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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书名:超越生命的选择(思想者经典随笔系列) 作者:(法)萨特 本章字数:13425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29日 20:06


第二节

  9.自由:个体与社会

  直到1937年和1938年,我都赋予我所说的"孤独的人"巨大的意义,就孤独者的生活跟他人不同来说,他实际上是自由的人,因为他是自由的,他使事情在他自由的基础上发生.

  当时我认为自由人应该站在人一边,反对任何用自己制造的形象来代替人的行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人的形象还是社会主义的人的形象.我认为自由人对立于那些组织起来的人的表象.

  在我看来,一个人应该自己决定自己——也许与他人结合在一起,但又是自为的.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被地位高于他的人所决定.我总是十分讨厌等级制度,而在现实的反等级制度的某些概念中,我发现了自由的意义.作为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等级制度.没有任何东西能凌驾于自由之上.因此,我自己决定自己.没有谁可以强迫我做出决定.

  社会主义是一种我相当满意的假说,但在我看来它没有向自己提出真正的问题.例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是什么的问题.不得不用需要的满足来代换关于人的本性的观念,这是完全的唯物主义,也是战前我对社会主义感到烦恼的东西.

  一个人为了成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他必须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为了自由的缘故,我不是唯物主义者.只要我不能找到一种使自由唯物主义化的方式——我一生后30年力求找到这种方式——我在社会主义中总可以发现某种使人厌恶的东西,因为个体在有助于团体的名义下被除掉了.社会主义者有时用自由这个词,但这是一种集体的自由,同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关系.在战争和抵抗运动期间我仍然停留在这种水平上,那时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抵抗运动使我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我不知道自由在其中是否有它的地位.

  战后我发现的东西就是我的矛盾和这个世界的矛盾,在自由概念、个人充分发展的观念和个人属于集体的同样充分发展的观念之间的比照,两者一开始就显得矛盾.社会的充分发展并不必然是一个公民充分发展的先导,我的自由的观念意味着他人自由的观念.只有在他人自由时我才能感到自己自由,我的自由意味着他人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可限制.但我又知道有着制度、政府、法律,总之是强加于个体之上、不让他以任何方式自由地去做他想做的事情的一整个对立物.

  就在这里我看到了矛盾之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世界必须有某种体制,而我的自由又应该是完全的.这个矛盾在占领时期也很明显.抵抗意味着有许多非常重要非常严格的准则,例如,进行秘密工作或完成特别危险的战斗任务,但它更深远的意义是建立另一个应该是自由的社会,因此个体自由的理想就是建立他为之战斗的自由社会.

  不论什么时候,我以这种或那种政治活动方式介入时,从没有抛弃过自由的思想.相反,每一次行动时我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我从未属于哪一个政党.一些政党团体请我做事情,做不做在我是自由的,无论同意还是拒绝总是感到自由,例如我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态度.

  在巴西,我本可以拒绝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讲演,或者用一个文字主题去代替它,但我希望去讲述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的确切事实,我作这个讲演时,我是自由的,同时它的主题又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在这个水平上,我发现我的自由(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由)和反对任何可能妨碍自由的东西(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他人的活动)之间的联系又一次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问题在于要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作为最高的绝对目的,而把战争看做阻止人们解放自身的企图.

  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时刻,自由使我发现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真正关系——压迫.我必然要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对这种压迫,自由对我来说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作为一个人,我在每一时刻都被要求去采取行动来维护自由.我所采取的手段有赖于必然性,似与维护自由无关,但当我使用它们时,它们完完全全被自由所击中——它们成了维护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10.自由:我与他人

  我的改变是在1942年到1943年或者稍后一点,我从"一个人总是自由的"斯多葛派思想——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为我总是感到自由,从不了解我不可能再感到自由的那些非常严重的环境——前进到后来的思想:存在着给自由加上枷锁的环境.这种环境是由他人的自由产生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自由被他人的自由加上枷锁,这是一个我总在思索的问题.

