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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伏尔泰

书名:宽容 作者:(美)房龙 本章字数:11371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0日 16:31


二十五、伏尔泰

  

  现在,我们常听别人谈起新闻广告人员的可怕工作,好多好心人都责斥“宣传”是当今魔鬼的成功的一项发明,是种既新奇但仍显拙劣的方法,目的在于引起人们对某个人或某项事业的注意。可这样的责备已是老生常谈。通常认为“宣传”是近期才发明的。可是倘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看过去的事情,便会发现这和事实刚好相反。《旧约》中的预言家,无论大小,曾经都是善于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大师。用新闻行业的话来说就是,希腊与罗马的历史是一个绵延不绝、持续不断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十分得体。可大多数都是目前就连百老汇都不会刊登的五花八门、粗俗卑劣的宣传。

  像路德与加尔文这样的改革者们都完全明白精心安置的广告宣传的巨大作用。我们不能够责备他们。他们有别于红菊花,只需谦卑快乐地在路边生长就行。他们很认真。他们希望将自己的看法发扬光大。要获得成功,吸引不了一大群追随者怎可以呢?

  在一个寺院里的安静角落,肯皮斯的某一个托马斯在那儿生活了长达八十年之久,这样的长期自我流放,假如及时打广告(依据事实的原本面目),便能产生深远的道德方面的影响,人们会随着好奇心去阅读那本有关他一生祷告与思考结晶的著作,书会很畅销。然而倘若阿西斯的某一弗朗西斯或者是罗耀拉想在未离开人世之前目睹自己的劳动绩效,那他们得不惜一切代价地运用现在往往与马戏团或者是电影新星联系在一起的那样的方法。

  基督教尤其强调谦虚,对那些精神谦卑的人进行赞美。然而赞扬这些美德的布道现在之所以可以变成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却是由于当时在宣传时用了特殊的方式。

  难怪那些被指责是教堂不共戴天的仇人的男女们,在同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桎梏作斗争时,便从《圣经》上撕下一页,并运用一种尤为奇特的宣传方法。

  我提供这一小小的解释,是因为伟大的学者伏尔泰,他善于做大量宣传工作,时常不择手段地利用老百姓精神上的空虚,因此常常受抨击。可能他的手法并不一直那样高明,不过那些因他而获救的人可能不这样认为。

  更进一步来讲,就和检验布丁需品尝之后才知道一样,对像伏尔泰这种人的成功和失败也该依据他到底给他的同胞们作了怎样的贡献来判定,而并非他所喜欢的服饰、玩笑或者是糊墙纸。

  有一天这个奇怪的人忽然觉得自己很不错了,于是说:“我没有王权又怎样?可我有一支笔。”他说的是对的。他有一支笔。也有好多支笔。他是鹅的天敌,那是因为他使用的鹅毛笔比二十多个普通作家使用的笔还要多。他是文学巨人,文学巨人大都孤独一人,就算是在最可怕的环境中所写的文章也与作家协会全部的作家总数不分上下。他在肮脏的乡间客栈里执笔疾书。他在冰冷孤寂的乡下客房中发表了数不清的六韵步诗。在他格林威治寄宿的房间的地板上到处散布着他的稿纸。墨水被他飞溅到了普鲁士王家处所的地毯上,还用了很多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字母的私人信笺。当他还在玩铁环和弹球时,尼农?德?兰克罗曾赠给他一笔不少的零花钱,让他“可以买一些书”,八十年之后在同一个巴黎,我们听到他说要买一大本大开纸与散装咖啡,以便在逃脱不了的死亡来临之前再写一部书。

  有关他撰写的悲剧、故事、诗歌、哲学与物理论文,都不用在该书中用一章的篇幅来评论。与同时期的几十个诗人相比他的十四行诗写得并不好。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的资料既不可靠,又相当乏味,在科学方面的探索他也不过是达到我们在星期天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样的水平。

  可他是愚蠢、狭隘、执拗与凶残的敌人,因为勇敢、坚强,他的影响持续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战以前。

