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托尔斯泰传

　　一百年前，在俄罗斯大地上闪耀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那曾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精纯的光芒。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它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 在法国，大多数人认为托尔斯泰远不止是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其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他是欧洲全部艺术中的惟一的真正的朋友——我愿对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我学习托尔斯泰思想的那些日子，是在我精神上永远不会磨灭的日子。那是1886年。俄罗斯艺术默默地萌芽了数年之后，在法兰西的大地上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译本同时在各大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发行。1885年到1887年，在巴黎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波利库什卡》、《童年与少年》、《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个星期中，我们的面前就展现出整个伟大人生的作品，这些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新的世界。 那时，我刚上高等师范学校。我的同学们和我在意见上大相径庭。在我们的小团体里，聚集的有现实主义的和嘲讽的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热烈地追求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美亚雷斯，有忠实于古典传统者，有司汤达信奉者和瓦格纳尊崇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们相互间争吵不休，意见相左。但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托尔斯泰的爱把我们大家又聚在了一起。 每个人都以不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人生的启迪，一扇向广袤宇宙敞开的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外省，来自欧洲边陲的伟大声音唤起了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 有一次，在我家乡尼奈韦尔，我听见一些有产者居然异常激动地谈论着《伊万.伊里奇之死》，平时他们是从来不关心艺术的，而且几乎从不看书。 一些卓越的评论家曾有这么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汲取于我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且不说托尔斯泰是受乔治.桑（他是不能容忍她的思想的）影响的这种看法之不可信，也不必去否认让一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实际影响之大，怀疑他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的思想，这种做法是很不应当的。 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狭隘的。思想的力度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艺术家思想的表达之中，在于艺术家的个人基调之中，在艺术家的个性之中，在他生命的气息之中。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是受过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反正与他的声音相似的声音还从未在欧洲回荡过。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怎么解释在听到这种心灵的乐声时所感到的激动的震颤呢？这心灵的乐声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呀。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感中毫不存在。 在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是在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之后才了解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俄国小说论》那本书的，他的赞美与我们的钦佩相比较，简直逊色得太多了。沃居埃先生特别是在以文学家的态度在评论。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身在作品之中，它是我们的。 他有热情洋溢的生命，他有青春萌动的心，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有着对幻灭的苦笑，他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也有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有着博爱和平的梦想，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痛恨文明的谎言，他是我们中的一员。还有，他是现实主义的创作者，他又是神秘主义的代表者，他是我们中的一员；他对大自然的气息有着敏锐的感觉，他对无形力量的感受，他对无限的眩晕，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影响一样：是我们的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当然更没有想过要去把托尔斯泰的思想归到政治或宗教范畴中去。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反映宇宙的，是复杂的，我们不应该像布尔热那样，把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思想用党派的观点去批评。那种做法，是用胡拼乱凑的方式，为一个伟大的天才去制作一把衡量他的尺子……托尔斯泰到底属于哪一党派，这与我何干？难道我要先看看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何党何派，然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沐浴他们的光华吗？ 我们绝不会像今日的批评家们那样去想：“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转变以前的，一个是转变以后的；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爱他整个人。因为我们由衷地感到，在这样的心灵之中，一切都有立场，所有的事情都互相联系，又都各自独立。 我们以前一直未加解释而从本能所感觉到的东西，今天应当由我们的理智去加以证实。现在，这长久的生命到达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成为思想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就能够这么做了。让我们立刻震惊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至终，依然如故，尽管有人想要用藩篱将它一段段地截开——尽管托尔斯泰本人因自己是个激情满怀之人，在他爱的时候，在相信的时候，往往他是第一次在爱，第一次在相信，以为这才是他的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挣扎，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啊！托尔斯泰的思想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以致人们无法谈论。但是人们却在谈论那些在他思想中顽固地存在着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时而是同盟，时而又是敌对，但更经常的是敌对。在托尔斯泰的心灵和思想上，统一是绝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他激情的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和他的生命的悲剧中。 对托尔斯泰而言，艺术和生命是一致的。就作品与生命的联系而言，没有比托尔斯泰的联络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几乎常常具有一种自传的特点，自他二十五岁起，其作品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我们的这种认识，是从他二十岁之前开始直到他去世的他的《日记》，以及他提供给彼得什科夫先生的笔记中得到补充的。这些记录使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托尔斯泰的意识，而且能够了解托尔斯泰作为天才赖以生根、其心灵得以滋养的那个世界。 丰富的遗产，高贵、古老的双重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自称可追溯到留里克，家谱中有随侍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有对拿破仑数次战役中的一些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流放犯。从家人的回忆录中，托尔斯泰选取了几位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的特殊的典型人物，诸如：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老亲王，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贵族的代表；聂格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受伤，并从拿破仑眼前被从战场上救了回去，如同埃尔特里亲王一样；他的父亲，长得有点像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这温婉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丑的脸相，她的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对于他的父母，他不怎么了解。如大家所知，《童年》和《少年》里的那些动人叙述极少有真实性。他还不满两周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只是从小聂格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回想那张亲爱的面庞，总是表现出真诚的微笑，在她的周围洒满了欢乐……… “啊！如果我在艰难岁月中能窥见这微笑的话，我将不知道何为烦愁了……”（《童年》第二章）但是，托尔斯泰的母亲对于舆论的不顾忌，以及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的绝妙天才传给了他。 托尔斯泰至少还留有对他父亲的一些回忆。他父亲是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略含忧伤，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一种独立的、没有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九岁时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死使他“第一次明白了悲苦的现实，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沮丧绝望”。——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遇到了恐惧的幽灵，他不得不用一部分时间来战胜它，又用另一部分时间来改变它，甚至赞美它……这悲痛在《童年》的最后几章中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痕，在书中，托尔斯泰把那些回忆移植到对母亲的死和安葬的叙述中去了。 182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宅中，直到八十二年后逝世时才离开。家里一共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个女孩儿，名叫玛丽亚，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逃离了自己的家及家人，就是躲到她那儿去了。）四个儿子：辛尔格，很自私，但很迷人，“他的真诚达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德敏塔利，热情而又内向，后来上了大学，毫无顾忌地信奉宗教，奉斋节食，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又以同样的激情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为一个与他相好的妓女赎了身，收了房，二十九岁时患肺痨而死。 老大聂格拉，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从其母那儿继承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耐，为人风趣、胆怯，感情细腻，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在那儿染上了酒瘾，充满着基督徒的温情，他也常探访穷人，把自己所有财产悉数分给了穷人。屠格涅夫说他“在生活中实践着谦恭，而其弟列夫只满足于在理论上发展它”。 另外一个就是托尔斯泰。 在这帮孤儿身边，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其中一位是坦安吉娜姑妈，托尔斯泰说：“她有两项好品德：镇静和爱。”她一辈子只知道爱。她一直是舍己为人，她让我知道了爱的精神上的快乐…… 还有一位善良的女性是阿历山丹娜姑妈，她永远地为别人服务，而避免被他人服侍，她不雇仆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读圣徒行传，以及同朝圣者和无邪的人聊天。