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车马从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里，久久不能释怀。 1812年，贝多芬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就写成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前一部是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节奏，后部则表现出幽默的氛围。他任由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挥洒，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令人惊讶、雄壮的机智。这部乐曲使歌德和策尔特惊惧地爆发，并使德国北部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量的天才。 贝多芬曾经自豪地说：“我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神圣癫狂。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 瓦格纳曾经认为，贝多芬是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对此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我从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却特别发现他那佛来芒族的遗传性格。同样地，在生活中，贝多芬在面对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时，他那大胆狂放、肆无忌惮的言谈举止，也表现出渊源于其自身血统的精神气质。 可以说，在贝多芬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第七交响曲》一样，蕴含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纯粹为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流淌时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这种力量显得没那么雄浑了，但是却更加地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在这部乐曲中，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在音乐上的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的光荣。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对他表示敬意，而他则如他向申多勒所吹嘘的那样，他高傲地接受这些亲王们对他的献媚取宠。 独立战争让贝多芬激情喷发。他的作品不断涌现。贝多芬在1813年写出了《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在第二年年初，又写了了《德意志的再生》战斗合唱曲。1814年11月29日，贝多芬为君王指挥演奏了《光荣时刻》这支爱国歌曲。到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专门写了一个合唱曲，名字为《大功告成》。 贝多芬的这些即兴发挥的作品为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时期的形象被当时的木刻画和一个脸模记录了下来。这幅木刻画是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瓦尔.勒特罗纳的素描制作的。那个脸模则是弗雷茨.克莱恩于1812年在贝多芬的脸上拓出来的。木刻画和脸模形象地表现了贝多芬当时的形象。他紧咬着牙床，雄狮一般的脸上表现出愤怒的痛苦的表情，整个脸部显示出一种超强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足可以与早年拿破仑的意志力相比美。贝多芬甚至在谈到拿破仑的耶拿战役后的表现时说道：“很可惜，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擅长！不然的话，我肯定能打败他。”然而，贝多芬的战场不在现实世界之中。就像他在给弗朗斯瓦尔，德.布伦威克的信中写到的：“我的世界在天空中。” 但是，继这光辉的时刻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来没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轻佻浮华、瓦格纳深恶痛绝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没有放过任何可以逃离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始终有一些高雅的音乐鉴赏家，他们能感觉出贝多芬音乐的伟大，避免祖国因为失去这样的音乐天才而蒙受奇耻大辱。 1809年，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和另外两位亲王——洛布科维兹与钦斯基亲王，承诺要给贝多芬四千弗洛令作为年薪。这三位维也纳的贵族提出的惟一条件就是，贝多芬不能离开奥地利。惟一的条件是他必须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崇高的作品为艺术争光，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摆脱可能阻遏其天才发展的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结果并没有与承诺相符合。