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又说：‘我能为国君结交盟国，还能为国君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样看的话，现在人们所认为的优秀臣属，就是古人所说的残害百姓的人。国君不追求道德，不下决心施行仁政，却想法设法谋求强大，这就好像是帮助夏桀谋求强大一样。如果沿着现在的既定方针下去而不打算改变的话，即使把整个天下交给他，也是一天都坐不安稳的。"

　　【阐释】

　　在这一章里，孟子说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这是因为孟子反对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黩武的做法。

　　其实，在这一章里，孟子论述的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既然按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那么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可是孟子还依旧在那里呼唤仁义和"义战".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互相矛盾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孟子才反对靠战争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国君"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

　　【原文】

　　白圭[1 ]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2 ]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3 ],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释】

　　[1]白圭：名丹，魏国的相国，最有名的事迹是治水。

　　[2]貉：当时的一个北方小国。

　　[3]饔飧：代指请客吃饭的礼节。

　　【译文】

　　白圭问孟子道："我打算定税率为‘二十抽一',先生觉得怎么样？"

　　孟子回答道："你采用的是貉国的做法。请问先生，如果一个拥有一万户人口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做陶器，这会怎么样呢？"

　　白圭回答道："不行，这样的话，陶器就不够用了。"

　　于是，孟子继续说道："貉国那个地方，五谷种在地里都不能正常生长，因此只能种黍子。不仅如此，那里还没有城墙、宫殿、庙堂和祭祖的礼节，没有诸侯之间的送礼、宴请等应酬，也没有名目繁多的衙门和官吏，所以’二十抽一‘获得的财富也就足够维持正常开支了。现在，先生是在地处中原的国家，如果抛弃了各种人伦关系和礼节，也不设置各种衙门和官吏，那怎么能行呢？一个国家做陶器的人太少尚且不够用，何况没有官吏呢？因此，如果想减轻尧、舜制定的’什一税制‘,就是大貉、小貉之道；同样，如果想加重尧、舜制定的’什一税制‘就是大桀、小桀之道。"

　　【阐释】

　　什一税法，从史籍记载着，尧舜以迄于清末，已有四千多年历史。据《公羊传》载："古者什一而笈，古者易为什一而笈。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天下之颂声作矣。"什一这个"度",看来确乎是个"中正之法",增之、减之，都有性质上的绝大改变，故基本上沿用至清末。故孟子认为税率太低，如二十分之一的税率，会影响国家的行政开支，税率太高，如超过十分之一的税率，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此真仁者之心。

　　轻徭薄赋这是自古迄今关心民生疾苦的人的共同呼声，而赋税当薄至何种程度才于民于国皆为有利呢？这不能一概而论。税法究其实，是对社会财富、资源在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一次重新调整。从具体情况出发，把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财富、资源分配统筹好，这倒是财政税收上一个掌握平衡的大学问。

　　那就只能十分抽一，完全合于尧舜之道了。

　　白圭知道孟子主张薄赋税，所以故意来问他，定税率为二十抽一怎么样。殊不知，孟子从实际情况出发，奉行的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所以，在这里展开了一次中庸的现实运用。既回答了白圭的问题，又表明了自己无过无不及的主张。

　　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越多越好，像暴虐的夏桀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原文】

　　白圭曰："丹之治水[1 ]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2 ].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3 ]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1]丹之治水：白圭治理水患的方法。根据史料记载，白圭治理水患时，主要是筑堤塞穴，结果洪水都流到了邻国，因此孟子说他是"以邻国为壑".

　　[2]壑：引申为被水淹没的地方。

　　[3]洚：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道："我治理水患的功劳比大禹还大。"

　　孟子回答道："先生说错了。当初大禹治理水患时，是顺着水流顺河而下的规律加以疏导，把四海作为沟壑利用，现在你治理水患却把邻国作为沟壑。倒着流淌的水称为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人所厌恶的。所以说你错了。"

　　【阐释】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1 ],恶乎执？"

　　【注释】

　　[1]亮：同"谅",诚信。

　　【译文】

　　孟子说："如果君子不讲信用的话，怎么能有操守呢？"

　　【阐释】

　　关于"信"的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说法：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

　　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唯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

　　这就是孔子、孟子关于"信"的辩证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免引起思想认识上的迷惑不解乃至于混乱。

　　【原文】

　　鲁欲使乐正子[1 ]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

　　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

　　曰："否。"

　　"有知虑乎？"

　　曰："否。"

　　"多闻识乎？"

　　曰："否。"

　　"然则奚为喜而不寐？"

　　曰："其为人也好善[2 ]."