好几个无邪的男女在他们家中寄食。其中有一位朝圣老妪，会吟诵赞美诗，成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朝圣者名叫克理桑娃，只知道祈祷和哭泣…… （噢，伟大的基督徒克理桑娃！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定，以致感到自己在走近上帝，你的爱是那么炽热，以致言语从你嘴里流露出来，而你的理智却无法驾驭。由于你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词语的时候，你满面泪痕地匍匐在地上！……）（《童年》第七章） 在托尔斯泰的成长过程中，这些卑微的心灵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晚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开始显现这些卑微的灵魂，在其上开始并实践。他们的祈祷和爱在托尔斯泰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这些种子发芽、生根、长叶。等到托尔斯泰老年时，便看到种子的成熟。 除了无邪的克理桑娃而外，托尔斯泰在《童年》里并未提到这些帮助其心灵成长的卑微的人们。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颗童心却通过这本书显露出来，“这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华，永远懂得发现别人的最优的品性”，这种极其温柔的心啊！当他幸福时，想到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不幸，并为之哭泣，为之献出爱心。他搂着一匹老马，请求它的原谅，因为他让它受苦了。托尔斯泰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使不被人爱也无妨。 人们从托尔斯泰的言行中，已经可以窥见他未来天才的萌芽：他为自己的身世而想像地哭泣；他那工作不息的头脑——永远试图想像一般人在想些什么；他早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在丧礼中，看透别人的面容，知晓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装悲戚。托尔斯泰说，他五岁时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十分沉重的劳作”。 在那个时候，托尔斯泰在用民间故事、俄罗斯的神话和传说、《圣经》故事——尤其是《圣经》里约瑟那高贵的历史，在他暮年时，仍把它当作艺术的楷模——和《一千零一夜》，编织着自己的梦幻。他每天晚上在祖母家中坐在窗台上，听一个双目失明的说书人讲述的。 1842年至1847年，托尔斯泰在喀山求学。他成绩平平。在说到托尔斯泰三兄弟时，大家都说：“辛尔格想干什么都干得成。德敏塔利想干却干不成。托尔斯泰不想干也干不成。” 托尔斯泰经过了他所说的“青少年荒漠时期”。荒凉的沙漠，一阵阵疯狂劲风猛刮着。关于这一时期，《少年》，特别是《青年》的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状态。 在一年的时间里，托尔斯泰又为自己找到了并试验着种种学说。他是斯多噶派，对自己进行肉体的折磨。他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放荡不羁。后来，他相信了轮回之说。他终于落入一种狂乱的虚无主义之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就可能面对着虚无。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 “我只想着一件事了，我在想我想着一件事……”（《少年》第十九章） 这种永无休止的自我分析，这台推理的机器，这台空转的机器，将成为他的一种危险的习惯，他自己就说，“在生活中经常妨碍他”，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闻所未闻的养分。 在这种精神活动中，他丧失了所有的信念：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十六岁时，他便不再祈祷，不再去教堂。这是他读伏尔泰的作品极感乐趣的时期，但信仰仍然潜伏着，并未消亡： “但是，我一直有着某种信仰。至于这种信仰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我还是相信神，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神。我也承认基督与教义，但是我不明白，这些教义赖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 有时候，他在慈悲的幻梦中感到迷茫。他想卖掉自己的马车，把卖的钱分给穷人，还想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散发给他们，他想不雇仆人……“因为他们跟我一样没什么区别。”一次病中，他写了一本《人生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为自己定下了责任，“研究一切，深化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坚信“人类在不断的完善之中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知不觉地，托尔斯泰在作少年人的热情、强烈的性感和夸大的自尊心的驱动之下，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转向了，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实用和物质化了。如果说他想使自己的意志、肉体和精神趋于完美，无非是为了获得爱戴，为了征服世界，讨别人喜欢。 但是，这却是个大难题。他长得像猢狲一般丑陋：脸长得粗犷，长而厚重，头发很短，向前盖着，使额头显低。他的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阴暗的眼眶里，严峻地盯着别人。鼻子宽大，嘴唇厚而前伸，耳朵宽阔的。这张丑脸似乎无法改变了，——在幼年时，这张丑脸曾经几次引起他对生命的绝望——托尔斯泰自称要实现当个“体面人”的理想。为了这种理想，为了要做得和其他的“体面人”一样，托尔斯泰效仿他们的做法，开始赌博，疯狂地借债，彻底地放荡。 在这种颓废的状态下，那绝对的真诚拯救了他。 “您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你吗？”聂赫留多夫对他说，“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见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老是说出连我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事情。” 在他最放浪的时候，他也总是用一种犀利明察的目光在判断自己。 “我活着完全像个牲畜，”他在其《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而且，他还用他那喜欢分析的怪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的原因： 1.迟疑犹豫，没有魄力；—2.自我欺骗；—.焦躁性急；—.顾羞耻而且屡教不改；—5.脾气暴躁；—.经常困惑彷徨；—7.用情不专；——8.喜欢跟风；—.盲目做事，不思考。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他上大学时，已经用于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了。他蔑视大学教育，拒绝认真地研究历史，因思想的大胆放肆而遭校方处罚。在这一时期，托尔斯泰发现了卢梭，看到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他为之倾倒。 “我崇拜他，把他的肖像纪念章戴在脖子上，就像戴圣像一样重视。”（《与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时报》） 托尔斯泰最初的几篇哲学文章就是对于卢梭的评论（1846年至1847年）。 然而，他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在乡间（1847年到1851年），他又同百姓们接触了，他自称前来帮助他们，要成为他们的恩人和教育者。他在这时期的经历在他最初几部作品中便有叙述——《一位地主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叙述。这部作品非常优秀，他用自己最喜爱的名字为主人公命名——聂赫留多夫亲王。 聂赫留多夫年方二十。他放弃了大学去献身于农民。他努力地为他们谋福利已有一年，而且，在一次到村中去探访时，我们看见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猜忌，遇到了因循守旧、无所用心、下流无耻、忘恩负义……等等。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着自己一年前的梦想，想起自己那慷慨的热情，想起自己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惟一可能的真理”。托尔斯泰觉得自己败下阵来了。他羞愧而厌倦。 “他坐在钢琴面前，手下意识地在按着琴键。弹出了一个和音，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起来。和音不完全是规则的，它们经常是平凡到庸俗的，表现不出任何音乐才华来。但是，他在其中感到一种无法确定的、忧伤的乐趣。每当遇到和音变化时，他就心跳不已，等着新的音符出来，并通过想像模模糊糊地去补足那缺陷。他听到合唱、乐队……他主要的乐趣便来自想像的被迫活动，它虽无关连但却以惊人的明晰向他显示出那些过去和未来的最多变的形象和情景……” 托尔斯泰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忌的、撒谎的、懒惰的、冥顽的。但这一次他所看到的他们，是他们的好的一面而不再是坏的一面；他以爱的直觉深入他们的心中；他窥到他们对于受压迫运命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看出了他们对一切不公的宽容，看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以及他们对往昔的那种因循守旧和可怜巴巴的眷念。他们让他回想起劳累但健康的劳动感觉…… “这种感觉真美。”他自言自语……“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们一样生活呢？”（《一位地主的早晨》全集第二卷） 托尔斯泰整个已经存在于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中了：目光敏锐，想像持续不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当他一闭上眼睛，他重又沉入幻梦之中，沉入对人类的爱之中。 四 然而，1850年时的托尔斯泰可没有聂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让他失望，他对民众很快厌倦了，就像他对优秀阶级的厌倦一样，他的身份压迫着他：他承受不住了。此外，债主们在追逼着他。1851年，他逃往高加索，躲在军队里，藏在他那已当了军官的哥哥聂格拉身边。 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他便精神抖擞起来，他又寻找到了上帝： “昨夜，我差不多一夜未眠……我请求上帝保佑。我在祈祷时，感受到难以言说的温暖。我像平时一样背诵祷文，久久地诚心祈祷，心里憧憬着美好的事物……我忘记自己祈祷什么了。我只请求上帝的宽怒，请求它让我能走进神的世界可是不，我不企求这样。我感到，既然它赋予了我这一恬静的时刻，那就是说它已宽恕我了。我在企求，而同时我也一无所求，而且我也不会请求。我感谢它，但不是用言语，也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的声音。我梦想着光荣和女人的时候睡着了：这比我强有力得多。——我不在乎那么多！我感受到了难得的幸福，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愿意祝福，但不知道怎样去祈祷，我希望能明白，但又不敢去碰触。我把自己的意志全部献给上帝”（《日记》） 情欲和上帝间的争斗在心中秘密地继续下去。托尔斯泰的肉体未被击败（它从未被击败）；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使他沉迷的那三大恶魔： 1.赌瘾：可能战胜之。 2.肉欲：很能战胜之。 3.虚荣：其中最难战胜之恶魔。 在托尔斯泰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念头缠绕着他：某个高加索女人的形象使他魂牵梦绕，或者“如果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点儿，他会感到沮丧”。——“无防！”上帝就在那儿，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也蕴育繁荣之机，所有的生命力都因此而受到激越。 “我认为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想法，是上苍给我的启迪。上帝的手指引了我。我感谢上帝。我在高加索感觉思想平静多了。不过，我认为那些将要经历的事情会对我有所帮助，因为那也是上帝的意愿……”（致坦安吉娜姑妈的信，1852年1月） 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鲜花盛开，一切都那么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也绽放出春天的花朵，那就是：《童年》、《入侵》、《一位地主的早晨》、《少年》。他也在用自己的伤口表达对上苍的感激。 五 1851年秋，托尔斯泰的《童年》写作始于的蒂弗理桑，完成于1852年7月2日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颇为奇怪的是，在那使他怦然心动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他抛开了那个未发现富于特色和激情的世界时，他开始在第一部作品里对往事进行回忆。 但当托尔斯泰写《童年》时，他正在病中，军队事务突然停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既孤独又痛苦的他，颇为伤感，过去的回忆便又温柔地浮现在他眼前。经历了几年的颓废而紧张疲惫的日子之后，能重温童年那“美好的、无邪的、诗情画意的和快乐的时期”，重塑一颗“善良的、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非常之甜美。 总之，此时此刻的托尔斯泰，正怀着青春的热情和无穷的计划，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像的特点。