  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他人是不自由的,这是无法接受和难以想象的.如果自由拒绝了他人,它就不再是一种自由.如果人们不看重他人的自由,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在他们之中的自由就会立即被摧毁.

  就我的自由来说,我没有改变.我认为我是自由的.跟许多人一样,我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了.在战争期间我受到压迫.我是一个战俘,我当战俘时,是不自由的;但我在经受这种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

  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自己几乎对一切发生在周围的事情都负有责任.当然,这是在被给予的境况中的责任.总的来说,我在一切做过的事情中遇到我自己,我不认为自己的行动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

  自由体现了某种不存在但逐渐自我创造着的东西,某种总是现存在我之中、直到我死才离开的东西.我认为其他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只是意识到这种自由的程度以及自由对之显现的清晰度.根据环境、出身、自身发展和知识而有不同.

  我关于自由的思想被我同历史的关系所修改.我在历史中,无论我喜不喜欢它,我都不得不沿着某种社会改变的方向运行.不管我对这些改变采取什么态度,它们都是要发生的.这是我在那个特别时期学到的东西:一种有益的而有时是糟糕的节制.

  后来,还是这种情况,我懂得一个人一生的根本东西,也就是我的根本东西是在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例如存在和虚无,存在和变化.自由的思想和外部世界反对我的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境况.

  11.论责任

  人,由于命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企图抱怨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任何陌生的东西决定过我们感觉到的和体验到的东西,或者决定过我们所是的东西.这种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我所遇到的事情只有通过我才能遇到,我既不能因此感到痛苦,也不能反抗或者屈服于它.此外,所有我遭遇到的东西都是我的,因此应当由此认识到:首先作为人,我作为人总是与我遭遇到的事情相称的,因为一个人通过别的人和通过他自己而遭遇到的事情只能是人的.

  战争的最严酷的处境,最残忍的酷刑没有创造出非人的事物的状态:没有非人的处境,而仅仅是通过害怕、逃避和求助于神奇的行为,我才会决定非人的东西;但是这种决定是人的,我将对之负有完全的责任.但是,处境之所以是我的处境,也是因为它是我对我自己自由选择的形象,而它向我表现的一切也是表现我,并使我成为象征的意义上讲的我的.在一个生命中没有事故,一种突然爆发的和驱动我的社会事件并不是来自外部,如果我被征调去参加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是我的形象并且我与之相称.我与之相称,首先是因为我随时都能够从中逃出,或者自杀或者开小差:当涉及面对一种处境的时候,这些极端的可能性就应成为总是面对我们在场的可能性.由于我没有从中逃离,我便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在公众舆论面前的软弱或者怯懦所致,因为我偏向于某些价值更甚于拒绝进行战争的价值(我的亲友的议论,我的家庭的荣誉,等等).无论如何,这是关系到选择的问题.这种选择以一种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方式在不断地反复进行,因此应该承认若尔·罗曼的话:"在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因此,如果我宁要战争而不要死和耻辱,一切就都说明我对这场战争是负有完全责任的.也许,战争是别人宣布进行的,人们可能试图将我仅仅看为一个同谋.但是,同谋这个概念只有法律意义,在这里它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场战争只为我而且只通过我而存在是取决于我的,并且我决定了它存在.没有过任何强制,因为强制对一种自由不可能产生任何作用.我没有任何托词,因为,正如我们在书里说过和重复过的那样,人的实在的本意就是他是没有任何托词的.

