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国国民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包括本国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得的物品），都来源于国民的劳动。

　　国民生活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与消费者人数的比例大小。这一比例对任何一国国民来说，都受制于两个因素：第一，本国国民运用劳动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第二，本国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大小。不论该国的土壤、气候和面积状况如何，国民生活供给情况的好坏都由这两个因素来决定。

　　另外，国民供给情况的好坏，似乎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个因素。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区，有劳动能力的人为了供养自己和家族内因老弱病残而无力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着有用劳动，以尽可能地获得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不过，因为资源贫乏，生活贫困的他们迫不得已--至少被认为是迫不得已--不是直接杀死自己的老人、孩子或长期患病的亲人，就是遗弃这些人，任由这些人饿死或者被野兽吞食。相反，在繁荣而文明的国家里，许多人即使根本就不从事劳动，他们消费的劳动生产物也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甚至高达十倍乃至百倍。因为，这时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多，可以充足地供应给所有人，包括那些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这些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勤勉节俭，都可以比那些未开化的人享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是如何得以改良的，劳动生产物又是按照何种顺序自然而然地向社会各阶层分配的？本书第一篇主要讨论这些问题。

　　国民在运用劳动时，如果实际劳动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这三个条件保持不变，那么无论这三个条件处于何种水平，供给情况的好坏都必然取决于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的比例。无论在任何场合，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