一层说,那神妙不测的境界简直是个不可知。王倪的四个不知道使啮缺恍然悟到了那境界,所以他"跃而大喜".这是不知道的妙处,知道了妙处就没有了。《桃花源》里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太上隐者"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人与自然为一,也是个不知道的妙。

  人情上也有以不知道为妙的。章回小说叙到一位英雄落难,正在难解难分的生死关头,突然打住道,"不知英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叫做"卖关子".作书的或"说话的"明知道那英雄的性命如何,"看官"或听书的也明知道他知道,他却卖痴卖呆的装作不知道,愣说不知道。他知道大家关心,急着要知道,却偏偏且不说出,让大家更担心,更着急,这才更不能不去听他的看他的。妙就妙在这儿。再说少男少女未结婚的已结婚的提到他们的爱人或伴儿,往往只秃头说一个"他"或"她"字。你若问他或她是谁,那说话的会赌气似的答你,"不知道!"赌气似的是为你明知故问,害羞带撒娇可是一大半儿。孩子在赌气的时候,你问什么,他往往会给你一个"不知道!"专心的时候也会如此。就是不赌气不专心的时候,你若问到他忌讳或瞒人的话,他还会给你那个"不知道!"而且会赌起气来,至少也会赌气似的。孩子们总还是天真,他的不知道就是天真的妙。这些个不知道其实是"不告诉你!"或"不理你!"或"我管不着!"有些脾气不好的成人,在脾气发作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似的,问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你弄坏了他的东西或事情向他商量怎么办的时候,他的第一句答话往往是重重的或冷冷的一个"不知道!"这儿说的还是和你平等的人,若是他高一等,那自然更够受的。--孩子遇见这种情形,大概会哭闹一场,可是哭了闹了就完事,倒不像成人会放在心里的。--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不高兴说给你!"成人也有在专心的时候问什么都不知道的,那是所谓忘性儿大的人,不太多,而且往往是一半儿忘,一半儿装。忌讳的或瞒人的话,成人的比孩子的多而复杂,不过临到人家问着,他大概会用轻轻的一个"不知道"遮掩过去;他不至于动声色,为的是动了声色反露出马脚。至于像"你这个人真是,不知道利害!"还有,"咳,不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这儿的不知道却一半儿认真,一半闹着玩儿。认真是真不知道,因为谁能知道呢?你可以说:"天知道你这个人多利害!""鬼知道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还是一样的语气。"天知道","鬼知道",明明没有人知道。既然明明没有人知道,还要说"不知道",不是费话?闹着玩儿?闹着玩可并非没有意义,这个不知道其实是为了加重语气,为了强调"你这个人多利害","得多少钱才够我花的"那两句话。

  世间可也有成心以知为不知的,这是世故或策略。俗语道,"一问三不知",就指的这种世故人。他事事怕惹是非,担责任,所以老是给你一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说什么,闹出了大小错儿是你们的,牵不到他身上去。这个可以说是"明哲保身"的不知道。老师在教室里问学生的书,学生回答"不知道".也许他懒,没有看书,答不出;也许他看了书,还弄不清楚,想着答错了还不如回一个不知道,老师倒可以多原谅些。后一个不知道便是策略。五四运动的时候,北平有些学生被警察厅逮去送到法院。学生会请刘崇佑律师作辩护人。刘先生教那些学生到法院受讯的时候,对于审判官的问话如果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或者怕出了岔儿,就干脆说一个"不知道".真的,你说"不知道",人家抓不着你的把柄,派不着你的错处。从前用刑讯,即使真不知道,也可以逼得你说"知道",现在的审判官却只能盘问你,用话套你,逼你,或诱你,说出你知道的。你如果小心提防着,多说些个"不知道",审判官也没法奈何你。这个不知道更显然是策略。不过这策略的运用还在乎人。老辣的审判官在一大堆费话里夹带上一两句要紧话,让你提防不着,也许你会漏出一两个知道来,就定了案,那时候你所有的不知道就都变成废物了。

  最需要"不知道"这策略的,是政府人员在回答新闻记者的问话的时候。记者若是提出不能发表或不便发表的内政外交问题来,政府发言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总得答话,可是又着不得一点儿边际,所以有些左右为难。固然他有时也可以"默不作声",有时也可以老实答道,"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但是这么办得发言人的身份高或问题的性质特别严重才成,不然便不免得罪人。在平常的情形之下,发言人可以只说"不知道",既得体,又比较婉转。