  因此,剩下的就只是我要求这场战争.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刚才我们列举的公式"没有无辜的牺牲者"上面为了更加明确地给自为的责任下定义,我们应该加上这样一个公式:"人们拥有人们与之相称的战争."于是,我是完全自由的,我与我选择成为其意义的时代不可分离,我同样对战争负有深重的责任,就如同是我本人宣告了这场战争,我不能不将战争并入我的处境之中,我不能不完全地介入到我的处境中并在它上面打上我的印记,否则,我就不存在,我应该是既无悔恨又无遗憾地存在,正如我是没有托词地存在一样,因为,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

  不过,这种责任是属于一种特别特殊的类型的.事实上人们会回答我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事实上我被遗弃在世界中,这不是在我在一个敌对的宇宙里,像一块漂在水上的木板那样是被抛弃的和被动的意义下说的.而是相反,这是在我突然发现自己是孤独的、没有救助的、介入一个我对其完全负有责任的世界的意义下说的.不论我做什么,我都不能在哪怕是短暂的一刻脱离这种责任,因为我对我的逃离责任的欲望本身也是负有责任的.让我自己在世界上成为被动的,拒绝干涉事物和别人,这仍然是自我选择,而自杀则是混于别的在世的存在中的方式之一.

  12.亚伯拉罕的痛苦

  我们能够理解诸如痛苦、听任、绝望等——也许有点夸大了的——一类名词.下面你们会看到,这原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说痛苦是什么意思呢?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做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做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诚然,有许多人并不表现有这种内疚.但是我们肯定他们只是掩盖或者逃避这种痛苦.的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牵涉到他们本人,不关别人的事.而如果你问他们:"若是人人都这样做,那怎么办?"他们将耸耸肩膀,并且回答说:"并不是人人都这样做."但是说实话,一个人应当永远扪心自问,如果人人都照你这样去做,那将是什么情形;而且除了靠自我欺骗外,是无法逃避这种于心不安的心情的.那个说"并不是人人都这样做"从而为自己开脱的说谎者,在良心上一定很不好受,原因是他的这一说谎行为无形中就肯定了它所否定的事情的普遍价值.他的痛苦恰恰是欲盖弥彰,这种痛苦就是克尔凯郭尔叫作的"亚伯拉罕的痛苦".

  你知道这故事吗?一个天使命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如果现身的真正是个天使,并且说,"你,亚伯拉罕,应当牺牲你的儿子."那当然非遵守不可.但是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形都会盘算,第一,是不是真正的天使;第二,我是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证据在哪里呢?一个为幻觉所苦的疯女人说有人打电话给她,并对她发命令.医生问她:"跟你说话的是谁?"她回答:"他说是上帝."的确,有什么能向她证明是上帝呢?如果一个天使出现在我面前,有什么证据表明它是天使呢?再说,如果我听见声音,谁能够证明它是来自天堂,还是来自地狱,还是来自我自己的潜意识,还是某种病态引起的呢?谁能够证明这些声音确是对我说的呢?

  那么谁能够证明我有资格,根据我自己的选择,把我关于人的概念强行加给人类呢?我将永远找不到任何证据,没有任何迹象会使我相信是如此.如果有个声音向我说话,它是否是天使的声音还得由我自己来决定.如果我认为某一行动是好的,只有我有资格说它是好的而不是坏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我是亚伯拉罕:虽说如此,我仍旧时时刻刻在行动上做出示范.不管什么人,也不管碰上什么事情,总好像全人类的眼睛都落在他的行动上,并且按照这种情况约束他的行动.所以任何人都应该说:"难道我真有这样的资格吗,使我的所作所为能成为人类的表率?"如果有人不这样问,他就是掩饰自己的痛苦.

  显然,我们在这里谈的痛苦是不会导致无所作为的.它是一种很单纯的痛苦,是所有那些承担过责任的人全都熟悉的那种痛苦.例如,一个军事领袖负责组织进攻,并使若干士兵送掉性命;在这样做时,他是做了选择的,而且压根儿是他一人做出选择.当然,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上级的命令比较笼统,要他自己来领会,而10个人或者14个人或者20个人的生命就系在他的领会上.在做出这项决定时,他是没法不感到痛苦的.所有的领袖都懂得这种痛苦.它阻止不了他们采取行动,相反,它是他们行动的真正条件,因为这个行动先就假定有多种可能性,而选择其中之一时,他们懂得其价值只是由于被挑选上了.