  伏尔泰生活的时代是走极端的时期,一方面是个自私无比和腐败守旧的宗教、社会与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积极却又太过热忱的青年男女,他们希望有个太平盛世,可完全没有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之上,无非是一片好心而已。他是个毫不起眼的公证员的儿子,面无血色,体弱多病,幽默诙谐的命运将他带到了鲨鱼与蝌蚪的大旋涡中,除了溺死,就是游出来这两种选择。他选择了后者,想游出来冲到岸上。他长时期与逆境作战的斗争方式时常让人怀疑。他乞求、奉承、扮演小丑的角色。可这是在他无任何版税与成为文学神匠之前的行为。让这个从来也不为糊口而写粗糙作品的作者将第一块石头扔出去吧!

  这不是说伏尔泰为多扔几块砖块而发愁。在他漫长繁忙的一生之中,他致力和愚蠢斗争,历经了不计其数的挫败,所以对被当众挨打或是挨人家扔过来的香蕉皮这样的小事毫不在乎。然而他是一个顽强不屈、充满希望的乐天派。假如今天他在国王的监狱里打发时间,说不定第二天便会在驱逐他那个宫廷里得到一个名声显赫的职称。倘若说他的一生都不得不去听那些恼怒的乡村教士谩骂他是基督教的敌人,谁又能知道在塞满了情书的旧橱窗的角落里,兴许还扔着教皇赠予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来证明他既遭受到了教会的责难,也得到了教会的赞许。

  对他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

  他尽情地享受人世间的快乐,年复一年过着奇特、多姿多彩的生活。

  在血统上伏尔泰属于中间阶层。他的父亲,因为少一个体面的名称,能够称为是开私立信托公司的人。他给很多富豪贵族的心腹做事,兼管他们的法律以及财务事宜,所以年轻的亚鲁艾(因这是他家的姓)习惯于和比自己的家境稍为好点的人家打交道,这为他后来压倒大部分文学对手提供了有利条件,他的母亲名叫德?奥玛尔德。是个穷姑娘,没给丈夫带来任何嫁妆。不过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一切法国中产阶级(同普通欧洲人,尤其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的丈夫认为得到这样的奖赏是非常幸运的了。她的儿子也沉醉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光环中,一开始写作他就将具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具有贵族血统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可是他怎样更改、在哪个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个未解之谜。他有个哥哥,一个姐姐。伏尔泰很喜欢他的姐姐,母亲去世后姐姐一直照顾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虔诚的牧师,十分热情与正直,可伏尔泰不喜欢他,这是他尽可能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原因之一。

  父亲亚鲁艾不傻,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很难管束的人。所以将他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与斯巴达式教育方式的人。虔诚的教士极尽努力去开导他,给这位腿脚细长的学生进行已消亡和还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知识训练。然而他们觉得无法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本领,从一开始这就让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时,教士们都非常乐意让他离开耶稣教会。为了博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法律。可悲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成天闭门读书。晚上有许多闲暇时光。为了打发时间,伏尔泰要么为地方报纸写一些幽默风趣的小故事,要么就是在周围的咖啡馆给他的挚友朗读他的文学新作品。通常两百年以前过这样的生活是会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完全认识到儿子所冒的风险。他求助一个影响颇深的朋友,让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大使馆里获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荷兰的首都,那时与现在一样,单调的很。因为无所事事,伏尔泰于是就和一个不是很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位社交界的记者,一个让人生畏的女性。这个夫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嫁一个更有前途的人,就马上找到了法国大使,希望他在全市还不知晓这件丑闻时将这个危险的罗密欧赶走。大使自己已是身不由己了,不想再惹事端。秘书被他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往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之后,弗朗西斯丢了工作,又一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下。