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一直试图把那些大部头，当作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当成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把他的《童年》看作他的《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这一篇本该包括过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应以通过大自然获得上帝的启示为终结。 虽然《童年》是托尔斯泰的成名之作，但是他自己却对这部作品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 他对彼得什科夫先生说道：“它糟透了，太缺乏文字的诚实性了！……简直无可取之处。” 这只是他的个人之见。他把没有加上作者署名的原稿寄给了有名的《现代人》杂志，1852年9月6日，这部作品被刊登了。刊登出来后，作品得到了一致好评，连欧洲的读者也认可它。但尽管它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情感，我们还是明白它为什么后来为托尔斯泰所不悦。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托尔斯泰认为作品的讨厌之处，正是读者认为有吸引力的地方。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的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而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其中的表露极少。 他的书中弥漫着一种温情轻柔的感伤，后来的他所一直反感这种情怀，他在其他的小说中也努力摒弃这种情怀。那些幽默和眼泪，是我们熟悉的，它们源自狄更斯。 托尔斯泰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八十一年间最喜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一书，“那本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在高加索旅行时又一次阅读了这部著作。 托尔斯泰认为，还有另外两位作家对他影响较大：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我那时深受他们的启迪。”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日内瓦短篇》居然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型。但是，一旦知道了，就能在《童年》的叙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的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纯朴的痕迹。 因此，托尔斯泰在其初期，就已是群众曾经相识的一个面孔。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不及《童年》那么纯粹而完美的《少年》（1853年），显示出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在《一位地主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性格，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著形成了。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些农民的出色肖像中，读者可以发现《民间故事》中的农民形象就是他在1885年《两位老人》中的那位养蜂老人的雏形：眼望上方，光头在太阳下闪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飞舞，并不螫他，在他头顶形成一个王冠…… 但是，托尔斯泰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情感的作品，如《高加索纪事》。其中，托尔斯泰在1852年12月4日写完的第一篇《入侵》，展现了一幅令人惊异的壮丽景色：群山环绕下的河畔日出；通过强烈渲染描绘出的绘声绘色的夜景，远山积雪映衬下的夜归士兵，以及士兵们悠扬的歌声在空气中飘荡的景色。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战争与和平》中尝试着生活了：赫拉勃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绝非兴趣所致，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是“那些平静的、纯朴的、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是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斗中，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惟独赫拉勃夫仍依然故我。“他完全像人们见到的那样：同样平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同样的朴素表情”。在赫拉勃夫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雷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善良，但却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来。而那个可怜巴巴的矮个儿少尉，初次参战，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的小家伙，最后却无谓地被杀死了，如彼加.洛斯托夫斯基。在这些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显现出来，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中去，他已经让人听见了他反对战争的呐喊：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广裹的苍穹下，人们为什么不能安适地生活呢？为什么人们会有一些复仇的，凶狠的情感？为什么他们会有消灭同类时的那种愤怒？人类应该在大自然中消融掉罪恶，表现出善与美。”（《入侵》，全集第三卷）这时期观察到的其他高加索纪事，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又加工写成，如《伐木》，系一种准确的写实，有点儿冷峻，但却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记述——是为了未来的一些记述。 1856年，托尔斯泰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放荡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士兵们中最差劲儿的都要比他强过上百倍，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 在托尔斯泰的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是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皑皑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洋溢在全书之中。因它是那天才之花的绽放，这部小说是无出其右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不能复得的天才迸发。”青春的壮观，爱情的狂流。 “我深深地爱，爱上了善良的人们！……”托尔斯泰反复地说着，甚至忍不住流泪。但是，他并不知道谁是勇士，也不清楚自己到底爱着谁。（《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的陶醉，在有节制地流淌着。主人公沃里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恋上了一位哥萨克的年轻女子，陷入种种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沃里宁时而在想，“幸福就是自我牺牲，就是为他人而活着，”时而又想，“牺牲自己是很愚蠢的”。于是，沃里宁几乎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认为，“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了人类的欢乐。那是在拯救灵魂，没有什么是罪恶的”。 那么，沃里宁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就行。生存是整个的美，整个的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即是神。 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煽惑并吞噬着他的心灵。沃里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野兽和飞鸟，成群的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就在离敌人埋伏点不远处，沃里宁“突然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 沃里宁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迷失在吸引着他的人生漩涡之中，到处潜伏着无数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窥伺着他的死，那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 “伙伴们！过来呀，过来，让我们一起来螫这个人！” 显然，沃里宁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人，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他只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就像他周围生活着、游荡着的那些生物。 “我将要同它们一样生长、死亡。青草将在我死亡的地方成长……” 而沃里宁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爱恋的狂热之中。他抱住大自然，与之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麻痹，他倾泻，激越他的欢乐、他的忧愁和他的爱情。 但是，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托尔斯泰目光的敏锐。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在其他作品中则是很少见的。他的信条之一是坚持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这也是该作品的精髓，并将成为托尔斯泰整个一生的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这种对立已经使他找到《克莱采奏鸣曲》的某些严酷的语调，来斥责人间的喜剧。不过，托尔斯泰对自己所爱的人们也同样是真实的。大自然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的恶习，都被他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唤引起托尔斯泰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没能足够阐释这种真理精神的最初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严守秘密才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埃尔特里耶夫娜.托尔斯泰吐露的。 1859年5月3日，托尔斯泰在写给姑妈的信中，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只是以热情和感伤而信仰，从不加以考虑。十四岁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我的理论与宗教不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看作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都是符合逻辑的，分门别类的，清楚的。可是却没留一点儿地方给宗教……后来，我认为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但自此，宗教也就开始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在高加索的时候，我是孤单的。在那里，我付出了自己所有精神力量，就像一个人孤注一掷时所做的一样…… 这是殉道和祈福的时期。在此前或此后，我都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深刻的观察。我那时所发现的所有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之以恒的思考活动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的、古老的真理，我现在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有一种爱，人为了永远幸福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这些发现令我惊讶不已，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再深入探寻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寻觅。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也找不到救世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 但我仍在竭尽我全部的灵魂之力去寻找，我哭泣，我折磨自己，我只求得到真理…… 这样一来，我便孤独地同我的宗教待在一起了。” 六 1853年11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然后去了克里米亚军团。