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知他是个非凡的旅行家，看过很多奇光异景，也难怪生活在西方城市巴掌大地方的人们把他称为是“百万美元的马可”。他是这样向人们描述的，他看到的黄金御座足有宝塔那样高，大理石石墙的长度就像从巴尔干至黑海的距离，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这个小家伙毫无办法了，可是在进步的历史中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善文辞。对文学也有着同时代同阶层的人的偏见。一个绅士要做的应是挥舞宝剑而不是挥着鹅毛笔，所以马可先生不想当作家。可是，战争让他进了热那亚的某个监狱。为了消磨枯燥的铁窗生活，他将自己一生的奇怪故事讲述给同牢的一个可怜作家听，依靠这种间接的途径，许多对过去一无所知的事情，欧洲人终于了解了。马可?波罗头脑非常简单，他偏执地认为在小亚细亚他见过一座山被某个虔诚的圣人挪动了两英里，那是因为圣人想告知异教徒“真正的信仰可以做到什么”；他也很容易相信好多广为流传的故事，有关没有脑袋的人与三只脚的鸡，然而他讲述的事情战胜了前一千三百年中的一切，因而把教会的地理学理论推翻了。

　　马可?波罗的一生都是教会虔诚的信徒，谁要是将他同差不多是同时代闻名的罗吉尔?培根相提并论，他还会很不高兴。培根是个真正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知识，整整十年他都没有写作，还因此被囚禁在监狱里十四年。

　　然而这两个人中波罗还是要危险一些。

　　在十万个人中最多仅有一人会跟上培根的思维，研究娓娓动听的进化理论用来颠扑当时的神圣观点，但只学过ABC的平民们却都能够从马可?波罗那儿知道世界上还有着《旧约》作者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我并不是想说在世界还没有得到一丝的自由之前，单单靠出版一本书就可以引发对《圣经》权威性的反叛。一般的启蒙教育是几个世纪艰苦准备的结果。可是，探险家、航海家以及旅行家质朴的宣言却获得了大家的理解，对怀疑论精神的兴起来说，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怀疑论是文艺复兴后期的显著特点，它准许人们去说去写那些不过是在几年前还能让人落入宗教法庭的魔掌的言论。

　　拿薄迦丘《十日谈》的奇特的故事为例，他的朋友们经佛罗伦萨出发，进行饶有趣味的长途旅行，第一天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故事里说一切宗教体制都可能或对或错。不过倘若这个说法成立，一切宗教体制都对错相当，则好多观点就没法证实或否定，既然这样，为什么持各种观点的人还要被送上绞刑台呢？

　　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的探险更为奇特。他死的时候是罗马教会政权中受人崇敬的政府官员。不过他在研究拉丁文的时候却无懈可击地证明说，传说中有关康斯坦丁大帝曾经将“罗马、意大利以及西方全部省份”赠予西尔敏斯特教皇的说法（此后的历代教皇都以这为依据，在整个欧洲欺压百姓）不过是个荒唐的骗局，是在皇帝死去几百年之后教皇法庭里的某个无名的小官编造而成的。

　　也可回到更加实际的问题，看看那些一直都受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的虔诚基督教徒。曾经圣?奥古斯丁教导他们说，地球另一端的人所具有的信仰是亵渎与异端的，那些可怜虫们不会见到第二次的基督降临，所以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世上活着。可是，当一四九九年达?伽马的首航从印度回来，把他在地球另一边看到的人口密集的王国描绘一番的时候，这些虔诚的基督徒该怎样看待圣?奥古斯丁的教义呢？

　　这些头脑过于简单的人总是被告知说，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平面的圆圈，耶路撒冷是宇宙的中心。可是在“维托利亚”号环球航行后平安归来，这说明了《旧约》中的地理有诸多严重错误，这些人到底应该相信谁呢？

　　我把刚才所说的重复一遍。文艺复兴并非一个自觉钻研科学的年代，让人遗憾的是，在精神领域中缺少真正的志趣。这三百年的所有事物中作为主导地位的是对美与享乐的渴望。即便教皇暴跳如雷反对某些臣子的异端邪说，然而这些反叛者只要健谈、懂些印刷与建筑学，他却也非常乐于邀他们共进晚餐。对美德的热情鼓吹的人，比方说撒沃那罗拉，与不可知论者都具有一样大的危险，青年不可知论者相当聪明，在散文和诗歌里抨击基督信仰的观念，并且言辞激励，如狂风激浪般。

　　人们将对生活的新向往表露无疑，不过里面却暗藏着某种潜在的不满，对现今社会与拥有着至高权力的教会给人类理性发展的束缚充满反感。

　　薄迦丘与伊拉斯谟隔着近两百年的间隔。在这两世纪中，抄写匠与印刷商一刻也未消停过。除教会自己出版的书籍之外，一切重要的书籍基本上都间接地暗示着，因野蛮入侵者导致的混乱局面将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取而代之了，西方社会落入了愚昧的僧人统治之下，世界就陷入了相当凄惨的灾难。

　　对伦理学，马基雅维里与罗伦佐?美第奇的同代人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追求实际，对现实世界很会加以利用。他们表示要同教会和平相处，因为它是一个强大的组织，魔爪很长，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害处，因而从未参加改革的尝试，或是对管辖自己的制度提出质疑。

　　不过对过去的事的探求之心他们总也不能得到满足，他们从不间断地追求新的刺激，活跃的思想相当不安定。在这个世界上人们从小就竖信“我们知道”的观念，可是从这时开始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知道吗？”

　　相较于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与拉斐尔的画集来说，这更值得后世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