  所以,存在主义形容的痛苦就是这种痛苦,通过对别的有关人员负有直接责任这件事,存在主义使这种痛苦变得明确了.它根本不是一幅把我们与行动隔开的屏障,而是行动本身的一个条件.

  13.民主是一种生活

  民主,在我看来不仅是一种权力的政治形式或者授予权力的政治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民主地生活着,而且,在我看来,必须是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别的生活方式,此时此刻对我们来说,才是人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必须看出人们是否确实生活在民主政治之中,是否确实民主地生活着,我们必须看出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一开始,民主这个词就必须从它本身的内涵来研究,然后首先检验它的政治形式,因为这是进行研究的最简单的方法.

  民主这个词本身含有的一个意义如今已经废弃不用了.从语源学上来说,就是人民管理的意思.现在很明显,在现代那些民主国家里没有人民在掌管政府,因为这样的人民并不存在.在古代政体和1793年期间有过这样一种人民,现在不再有人民了,称呼人民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完全被劳动的分工个性化了,除了职业的关系以外,同别的人再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每隔五六年履行一种特别的行动,领到一张上面印着名单的纸,然后把这张纸投到一只选票箱里去,我不认为这样就表示人民有了权力.

  在18世纪和大革命时期,那时没有今天看到的这种生活的分裂现象.眼下,一个投票的人就不同于一个生活在恐怖时代或者在那以前的人那样投票.这就是说,在今天投票选举是一种断裂的活动,既与他的职业不相联系,也与他一般个人关注的东西无关.1793年就根本不是这样看待投票的,投票不是生活中很多行动中一种特别的行动.它其实是一个人因此介入政治的行动,因此一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的行动.此后投票变了样子,由于这个原因,从法国大革命来看,我们现在不是向前进展,而是失去了势头.

  诚然,可以这样说,今天,通过普选权这个古老的做法,我们已经走过了从热区到冷区的路程.真的,投票是从热气腾腾的时候开始,现在投票已经冷了.可是至少投票容许这种在热的和冷的之间连接的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既然这是我们在大声叫喊"选举是给傻瓜设下的圈套"的时候否认的东西,这中间难道没有过错吗?当然,过去有过那些时刻,现在还有那样的时候,此时投票选举是热气腾腾的.现在我们知道投票在从热烈走向冷淡.但是确切地说,我们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从热烈走向冷淡的问题.我同意投票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因为它逐渐会从热烈变为冷淡,丧失它原先的热气,这一点我们已经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摒弃那种虚假的解决办法,包括叫喊:"热呀,热呀,热呀……打倒温吞水!"普选权至少有一个优点,它能标明一个数字的实体,一个完整的系列:它不取消"每个人"的观念,没有这种观念,所谓"兄弟关系"就毫无意义.

  14.人生是一个扩展

  我总是把一个人的生活看作某种贴近和围绕他的东西.总的来说,我大致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自己的一生和所有人的一生——这有一种逐渐扩展的线状的开端,它带着知识的获得,最早的体验、冒险和一系列感受.然后随着某个年龄的到来——这因人而异,或者由于他本人的作为,或者由于他的身体状况,或者由于环境——他的生命走向终结.正像诞生是开始一样,死是最后的完结.

  但在我看来,这个终结的时间又是朝着普遍的不断的扩展.一个正走向死亡的五六十岁的人同时学到和体验到同他人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广泛的关系.他学得社会的尺度,学会对他人和自己的生活进行反省.在这些情况下他变得丰富起来,然而已接近死亡.

  他以某种形式走向自己的结束,同时这个个体又得到知识或普遍的思想方式.他的行动或者是赞成某种社会、为了维护它,或者是有助于另一种社会的产生,而这种社会大概只有在他死后才会出

现.总之,它将在他死后发展.