1854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他勇敢地尽着自己的责任，常常身处险境，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每三天就有一天要到第四炮台值班。 托尔斯泰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在与死神面对面的过程中复活了。他和上帝进行交谈。1855年4月，他在其《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之中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尚不了解的生命的永恒而光荣的目的……”这个生命之目的，绝对不是艺术，而只是宗教。 1855年3月5日，托尔斯泰写道： “我被一种伟大的思想牵引，我感觉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去实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把人类团结起来。” 这将是托尔斯泰晚年的规划。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托尔斯泰又开始了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之中，他又怎能找到必要的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呢？该书写得很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有时出现的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某些抽象分析，是他写书时的环境造成的。 但是，人们赞赏托尔斯泰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而深刻的探索。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且，有时候，在春日的城市写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啊！他书中的某些篇章出现了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这种论调进而产生了一种抒情诗意，令人想起《高力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清亮的新月发出它沉静的光芒。闪烁的池塘。一棵棵的老桦树，枝繁叶茂，月光下的一面呈铝白色，背着月光一面的树影遮蔽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的叫声。两棵老树轻轻相触时难以辨出的声息。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面；一直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绿绿的月光下闪亮……月亮升起来了；它悬在半空中，清辉满布；池塘的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亮处则更加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间一切热情之中，但因有爱情的巨大力量，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已经融为了一体。”（《青年》第三十二章） 但眼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因此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难忘的叙述中记下他们的和他自己的焦虑悲凉。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用同样的观点加以评论。然而，它们之间却是迥然不同的。尤其是第二篇，在情操上、艺术上，与其他两篇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他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中却飘忽着一种不可改变的真理。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不禁为之下泪，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中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只有激越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的成分。 托尔斯泰刚刚入伍，他的热情保持不变，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尚未窥见野心与自负，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用心。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比拟”。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想像的痕迹，也毫无客观表现的实践。托尔斯泰漫步城市，他清晰地在观察，但叙述方式却缺少洒脱；“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大自然美好印象的纪实。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从卷首起，我们便可读到： “千万颗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碰撞了，或者在死亡中消失了……” 随后，又可读到： “……因为人是那么多，因此虚荣也就有那么多……虚荣，到处是虚荣，即使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的人物谈论着爱情、光荣和痛苦，而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故事？” 托尔斯泰在这里的纪事不再是简单叙述，而是使人类与情欲的直接角逐，所以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东西暴露出来。托尔斯泰那犀利深邃的目光在他的战友们的心灵深处搜寻着，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 托尔斯泰指明了恐惧，他揭去了恐惧的面纱，将它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无穷的危惧，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去一切感伤，如同他轻蔑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空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 托尔斯泰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露出端倪，有时还几乎带有病态，但它从来没有比描写巴拉斯霍辛之死达到更使人震憾的强烈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之中所发生的情况，——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一刹间心中的想法。 就像是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在这些战斗场面里，一片明媚的大自然展现开来，阳光穿过乌云，白昼的交响曲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尽管成千上万的人战死在这其中。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在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基督徒，他们一方面宣扬爱与牺牲，一方面又给他人带来死亡的恐惧。而他们面对上帝，竟然不忏悔！他们没有兄弟般的情意，不懂得流着幸福欢乐的泪水去拥抱彼此。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情调非常惨痛，这是他的其他作品尚没有的，托尔斯泰顿生疑惑，他这样说错不错呀？ “一种可怕的疑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这些真理无意识地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该表达出来，免得造成不利，如同酒糟一样，千万别去搅动，否则把酒给弄坏了。哪里是必须避免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仿效的美的表白？谁是英雄？谁是坏人？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又都是坏人……” 但他又冷静下来说： “我这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全身心地热爱的，是我想尽力表现其全部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读了这几页之后，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你所写的正是当今的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自果戈里逝世之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您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个真理在我国是完全崭新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担心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对围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的装聋作哑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收拾了——换言之，我担心它们会把您身上的精力消磨光。” 但这不足为惧。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但对于托尔斯泰，却反而能增加了他的精力。但在当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使托尔斯泰产生了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他懊悔自己太严酷的坦率。 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托尔斯泰在叙述赌博时争吵的军官时一转笔锋，说道： “咱们在这幅画像前赶快把幕拉上吧。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将愉快地迎向死亡。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伟大的火花，这种火花将会使他们成为未来的英雄。” 这种顾虑丝毫没有减弱故事的写实色彩，但对人物的选取已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是两兄弟，哥哥是科特兹塔尔夫上尉，与托尔斯泰有点儿相似之处；弟弟是个旗手，叫瓦里基亚，爱狂热地自言自语，爱梦想，但是却生性胆怯，常常无缘无故地流下温情的眼泪，怯懦的眼泪。瓦里基亚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恐惧（小可怜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藏在军大衣里），常因自我孤独之感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后来，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笑着面对危险。 瓦里基亚属于一组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欣喜欢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战争中牺牲了。兄弟二人在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托尔斯泰在充满着爱国主义怒吼的句子中结束了小说： “队伍离城而去。士兵们眼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都满含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悲苦，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 七 在战争中，托尔斯泰在一年里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层处。当他从战争中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这时，他对那些文人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 托尔斯泰觉得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猥琐的、虚假的。这些人，从远处望过去，像是一种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就像那位他曾钦佩并把他的《伐木》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走近了看，就只会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 1856年的一幅画像显示了托尔斯泰与这些文人的不同。画上的托尔斯泰置身于他们中间，另外还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托尔斯泰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深陷的双颊，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十分地显眼。托尔斯泰身着戎装，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如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不像是这伙人中之一员，倒像是在看押着他们：他似乎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去”。 然而，在彼得堡，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拥有双重的光环：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着泪喊“乌拉”的屠格涅夫，友爱地向托尔斯泰伸着手。 