  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无可奉告",比"不能奉告"或"不便奉告"语气略觉轻些。至于发言人究竟是知道,是不知道,那是另一回事儿,可以不论。现代需用这一个不知道的机会很多。每回的局面却不完全一样。发言人斟酌当下的局面,有时将这句话略加变化,说得更婉转些,也更有趣些,教那些记者不至于窘着走开去。这也可以说是新的人情世故,这种新的人情世故也许比老的还要来得微妙些。

  这个"不知道"的变化,有时只看得出一个"不"字。例如说,"未获得续到报告之前,不能讨论此事",其实就是"现在无可奉告"的意思。前年九月二十日,美国赫尔国务卿接见记者时,"某记者问,外传美国远东战队已奉令集中菲律宾之加维特之说是否属实。赫尔答称,'微君言,余固不知此事。'"从现在看,赫尔的话大概是真的,不过在当时似乎只是一句幽默的辞令,他的"不知"似乎只是策略而已。去年八月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首相在大西洋上会晤,华盛顿六日国际社电--"海军当局宣称:当局接得总统所发波多马克号游艇来电,内称游艇现正沿海岸缓缓前进;电讯中并未提及总统将赴海上某地与英首相会晤。"这是一般的宣告,因为当时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但是宣告里只说了些闲话,紧要关头却用"电讯中并未提及"一句遮掩过去,跟没有说一样。还有,威尔基去年从英国回去,参议员克拉克问他,"威尔基先生,你在周游英伦时,英国希望美国派舰护送军备,你有些知道吗?"威尔基答道,"我想不起有人表示过这样的愿望。""想不起"比"不知道"活动得多;参议员不是新闻记者,威尔基不能不更婉转些,更谨慎些--,可是结果也还是一个"无可奉告".

  这个不知道有时甚至会变成知道,不过知道的都是些似相干又似不相干的事儿,你摸不着头脑,还是一般无二。前年十月八日华盛顿国际社电,说罗斯福总统"恐亚洲局势因滇缅路重开而将发生突变","日来屡与空军作战部长史塔克,海军舰队总司令李却逊,及前海军作战部长现充国防顾问李海等三巨头会商。总统并于接见记者时称,彼等会谈时仅研究地图而已云云。""仅研究地图而已"是答应了"知道",但是这样轻描淡写的,还是"不知道"的比"知道"的多。去年五月,澳总理孟席尔到美国去,谒见罗斯福总统,"会谈一小时之久。后孟氏对记者称:吾人仅对数项事件,加以讨论,吾人实已经行地球一周,结果极令人振奋云。澳驻美公使加赛旋亦对记者称,澳总理与总统所商谈者为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经行地球一周","古今与将来之事件","知道"的圈儿越大,圈儿里"不知道"的就越多。

  这个不知道还会变成"他知道".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记者"问总统对于野村大使所谓日美政策之暌隔必须弥缝,有何感想。总统避不作答,仅谓现已有人以此事询诸赫尔国务卿矣。"已经有人去问赫尔国务卿,国务卿知道,总统就不必作答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华盛顿合众社电,说罗斯福总统今日接见记者,说"美国过去曾两次不宣而战,第一次系北非巴巴拉之海盗,曾于一八八三年企图封锁地中海上美国之航行。第二次美将派海军至印度,以保护美国商业,打击英、法、西之海盗。""记者询以'今日亦有巴巴拉海盗式之人物乎?'总统称,'请诸君自己判断可也。'""诸君自己判断",你们自己知道,总统也就不必作答了。"他知道"或"你知道",还用发言人的"我"说什么呢?--这种种的变形,有些虽面目全非,细心吟味,却都从那一个不知道脱胎换骨,不过很微妙就是了。发言人临机应变,尽可层出不穷,但是百变不离其宗;这个不知道也算是神而明之的了。

  1942年1月5日作。

  (原载1942年1月12日《当代评论》第2卷第1期)蒙自杂记我在蒙自住过五个月,我的家也在那里住过两个月。我现在常常想起这个地方,特别是在人事繁忙的时候。

  蒙自小得好,人少得好。看惯了大城的人,见了蒙自的城圈儿会觉得像玩具似的,正像坐惯了普通火车的人,乍踏上个碧石小火车,会觉得像玩具似的一样。但是住下来,就渐渐觉得有意思。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不消几趟就走熟了。书店,文具店,点心店,电筒店,差不多闭了眼可以找到门儿。城外的名胜去处,南湖,湖里的崧岛,军山,三山公园,一下午便可走遍,怪省力的。不论城里城外,在路上走,有时候会看不见一个人。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这教我想起了台州和白马湖,在那两处住的时候,也有这种静味。