  同样,如果他生命晚期从事的许多事业在他死后继续进行下去,那么他的这些事业就是成功的.换句话说,这儿有一个超出死亡的未来,它使死亡变为这个个体生活——一种他不存在时仍在继续的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不真实的.在贫民院的老年工人或低级职业者没有离开现在的未来.他们生活在现在,他们的生命是走向死亡而不是同未来联系在一起,这个未来是有别于直接追随现在的时刻的.

  15.先天的价值是没有的

  当一个画家作一张画时,可有人责备他不按照先前建立的法则作画的?可有人问过他应当画什么画呢?谁都知道,没有什么预先说清楚的画要他画的:画家自己从事作画,而他应当作出的画恰恰就是他将会画出来的那张画.谁都知道先天的艺术价值是没有的,但是在适当的时候,一张画在布局上,在创造的意图与成品之间,是有好坏可言的.谁也说不了明天的绘画将是怎么样,谁也不能在一张画完成之前对它说长道短.这和道德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处在同样的创作环境.我们从来不说一张画是不负责任的,当我们讨论一张毕加索的油画时,我们很懂得这张画的构图是在他作画时变成这样的,而他的作品则是他的整个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道德的水准上,情形也是一样.艺术和道德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就是两者都涉及创造和发明.我们无法预先决定应当做些什么.我认为我举的那个学生来找我的例子相当能说明问题,就是不管他求助于任何道德体系,康德的或者任何一个人的体系,他都找不到一点点可以作为向导的东西;他只有自己发明一法.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人在选择同母亲待在一起时——就是说,把情感、个人忠诚和具体的爱作为他的道德基础——是做了一种不负责任的选择;同样,如果他牺牲母亲而去英国,我们也不能责备他不负责任.人是自己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选择造就自己,而且他不能不做出一种道德远样,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力.我们只能联系人的承担责任来解释他,所以责备我们在选择上不负责任是荒谬的.

  其次,有人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够判断别人."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错的.说它对是有这样的意思,即不管人在什么时候清清楚楚、诚诚恳恳地选择他的目的和他的承担责任行为,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不可能挑上另一个目的的.说它对,还因为我们不相信进步.进步意味着改善,但是人始终是一样的,面对着一个不断在变动着的形势,而选择始终只是针对形势做的选择.从人要在奴隶制与反奴隶制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起,从诸如王位继承战争的时候起,一直到目前人要在人民共和运动与共产主义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止,道德问题就没有变动过.

  尽管如此,如我曾经说村的.赶们县能判断的因为人是参照别人进行选择的;而在参照别人时,人就选择了自己.首先,人能够判断——也许这不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一种逻辑判断——在有些事情上,人的选择是根据一种错误,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选择则是根据真实情况.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人,说他欺骗自己.因为我们曾经解释人类的处境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处境,没有借口也没有援助,所以任何人以自己的热情或者发明什么决定论说作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就是自我欺骗.人们可以提出反对说:"可是为什么他不可以选择自我欺骗呢?"我的回答是,我没有资格在道德上对他进行判断,但是我断定他的自我欺骗是一种错误.谈到这里,人们没法不作一项真伪的判断.自我欺骗显然是虚伪的,因为它掩盖了人有承担责任的完全自由.根据同样的标准,如果我宣称某些价值是我非接受不可的,这也是自我欺骗.我自愿挑上这些价值,同时说这些价值是逼着我接受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有人对我说:"如果我要欺骗自己,那又怎么样呢厂’我回答说:"我没有理由说你为什么不应当这样做,但是我要宣称你在自我欺骗,而且只有始终如一的态度才是诚实可靠的态度."还有,我可以宣布一项道德判断.因为我宣称自由,就具体的情况而言,除掉其本身外,是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的;而当人一旦看出价值是靠他自己决定的,他在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就只能决定一件事,即把自由作为一切价值的基础.这并不是说他凭空这样决定,这只是说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一个参加了共产党或者什么革命组织的人将追求某些具体目的,这也包括追求自由在内,但是这种自由是共同追求的.我们是为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