但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谈不来。他俩都用同样清晰的目光观察世界，又各自在观察中加进了敌对的心灵色彩：屠格涅夫是嘲讽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是崇尚美的；托尔斯泰则是粗暴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而苦恼，背负着一个隐而未露的神明。 托尔斯泰特别不能容忍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的首领。托尔斯泰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放荡的平庸作家的骄傲。他“本能地反对所有一般人都承认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 托尔斯泰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使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屠格涅夫说：“他从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一切道德激情他都觉得虚假，而且他还习惯于用他那极其深邃的目光去逼视他觉得没有说真话的人……” 格里戈罗维奇说：“瞧他听人说话的样儿！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那紧抿着的嘴唇表露出多大的嘲讽！” 屠格涅夫认为，他从未感到比他更犀利的目光，外加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儿，使人难堪并无法忍受。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并竭力给彼此还以公道。但是，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这个文人圈子更加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坏的，没有品德的，比我在军中的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可他们沾沾自喜，对自己却很有信心，好像完全健康的人那样。他们让我憎厌。”（《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托尔斯泰同他们分手了。不过，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他们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颇丰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金钱、荣誉、女人……” “我也曾经是这个宗教中的一名高级神职人员，也享受过那种惬意的生活……” 为了要完全献身给这个宗教，托尔斯泰于1856年11月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 然而，像托尔斯泰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可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他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这一信息动摇了。 1857年4月6日，托尔斯泰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这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迷信的虚幻……” “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到篮子里时，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即使全世界所有的人依据某种理论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仍然认为这是很坏的。因为决定善或恶的，并不是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自己的心。”（《忏悔录》）1857年7月7日，托尔斯泰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在《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他写下了对那些自由派们唱着幻想的高调的蔑视，并对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想像的线条来的人”不屑一顾。 “对这些自由派来说，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种梦幻般的认识毁去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向我确定何谓文明，何谓专制，何谓自由，何谓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关注起农民来，这不是说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了。他写道： “民众的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也许真的是正直者的集合体，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表示出人类本性中的残忍和弱点。”（《聂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不太知道要教些什么。为了学习经验，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托尔斯泰第二次游历欧洲。 托尔斯泰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教育论。无须说，他把它们全都摒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是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自发的学校”进行的。自发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托尔斯泰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 托尔斯泰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就是自然的学校。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民众。他们毫无权利。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面从来就无法造就“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原有环境的人——那些人在少年时代就被惯怀了，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只能变成骄纵的、病态的自由主义者”。 托尔斯泰认为，应当让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注重“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读和写的技巧”，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的精神要求。应该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加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托尔斯泰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施淫威相抗争。 然而，托尔斯泰的精力并没有被这种社会活动所满足。他仍继续受到种种敌对的情欲的支配。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仍永远喜爱社交，他需要社交。隔三岔五地，享乐又攫据着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着他。他甘冒生命危险跑去猎熊。他常常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子的影响。托尔斯泰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因厌恶而陷入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具有艺术的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很不协调。 1857年，托尔斯泰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是软沓沓的，怪里怪气的，毫无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他在1856年写成的《记数人日记》虽然写得仓促，但是更吸引人，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聂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 “他什么都不缺：声望、思想、财富、理想。他并无过错，但是却非常糟糕，因为他束缚了年轻的心。因为没有意志力，他在粗浅的情欲中迷失了方向。” 死亡的迫近都没能改变他…… “同样的思想轻浮，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怪诞矛盾……” 在这个时期，死，这个严肃的问题开始缠绕托尔斯泰的心魂。早在他完成《伊万.伊里奇之死》之前，他已经在《三个死者》中（1858～1859年）已经预示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他发出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有其伟大之处；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入微，形象比较动人，虽然这作品的结构很松懈，而且桦树的死也没能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的诗意。总体上看来，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而艺术，抑或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辞中，他的演说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致意之后，则提出了捍卫道德与社会艺术的问题，对他加以驳斥。 1860年9月19日，托尔斯泰亲爱的哥哥聂格拉因肺痨在耶尔病逝。这使他悲痛欲绝，竟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只要想知晓真理并说出它，人们便竭力去了解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惟一留存下来的东西，也是我将要做的惟一的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只不过是谎言，可我不能再爱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但是，不到半年之后，托尔斯泰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了。这本书缺少道德意味，只有一些对万恶的金钱的诅咒。他的这部作品是纯粹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部杰作。它的缺点是：观察太丰富，素材足以写一个大部头小说；开头幽默而结尾残酷，两者之间反差太大，造成了突兀的感觉。 八 在这一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着，在怀疑自己，似乎不耐烦起来，“没有很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同《记数人日记》中的聂赫留多夫亲王。但在这一时期却创作出了他此前从未创作过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1859年），这是爱情的奇迹。 多年来，托尔斯泰一直和比尔斯一家非常友好。他相继爱过这一家的母女四人。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比尔斯还是个孩子：她年方十七；可他已三十出头，他看自己像是个老头儿，已无权把自己那疲惫、污秽的生活与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 托尔斯泰隐忍了三年。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比尔斯求爱以及她是如何回答他的——他们把不敢启齿的词用铅粉撒在桌子上。就像《安娜.卡死尼娜》一书中的列文，他迫切地想把《日记》交给心上人，以向她袒露可羞的往事；而索莫娅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感到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但在之前的三年之中，托尔斯泰在创作《夫妇间的幸福》一书时，已经在思想中铸就了这桩婚姻。三年来，他已经提前经历了爱情婚姻的几个阶段：那尚未被知晓的爱情难以言表的日子，爱情已经被发现的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时刻，为了“一去不复返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接着是新婚燕尔，爱情的自私，“接连不断的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便是对爱情的疲乏，隐隐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在一起的心慢慢在分离和疏远，对于少妇而言的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嫉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于是，爱情结束了；最后，温柔和凄楚境况来临了，重现爱情的面孔苍白、衰老，因泪痕，因皱纹，因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对互相伤害的懊恼，以及因虚度的岁月而更加凄婉动人——随后便是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转向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向母爱的庄严过渡…… 关于爱情中会经历到的一切，托尔斯泰都提前梦想过，体味过了。