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从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轻视艺术而重视政治，音乐的氛围被意大利作风破坏了，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或散或亡。1812年，钦斯基亲王死了；1814年，李希诺夫斯基亲王去世了；1816年，洛布科维兹也死了。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作品第五十九号）的拉梅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弗.冯.邦洛伊尼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了。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独无依地活在世上。” 他的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用笔交流之外没有其他方式交往。最早的谈话笔记是1816年的。大家都知道申多勒关于1822年《菲岱里奥》演奏会的那痛苦的叙述。 “贝多芬要求由自己来指挥总排练……但是，从第一幕的二部起，他却明显地已经完全听不见舞台上的演奏了。他的指挥棒明显地要求乐队减缓演奏；乐队看到他的指挥，于是跟着减慢演奏，但是，歌手们却按照训练时的速度，自顾自地超前。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演奏都乱了套。往日的那位乐队指挥乌姆劳夫提议休息一会儿，但并未说明原由；同歌手们交谈了几句之后，演奏重新开始。同样的混乱再度出现。不得不再次停下来。非常明显，这场演出已经不能在贝多芬的指挥下继续。但是，怎样让这位音乐大师知道这一实情呢？谁也不忍心去直接打击他：‘走吧，这里不再需要你指挥了，可怜的家伙。’贝多芬茫然不知所措，他东张西望，烦躁而焦急，努力地想从不同的表情中看出点儿头绪来，但大家全都默不作声。 “终于，贝多芬意识到了什么，他厉声地唤我过去。当我走近他的身旁时，贝多芬把他的笔记本递给我，示意我写。我写下了下面这句话：‘我恳求您别继续指挥了，回去后我将向您说明理由。’贝多芬猛地一下跳到下面，冲我嚷叫道：‘咱们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来；进门以后，他瘫软地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掩面，他就这样一直呆到晚饭时间。饭桌上，贝多芬一言不发，一副痛苦不堪、颓丧无力的样子。晚饭后，当我起身告辞时，他挽留我，向我表示他不愿意一个人呆在家里。我俩分别时，他求我陪他去看在治耳疾方面颇负盛名的那位医生……“在我同贝多芬的全部交往中，我未见到过有哪一天能同十一月里这致命的一天相比拟的。他的心坎里受到了致命打击，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不曾忘记这个可怕场面的印象。” 很显然，贝多芬已经无法及时了解现场观众的感受了。两年后，1824年5月7日，贝多芬在指挥（或者不如按节目单上所说，“参与音乐会的指挥”）《第九交响曲》时，全场向他发出的一片喝彩声，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直到女歌手中的一位拉着他的手，让他转向观众，他这才突然看见观众全体起立，挥舞着帽子，为他鼓掌。——一位美国旅行者罗素1825年看见过他弹钢琴，说当他想表现柔和的节奏时，琴键没有发出任何响声，人们只能看到他那激动的表情和不断抽搐的手指，那种静寂之中的场面，让人伤感。 自从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听不见之后，贝多芬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惟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儿慰藉。特雷兹.德.布兰维卡说：“大自然是他惟一的知音。”它是他的避难所。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罗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自然的人，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 贝多芬写道：“我是世界上最珍爱田野的人……我对树的感情，比对人的感情还深。”贝多芬在维也纳时，每天都会沿着城墙走一圈。他在乡间的时候，也经常从早到晚在外面散步。不论天晴还是下雨，他都不间断。甚至连帽子都不用戴。他经常说：“上帝啊！我在树林里，感觉到自己好快乐。我感受到每棵树都在传递着你的话语。你是多么灿烂啊！树林里，山丘上，到处都是可以供你指挥的静谧。” 贝多芬这种精神上的焦虑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慰藉，但是他却被现实生活中的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我是在紧迫的情况下写成了第一百零六号作品。这种为了获得面包而不得不进行的创作，对我来说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斯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已经裂开了口子。 贝多芬欠出版商很多债，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靠出售作品几乎得不到多少钱。贝多芬的《D大调弥撒曲》预订时，总共只有七个人，而且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在每支精品曲上花费了三个月的劳动，但是得到的酬劳却只有三四十个杜加。有一次，他应加利钦亲王的要求，为他创作了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在创作中，贝多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并写成了这部也许是最深邃的作品。然而，加利钦亲王却没有付给他任何报酬。 生活的艰难与事业上的挫折让贝多芬饱经辛酸。