  显然,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的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有这些缘故,当我看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是完全可靠时,而且人是一个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不追求自己自由的自由人时,我就体会到我非同时追求别人的自由不可了.因此,按照自由本身所蕴涵的追求自由的道理,我就可以对那些企图无视其自身存在的彻底自动性和十足自由的人,做出判断.那些躲避这种十足的自由,假装正经或者用决定论为自己开脱的人,我将称之为懦夫.另外一些人,企图证明他们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实际上地球上出现人类只是一种凑巧——这些我将称之为小人.但是不论是懦夫或者小人,离开了存在先于本质的严格可靠性这个水准,都是无法识别的.因此,尽管道德的内容是变动的,但这种道德的某一种形式却是普遍的.康德宣称自由是一种既为他自己又为别人的自由的意志.对的,但是他认为形式和普遍性足够构成一种道德.相反,我们认为过分抽象的原则碰到要解释行动时,就会垮掉.让我们再一次以那个学生为例:你认为他能够靠什么权威,凭借什么金玉良言或道德准则,使他心安理得地决定抛弃母亲或者同她待在一起呢?这是无法决定的.决定的内容总是具体的,因此无法预计;它总得由人去发明.要紧的一点是弄清楚发明是否以自由的名义做出的.

  16.外界限制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要知道,俄们的出发点往往是个人的主观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严格的哲学理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资产阶级,而是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教导建立在真理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套漂亮的理论上,看上去充满希望,但是根墓一点不扎实.作为出发点来说,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为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理.任何从人出发的理论,只要一脱离这个找到自我的状态,就是压制这种真理,原因是脱离了笛卡尔的"我思",一切东西至多只具有可能性或概率性,而任何关于概率性的理论,不附在一个真理上,就会垮得无影无踪.为了说明可能性,人必须掌握真理.在能找到任何真理之前,人必须有一个绝对真理,而这种简单的、容易找到的、人人都能抓住的真理是有的,它就是人能够直接感到自己.

  其次是只有这个理论配得上人类的尊严,它是唯一不使人成为物的理论.所有的唯物主义理论都使人把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当作物——也就是说,当作一套预先决定了的反应,与构成一张桌子,或者一把椅子,或者一块石头的那些质地和现象的模式并无二致.我们的目的恰恰是建立一个价值模式的人的王国,有别于物质的世界.但是我们这样假定为真理标准的主观性并不是什么狭隘的个人主观主义,因为正如我们表明过的,我们从"我思"中发现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也发现了别人.与笛卡尔的哲学相反,也与康德的哲学相反,当我们说"我思"时,我们是当着别人找到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对于别人和对我们自己同样肯定.因此,那个亘接从"我思"中找到自己的人,也发现了所有别的人,并且发现他们是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认识到除非别人承认他如此(诸如说一个人高尚,或者说一个人欺诈或者妒忌),他是不可能成为什么的.除非通过另一个人的介人,我是无法获得关于自己的任何真实情况的.对于我的存在,别人是少不了的;对于我所能获得的关于自己的任何知识,别人也是同样少不了的.在这些情况下,关于我自己的发现同时也揭示了别人的存在,面对着我的自由是他的自由.他有思想,有意志,而他这样做时,是不可能不牵涉到我的,必然是或者为我,或者反对我.这一来,我们立刻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妨说是"主观性林立"的世界里.人就得在这个世界里决定自己是什么和别人是什么.