而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她——他的心上人的身上体验过。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种讲述方式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 他讲述得多么地细腻啊！罩着一块纯洁面纱的心灵的美……这一次，他的剖析没有狂热地拼命要披露真理。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他让人去猜测内心生活的秘密，而不是吐露出来的。在艺术中，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有着拉辛式的美。 婚姻，托尔斯泰深切地感知其温馨与烦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慵懒、患病，厌烦自己的努力。在最初几部著作的辉煌成功之后，他要面对的是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他高傲地显露出得意。 “我开始被读者冷落了，这曾使我郁郁寡欢。但是现在，我平静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力气大声地说。至于公众，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1857年10月《日记》） 但托尔斯泰是在自吹自擂：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当然，他是自己的文学工具的主宰，但他并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所说：“这是一个知道掌握自己笔的人遇到个题目就写的连篇废话。”他的社会事业遭到了挫败。 1862年，托尔斯泰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把那里都翻了一个遍，最后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不在那里，他太疲劳了，他担心会得痨病。 “仲裁纠纷对我来说是那么难堪，学校工作又是那么没有头绪，为了教育他人而不懂装懂，那份尴尬让我感到的那强烈的厌恶，凡此种种，弄得我病倒了。如果对于我来说没有生活在那尚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家庭生活——让我看到光明的话，我也许早就陷入我十五年后几乎陷入的绝望之中了。”（《忏悔录》） 九 最初，托尔斯泰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怀着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诸的那种激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的影响是很宝贵的。她很有文学才华，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挂在心上。她跟他一起工作，她记录下他的口述，誊写草稿。她竭力保护他，使他不受其宗教魔鬼的侵扰，避免这可怕的幽灵置艺术于死地。她还竭力地把他的社会乌托邦之门关闭。她在激发他身上的创作天才。而且，她还用她那女性的心灵带给这天才新的丰富的源泉。除了《童年》和《少年》中的一些漂亮身影而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使有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索菲娅.比尔斯的爱情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写成了《夫妇间的幸福》，女人出现了。在随后的那些著作中，少女和女人的典型大量涌现，并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生活，甚至胜过男人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充作她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娜托娅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的原型，而且由于她的独特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谨慎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在姻缘的恩泽下，托尔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中品尝到了一种他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呵护下，他得以悠然闲适地去幻想和创作，那是凌驾于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宏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年）。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众多的人物和激情涌动于其中。在波涛汹涌的人类的汪洋中，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在平静不乱地鼓动着和阻遏着暴风雨。在凝视默想着这部著作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荷马和歌德，尽管精神和时代都大不相同。然后，我看出，在托尔斯泰创作的那个时期，他的思想确实是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营养。而且，在他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的1865年的笔记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 托尔斯泰思想的自然动作，把他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向描述军队和人民的小说，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巨大的群众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悲壮经历终于使他懂得了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古老的生命。宏篇巨制的《战争与和平》在他的计划中本只是一组史诗般的壁画系列——从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中的一幅中心画。 如果要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就必须体会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多数的法国读者有点儿近视，只看见其中的无数细枝末节，被弄得眼花缭乱。他们迷失在这片人生的森林之中。必须登高远望，用目光去环抱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一片树林和田野；那么我们就会窥见这一部著作的荷马式的精神、命运气息的有力节奏、永恒法则的静寂、所有细节与之相连的整体情感，和驾驭着作品的艺术家才华，如《创世纪》中的威临海上的上帝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和平、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头一百页以一种沉着镇静的精确性和卓绝的嘲讽，反映出灵魂之虚幻。仅仅在将近第一百页处，那些行尸走肉的一个——他们中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在欺骗，我们在犯罪，而一切都是为什么呀？我已年过半百，我的朋友……所有的一切最终都将归于死亡……死，多么可怕呀！”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有彼埃尔.比基多夫那样天真淳朴的人，有玛丽安.塔米莉娅那样十分独立、怀有古老的俄罗斯情感的人，有小洛斯托夫斯基们那样具有青春气息的人；另外，还有像玛丽安公主那样心地善良和忍让的人；有像埃尔特里亲王那样的并不善良，为人傲慢，并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 可是，波涛翻腾了。行动开始了。俄罗斯军队挺进奥地利。宿命在主宰着。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战争——中，宿命主宰着一切。真正的将领并不是那些企图调度操纵的人，而是像克多查尔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让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完全与实际上只是与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战绩以及偶然的现象等协调一致的”。 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常而健全的状态。被扰乱了的精神重新找到了平衡。埃尔特里亲王缓过气来了，开始活泛了……而在远方，在远离生命气息和神圣风暴的地方，那两颗最优秀的灵魂——别埃尔和玛丽安公主——却受到他们那上流社会的传染的威胁，受到爱情谎言的威胁，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的埃尔特里在这突然中断了的行动中陶醉，猛然间有了无限宁静的启迪。 埃尔特里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上方很高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天空，几片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宁静！何等平和！”埃尔特里心里在想，“这和我那狂奔猛突是多么地不同呀！这高远的天空我怎么早没有发现呢？我终于看到它了，我好幸福啊！是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失望，除它以外……除它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在城市的混浊气氛中，心灰意冷、焦躁不安的众灵魂又在沮丧绝望，在黑夜中，四处徘徊、游荡。有时候，在被世俗毒化的气氛中，混合着大自然那醉人的、令人发狂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安娜托娅向埃尔特里亲王投怀送抱，但是没过多久，又把她投入随便一个勾引她的男人怀中。 这杂乱的尘世糟蹋了多少诗意，多少温情，多少纯洁的心啊！而“凌驾于恶浊尘寰的无垠天空”却始终如故。但是人们对它却视而不见。甚至连埃尔特里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亮。对于他来说，天只不过是“一个阴暗和沉重的苍穹”，它笼罩着虚无。 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的骚乱重新刺激。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前嫌尽释。德哈洛夫拥抱了他的仇敌别埃尔，受伤的埃尔特里在为他曾最痛恨的人、救护车中的邻人瓦西里.克拉基的不幸而伤心怜惜地哭泣。通过热情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对神明的律令的屈从，一切心灵结合在一起了。 “认真地、严肃地接受战争……最艰难的考验就是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明的律令。心灵的纯朴在于对神明的意志的屈服。” 大将军克多查尔夫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命运的代表。 “这位老人，有的只是经验——激情的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不从事什么，不创造什么；但他在听，在回想一切，他不阻挡任何有用的东西，也不容许任何有害的东西，善于在合适时机利用这一切。 “他在他的战士们的脸上窥伺那种难以捕捉的、被称之为必胜的意志力量。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有力的东西，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然进程，他看到这些事物，他跟随着它们，并摒除自己的个人意见。” 托尔斯泰有着那种俄罗斯心魂。俄国民族的既镇静又悲壮的宿命观念，在这位可怜的农民——库拉多.坎那托也夫身上体现出来了，他质朴、隐忍、虔诚，面对痛苦和死亡也总露出他那慈祥的微笑。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彼埃尔和埃尔特里，经过种种磨难，经历了祖国的遭劫和垂死的挣扎，终于看到活现的神的爱情和信仰，获得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然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未到此结束。1820年的那个跋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那个时代的一个过渡。它令人感到生命的延续与更新。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高潮之中开始和结束，而是如他开始时一样，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结束。他们已经瞥见未来的英雄们，以及他们与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复活的死人们之间将会发生的冲突。 我试图把托尔斯泰小说的主要线条勾勒出来，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那数百个英雄各有特色，他们是一些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他们的特殊生命又如何去看呢！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临时编造。 为了完成这一系列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的肖像，托尔斯泰事先作过无数的草图，他在各图书馆里查询，动用了自己从前的笔记、家庭档案，以及他个人的回忆，他说“那是由数百万个构思组织起来的”。