在日常生活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熬得油尽灯枯了。 贝多芬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这又是在折磨自己。在这种困境之下，似乎有一种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贝多芬写道：“啊，上帝，您是我的保护伞，是我可以依靠的城墙，是我的避难所。你可以明白我内心深处的渴望，你知道我的痛苦，我不得不与那些争夺我的查理的人斗争，我不得不接受那痛苦的煎熬。听听我的呼唤吧，我不知如何称呼的神明呀，接受你的造物中最不幸的造物的热烈的祈祷吧！” “请你拯救我吧，上帝！全人类都把我抛弃了，因为我不愿与现实生活中的不义妥协！请您接受我的乞求吧，至少在将来，让我能和我的侄子查理生活在一起！……啊，命运如此残酷，没有丝毫的怜悯和同情！我的不幸，何时才能结束？”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被强烈爱着的侄子，表现得配不上他伯父的信赖。贝多芬给他的信充满了痛苦和愤懑，如同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但更加天真，更加动人： “生活对我如此苛刻，难道我就不能逃脱噩运吗？难道我还得再一次得到最卑劣的无情无义的回报吗？好吧，如果我们之间的纽带应该断裂的话，那就随它去吧！所有公正的人知道之后将会恨你的……如果你觉得上天把我们连在一起会让你受到不堪忍受的约束，那么，我将以上帝的名义，——但愿一切均照上帝的意志行事！——把你交给上帝；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可以站在最高审判者的面前了……“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好好地做个普通和真诚的人，尤其是像你这样被惯坏了的孩子；你对我的虚伪非常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心，这种伤痛让我很难忘记……上帝为我作证，我只幻想着远远地离开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远离这丑恶的家庭……我再也不愿意相信你。”贝多芬在信尾签上名：“你不幸的父亲——或许不是你的父亲会更好。” 虽然贝多芬在说那番话的时候已经斩钉截铁，但是，没过多久，他又像一位慈父一样心软，他在接下来的信中写道： “我最疼爱、牵挂的儿子！——咱们之间无需再用过多的语言来沟通了——你回到我的怀抱中来吧，我将以跟以前一样多的爱来接受你，在我这里，你将听不到一句恶言恶语……关于如何安排你的将来，我们将友好地商量。——我以信誉担保，绝无责备的言辞！在亲人之间，不需要责备。我会给你全部的疼爱和最亲切的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那忠实的心坎里。——贝多芬。——不要犹豫，一接到信就马上回家来。”（在信封背面，他用法文写道：“如果你不理我，简直就是置我于死地。”）为了让侄子回心转意，贝多芬甚至转为哀求的语气：“不要撒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我以自己所有的爱来关心你，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对此不以为然，以虚伪来回报我，你的做法是多么地自私、无情啊！……别了，不曾生你的但却抚养过你，并为你的智力发育竭尽了心血的人，以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底里求你走上善良和正直的惟一的大道。你忠诚的好父亲。” 贝多芬一心希望把这个颇有天赋的侄子指引到上大学之路，但是，尽管贝多芬替侄子的未来做了诸多打算和憧憬，他的侄子查理却对这些计划无动于衷。查理坚持自己的想法，选择去做一个商人，而贝多芬不得不答应。在生意的过程中，查理迷恋赌博，他出入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人们常常认为，在他人伟大的情操影响下，可以成就非凡的人生。但是，贝多芬的伟大情操非但对侄子毫无益处，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现象。查理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将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贝多芬。他说：“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由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可耻灵魂深处的叛逆。 尽管贝多芬对他百般宽容、耐心引导，但是都没有能改变查理的品行。1826年夏天，查理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成，这一枪却造成了贝多芬永久的心病，他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差点儿为此送命。查理的伤治好了，但是，他却一直折磨着贝多芬。甚至连贝多芬的死他也有一部分责任。贝多芬在临死前，他牵挂珍爱的侄儿不在身边。在那之前，贝多芬在给查理的信中还写道：“上帝对我还是有所牵挂的。因为他留下一个可以为我送终的人。”——但是，最后为贝多芬送终的却不是他思念的查理。 贝多芬在这个忧伤的深渊里，却谱写出了充满对欢乐的希望的音乐。 一直以来，贝多芬都规划着自己的音乐历程。从1793年在波恩时开始，贝多芬就按计划进行音乐创作。他一直想要创作一部歌颂欢乐的乐曲，并希望把它作为所有大作的终曲。在后来的创作中，贝多芬不断探索，怎样把歌颂欢乐的形式穿插在作品中。但是，他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即使在《第九交响曲》中，他还是在犹豫，下不了决心。 直到最后一刻，贝多芬还准备把《欢乐颂》放到第十或第十一交响曲里去。值得注意的是，《第九交响曲》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题名为《合唱交响曲》，而是题名为《以欢乐颂为终曲的合唱交响乐》。从这一点看来，《第九交响曲》可能差一点儿就有了另一种结尾。 