  在这种紧急的关头,亚鲁艾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计谋经常被有朋友在宫廷工作的法国人运用。他请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封印的信件”,将信放在儿子面前,让他或者到强制空闲的监狱中去,或者是写一份前往法律学校用功学习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第二种出路,并保证成为勤奋与用功的典范。他信守承诺,快乐地投进了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当中去,他的勤奋让整个城市都议论纷纷。这肯定不对父亲的口味,因而他决定行使做父亲的权利将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地方赶走,要他到乡下的一个朋友家待一年。

  在乡下,每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空余时间(星期日也包括其中),伏尔泰开始认真仔细地学习文学,而且他的第一个剧本也出炉问世了。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与受益匪浅的枯燥生活过后,他被允许回到了灯红酒绿的首都,他立刻写了一系列挖苦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他失去的时间。实际上对于那个卑鄙的老恶棍,怎样骂他都不过分,不过伏尔泰如此替他做宣传他一点也不喜欢。后来的文章导致了他的第二次流放,最后还必须去巴士底狱待一小段时间。然而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给伏尔泰这样的在社会上很有威望的青年绅士准备的牢房,一点也不坏。囚犯不能擅自离开房间,可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正合伏尔泰的心意。巴黎中心的某间孤独监狱给了他做一些踏实工作的机会。在被释放之时他已经完成了几个剧本了,而且都很成功,其中之一将十八世纪的一切纪录都打破了,接连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

  他不但因此赚了一笔钱(他很需要钱),并且让他得到了才子的名声,对于一个还得为事业奋斗的青年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从此之后,人们将在林荫道上或是咖啡厅里开的可以在几小时内获得大家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说一下,这也是他到英国,进修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的一天,伏尔泰对古老且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说不定没开)几句玩笑,罗汉骑士感觉自尊心深受打击,发誓要对此进行报复。肯定不会让古老统治者的后代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决斗了,这位骑士将复仇的事情交给了自己的仆从。

  有天晚上伏尔泰正和父亲的一位主顾苏里公爵一同就餐,有人对他说外面有人找他。他来到门口,罗汉爵士的仆从就将他狠揍了一番。第二天这件事在全城市不胫而走。伏尔泰在装扮最得体的时候也活生生像漫画中丑陋的小猴。他被打得鼻青眼肿,头上裹满绷带,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讨论对象。要想挽救他只有采用一种十分断然的措施才行,让他不在滑稽搞笑的报纸手上名誉扫地。吃过的生牛排给他一鼓劲,伏尔泰先生就将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儿,于是开始紧张地进行击剑训练,准备来一场殊死的对决。

  哎,等到决斗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又一次被送进了监狱。罗汉这个真正的无赖,将这场决斗交给警察来处理,因而决斗勇士被拘留了,直到有人给了他一张前往英国的车票才得以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往西北方向走,而且被告知,若陛下的宪兵没有发出邀请,他就不可以回到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与伦敦附近住了四年时间。不列颠王国并非是个真正的天堂,可与法国相比,还是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笼罩了一层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一切身居要职的人应该铭记在心的日子。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所有竟敢将自己架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英国国教,当然官方教堂享有某种程度上权力和优厚待遇,不过喜欢在其他地区祭拜的人也能够平安度日,同法国相比,宗教教徒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承认自己是无神论的人和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对国教不信奉的人,时不时可以得到邀请到监狱里逛逛,可是对于路易十五的人民来说,通常英国的生活状况还是接近于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故土法国,尽管获得准许生活在巴黎,可是他极少使用这样的权利。他像一只受惊吓的动物,愿意从好友手里接过一块糖,却又还是保持警觉,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便会逃之夭夭。他刻苦努力地工作。发表大量作品,完全不在乎时间与事实,自己定选题,从利马与秘鲁写到俄国与莫斯科,创作了一系列博大精深、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喜剧。四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了。

  还有另一件事,让伏尔泰与一种不同的文明有了接触。

  在遥远的普鲁士,弗雷德里克这位善良的国王在土里土气的庭院里被一群土包子围绕着,大声地打着呵欠,希望可以找到几个让他快活的人为伴。他特别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有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的心愿。不过在一七五○年的法国人看来,这样的移居就如同迁到人烟罕至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再三提高给他的报酬,伏尔泰这才接受邀请。

