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出发的：有一个小的存在物或灵魂存在于活着的生命体内，但又与之有显著的区别，并且还可分离出来；由此就推演出一套指导实际生活的规则，一般说来能够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当完整和谐的整体。这套体系的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倒不在于它的推理，而在于它的前提，在于它对生命的实质的观念，而不在于它从这个观念推出的结论有什么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因为容易看出前提的毛病，就说它是可笑的，那是不恰当的，也不是哲学的态度。我们是站在前人建立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只是模糊地认识到人类付出长期的痛苦的努力才达到我们现在所具有的水平。我们要感谢那些无名的被遗忘的劳动者，主要是他们耐心的思考，积极的努力，使我们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一个时代对于新知识积累的总和所贡献的数量是很小的，更不用说一个人所能增添的数量了；忽视那些大量积累起来的知识，吹嘘我们自己可能增加上去的点滴知识，这种做法除了不知感恩而外，还暴露出愚蠢或不诚实。关于现代甚至古希腊罗马时代对人类总的进展所作的贡献，目前不会有低估的危险。但是超过了这些范畴情况就不一样了。蔑视和嘲笑或者憎恶和污蔑是给予野蛮人及其方式的唯一的承认，这是十分常见的。然而我们应该感谢纪念的恩人，许多都是野蛮人，也许大部分都是野蛮人。因为，说来说去，我们和野蛮人相似的地方比我们和他们不同的地方要多得多；我们和他们共有的东西，我们认为真实有用故意保存的东西，都应归之于我们野蛮的祖先，他们从经验里逐渐获得那些看来是基本的观念，并把这些观念传给我们，我们倒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新创的和本能的。我们像是一笔财产的继承人，这笔财产已经传了许多世代，对那些积累这笔财产的人，我们连记都记不得了。这笔财产的所有者现在似乎认为这笔财产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他们种族的原本的不可变易的占有物。

　　但是回忆和探索会使我们信服：原来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许多都应该归之于我们的祖先，他们的错误并不是有意的夸张或疯狂的呓语，而是一些假说，在提出它们的时候确实算得是假说，只是后来更充足的经验证明那些不足以构成假说罢了。只有不断地检验假说，剔除错误，真理才最后明白了。归根结蒂，我们叫做真理的也不过是最有成效的假说而已。所以，检查远古时代人类的观念和做法时，我们最好是宽容一些，把他们的错误看成是寻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把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也需要的那种宽容给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