  大街上有一家卖糖粥的,带着卖煎粑粑。桌子凳子乃至碗匙等都很干净,又便宜,我们联大师生照顾的特别多。掌柜是个四川人,姓雷,白发苍苍的。他脸上常挂着微笑,却并不是巴结顾客的样儿。他爱点古玩什么的,每张桌子上,竹器瓷器占着一半儿;糖粥和粑粑便摆在这些桌子上吃。他家里还藏着些"精品",高兴的时候,会特地去拿来请顾客赏玩一番。老头儿有个老伴儿,带一个伙计,就这么活着,倒也自得其乐。我们管这个铺子叫"雷稀饭",管那掌柜的也叫这名儿;他的人缘儿是很好的。

  城里最可注意的是人家的门对儿。这里许多门对儿都切合着人家的姓。别地方固然也有这么办的,但没有这里的多。散步的时候边看边猜,倒很有意思。但是最多的是抗战的门对儿。昆明也有,不过按比例说,怕不及蒙自的多;多了,就造成一种氛围气,叫在街上走的人不忘记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这似乎也算利用旧形式宣传抗战建国,是值得鼓励的。眼前旧历年就到了,这种抗战春联,大可提倡一下。

  蒙自的正式宣传工作,除党部的标语外,教育局的努力,也值得记载。他们将一座旧戏台改为演讲台,又每天张贴油印的广播消息。这都是有益民众的。他们的经费不多,能够逐步做去,是很有希望的。他们又帮忙北大的学生办了一所民众夜校。报名的非常踊跃,但因为教师和座位的关系,只收了二百人。夜校办了两三个月,学生颇认真,成绩相当可观。那时蒙自的联大要搬到昆明来,便只得停了。教育局长向我表示很可惜;看他的态度,他说的是真心话。蒙自的民众相当的乐意接受宣传。联大的学生曾经来过一次灭蝇运动。四五月间蒙自苍蝇真多。有一位朋友在街上笑了一下,一张口便飞进一个去。灭蝇运动之后,街上许多食物铺子,备了冷布罩子,虽然简陋,不能不说是进步。铺子的人常和我们说,"这是你们来了之后才有的呀。"可见他们是很虚心的。

  蒙自有个火把节,四乡是在阴历六月二十四晚上,城里是二十五晚上。那晚上城里人家都在门口烧着芦秆或树枝,一处处一堆堆熊熊的火光,围着些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孩子们手里更提着烂布浸油的火球儿晃来晃去的,跳着叫着,冷静的城顿然热闹起来。这火是光,是热,是力量,是青年。四乡地方空阔,都用一棵棵小树烧;想象着一片茫茫的大黑暗里涌起一团团的热火,光景够雄伟的。四乡那些夷人,该更享受这个节,他们该更热烈的跳着叫着罢。这也许是个拔除节,但暗示着生活力的伟大,是个有意义的风俗;在这抗战时期,需要鼓舞精神的时期,它的意义更是深厚。

  南湖在冬春两季水很少,有一半简直干得不剩一点二滴儿。但到了夏季,涨得溶溶滟滟的,真是返老还童一般。湖堤上种了成行的由加利树;高而直的干子,不差什么也有"参天"之势。细而长的叶子,像惯于拂水的垂杨,我一站到堤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十刹海。再加上崧岛那一带田田的荷叶,亭亭的荷花,更像什刹海了。崧岛是个好地方,但我看还不如三山公园曲折幽静。这里只有三个小土堆儿。几个朴素小亭儿。可是回旋起伏,树木掩映,这儿那儿更点缀着一些石桌石墩之类;看上去也罢,走起来也罢,都让人有点余味可以咀嚼似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位李崧军长。南湖上的路都是他的军士筑的,崧岛和军山也是他重新修整的;而这个小小的公园,更见出他的匠心。这一带他写的匾额很多。他自然不是书家,不过笔势瘦硬,颇有些英气。