这种缜密的准备工作使他的创作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没有影响他写作的自发性。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心灵相通的激情和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 《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的这本书富有童心，而每一颗童心都是一首清纯如泉水、婉转动人如莫扎特旋律的歌曲，诸如年轻的聂格拉.洛斯托夫斯基、索妮娅、可怜的小彼得。 在这些人物中，最恬静秀美的是安娜托娅。这是一位可爱的姑娘，充满爱心，娇态可掬，我们看着她在身边长大，怀着像是对自己姐妹似的纯洁的柔情看着她生活——谁会说自己不曾认识她？……春天那美好的夜晚，安娜托娅在月光下，临窗幻想，她在热情似火地说着，楼上窗前的埃尔特里亲王在倾听着…… 初舞的情绪，恋爱，爱情的期盼，欲念和乱梦的开始，这些幻想带着她奔驰在爱情的原野上。她陶醉在歌剧的艺术世界里，身心狂乱，灵魂守护着她的爱人。歌剧之夜，艺术的奇特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了；心的狂乱，因爱情而慵倦的躯体的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垂死的爱人神圣的怜悯…… 在回溯这些可怜的回忆时，我们能感觉自己是在谈论一位最亲爱的女友，并产生一种激动的感情。啊！把这样的创作与现代小说和戏剧相比较，就能看出现代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的巨大的弱点！爱情改变了她们的生命，女性形象变得流畅、灵活。这种变化渗透在字里行间。——面丑心善的玛丽安公主是一幅完美的画，她是一个腼腆而笨拙的姑娘，当她怕被人看到的秘密被暴露出来时，她的脸羞红了，就像其他和她相似的女子也会羞涩难当一样。 就像我所说的，本书中女子的品格高出男子的品格很多，特别是高于托尔斯泰在其中放进了他自己的思想的那两位英雄的性格：别埃尔.比基多夫的脆弱绵软的性格和埃尔特里.普尔可夫斯基的炽热而刚烈的性格。他们那是缺乏中心的灵魂，这些灵魂永远在摇摆不定，不往前进，它们从一端摆到另一端，永远畏缩不前。 有的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俄罗斯人的心灵。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我发现，一些俄罗斯人也有同样的批评意见。屠格涅夫就是从这一点上指责托尔斯泰的停滞不前。“他的心理没有成长。总是迟疑，伴随着情感的颤动”。托尔斯泰坦率地承认，自己为了使历史画卷完整，不得不牺牲了部分人物的特征。 事实上，《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的复活，在于民族的那些变迁与民族战斗的追怀。真正的英雄是各个民族自身。而在他们身后，如同在荷马的英雄们的身后一样，是神明在引导着他们，那是无形的力量，“是引导群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神明赐予各民族以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潜藏的命运，使盲目的各民族相互碰撞。除《伊利亚特》之外，我们还想到印度的史诗。 与《战争与和平》一样，《安娜.卡列尼娜》也是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之作。这是一部更加完美的作品，是由一个对其艺术行当更有信心的思想支配着的作品，这个思想有着更丰富的经验，对于它来说，心灵世界已不再有任何的秘密。 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缺少《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青春的火焰，那种朝气蓬勃的热情。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激情了。新婚燕尔的暂时宁静已经消失。在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创造的爱情和艺术的欢快氛围中，精神烦恼又开始悄悄渗入了。 结婚一年之后，托尔斯泰在写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头几章里，埃尔特里亲王向彼埃尔吐露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视为无辜的仇敌，是他精神发展中的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 1865年，托尔斯泰的一些信预示着他的宗教折磨的回潮。这些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驱散了生活的幸福。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里，一个重大的震撼出现了： 几天之内，托尔斯泰离开家人去参观一处庄园。一天夜里，他已躺下睡了，钟刚敲过凌晨两点： “我非常疲惫，沉沉入睡，感觉还好。但是，我会在忽然之间感受到莫名的焦虑和惶恐。我将详细讲给你听：真的吓坏人了。我跳下床来，叫人套车。但是在别人套车的时候，我却又已经重新入睡。等到别人再叫醒我，我却已经平静下来了。昨天，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但程度没那么严重……” 在这个时期，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地用爱情建造的幻想城堡开始出现裂纹了。在创作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托尔斯泰开始关注哲学与教育学。他打算写一本普通百姓的《启蒙读物》。他写了四年，兢兢业业。当这本书完成时，他倍感自豪。于是，他于1875年又写了第二本。 后来，托尔斯泰又搞起希腊文来，从早学到晚，把其他的活儿全丢下了，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发现了那个真正的荷马，而不是作为翻译家的荷马，不再是“所有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在用呻吟、庸俗、缠绵的、带喉音声音唱出的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的妖魔之妙音”。 “如果谁不懂希腊文，那么他就没有学问！……我确信在人类语言中，所有真正美的，是单纯的美，此前我还未曾见过。” 这简直近乎疯狂：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又狂热地搞起学校来，竟致病倒。1871年，托尔斯泰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他对什么都讨厌，只对希腊文情有独钟。 1872年的一场官司之后，托尔斯泰认真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所有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颇觉遗憾： “如果你继续埋头于希腊文里，那么你将永远不会有痊愈之日。是你那希腊文闹得你焦虑不安，让你对目前的生活这么冷漠的。难怪大家都说希腊文是死的语言：它总是让人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状态。” 托尔斯泰在抛开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在1873年3月19日，终于让伯爵夫人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他的生活却被家中的丧事弄得心情惆怅，他的妻子病倒了。“家里没有温暖……” 该著作中稍稍带有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漂亮的章节而外，书中的爱情已不再有《战争与和平》中那种欢快的诗意了。 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欲的、专横的性格。统制这部小说的定命论，不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某种杀戮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不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爱的疯狂，是“全部的爱……” 在那美妙的舞会场景中，沃伦斯基和安娜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这是爱神维纳斯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加上了“一种恶魔似的诱惑”。当沃伦斯基刚刚倾诉爱情时，维纳斯使安娜脸上光亮闪闪——“但并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漆黑之夜一场火灾的那可怕的火光”。维纳斯使这个正直而理性的女人，这个情爱至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流动着一种对肉欲追求的力量。而且，维纳斯还驻足在这个女人的心间，直到把这颗心摧毁之后才离去。 所有接近安娜者，没有一个人感觉不到那潜藏的恶魔的吸引力和恐怖。基蒂最早惊惧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欢乐的感觉中也夹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安娜的面前失去了全部意志。安娜自己也意识到，她已不能自主。 随着故事的发展，那纠缠不放的激情啃噬掉这个高傲的人的道德壁垒。安娜身上的优秀品质——她那颗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了，堕落了：她不再有勇气牺牲掉她的世俗虚荣；她的生命只用来取悦她的情人，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嫉妒心在折磨着她；性欲力量迫使她在动作中、声音上、眼睛里装假作态；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子群中；她依靠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无法忍受的折磨以及道德堕落的悲苦迫使她卧轨自杀。 “而那个长满胡子的小乡下人”，——那个纠缠在她和沃伦斯基梦境中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就像梦中所预示的，“他在一只口袋上勾着身子，拼命地往口袋里塞零碎，那是她带着痛苦、背叛和烦恼的生命……” “我随时可以报复。”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深刻痛彻的一幅画——周围，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还安插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 然而，这些平行的故事转换得生硬造作，有点儿牵强附会，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完全写实的场面——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其海阔天空的交谈——实际上并无用处。 总之，托尔斯泰更加直露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放到人生之中。不过，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富丽壮观。《安娜.卡列尼娜》就像《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众多，且各具特色。我觉得，在这部著作中，托尔斯泰对男子的描写更棋高一筹。托尔斯泰塑造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个可爱的自私者，能让所有读者回报给他友善的微笑。卡列宁是高官的完美典型，他优雅但只是平庸的政治家，总是以一种嘲讽来掩饰自己的情感：尊严与懦弱，伪善与基督精神的混合物。这些特点都根源于虚伪的世界，尽管他聪明而且慷慨，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这个虚伪的世界，——而且，他颇有道理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因为当他任由自己心灵摆布时，最终却落入一种神秘的虚幻境界。 这部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国社会的各种画面——剧院、军官俱乐部、舞会、沙龙、赛马——以外，就是它带有自传的特点。康斯坦丁.列文更是托尔斯泰的化身。 从列文身上，可以看到托尔斯泰自己的很多品质：他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那乡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以及他俩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托尔斯泰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的移植，——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兄弟德敏塔利之死的一个痛苦的追忆。 书中的最后那部分，完全是一种画蛇添足，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当时的那种种烦乱的心境。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束语是转入下一部拟定的作品的一种艺术性过渡的话，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的过渡。 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已经一再地以一种讽刺的或激烈的形式来抨击当时的社会。在后来的著作中，托尔斯泰仍在不停地抨击着它。他抨击谎言，抨击一切谎言（无论是道德的谎言还是卑鄙的谎言），抨击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慈善，抨击沙龙式宗教，抨击博爱主义！ 托尔斯泰向社会宣战，因为这个社会歪曲所有真正的情感，并摧残心灵的慷慨激情！死亡突然向社会的陋习投下一束光芒。在奄奄一息的安娜面前，连那假装高傲的卡列宁也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也透入一道爱的光明而具有基督徒的宽恕。他们三人——丈夫、妻子、情人——暂时地改变了。一切都变得质朴而正直。 但是，在安娜恢复的过程中，丈夫、妻子、情人又感觉到，“除了道德力的指引，还有另外的力量在支配着他们，这种力量粗暴而强大，让他们不得安宁。”