直到1823年7月，贝多芬还在探索把《欢乐颂》放进交响曲的方法，他甚至打算用乐器演奏来作《第九交响曲》的终曲。这种尝试没有结果。他考虑再三，还是把乐器演奏放到了第一百三十二号作品之中，放到了那个四重奏之中。切尔尼和森雷特纳甚至肯定地说，在演出（1824年5月）过后，贝多芬都没放弃这一想法。 贝多芬的这一计划在实行的时候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这需要在一部交响曲中引入合唱。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出，这种技术难度是很难驾驭的。为了在作品的其他段落引进合唱，贝多芬作了很多的尝试，甚至想以别的方法来代替。在柔板的第二旋律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加在这里会很合适。”但是他下不了狠心同他忠实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突生一个念头时，我就听见一种乐器在弹奏它，而从未听见人的歌声。”因此，他总是尽量延后使用声部，甚至不仅把终曲的吟诵，而且把欢乐的主题全都交给器乐来演奏。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贝多芬必须更深一步地去了解这些延后和犹豫，其中的原委更加地深刻。但是，尽管这个任务很难，贝多芬却总是倾尽心力去思考解决的方法。他始终都渴望着讴歌欢乐之美，但却总是受到忧愁折磨；他年复一年地延后这个任务，他不断地被卷入激情的漩涡，为忧愁所苦。 问题的解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到那时候，他才如愿以偿。那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当欢乐的主题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乐队突然中止。突然间，寂静一片，寂静的氛围带来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这使得歌唱的气氛也变得神圣。的确应该这样：神圣就是这部乐曲的主题。欢乐从天而降，包裹在超自然的平静之中。它用轻柔的气息抚慰着痛苦，欢乐悄悄渗入康复的心灵之中，开始的接触十分温柔，致使像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因看到他那温柔的双眼而很想流泪”。当主题随后进入声部时，首先表现的是低音部，整个音乐情调带着一种严肃，但有点儿压抑。 渐渐地，欢乐更多地渗入，它征服了每一个人。这是一种征服，是一场对痛苦的战斗。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所有令人震颤的乐章，男高音热烈而急促的歌唱，就像浩浩荡荡的大军，让听众感受到贝多芬的气息，感应着他的呼吸节奏，仿佛听到他发自内心的呼喊，看到他在田野间纵马奔驰，一边还在思考着作曲，激动狂放，如痴如醉，这种状态就像老国王李尔置身于雷雨之中。随之而来的便是欢乐的顶峰，那是宗教的陶醉，爱的狂欢，神圣的狂欢。在一片吹呼声中，人类伸开双臂，拥抱苍穹，迎接欢乐。欢乐融入人们心中。 伟大的作品终于震撼了平庸的听众。一刹那，连维也纳的轻浮也受到了震憾。当时，维也纳完全被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想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这一次的情形仍像1809年那样，贝多芬几位高贵的朋友再一次恳求他，请他无论如何不要离开自己的祖国。 这些朋友劝贝多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渗透着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另外，我们也了解到，您在原来创作的伟大的交响曲的基础上，又新作了一部伟大的乐曲……您最近几年的隐遁生活，使所有曾经关注你的人怅然若失。大家都痛苦地思考，为什么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侵占我们的舞台的时候，当外国人试图把德国的本土艺术作品逼得无人问津的时候，您这位德国人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不语？……德意志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期待着有人能够并不顾当今的形势而创造出一种真与美的时代，我们都认为，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了遂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世界，会加倍地鲜花盛开！”这些言词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但是在艺术方面，而且是在道德方面，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不是学术，也不是艺术，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朋友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贝多芬，他对音乐、对艺术的责任感使他又一次义无反顾地留了下来。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五次；在这个讲究礼仪的国家，即使是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三次鼓掌礼。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狂热程度竟然惊动了警察，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有许多人当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为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贝多芬被抬到申多勒家，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到第二天早晨。 