  再者,虽然我们无法在每一个人以及任何人身上找到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然而一种人类处境的普遍性仍然是有的.今天的思想家们大都倾向于谈人的处境,而不愿意谈人性,这并不是偶然的.对所谓人的处境,他们的理解是相当清楚的,即一切早先就规定了人在宇宙中基本处境的一切限制.人的历史处境是各不相同的:人生下来可以是异教社会里的一个奴隶,也可以是一个封建贵族,也可以是一个无产阶级.但是永远不变的是生存在世界上所少不了的,如不得不劳动和死.这些限制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或者说,既有其主观的一面,又有其客观的一面.客观是因为我们到处都碰得见这些限制,而且到处都被人看出来;主观是因为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而如果没有人在这些限制下生活,也就是说,如果人不联系这些限制而自由地决定自己和自己的存在,、这些限制就是毫不足道的.还有,虽然人的意图可以各不相同,但至少没有一个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原因是任何一个人类意图都表现为企图超过这些限制,或者扩大这些限制,不然就是否定这些限制,或是使自己适应这些限制.其结果是,任何一个意图,不管会是多么个别的,都具有普遍价值.任何意图,即使是一个中国人的,或者一个印度人的,或者一个黑人的,都能为一个欧洲人所理解,说它能够被理解,就是说这个1945年的欧洲人会挣扎出某种处境而以同样方式对付同样的那些限制,并且可以在自己心里重新形成那个中国人,或者那个印度人,或者那个非洲人的意图.任何意图都有其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意图都是任何人所理解得了的.并不是说这个意图或者那个意图能够永远解释人,而是说它可以反复用来参照.一个白痴,一个孩子,一个原始人类,或者一个外国人,只要有足够的资料,』总是有法子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一种人类的普遍性,但是它不是已知的东西,它在一直被制造出来.在选择我自己时,我制造了这种普遍性,在理解任何别的人、任何别的时代的意图时,我也在制造这种普遍性.这种选择行为的绝对性并不改变每一个时代的相对性.

  17.他人就是地狱

  我想说:地狱即他人.但是"地狱即他人"一直被人们所曲解.人们以为我想说我们跟他人的关系总是很坏的,始终关系恶劣.然而我想说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跟他人的关系起了疙瘩,变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为什么?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实际上他人最为重要.当我们捉摸自己,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所用的其实是他人对我们的认识,我们运用他人掌握的手段,运用他人判断我们的手段来判断自己.不管我对自己怎么想,反正他人的判断已经进入我的脑海,不管我感觉自己怎么样,反正他人对我的感觉已经在我身上扎根.这就是说,我跟他人的关系之所以不好,是因为我自己完全依附于他人,于是我当然犹如处在地狱里.世界上有大量的人处在地狱的境地,因为他们太依附他人的判断.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跟他人有其他的关系,这只不过表明所有其他人对我们每个人说来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人跟我们是不相同的,你们在《禁闭》中听到的三个人跟我们没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是活人,他们是死人.当然,这里"死人"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我想指出的是,确实有很多人囿于陈规陋习,苦恼于他人对自己的定见,但是根本不想改变.这样的人如同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不可能冲破框框,超越他们的忧虑、他们的定见和他们的习惯,因而他们常常是他人对自身定见的受害者.由此清楚地看出他们是懦夫或坏人.一旦他们当上了懦夫,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正因如此,他们是死人,或者说他们是活死人,这是一种说法,意思是指那些老是苦恼于他人的定见,受人摆布,而不想改变现状的人.我这是极而言之,因为我们是活人,我想通过荒诞的形式批明自由对我们的重要性,即以行动改变行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处在怎么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在里面,归根到底,他们自愿入地狱.

  综上所述,跟他人的关系,禁锢和自由,通向彼岸的自由,这就是该剧的三个题材.我希望当你们听到剧中人说:地狱即他人,你们能想起上述的论点.