  联大租借了海关和东方汇理银行旧址,是蒙自最好的地方。海关里高大的由加利树,和一片软软的绿草是主要的调子,进了门不但心胸一宽,而且周身觉得润润的。树头上好些白鹭,和北平太庙里的"灰鹤"是一类,北方叫做"老等".那洁白的羽毛,那伶俐的姿态,耐人看,一清早看尤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条灌木林的甬道,夜里月光从叶缝里筛下来,该是顶有趣的。另一个角落长着些芒果树和木瓜树,可惜太阳力量不够,果实结得不肥,但沾着点热带味,也叫人高兴。银行里花多,遍地的颜色,随时都有,不寂寞。最艳丽的要数叶子花。花是浊浓的紫,脉络分明活像叶,一丛丛的,一片片的,真是"浓得化不开".花开的时候真久。我们四月里去,它就开了,八月里走,它还没谢呢。

  1939年2月5~6日作(原载1939年4月30日《新云南》第3期)撩天儿《世说新语·品藻》篇有这么一段儿: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肾熟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王子敬只谈谈天气,谢安引《易系辞传》的句子称赞他话少的好。《世说》的作者记他的两位哥哥"多说俗事",那么,"寒温"就是雅事了。"寡言"向来认为美德,原无雅俗可说;谢安所赞美的似乎是"寒温'而已'",刘义庆所着眼的却似乎是"'寒温'而已",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寡言"虽是美德,可是"健谈","谈笑风生",自来也不失为称赞人的语句。这些可以说是美才,和美德是两回事,却并不互相矛盾,只是从另一角度看人罢了。只有"花言巧语"才真是要不得的。古人教人寡言,原来似乎是给执政者和外交官说的。这些人的言语关系往往很大,自然是谨慎的好,少说的好。后来渐渐成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却也有它的缘故。说话不免陈述自己,评论别人。这些都容易落把柄在听话人的手里。旧小说里常见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就是教人少陈述自己。《女儿经》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家是非你莫管",就是教人少评论别人。这些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说话并不一定陈述自己,评论别人,像谈论天气之类。就是陈述自己,评论别人,也不一定就"全抛一片心",或道"张家长,李家短"."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这儿就用得着那些美才了。但是"花言巧语"却不在这儿所谓"巧妙"的里头,那种人往往是别有用心的。所谓"健谈","谈笑风生",却只是无所用心的"闲谈","谈天","撩天儿"而已。

  "撩天儿"最能表现"闲谈"的局面。一面是"天儿",是"闲谈"少不了的题目,一面是"撩","闲谈"只是东牵西引那么回事。这"撩"字抓住了它的神儿。日常生活里,商量,和解,乃至演说,辩论等等,虽不是别有用心的说话,却还是有所用心的说话。只有"闲谈",以消遣为主,才可以算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说话。人们是不甘静默的,爱说话是天性,不爱说话的究竟是很少的。人们一辈子说的话,总计起来,大约还是闲话多,费话多;正经话太用心了,究竟也是很少的。

  人们不论怎么忙,总得有休息:"闲谈"就是一种愉快的休息。这其实是不可少的。访问,宴会,旅行等等社交的活动,主要的作用其实还是闲谈。西方人很能认识闲谈的用处。十八世纪的人说,说话是"互相传达情愫,彼此受用,彼此启发"的。十九世纪的人说,"谈话的本来目的不是增进知识,是消遣"二十世纪的人说,"人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谈话并不比苍蝇的哼哼更有意义些;可是他愿意哼哼,愿意证明他是个活人,不是个蜡人。谈话的目的,多半不是传达观念,而是要哼哼".

  "自然,哼哼也有高下;有的像蚊子那样不停的响,真教人生气。可是在晚餐会上,人 宁愿作蚊子,不愿作哑子。幸而大多数的哼哼是悦耳的,有些并且是快心的。"看!十八世纪还说"启发",十九世纪只说"消遣",二十世纪更只说"哼哼",一代比一代干脆,也一代比一代透彻了。闲谈从天气开始,古今中外,似乎一例。这正因为天气是个同情的话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又无需乎陈述自己或评论别人。刘义庆以为是雅事,便是因为谈天气是无所为的,无所用心的。但是后来这件雅事却渐渐成为雅俗共赏了;闲谈又叫"谈天",又叫"撩天儿",一面见出天气在闲谈里的重要地位,一面也见出天气这个话题已经普遍化到怎样程度。因为太普遍化了,便有人嫌它古老,陈腐;他们简直觉得天气是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于是天气有时成为笑料,有时跑到讽刺的笔下去。