  来到柏林之后,矛盾也便出现了。普鲁士国王与这位法国剧作家都是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没有矛盾地同在一个屋顶下和平共处。两年的龙争虎斗过后,一场不值一提的争吵就将伏尔泰赶回了他愿意称之为“文明”的地方。

  可是伏尔泰汲取了一次有益的教训。或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确实很糟糕。然而国王陛下对待宗教自由的态度无可指责,这也是欧洲任何君主无法比拟的地方。

  临近六十岁时,伏尔泰回到了故乡,对于严酷的判决他没有心情去接受,而法国法庭正是凭借这样的判决来维护秩序的,严厉的反抗词句是坚决不允许的。在创世的第六天上帝给了他最伟大的产物以圣洁的智慧之光,可人们却不想利用它,这让伏尔泰毕生都恼火得很。他(伏尔泰)痛恨形式各异、方式不同的愚蠢。大多数气愤都被他发泄在“邪恶的敌人”身上,如同古罗马的政治家一般,一直威胁要摧毁它。这样一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大家”。只要他们有吃有喝,有地方睡觉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开始,伏尔泰就觉得自己是被一架巨大无比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仿佛是依赖一种全无生气的力量,将残酷与顽固融合在了一起。毁坏或最少将这个东西打翻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未亏待这个特殊的家伙,制造了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确实帮了伏尔泰一大把。

  第一件事情发生于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店主,名叫吉恩?卡拉斯,是位新教徒。一直以来土鲁斯都是个虔诚的城市。那个地方的新教徒不允许担当公职,也不准当医生、律师、书商或者是接生婆。新教徒不能成为天主教的家庭里的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与二十四日,所有的居民要用隆重的宴会赞美和感恩用来纪念屠杀新教徒的圣巴塞洛梅大悲剧。

  虽然环境不太好,可卡拉斯一生都和左邻右舍和平共处。他的一个儿子后来改信天主教,可父子相处得依然很好,他还告诉别人,就他自己而言,他的孩子完全有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宗教的决定权。

  不过吉恩家发生了一件家

庭丑事,那就是有关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非常不幸。他想从事律师这项职业,可该职业不允许新教徒加入。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的追随者,拒绝改变他的信条。思想上的斗争让他得了忧郁症,后来病痛深深摧残了这个青年的思想。他开始给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一个人长时间散步,并经常向朋友们讲自杀怎样的好。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天夜里,家里人正在款待一位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悄离开,跑进父亲的储藏室,拿了一根用来打包的绳子,在门柱上吊死了。

  几小时过后父亲发现了他,他的罩衣与内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上面。

  家人都绝望了。当时自杀的人必须脸朝下赤裸身体地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随后绑在城外的绞刑架上,让鸟将尸体吃光。

  卡拉斯是有身份的一家人,对如此的奇耻大辱不甘心。他们围成一圈,讨论应该如何做和打算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闻悉了这场混乱,报了警。丑闻迅速蔓延开来,街上即刻挤满了愤怒的人,他们大声喧嚷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信奉天主教就将他杀死了”。

  在小城市,发生什么事都是有可能的,并且在十八世纪法国外省的乡下,无聊如同一个黑色的棺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所以就算是最无知最离奇的故事也会有人相信,它们可以让人们如释重负地松口气。

  职位很高的官员完全明白在这样可疑的情况之下自己应如何去做,因而他们马上把卡拉斯一家人、客人、仆人及最近曾去或同卡拉斯一家有过接触的人逮捕了。犯人被送往镇公所,戴上镣铐,扔进专门关押罪不可恕的犯人的地牢中去,第二天审查他们。全部的人说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是如何进的家门,他是怎样离开的房间,大家都以为他是去独自散步去了,等等诸如此类。

  可是这时土鲁斯城的僧侣们也干预了这件事情,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可怕的消息肆意蔓延: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把自己的儿子杀死了,因为他要确立真正的信仰,于是嗜血成性,儿子要回到真正的信仰上,所以就将他杀死。

