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21:43
督教教友，要他们不要像异教徒一样为了太阳而举行这个庄严的节日，要为了那个制造太阳的人而举行它。利奥大帝也是这样，他谴责这种有害的信念：以为圣诞节是为了所谓新太阳的出生，而不是为了基督的诞生。
所以，看起来，基督教教会选择12月25日来纪念它创始人的生日是为了把异教徒对太阳的忠爱转移到被称为“正义的太阳”那个人身上。如果确实是这样，有一种推测，从推测本身看并不是不可能的，即基督教会当局可能出于同样的动机，把纪念他们天主的死亡与复活合并于纪念另一亚洲神的死亡与复活的同一时日。在希腊、西西里和南意大利至今还遵循的复活节仪式在某些方面与纪念阿多尼斯的仪式极其类似，我提示过教会可能有意使这个新节日凑合异教的先例，以便为基督争得人心。但这种更改在古代世界中也许是发生在讲希腊语的地区，而不在讲拉丁语的地区；因为希腊人盛行对阿多尼斯的崇拜的时候并没有在罗马和西方留下痕迹。
实在的，它从来不是罗马官方宗教的一部分。它可能赢得民间爱戴的那些地方已经让类似的但更加野蛮的阿蒂斯和伟大母亲的崇拜占据了。罗马官方纪念阿蒂斯的死亡与复活是在3月24或3月25日。3月25日是春分，所以在整个冬天都僵死或沉睡的草木之神最适于在这一天复活。但是，根据一个古老的和广泛流行的传统说法，基督被处死也是在3月25日，因此有些基督教徒惯常在这天纪念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完全不顾月亮的情况如何。这个风俗的确曾经在弗里吉亚、卡帕多西亚和高卢流行，似乎有理由认为罗马在某个时期也时兴过这个风俗。这样说来，把基督的死放在3月25日的传统是很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天文的考察证明它并没有历史基础。那就不可避免地可以引申出：基督受难是被武断地定在这一天的，目的是与一个更古老的春分节相符合。这是博学的基督教历史学家杜契孙大主教阁下1843～1922，全名为杜契孙·路易，法国基督教史学家。］的看法，他指出，这样说来，救世主的死亡就正好落在那一天，根据广泛的信念，这天正是世界被创造出来的日子。但是，一身兼有神父、神子身份的阿蒂斯，罗马官方纪念他的复活也是在这一天。当我们想到：4月的圣乔治节是代替古老的异教的帕里里亚节，6月的洗礼约翰节是继承异教的仲夏的水节，8月的圣母升天节替代了狄安娜节，11月的万灵节是继续一个古老的异教的死人节，基督本身的诞生节是定在12月冬至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们把这天看作太阳的诞生节，想到这些节日我们就很难认为下面的推测是鲁莽的不合理的了；基督教的另一个重大节日——复活节——可能是同样的情况，就是也出于类似的教诲信徒的动机，使它符合春分时弗里吉亚神阿蒂斯的类似纪念日。
基督教的神灵死亡与复活的节日与异教的神灵死亡与复活的节日会在同一个时日同样的一些地方举行，这里面如果没有别的情况，至少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偶合。因为，春分时纪念基督死亡的地方有弗里吉亚、高卢，表面看来还有罗马。而对阿蒂斯的崇拜，其起源的地方或根源很深的地方，恰好也是这些地方。很难把这种偶合看作纯粹是偶然的。在春分这一天，温带的整个自然面貌表现出新精力的进发。如果自古以来就把春分这一天看作世界在某神的复活中逐年更新的时日，那么，把一尊新神的复活也放在一年的这个重大时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基督的死期是在3月25日，根据基督教的传统，他的复活想必是在3月27日，比朱利安·恺撒历法所定的春分和阿蒂斯的复活正好晚两天。基督教的其他节日与异教的节日同样相差两天的还有圣乔治节和圣母升天节。不过，基督教还有一个传统——拉克坦修斯［约250～325，基督教教会作家。］遵循这个传统，可能高卢的教会也按这个传统办事。——把基督的死期定在3月23，把他的复活订在3月25日。如果确是这样的话，基督的复活就正好与阿蒂斯的复活一致。
公元4世纪中一个未署名的基督教徒写道，基督教徒和异教徒看出各自的神的死亡与复活跟对方的神的死亡和复活竟那么巧合都感到吃惊。他还指出这种巧合后来成了对立的两教信徒之间激烈争论的题目。异教徒争辩说，基督的复活是阿蒂斯复活的模仿的赝品，基督教徒同样热烈地主张阿蒂斯的复活是魔鬼伪造的基督复活。在这些不体面的争吵中，异教徒提出了在一个只从表面看问题的人看来是强有力的论据，他们说他们的神更老，所以可以推定出是原本的，不是仿造的，因为照常规总是原本先于仿造。这种微弱的论据，基督教徒很容易驳回。他们承认，的确，就时间说基督是较晚出的神，但他们转而指出了撒旦的狡猾，胜利地证明基督事实上是长辈，撒旦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竟然越过了基督，把通常的自然次序都颠倒过来。
整个看来，基督教的节日与异教的节日相吻合，太相近了，为数太多了，不能说是偶然的。这种吻合表明基督教会在胜利的时刻不得不对已被自己战败了但仍是很危险的敌手作出一些妥协。早期传教士的僵硬的新教主义及其对异教的猛烈进攻后来由机灵的传教士们改变为怀柔政策，采取了轻易的容忍和广泛的仁慈。他们显然领悟到，基督教如果要征服世界，它只有放松它的创始人定的过分僵硬的原则，把通向得救的窄门放宽一点。在这方面，从基督教和佛教的历史可以作出有益的对比。两个制度最初主要都是伦理道德的改良，产生于他们高贵的创始人的广泛热情、高尚的企望、温和的怜悯心。那些美好的人物千年难遇，他们好像来自另一更美好世界，专为支援和指导我们软弱迷误的心性，这两个宗教的创始人就是那些人物中的两个。两人都宣传美德是完成他们所认为的生命最高目的，即个人灵魂永远得救的手段。不过令人惊异的是：一则在幸福的永恒中求得拯救，一则在毁灭中寻求最后解脱从而得救。不过他们所教导的神圣理想，都不仅与人类的脆弱相对立，而且与人类的自然本能也相反，除了少数信徒外，很少有人付诸实践，这些少数信徒不断抛弃家庭和国家的羁绊，为的是在修道院的宁静的离群索居中使他们自己得到拯救。如果这种信念要在名义上为整个民族、甚至为全世界所接受，它们就必须首先进行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人的偏见、激情、迷信相协调。后代的追随者实现了这种适应的过程，他们不像他们的师尊是由那么神灵的物质做成的，因而更适于充当他们师尊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媒介。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教都日益流行，它们流行到什么程度，那些杂质就会混入多少，而原来建教的目的正是要排除这些杂质。这类精神的颓败是不可避免的。世上的人不可能都在伟大人物的水平上生活。不过，如果把佛教与基督教逐渐与它们最初的性质相离异这一点完全归之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智力和道德的弱点，那是不公平的。根源在于思想体系之中。因为，我们绝对不要忘记，这两种宗教都鼓吹贫穷与独身，不仅直接打击了文明社会的根源，连人类生存的基础也直接受到打击。人类的绝大多数或以其智慧，或以其愚昧，都避开这种打击。因为他们拒绝用种族的必然灭绝来换取他们灵魂得救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