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中的光明——《天演论》评述

《天演论》的深刻意义

　　《天演论》一书，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根据英国著名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andEthics）所翻译的。赫胥黎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被称为“达尔文斗犬”。在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中，他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优胜劣汰的原因及其规律；提出了唯心先验论观点，即“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能够相亲相爱，互助互敬，不同于上述自然竞争，正是由于这种天性，人类才不同于动物，社会才不同于自然，伦理学才不同于进化论。这是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基本观点。”（摘自严复《爱国主义教育丛书》）然而，生逢末世，体味过世态炎凉的严复却在《天演论》中驳斥了赫氏的唯心观。他在对原文的译著中，扬长避短，有选择地节译并加以发挥，他用他深刻的论证（按语）使《天演论》比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更加出彩，在中国掀起一股蔚为壮观的思想革新风潮。

　　甲午战败以后，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与领土侵略，社会危机不断扩大加深。许多有识之士与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都深为祖国前途和命运担忧。但是，处于黑暗之中的他们，苦于没有正确的方法论而被套牢在旧学的锁链里。这时，严复的《天演论》恰到好处地为他们送来了一线崭新的希望。在书中，严复发扬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观，并把这种进化观引入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来。这是与赫胥黎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本着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所阐述的最精彩的部分。他在《天演论》中指出，“人类有‘善相感通’的同情心、‘天良’而互助，团结以‘保群’，这些都是‘天演’（进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是‘末’而不是‘本’。人就其本质来讲，与禽兽万物一样，之所以‘由散入群’，形成社会，完全是由于彼此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并不是由于一开始人就有与动物完全不同的同情心、‘天良’和‘善相感通’。因此，生物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严复认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谁最强横有力，谁就是优胜者，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否则，就要亡国灭种。根据这一观点，他提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侵略中国，就在于他们能不断自强，不断提高自己的‘德、智、力’以争胜。因此，中国人别再妄自尊大，谈什么空洞的“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地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优者”，而被侵略的中国则正是“劣者”；在国际生存竞争中，中国正处在亡国灭种的严重关头！”（摘自严复《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天演论》以物种生灭的自然进化规律，警告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险，激发他们发奋自强的决心。由此，它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民报》上发表论文指出：

　　“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严译标准：信、达、雅

　　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全书共分导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在译述《天演论》时，严复不是纯粹直译，而是有选择，有评论，有发挥地来完成了这样一本奇书。他重点选择原书中有关万物进化的部分进行翻译，至于社会伦理的部分，则基本上不予翻译。这样，就成为纯粹的进化论了。而“天演论”这一书名，也只是赫胥黎原书名的一半。本着救亡图存的宗旨，严复以进化论为武器，向国人敲响了自强保种的警钟。在整个《天演论》中，严复将导论分为18篇、正文分为17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加了按语。按语是严复自己的点评发挥，有些篇幅竟然超过了正文。

　　对此，中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评论道：“严复翻译《天演论》，其实并不是翻译，而是根据原书的意思重写一过。文字的详略轻重之间大有不同，而且严复还有他自己的按语，发挥他自己的看法。所以严复的《天演论》，并不就是赫胥黎的《进化和伦理》（《天演论》的原名）。”这个评论是中肯的。

　　作为引进西学之第一人，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里，写出了他对翻译的标准。“译事三难：信、达、雅。”信，主要是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达，主要是指语言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而“雅”，就是要使译文流畅，有文采。这三个翻译标准对后世译界影响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而严复的提出，使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在《天演论》中，严复对“雅”字的要求，极为苛刻。他认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译天演论例言》）。在严复看来，要说清楚精深的道理，即使是古代人闻所未闻，直到近代才被人们发现的精深道理，也非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不可。而如果用现代口语，则根本无法说清。他一生极喜桐城古文，所以，他并不是采用直译的方式，而是用先秦古文的文体来翻译的。这比今人用白话直译的方式而言，难度要大许多。众所周知，严复的中西文功底十分深厚，然而，即便如此，严复在译书之时，也时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躇蹰”；“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摘自《严复集》）可见，严复以古体翻译西文之难。

　　严复的好友吴汝纶在《天演论》的序中评论：“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他认为，严复的译文“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文笔古雅耐读，自是十分可喜。同时，他也表示出这种古文与现代普通人群之间的差距，会影响到《天演论》本身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不易。他说，“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另一位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知名人士梁启超，在大赞《天演论》

　　之后，也指出了这种秦汉古文文体对普遍推广的局限性，由此，在他与严复之间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文风之辩”。

　　梁启超说“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而对于这一点，严复早已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具体说明；他对自己的译文，“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这种文风的复古态度，他是既明确又坚定的。他认为他翻译的是“学理邃赜之书”,“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新民丛报〉论所译〈原富〉》）。可见严复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只是为了先唤醒少数“多读古书之人”。正是由于全新的内容以及谨严的古文格调，严复首次翻译的是《天演论》，“可谓是旧瓶装新酒”，在当时的知识界是独一无二的，引起了大多数学士精英的思想震动，从而获得了普遍的赞誉。自他的《天演论》之后，中国整个民风、思想才从知识分子阶层开始逐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来。后来，晚清名士吴汝纶把《天演论》删节后，被学校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