  对现代侦破方式了解的人们会觉得官方肯定要当天对谋杀现场作调查。大家都知道麦克?安东尼身体强壮,他年仅二十八岁,可父亲六十三岁。父亲可以不经任何搏斗便能轻而易举地将他吊死在门柱上的可能性着实太微乎其微了。可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样的细枝末节动脑筋思考,他们忙着处理受害者的尸体的事宜,由于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已被认定应受到殉教者同等的待遇,在礼堂里尸体被停放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穿白衣服的教士们以最隆重的仪式将他埋葬。他们出于一些秘密的原因将这位已死的加尔文主义者看成是为他们组织的一分子,将他的涂了防腐剂的尸体庄严地送往大教堂,这往往是给主教或者当地最有钱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所有布道坛都再三督促土鲁斯的广大群众拿出反对吉恩?卡拉斯与他们家人的证据出来,后来公共报刊完全抛出了这个案件,在麦克自杀五个月后审判开始了。

  那时一个审判长灵光一闪,建议要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他描述的那样的自杀有没有可能,不过他被十二票对一票所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用车轮将他撕裂这样的酷刑处死。

  卡拉斯被他们带到刑讯室吊了起来,脚离地面大概有一米高,随后用力拽他的身体,直到肢体拉得“脱臼为止”(这是我抄自官方的报道)。因为他坚决不承认自己不曾犯下的罪行,便又被放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的工夫他的身体就是原来的两倍了。他依旧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到囚车上送往刽子手那儿,要将他的胳膊与腿都撕裂开来。在后来的两小时内,他心灰意冷地躺在行刑台上,地方官员和教徒们还依然絮絮叨叨地用问题来打扰他,老人凭借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辩解自己是无罪的。这种顽固的谎言让首席执行法官火冒三丈,于是自动放弃了对这件案子的审理,下令将他绞死。

  这时人们的愤怒已平息了,便不再处死他的家人。卡拉斯遗孀的全部财产都被剥夺,准许她隐居,在忠心不渝的仆人陪同下,饥寒交迫地过日子。孩子们全部都送往修道院,只有最小的那个孩子在哥哥自杀之时恰好在尼姆读书,他非常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

  好多人都对这个案子非常的关注。伏尔泰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离瑞士边界很近,只需几分钟便能够逃到国外)听说了这件案件,不过刚开始他没有穷源究委。一直以来他都和瑞士的加尔文主义者的教徒不和,他们也将耸立在他们城里的那个私人小戏院视为公开的挑衅地,是魔鬼的建筑。所以,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思绪下写道,这位所谓的新教殉教者无法激起他心中的热情,原因在于倘若天主教不好,那么胡格诺派教徒拒绝他的戏剧,就更坏!除此之外,他认为(也就是别的好多人认为),似乎那十二个法官深受人们的尊敬,要说他们无故将一个无辜之人宣判为死刑,简直没有可能。

  这样一位圣人十分好客,对于来访者从来都不拒之门外,几天之后来了一个马赛商人,他在审判期间刚好在土鲁斯。能够提供给伏尔泰一些第一手资料。终于伏尔泰开始明白了已犯下的这样的罪行的可怕之处,至此以后,他便无法将这个问题放下了。

  勇气的种类有很多,不过最值得赞颂的应该是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他们独自一人,勇于同整个社会相抗衡,在最高法庭已作了宣判,并且全社会都觉得审判是合法公正之时,他敢于站出来,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完全明白,要是他大胆地控告土鲁斯法庭有失公正的死刑宣判的话,大风暴便会临近,他如同一个职业律师那般,用心地准备着自己的诉讼。他同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见了面。给所有或许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聘请辩护人来检查与修订他的结论,以防自己因为怒火中烧和义愤填膺而失去理智。待他自己的根据有了十足的把握之后,他便开始了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所有在法国影响颇深的人(他认识大多数人)给最高法官写信,希望修正卡拉斯案件。随后他开始找寻卡拉斯的遗孀,把她找到以后,又自己掏荷包将她带到巴黎,雇了最有名的一个律师照料她。这位妇人的精神已在崩溃的边缘。她木讷地祈求在自己死之前从修道院里把女儿们领出来。除此以外,她就没有什么希望了。