而他们的心里一直明白，对于这场斗争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将在这斗争中被迫作恶，那是社会认为必要的”。 托尔斯泰以列文为化身，在书的结尾中得到了升华，那是因为死亡触动他了。 在这之前，“他不能信仰，他也同样不能完全怀疑”。自从托尔斯泰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恐惧。婚姻曾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焦虑压住了。但是，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这种焦虑又出现了。 托尔斯泰不断地、交替地在祈祷和否定。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在迷狂时，他甚至担心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些：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明晰的。列文同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谈到那些“不为自己而为上帝活着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启示。他看到了理智和心灵的对立。理智就是要让人残恶地去斗争，不必要热爱他人： 我的一切都是从心灵出发，不是由理智教会的。 在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之后，托尔斯泰重新获得了平静。卑微的乡下人——其心灵是惟一的导向——这个词儿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并不想知道什么是上帝，此刻的列文，犹如将来的托尔斯泰一样，在教会面前毕恭毕敬，对于教义深信不疑。 “即使在星球的表面运动中，即使在天空的幻象中，都有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十书中列文的这些悲痛与自杀的憧憬都瞒着基蒂，生活中的托尔斯泰在这同一时期也在瞒着他的妻子。但是，托尔斯泰并未获得赋予他的主人公列文的那份宁静。 事实上，这种宁静没有相互传递。这种宁静只是被人们向往，却不能实现，列文的形象也被人们所怀疑。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这部著作。他在写完之前，就对《安娜.卡列尼娜》感到厌烦了。他写不下去了。他怔怔地呆着，没有意志，害怕自己，厌弃自己。 这时候，在托尔斯泰生命的空隙中，刮起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的眩惑。托尔斯泰后来在逃出深渊之后，讲述了这些蹉跎岁月。 “我五十岁还不到。”他说道，“我爱过，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好孩子，有大片庄园，有荣耀、健康、道德与体魄的力量。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但是，我的生命嗄然而止。 我能吃、能喝、能睡、能呼吸，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活。我已经没有欲望，也没有追求和希望。我甚至不追求真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一种癫狂。 我已到了深渊边缘，我虽然健康，但是却没有活下去的动力。我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而外，什么都没有。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力在把我引向摆脱生命……我不想说我当时想自杀。 要把我推到生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大；与我过去向往生活那种吸引力相似，那是另外一种吸引力，它的方向恰恰相反。我不得不对我自己运用计谋，以免被那种力吸走。就这样，我要把绳子藏匿起来，以免在晚上，悬梁自尽。我不再携枪打猎，免得用枪自毙。 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出闹剧。我劳动，痛苦了40年，但一回首，却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我剩下的将只是一堆腐肉和蛆虫，别无它物…… 人只有陶醉于人生时才能活下去。一旦醉意消失，你就看到一切皆是欺骗，荒谬的欺骗……家庭和艺术已经不能让我产生满足的感觉。家庭，只不过是一些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一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毫无意义时，照镜子的游戏也毫无意义。 最糟的是，我无法忍耐。我如同一个在林中迷路的人，因为迷失了方向，到处瞎撞，非常地恐惧，尽管明知道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却又不能停下来……” 托尔斯泰的得救来自民众。他对于民众一向有着“一种本能的、独特的感情”。而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近的几年中，他像列文一样，大大地接近了民众。 托尔斯泰开始想着那亿万的生灵，他们生活在那些自杀的、昏昏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样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的狭小圈子之外。他在想，这亿万的生灵为什么没有自杀？他们是怎样摆脱了那种绝望？于是，托尔斯泰发觉他们不是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不管理智——通过信仰而生活着。这不知理智为何物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生命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他就无法生活。早在人类思想起源的最初，宗教思想就已经酝酿起来了。信仰对人生之谜的回答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是不是学会了宗教书籍中的公式就能解答人生的谜题呢？——不，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它只有被实践了才有意义。 托尔斯泰看到了思想正统的、富有的人把信仰只是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慰藉”，他对此感到厌恶。于是他想要站在质朴的人中间，和他们一样，保持生命与信仰的同步。 “他明白劳动民众的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赋予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仰呢？光知道别人是有道理的也是枉然，为使我们像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我们向上帝祈祷，向上帝索求，但这只是徒劳。上帝躲开了，谁也无法抓住他。 终于在某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在他身上。 “早春的某一天，我一个人走进森林，倾听林中的声音，思考着三年来的困惑，想着在快乐与绝望之间的徘徊……我忽然发现，只要感受上帝，我的心中就有欢快的力量，周围的一切也有意义。一旦不相信上帝，生命便停止了。 “那我还要寻找什么呀？”托尔斯泰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我寻找的就是上帝，他是我的全部生命。上帝和生活是一起的，上帝就是生活。认识神明和生活，是一回事。神明就是生活…… “从那以后，神的光芒便一直照耀着我。”（《忏悔录》） 托尔斯泰获救了。神已在他眼前显现。 但是，托尔斯泰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他不能以冥想人定来满足精神的需求。在他的身上，交织着亚洲人的梦幻与西方人对理性的癖好和对行动的需要，当他得到神的启示后，便急切地想把所得的启示转换为实践的信仰，并从这神明的生活中寻出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律来。 托尔斯泰毫无成见，怀着真心愿意相信其家人的信仰，从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进行。为此，三年之中，他的所有行为都遵守宗教仪式，使他不快乐的事情他不去轻易的判断，只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一些不好的事情。托尔斯泰与自己所爱之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坚信一个信念“只要有希望，爱一定会为他们敞开大门”。但是，他的努力有时是白费的，他的心灵和理智相互抗争，某些宗教活动，如洗礼与圣餐，他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别人一再强迫他重复说圣体是基督真的血和肉时，他痛苦至极，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不是因为教义，而是实际问题。——各教会之间相互攻击、不共戴天，还有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默认的杀人制度，由此产生了战争和死刑。 就这样，他与他们决绝；三年来，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一决裂更加地激烈。他无所顾忌了。 托尔斯泰蔑视这种曾经笃信奉行的宗教。在《教义神学批判》（1879～1881年）中，他不仅视它为“不健全的，而且把它当成是有意识的和唯利的谎言”。他在其《回福音书的一致和阐释》（1881～1883年）中，用福音书与神学对抗。他在福音书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年）。 托尔斯泰的信仰全包括在下面的话语中了： “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相信，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将得到幸福时，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这信仰的基石是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把其主要精神归纳为五诫： 一、不生气。 二、不做奸。 三，不立誓。 四、不报复。 五、不树敌。 这都是消极的，积极部分只有一诫： 爱你周围一切的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主说，如果有谁违背这些，他将在天国处于最小的位置。 托尔斯泰则天真地补充道： “虽然这显得十分地怪诞，但一千八百年后，我发现这些规律仍然像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到底是否相信基督这个神明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全然不信。那么，他提及基督时是冠之以什么名呢？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孔子、孟子、基督、观音，他们一一向人们指点人们向往的真正的幸福以及必须依循的道路。 可以说，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始者，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的信徒。他竭尽全力在捍卫他们，抨击现有的教会、傲慢科学的代表，或者“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抨击他称之为“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 托尔斯泰并不是在求助启示来反对理智。自他告别了《忏悔录》中讲的郁闷时期之后，他就很理智了，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最初是圣子。”托尔斯泰同圣约翰一再地说道，“圣子，也就是‘理智’。” 托尔斯泰在《生活论》（1887年）的题词中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就像是一根芦苇，有思想的芦苇……人类的所有的尊严都是理想的化身。” 《生之论》整本书都是对理智的赞歌。 不错，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整体，把动物性的生活当作全部的生活”，而理智是支配着人的生活的专制律令，“人是生活的理智实践者，应该完全地去实践它。” “这种律令是与支配着草木的萌芽与滋荣、动物的生长与繁衍、大地与星辰的运行律令相类似。我们的生命因为奉行这条律令而存在。生命存在于把我们的动物性屈从于理智的律令之中……理智不能被确定，我们无需强求的，大家都是认识它的……人的知识，是借助理智来实现，只有理智升华，生命才是惟一真实。” “因此，个体的存在，单个人的生命，那是不算什么的，”他说道，“因为它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做主。” “我们的肉体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懂得理智的人来说，否定个人的某些所谓的善行是很迫切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前提，我无需在此阐述，他们反应托尔斯泰的一种对待理智的态度，确实，理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激情，和支配他前生的激情一样非常盲目与嫉忌。一把火灭了，另一把火燃起，或许，永远是同一把火，只是燃烧的材料有所改变而已。“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说话是次要的，关键是应该做。”基督说。 理智通过什么实践呢？答案是：爱。 “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爱是人类惟一的理性活动。爱所需要的，就是最真实的理智，没有任何事物的阻挡，只有阳光……爱和善的化身。爱能解决人生一切矛盾，它可以消灭死的恐惧，能鼓舞人为他人作出牺牲：因为除了为所爱者献身而外没有其他的爱；只有当一个人愿意牺牲自己时，这爱才堪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懂得不可能获得个人的幸福时，他才能实现真正的爱。只是在这时候，他生命的全部精髓才能去滋润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接枝并为它的生长服务……” 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