  有一回,一对未婚的中国夫妇到伦敦结婚登记局里,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天上云沉沉的,那位管事的老头儿却还笑着招呼说,"早晨好!天儿不错,不是吗?"朋友们传述这个故事,都当作笑话。鲁迅先生的《立论》也曾用"今天天气哈构构"讽刺世故人的口吻。那位老头儿和那种世故人来的原是"客套"话,因为太"熟套"了,有时就不免离了谱。但是从此可见谈天气并不一定认真的谈天气,往往只是招呼,只是应酬,至多也只是引子。笑话也罢,讽刺也罢,哼哼总得哼哼的,所以我们都不断的谈着天气。天气虽然是个老题目,可是风云不测,变化多端,未必就是个腐题目;照实际情形看,它还是个好题目。去年二月美大使詹森过昆明到重庆去。昆明的记者问他,"此次经滇越路,比上次来昆,有何特殊观感?"他答得很妙:"上次天气炎热,此次气候温和,天朗无云,旅行甚为平安舒适。"这是外交辞令,是避免陈述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明显的例子。天气有这样的作用,似乎也就无可厚非了。

  谈话的开始难,特别是生人相见的时候。从前通行请教"尊姓","台甫","贵处",甚至"贵庚"等等,一半是认真--知道了人家的姓字,当时才好称呼谈话,虽然随后大概是忘掉的多--,另一半也只是哼哼罢了。自从有了介绍的方式,这一套就用不着了。这一套里似乎只有"贵处"一问还可以就答案发挥下安;别的都只能一答而止,再谈下去,就非换题目不可,那大概还得转到天气上去,要不然,也得转到别的一些琐屑的节目上去,如"几时到的?路上辛苦吧?是第一次到这儿罢?"之类。用介绍的方式,谈话的开始更只能是这些节目。若是相识的人,还可以说"近来好吧?""忙得怎么样?"等等。这些琐屑的节目像天气一样是哼哼词儿,可只是特殊的调儿,同时只能说给一个人听,不像天气是普通的调儿,同时可以说给许多人听。所以天气还是打不倒的谈话的引子--从这个引子可以或断或连的牵搭到四方八面去。

  但是在变动不居的非常时代,大家关心或感兴趣的题目多,谈话就容易开始,不一定从天气下手。天气跑到讽刺的笔下,大概也就在这当儿。我们的正是这种时代。抗战,轰炸,政治,物价,欧战,随时都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话,而且尽够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无须换题目。新闻本是谈话的好题目,在平常日子,大新闻就能够取天气而代之,何况这时代,何况这些又都是关切全民族利害的!政治更是个老题目,向来政府常禁止人们谈,人们却偏爱谈。袁世凯、张作霖的时代,北平茶楼多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正见出人们的爱谈国事来。但是新闻和政治总还是跟在天气后头的多,除了这些,人们爱谈的是些逸闻和故事。这又全然回到茶余酒后的消遣了。还有性和鬼,也是闲谈的老题目。据说美国有个化学家,专心致志的研究他的化学,差不多不知道别的,可就爱谈性,不惜一晚半晚的谈下去。鬼呢,我们相信的明明很少,有时候却也可以独占一个晚上。不过这些都得有个引子,单刀直入是很少的。

  谈话也得看是哪一等人。平常总是地位差不多职业相近似的人聚会的时候多,话题自然容易找些。若是聚会里夹着些地位相殊或职业不近的人,那就难点儿。引子倒是有现成的, 如上文所说种种,也尽够用了,难的是怎样谈下去。若是知识或见闻够广博的,自然可以抓住些新题目,适合这些特殊的客人的兴趣,同时还不至于冷落了别人。要不然,也可以发挥自己的熟题目,但得说成和天气差不多的雅俗共赏的样子。话题就难在这"共赏"或"同情"上头。不用说,题目的性质是一个决定的因子。可是无论什么地位什么职业的人,总还是人,人情是不相远的。谁都可以谈谈天气,就是眼前的好证据。虽然是自己的熟题目,只要拣那些听起来不费力而可以满足好奇心的节目发挥开去,也还是可以共赏的。