  然后,伏尔泰又联系到了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帮他逃出学校,前往日内瓦找他。最后,一切的事实被他以题为《有关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发行了,这个小册子是通过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贯穿始末的,完全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

  以后,在修定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伏尔泰依然谨慎小心地躲在幕后,可是这场宣战他策划得很成功,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变成欧洲全部国家一切家庭最关心的事,各地数以万计的人们(英格兰国王与俄国的沙皇都包括其中)都在为想帮助被告而纷纷捐款。

  最后伏尔泰取得了胜利,赢得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

  那时,法国国王是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好在他的情妇对耶稣会以及他们的一切(东西教堂也包括其中)都深恶痛绝,所以站到了伏尔泰一边。可是国王喜欢享乐胜过所有,大家对一个已经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议论纷纷,这让他非常恼火。当然只要国王不签署新的判决,官员也就不敢行动,只要官员不采取行动,土鲁斯法庭便安然无恙。他们自以为十分强大,采取强制性的手段不让伏尔泰与他的律师看到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恐怖的九个月当中,伏尔泰持之以恒地做鼓动工作,后来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下令土鲁斯法庭把全部有关卡拉斯案件的记录交出来,并建议重新判决。在这个决定公诸于世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与两个最后回到她身边的女儿,都到了凡尔赛。过了一年,接手调查这个上诉案的特别法庭宣判吉恩?卡拉斯是因为一项他从未犯过的罪被处死的。通过人们巨大的努力,最终说服国王给予卡拉斯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们一小笔钱。除此以外,受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员们都被革了职,这一事件委婉地暗示土鲁斯人民,这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尽管对于这件事法国政府能够采取委婉的态度,可是却激起了法国人民内心的愤怒。突然,伏尔泰意识到这样的误判案并非就此一桩,还有许多像卡拉斯那样无罪清白的人遭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周边的某个新教徒的乡绅在自家热情款待了来访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这样的罪行的后果不堪设想,他被剥夺了一切财产而且被处罚成为划船苦工。他应该很强壮,因为时隔十三年他竟然还活着。从别人口中伏尔泰得知了他的困境。于是又开始了这项工作,将这个可怜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往瑞士;妻儿也在那里靠政府接济度日。伏尔泰一直照顾他们一家,直到政府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退还,且准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面要讲的是绍蒙的案件,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这个不幸的人被抓了,由于这项罪名,他被送往船上成为一名无期的划船苦工,可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努力,他获释了。

  不过对于下面所讲的情况来说,这些案件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依然是在法国屡遭非难的朗格多克,阿尔比与沃尔多异端教徒灭绝以后,留下的便是愚昧无知和充满偏见的荒郊野岭。

  在临近土鲁斯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名为瑟文的年老的新教徒,很令人尊重,以研究中世纪的法律维持生计,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变得十分繁琐复杂,就算是一张一般的租契都如同所得税申报单一般,很赚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那个是个做事从不经大脑的傻子,喜欢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到处寻找,杳无音信,几天以后,地方主教告诉他说,他的女儿找过他,表示要做尼姑,现今她在某个女修道院中。

  几个世纪的迫害已让法国的的新教徒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了。瑟文谦卑地答道,在这个似乎是最糟糕的世界里,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好报,且温顺地接受了这一避免不了的命运。不过在修道院的诡异环境中,很快,这个不幸的孩子最后的一点理智都丧失了,等她开始让人讨厌的时候,被送回了家。那个时候她的精神很沮丧,在她周围一直都有可怕的声音与恶魔,父母对她的生命很担心。过了没多久她又失踪了。半个月后,人们将她从一口旧井里捞了出来。