但是，这种胜利只是短暂的昙花一现，并没有为贝多芬带来更多的收益。音乐会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物质财富，他的窘迫的生活状况也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精神的战胜者。 “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牺牲你人生的愚钝，为了艺术！这个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上帝！” 贝多芬终于抓住了他的人生目标，他已经抓住了欢乐。但是，他是否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逗留？——当然，他还会不时地跌落到往日的忧愁与伤痛之中。在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他的音乐中充满着怪异的阴影。 然而，《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克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科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后来创作的乐曲都显示出贝多芬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的大师们的强劲的宁静：巴赫和亨德尔，——而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的明媚，倾向于法国南部或他梦想游历的意大利。 1826年，贝多芬见到施皮勒大夫，施皮勒说他脸孔变得容光焕发了。同一年，当克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贝多芬鼓励这位颓丧的诗人振作起来。克里尔巴泽说：“啊！如果我能有您千分之一的力量和意志的话就好了！”世事艰难，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人们的思想。克里尔巴泽叹息道：“审查制度杀害了我。如果你想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去北美洲。” 但是，对于意志坚定的贝多芬来说，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束缚住他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在写给贝多芬的信中说：“文字被束缚住了，但幸好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这也许是当时德国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声。 贝多芬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常常提到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并且决心利用自己的艺术为那些“被压抑了的可悲的人类”、“将来要主宰世界的人类”而斗争，让人类苏醒，给人类以勇气，为人类造福，斥责人类的懦弱。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在我们这个缺乏自由的时代，我们需要用坚强的心灵之音，去鞭策那些可悲的人们。”对于这一点，米勒医生深有感触。他在1827年说：“贝多芬对政府、对警察、对贵族都毫不畏惧，他总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使在公众面前，他也毫不掩饰。警方知道他的性格，他们把贝多芬的批评和讥讽当作无伤大雅的梦呓，努力容忍这位光芒四射的天才的愤世嫉俗，对贝多芬的言辞不闻不问。” 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什么力量都不能使贝多芬屈服。在最后几年里，贝多芬无视于创作条件的艰难，他所写的音乐带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在贝多芬死前四个月创作的乐曲中，1826年1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第一百三十号作品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节奏非常轻快。确切地说，这种轻快不是普通人所能达到的那一种。乐曲中时而是莫切特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无数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从整部作品看来，贝多芬俨然就是一位战胜者。他简直就不相信死神。 然而，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死神的降临。1826年11月末，贝多芬受凉了，并由此而引发了胸膜炎。当时，他正在为侄子的前程而四处奔波，他冒着隆冬严寒，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却终于病倒在维也纳。 这是一场命运的劫难。当时，贝多芬的朋友都身在远方。贝多芬让他的侄子替他去请医生。病情紧急，而对贝多芬漠不关心的侄子却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直到两天之后，侄子才想起要为贝多芬请医生这件事。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马虎潦草。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贝多芬饱受病痛的折磨，他那运动员似的体魄在奋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贝多芬立下遗嘱，把他视为爱子的侄子立为正式的继承人。