  事实上我们对他人采取的态度是不可能永恒不变的,除非他人对我们同时揭示为主体和对象,而这在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不停地由注视的存在向被注视的存在摇摆,并由于交替的变革而从这二者中的一个落入另一个,我们总是在对他人而言的不稳定状态中,不管我们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追求同时理解他的自由和他的客观性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他人原则上是不可能把握的:当我寻找他时他逃离了我,而当我逃离他时他又占有了我.甚至希望按康德的道德箴言,以别人的自由作为不受制约的目标而行动,这种自由只是由于我把它当作我的目的而变成了被超越的超越性;另一方面,我只能在把对象——别人当作工具使用时,在他的侧面行动来实现这个自由.事实上,我恰恰应该把处境中的别人当作工具性对象;因此,我唯一的权力是改变对别人而言的处境和对处境而言的别人.于是我被引向作为所有自由政治的障碍的修论,并且卢梭曾以一句话来定义它:我应该"强迫"别人是自由的.尽管这种强迫避免永远或十分经常地以暴力的形式实施,它仍然支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之所以安慰别人,安抚别人,是为了使他人的自由从使之神伤的恐惧或痛苦中解脱出来.更有甚者,安慰者造成自由和悲痛间的一种任意的区别,安慰者使自己与使用"理由"和寻求"善"相同化,而悲痛于安慰者似乎是一种心理决定论的结果.

  不应该相信,一个"听任"和宽容的道德更多的是尊重他人的自由:一旦我存在着,事实上我就给他人的自由设置了一个界限,我是这个界限,并且我的每一谋划都围绕别人勾画出这种界限:仁慈、听任、宽容——或所有弃权的态度——是我本身的自我约束并以他人的誓言约束他的谋划.对他人实行普遍宽容,就是用强力把他人抛进一个宽容的世界.这就是从原则上夺去了他们勇敢反抗、不屈不挠、独断独行之类的自由的可能性,过去在一个不宽容的世界中,他们是有机会发挥这些可能性的.如果人们考察教育的问题,这一点就会更加清楚:严厉的教育把孩子们当成工具来对待,因为这种教育企图用强力使孩子折服于他没有接受的价值;但是,一种自由化的教育,由于使用了别的方法,仍然是先天地选择了一些对付孩子的原则和价值.以温和的说明态度对待孩子,这仍然是强迫他.于是,尊重他人的自由是一句空话:即使我们能假定尊重这种自由的谋划,我们对"别人"采取的每个态度也都是对于我们打算尊重的那种自由的一次践踏.在他们面前所表现的完全冷漠的极端的态度同样不是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被抛进面对别人的世界,我们的出现是别人的自由的限制,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自杀,都不能改变这种原始处境.不管我们的活动是什么样的,事实上,我们总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完成这些活动的,在这个世界用别人业已存在.并且就对别人而言是多余的.

  18.我反观种族主义

  我反对种族主义,因为我知道种族主义意味着什么.我的美国朋友——在接待我的人中所有我喜爱的人——也都反对种族主义.我确信我没有写过使他们不高兴的或者暴露出我的忘恩负义的东西.

  有人说我光挑别人的毛病,看不到自己的瑕疵,所谓严于责人,宽于律己.确实,我们法国人有殖民地,我们的行为有待改进.但是涉及到压迫问题,就谈不上什么严人宽己了,应当揭露任何地方出现的非正义.

  作家在世界上干不出大事,他只能说说他的见闻.我谴责过反犹太主义.今天在这个剧本中我谴责种族主义.明天我要在我的杂志上搞一个专辑谴责殖民主义.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有多么重要或能改变什么,甚至不认为我的作品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朋友.随他去吧,我做作家该做的工作.

  在我面前放着有关的材料.我很高兴"一年两次出版社"的读者将能判断我是否想侮辱美国,还是我仅仅就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了一个概括,况且这种关系不是美国独家所专有.

  正当莫斯科的《真理报》强烈指责我是美国宣传的代理人的时候,在纽约,人们指责我搞反美主义,这岂非咄咄怪事.但是发生这样的怪事,无非说明一点:要么我拙劣透顶,要么我走在阳关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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