  这儿得留意隐藏着自己,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身份。但是"自己"并非不能作题目,"自己"也是人,只要将"自己"当作一个不多不少的"人"陈述着,不要特别爱惜,更不要得意忘形,人们也会同情的。自己小小的错误或愚蠢,不妨公诸同好,用不着爱惜。自己的得意,若有可以引起一般人兴趣的地方,不妨说是有一个人如此这般,或者以多报少,像不说"很知道"而说"知道一点儿"之类。用自己的熟题目,还有一层便宜处。若有大人物在座,能找出适合他的口味而大家也听得进去的话题,固然很好,可是万一说了外行话,就会引得那大人物或别的人肚子里笑,不如谈自己的倒是善于用短。无论如何,一番话总要能够教座中人悦耳快心,暂时都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和职业才好。

  有些人只愿意人家听自己的谈话。一个声望高,知识广,听闻多,记性强的人,往往能够独占一个场面,滔滔不绝的谈下去。他谈的也许是若干牵搭着的题目,也许只是一个题目。若是座中只三五个人,这也可以是一个愉快的场面,虽然不免有人抱向隅之感。若是人多了,也许就有另行找伴儿搭话的,那就有些杀风景了。这个独占场面的人若是声望不够高,知识和经验不够广,听话的可窘了。人多还可以找伴儿搭话,人少就只好干耗着,一面想别的。在这种聚会里,主人若是尽可能预先将座位安排成可分可合的局势,也许方便些。平常的闲谈可总是引申别人一点儿,自己也说一点儿,想着是别人乐意听听的;别人若乐意听下去,就多说点儿。还得让那默默无言的和冷冷儿的收起那长面孔,也高兴的听着。这才有意思。闲谈不一定增进人们的知识,可是对人对事得有广泛的知识,才可以有谈的;有些人还得常常读些书报,才不至于谈的老是那几套儿。并且得有好性儿,要不然,净闹别扭,真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记性和机智不用说也是少不得的。记性坏,往往谈得忽断忽连的,教人始而闷气,继而着急。机智差,往往赶不上点儿,对不上茬儿。闲谈总是断片的多,大段的需要长时间,维持场面不易。又总是报告的描写的多,议论少。议论不能太认真,太认真就不是闲谈;可也不能太不认真,太不认真就不成其为议论;得斟酌乎两者之间,所以难。议论自然可以批评人,但是得泛泛儿的,远远儿的;也未尝不可骂人,但是得用同情口吻。你说这是戏!人生原是戏。戏也是有道理的,并不一定是假的。闲谈要有意思;所谓"语言无味",就是没有意思。不错,闲谈多半是费话,可是有意思的费话和没有意思的还是不一样。"又臭又长",没有意思;重复,矛盾,老套儿,也没有意思。"又臭又长"也是机智差,重复和矛盾是记性坏,老套儿是知识或见闻太可怜见的。所以除非精力过人,谈话不可太多,时间不可太久,免得露了马脚。古语道,"言多必失",这儿也用得着。

  还有些人只愿意自己听人家的谈话。这些人大概是些不大能,或者有"一锥子也扎不出一句话"的,可是少。那不是笨货就是怪人,可以存而不论。平常所谓不能谈话的,也许是知识或见闻不够用,也许是见的世面少。这种人在家里,在亲密的朋友里,也能有说有笑的,一到了排场些的聚会,就哑了。但是这种人历练历练,能以成。也许是懒。这种人记性大概不好;懒得谈,其实也没谈的。还有,是矜持。这种人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们在等着一句聪明的话,可是老等不着。--等得着的是"谈言微中"的真聪明人;这种人不能说是不能谈话,只能说是不爱谈话。不爱谈话的却还有深心的人;他们生怕露了什么口风,落了什么把柄似的,老等着人家开口。也还有谨慎的人,他们只是小心,不是深心;只是自己不谈或少谈,并不等着人家。这是明哲保身的人。向来所赞美的"寡言",其实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寡言"原来似乎是针对着战国时代"好辩"说的。后世有些高雅的人,觉得话多了就免不了说到俗事上去,爱谈话就免不了俗气,这和"寡言"的本义倒还近些。这些爱"寡言"的人也有他们的道理,谢安和刘义庆的赞美都是值得的。不过不能谈话不爱谈话的人,却往往更愿意听人家的谈话,人情究竟是不甘静默的。--就算谈话免不了俗气,但俗的是别人,自己只听听,也乐得的。一位英国的无名作家说过:"良心好,不愧于神和人,是第一件乐事,第二件乐事就是谈话。"就一般人看,闲谈这一件乐事其实是不可少的。

  (原载1941年1月20日《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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