在这一段时间，贝多芬经常想到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给维卡洛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身体太虚弱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和你的洛恩。”（注：洛恩为维卡洛夫人的亲密称呼。）贝多芬的贫穷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在生命的最终时刻，如果没有几位英国友人的慷慨解囊，他的贫穷、苦难几乎会让他无法解脱。 久经磨难，贝多芬在弥留之际变得很温顺，很有耐心。1827年2月17日，他经过三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他躺在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应该随之带来一些好处。” 贝多芬最后得到的这个好处便是永远的解脱，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可以说：这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 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在一场大雷雨中，在轰天雷鸣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 令人尊敬的贝多芬！有无数的人曾经赞颂过他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贝多芬并不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但是，他是当代艺术中最勇敢的力量。对于受苦和奋斗的人们来说，他是最伟大和最好的朋友。在世界遭受劫难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忧伤和无助，这时候，贝多芬就会主动跑到我们身边来，他就像坐在一位服丧的母亲身边，静静地坐着，用他的钢琴上弹出一曲隐忍的悲歌，抚慰着那颗痛苦的心。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当我们精疲力竭而毫无效果时，我们能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感受到坚定的意志和信仰，获得勇往直前的力量。 贝多芬的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勇气、一种斗争的幸福、一种感到与上帝同在的陶醉，这种勇气、幸福的感觉随着音乐传递给每一个听众。在音乐中，贝多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同大自然沟通交融，他从这种沟通中汲取了深邃的力量。克里尔巴泽在谈到贝多芬时说：“他一直向自然境界中走去，把自己的艺术与自然中的野性和古怪元素结合起来，甚至达到了一种使人畏惧的境界。”他的赞赏中带有某种胆怯。 舒曼在谈到《第五交响曲》时说：“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它，但是每一次再听的时候，它仍然对我们有一种不变的威力。这种威力就像自然现象一样，虽然一再产生，但始终让我充满着惊愕和恐惧。”贝多芬的好友申多勒说：“他攫取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真的，贝多芬拥有一股大自然的力，一股原始的力与大自然其余成分之间的交战，由此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景象。 贝多芬的一生就像是一个雷雨天。——一开始的时候，是明媚清亮的早晨，伴随着几丝无力的轻风。但是，在那静止的空气里，已经能感受到一种隐隐的威胁，一种暴风雨可能来临的沉重。突然间，天气大变，大片的乌云席卷而来，雷电交加，沉闷的天空中夹杂着可怕的声响，在这一阵阵狂风怒号中，《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奏起。但是，整个白昼的清纯的主旋律没有遭受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忧伤中仍然保留有一线希望。 然而，从1810年以后，这种带有希望的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光线变得光怪陆离。人们看着一些最清晰的思想，如同看着一些水汽在升腾；这些水汽散而复聚，以它们那凄惨而古怪的骚动笼罩着人们的心；欢乐的希望已经不再贯穿始终，而是在雾气中浮现一两次之后，便完全消失；只是到曲终之时，才会在一阵狂飙之中重新出现。快乐也不再单纯和纯粹，它具有了一种苦涩而犷野的特点。在这一段时间，贝多芬所有的情感中都掺杂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 夜幕渐渐降临，雷雨仍在聚集。浓密的乌云蓄满闪电，黑压压地直压下来，挟带着狂风暴雨。这时，《第九交响曲》产生了。——骤然间，在疾风暴雨之中，被严实笼罩的黑夜裂开一道口子。黑夜被从天空中驱走，在强烈的意志力作用下，人间又呈现出白昼的明媚。 在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样的征服可以与意志和自然之间的较量相媲美？波拿巴的哪一次战役能达到这样激烈？奥斯特利茨（拿破仑1850年大获胜利的地点）哪个地方哪一天的阳光能达到这种超凡的光荣？谁曾经获得过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贝多芬，这个贫困、残疾、孤独、痛苦造就的不幸的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馈赠给他以欢乐的人，他却倾尽全身心力量，创造了最伟大的欢乐的力量，并把这种威力带给世界！正像他自己所说的一句豪言壮语，他是以自己的苦难来铸就世人的欢乐。这句话浓缩了他的一生，并成为一切勇敢的心灵箴言： “用苦难铸就欢乐。” ——1815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