  那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审理当中,对新教徒的造谣捏造与诽谤人们都相信。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瑟文一家人还记忆犹新,于是决定不再重演覆辙。落荒而逃了,在可怕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旅途中,他的一个小孙子被冻死了,后来他们到了瑞士。不过他们走得晚了些。几个月以后,父母被宣判犯有谋杀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下令吊死他们。他们的女儿们被宣判亲眼目睹父母的死刑,随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将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卡拉斯的事情一处理完,他就立刻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来。此时瑟文的妻子已死了,余下的任务只是给她的丈夫进行辩护。做这项工作伏尔泰整整花了七年的时间。土鲁斯法庭又一次次拒绝提供一切资料证据,伏尔泰不得不再一次进行宣传,希望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女皇凯瑟琳以及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国王最后过问这件事为止。后来在伏尔泰七十八岁高寿那年,也就是在他坚持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法院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重返家园的批准。

  就这样,第二个案件结束了。

  随后第三个案子接踵而至。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距离亚眠很近的阿布维尔镇上,不知是谁将两个直立在路边的十字架弄断了。三个青年被怀疑犯了这项渎圣罪,因而下令抓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逃到了普鲁士,余下的两个被抓住了。在这两个人中间,稍大的名为巴尔骑士,大家怀疑他是无神论追随者。在他的书堆中人们发现了一本名为《哲学辞典》的书籍,在这本有名的辞典里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其中,这点很让人值得怀疑。法官决定把这个青年的过去调查一番,他们寻找可以将他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到一起的证据。当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的时候,他不是没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不过当时他正忙于赶乘公共马车,并非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严刑逼供,他因年轻,无法像老卡拉斯那般忍受折磨,便承认其中的一个十字架是他毁坏了,这样一来由于他“不虔诚,有意不在圣体前下跪,不脱帽致敬,唱亵渎圣灵的歌,赞许渎神的书”,还有这样一些类似不尊敬的罪行,于是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相当残忍(他的舌头要被烧红的铁块撕下来,砍掉右手,而且要将他慢慢烧死,可是这仅仅是在一百五十年以前发生过的事!),民众被触动了。就算年轻人犯了罗列在明细起诉书上的全部罪行,也不可以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方式来杀害一个少年!于是人们向国王请愿,请求缓刑的呼声将官员们团团围住。可是国家十分动荡,必须杀一儆百,巴尔经受了同卡拉斯一样的折磨之后,就送上行刑台斩首了(这已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了)。他的尸体,连带他的《哲学辞典》还包括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籍,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刽子手们焚烧了。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以及笛卡尔的影响增长得越来越快的人们来说,这还是让人愉悦的一天。它说明,对于那些没走上正道的青年来说,倘若偏离正确和错误间这条窄狭通道,追随一小部分激进主义哲学家,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下场。

  伏尔泰得知这件事以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年旬八十了,可是他依然怀着过去一样的热情与充满正直的头脑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案件当中。

  巴尔因“亵渎”而被处死。首先伏尔泰要找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便可以将其处死。这样的一条法律他没有找到,后来他又咨询他的律师朋友。他们同样也找不到这样的法律。慢慢地人们明白了,是邪恶的法官们用他们的职权“发明”了这个合法捏造,用以干掉犯人。

  在处决巴尔之时,不堪入耳的谣言到处都是。当今出现的这场风暴让法官们不得不审时度势,给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一直都没有得到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都没有昭雪这一冤情。案件被拖拉了很多年,至伏尔泰去世都还没有结果。不过他打出的这一击已开始有效果了,就算它不是为了宽容,最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

  喜欢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风点火与腐朽法庭的判决做出的种种恐怖的行径全都到此结束了。

  带着宗教私心的法庭仅仅在黑暗中偷偷地行事才能够成功。伏尔泰采用这样的进攻方式法庭抵挡不了。

  伏尔泰打亮了全部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一支乐队,邀请大众来参与,逼得敌人无暇应付。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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