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炼成的》早有梅益同志的译本,流传既久,影响也大,而且译文质量有口皆碑.我们既不能抄袭他的,又不能视而不见,拒绝学习他的长处.于是决定,开头还是先独立把初稿译出来,然后再对照梅益同志的译文,如果两种译文差不多,或我们自认为译得比他还好,我们当然保留自己的译文;如果梅译确实比我们的好,那我们就参照他的译文作适当的修改.也有的时候,我们受梅译的启发而提出另一种新的译文方案来.还有个别场合,梅译也不理想,例如"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与俄文发音就有差距,但既已约定俗成,我们也就不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改译成什么"帕韦尔.科尔恰金",而是沿用已有的译名.总之,在我们的译本中,是包含有梅益同志过去付出的劳动在内的.

　　与梅译本有关的还有一个对复译的认识问题.眼下一种外国名着或非名着,有三五个译本已是平常事.那个年头复译的事还不多见,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要取他人而代之.我们自问没有这份雄心壮志.一则梅益同志是翻译界的前辈,我们对他一直是敬慕的.二则出版社交代,这么一部名着,需要有一个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译本,不同的译本可以并存.三则复译的问题,鲁迅先生早有论述.他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见《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沈滞了."旧译新译,取长补短,共同努力,提高译文的质量,这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将来如果有更新的译本出来,我们理当表示欢迎.

　　记得开译之前,我曾经提出去拜访梅益同志,一来向他表示敬意,二来请教译事的经验.此请未果,我至今引以为憾.

　　我们的译本出版后,我曾以翻译组的名义,给梅益同志寄去一封信和两本赠书.信的大意是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就从他的译本中得到过教益,这次翻译,又参考了他的译文,新译本中也包含了他的劳动,我们向他致谢,并请他对我们的译本多加指教.我不知道梅益同志是否收到了信和书.但是他后来看到过新译本,则是肯定的,因为1980年梅译本重版,他在后记中说:"半年来我抽空校阅一遍,有些地方曾根据1957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普罗科菲耶娃的英译本作了修改.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和俄语系七二级学员合译的1976年的新译本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们的译本能对前辈提供一点有益的东西,我们是很高兴的.借本书再版的机会,我在这里把当时译书的情况和想法交代一下,也算是译坛的一桩逸事吧.

　　本书这次再版,当年的翻译组已不复存在,人员分散各地,只好仍由我把全书校阅一遍,并补译了俄文版新发表的文字.

　　如前所述,本书的初版和再版.译文都是我最后定的稿.译文中的谬误和不足,当然都是我的责任.我真诚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