　　"好善足乎？"

　　曰："好善优[3 ]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4 ]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5 ],予既[6 ]已知之矣。‘■■之声音颜色，距[7 ]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注释】

　　[1]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是孟子的学生。

　　[2]好善：这里指喜欢听取善言。

　　[3]优：充足。

　　[4]轻：容易、不以为难。

　　[5]■■：自满的样子。

　　[6]既：尽、都。

　　[7]距：同"拒",拒绝。

　　【译文】

　　鲁国国君打算让乐正子主持国政。孟子说道："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高兴得夜里都睡不着觉了。"

　　公孙丑问道："乐正子能力出众吗？"

　　孟子回答道："不出众。"

　　于是，公孙丑又问道："那么，他有智慧和远见吗？"

　　孟子回答道："没有。"

　　公孙丑问道："既然如此，他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吧？"

　　孟子回答道："也不是。"

　　公孙丑听了，疑惑地问道："那先生为什么高兴得睡不着觉呢？"

　　孟子回答道："因为乐正子这个人喜欢做善事和听取善言。"

　　公孙丑问道："仅凭这些，就足够治理一个国家了吗？"

　　孟子回答道："这都已经足以治理整个天下了，何况一个鲁国呢？假如一个人喜欢做善事听善言，那么四面八方的人都会从千里之外赶来，把所有的善事和善言都告诉他；假如一个人不喜欢做善事听善言，那么人们就会说：’他很自以为是，总是以为自己知道所有的善事和善言！‘因为志得意满而流露出来的声音和脸色就能把人拒于千里之外。有见识的人被拒绝在了千里之外，那么进献谗言和惯于阿谀奉承的人就有机会接近他了。如果整日和那些进献谗言和阿谀奉承的人待在一起，还能治理好国家吗？"

　　【阐释】

　　为人好善就能主持国政，这虽是针对当时战国时期人欲横流、道德沦丧而言，但始终是理想主义的推论，亦乏实证。其他的如魄力、智谋、知识、经验等，似乎都可不在考虑之中。看来这种盼望出现好人政治、好人政府，而不是精英政治、精英政府，这种观念从二千多年前起就已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有道德的人，受到社会的尊重，这是应该并加以倡导的。但单有好的道德品质也不一定能治好国家的。孟子自己也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离娄上》）道德只能倡导，不能功利化。道德一旦功利化，流弊不少，伪君子就会多起来。如汉代提倡以孝治国，一个人只要做到"孝",就可以推荐为"孝廉",做官。孝，这个对人基本道德的要求一旦有了功利倾向，人们就会不择手段去谋取其功利的一面，结果出现了"举孝廉，父别居"的闹剧。政治和道德纠缠不清，是中国几千年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当然是个问题。但若将道德从政治中完全分离出来，这也是错误的。理想的做法是，法治应加上德治。这二者并非冰炭之不相容。即以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弹劾为例看，是道德，也是政治，即使是法治国家，二者似乎也不能截然分开。政治与道德有联系，也有区别；处理好这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则是当今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的一大研究课题。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谄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予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不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原文】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1 ]之中，傅说[2 ]举于版筑[3 ]之间，胶鬲[4 ]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5 ]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7 ]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8 ]于虑，而后作；征[9 ]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注释】

　　[1]畎亩：田间地头，意为农民。

　　[2]傅说：商王武丁时的大臣。傅说是囚犯，被指派修筑城墙，后来武丁发现他有大才，便立即破格重用了他。

　　[3]版筑：一种筑墙工作，指在两块墙板中填入泥土夯实。

　　[4]胶鬲：曾以贩卖私盐为生，周文王把他举荐给商纣，没有得到重用，后来辅佐周武王成就大业。

　　[5]孙叔敖：春秋时期楚国的隐士，楚王发现他有大才后，任命为令尹。

　　[6]百里奚举于市：春秋时期的贤人百里奚流落在楚国，秦穆公听说他的才名后，用五张羊皮把他买了回来，并重用了他。

　　[7]曾：同"增",增加。

　　[8]衡：通"横",堵塞。

　　[9]征：表征、表现。

　　【译文】

　　孟子说："舜发迹成为天子之前是个农夫，傅说被提拔重用之前是个砌墙的工匠，胶鬲被提拔重用之前是个鱼盐贩子，管仲被提拔重用之前是个阶下囚，孙叔敖被提拔重用之前是海边的一位隐士，百里奚被提拔重用之前流落在了集市上。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上天在把一项重大的使命委派在某个人身上之前，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使他的筋骨感到劳累，使他的身体感到饥饿，使他的生活变得穷困，并扰乱他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挫折和不顺。这样做是为了磨砺他的志向，坚定他的性格，增强他的能力。人总是经常犯错误，然后才能改正错误；让他的心志产生困惑，思虑出现不顺，然后才能奋发而起；情绪表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朝堂上没有恪守法度和竭忠尽职的大臣，国境之外没有敌国和外患，国家还是会灭亡的。由此可以得到一个道理：忧患的环境有利于人的成长，而安逸的环境却可能使人败亡。"

　　【阐释】

　　一个国家要是国内没有知法度的大臣和能为国君左右手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虑，这样的国家常常是要被灭亡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人为什么在忧愁患害中能够得到生存，而在安逸快乐中却反会遭到毁灭的道理了。

　　孟子概括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几千年来，它已深入人心，成为指导国君治国和贤人立身的重要至理名言。

　　人，都希望有一个安乐的环境。可是安乐的环境倘若不能正确对待，陶醉其中，又常常使人精神委靡，意志消沉，骄奢淫逸，无所作为，不免导致灭亡；而在忧患的环境中，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的精神反而振奋，意志高昂，大有作为，终于得到生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谋略思想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它激励人们不要为困难与挫折所吓倒，应该自强不息，励精图治，事业总会成功的；另一方面，它提醒人们不要为顺利与胜利而陶醉，倘若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又会招致失败与屈辱。这两方面对人的思想品质的修养都同样重要，有时就同时体现在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身上。所以，安乐、忧患和生、死，存在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从忧患中得到生，当然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克服患难才行，否则，便只会为患难压倒。孟子的这一思想可与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相媲美，体现了我国古代思维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这是《孟子》一书中最能激动人心的一章！就算从文章角度看，无论从内容之丰富，说理之深刻，行文之优美，语言之凝练，亦堪称古代散文中上乘之作！多少人读这篇文章时，理与情相通，古与今共鸣；或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或慢声低吟，悲从中来，能极大地震撼人的心灵。既能获得美的感受，更能获得深邃的人生思索。

　　孟子在这里谈了三种境界：首举舜等六个著名历史人物，从困穷的厄境中，坚定其意志，为以后担当"天下大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次举有为之人，困阻于心，横塞于虑，而后能奋起振作；最后举一般人因贪于逸乐而丧身亡国，并得出结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昔人语云："风霜孤露之境，易生奇杰；醉生梦死之地，绝少英豪。"

　　古往今来，多少人将此文奉为圭臬，书之条幅，置于书室，激励自己前进。

　　【原文】

　　孟子曰："教亦多术[1 ]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注释】

　　[1]多术：多种方法。

　　【译文】

　　孟子道："教育人有很多种方法。比方我觉得那个人有过错而拒绝教诲他，这也是我教育他的一个方法。"

　　【阐释】

　　众所周知，教育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孟子在这一章里谈到的是一种独特的方法："不屑之教，是亦教之。"

　　其实，早在孟子提出这一观点之前，孔子就已经是采取这种"不屑之教"方法的老手了。根据《论语》的记载，孔子教育宰予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意思是说，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说没有什么好责备的，其实正是最严厉的责备。所以，也是一种"不屑之教".

　　"不屑之教"的奥妙在于，我之所以不屑于教诲他，是让他羞愧而奋发向上。因此，不屑于教诲只是不从正面讲道理，而是从反面激发他的自尊心。由此看来，孔子和孟子教学很注意应用心理学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