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小的“德”字，所有法国中产阶级（和一般欧洲人，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对此都肃然起敬，她丈夫觉得获得这样的奖赏是相当幸运了。她的儿子也沉浸在被封为贵族的祖辈给他带来的荣耀里，他一开始写作就把带有平民色彩的弗朗西斯·玛丽·德亚鲁艾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玛丽·伏尔泰，但是他如何更改、在什么地方更改了自己的姓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伏尔泰非常喜欢姐姐，她在母亲去世后一直照料他。他哥哥是詹森教派的忠实牧师，非常热情和正直，但伏尔泰讨厌他，这是他尽量不在父亲名下生活的一个原因。
父亲亚鲁艾不是傻瓜，他很快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不逞之徒。为此他把儿子送到耶稣会，希望他成为一个精通拉丁文六步韵诗和斯巴达式的严于律己的人。虔诚的神父们尽最大的努力开导他，给这个下肢细长的学生进行已经消亡和正在使用的语言的扎扎实实的基础训练。但是他们感到不可能根除这孩子的某种“古怪”才能，这从一开始就使他有别于其他的学生。
伏尔泰十六岁的时候，教士们都很乐意让他离开耶稣会。为了赢得父亲的欢心，年轻的弗朗西斯开始学习法律。不幸的是，一个人不可能整天闭目塞听地读书。晚上有许多困散的时间。为了消磨时光，伏尔泰不是为地方报纸撰写一些滑稽风趣的小故事，就是在附近的咖啡店给他亲密的朋友们朗读他的文学新作。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一般是被认为要下地狱的。父亲亚鲁艾充分意识到儿子所冒的危险。他求助于一个颇有影响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谋得一个秘书职位。荷兰的首都，当时和现在一样，单调得出奇。由于没有事情好做，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不特别漂亮的女孩谈恋爱了。女孩的母亲是一个社交界的记者，一个令人生畏的女人。这位夫人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党徒，就赶忙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整个城市还不知道这件丑闻的时候赶走这个危险的罗密欧。大使自己已经是自身艰保了，不想再找麻烦。他把自己的秘书匆匆忙忙地撵上去巴黎的下一辆公共马车，弗朗西斯丢掉了工作，再次处于父亲的支配之中，
在这种紧急的时刻，亚鲁艾想了一个权宜之计，这种方法常常被有朋友在法庭工作的法国人采用。他要求并得到一封“盖有国王封印的信”，把信放到儿子面前，让他要么到强制空闲的监狱去，要么写一份到法律学校勤奋用功的申请书。儿子说他选择后一种出路，并保证做勤奋和用功的模范。他信守诺言，投入自由创作小册子的幸福生活，这方面的勤奋使整个镇子都议论纷纷。这当然不符合父亲的口味，于是他决定运用做父亲的权利把儿子从塞纳河的寻欢作乐的场所赶走，让他到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住一年。
在乡下，天天都有二十四小时的闲暇时间（包括星期日在内），伏尔泰开始非常认真地学习文学并且创作出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十二个月的清新空气和受益不浅的单调生活之后，他被准许回到花天酒地的首都，他马上写了一系列讽刺摄政王的文章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其实对于那个卑鄙的老家伙，骂他什么都不过份，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伏尔泰这样替他做宣传。以后的文章招来了第二次流放，最后还不得不去巴土底狱呆一段时间。但是当时的监狱，也就是说为象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土准备的监狱，并不是坏地方。囚犯不允许擅自离开房间，但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的事情。这正是伏尔泰所需要的。巴黎中心的孤独牢房给了他做一些认真工作的机会。他被释放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剧本，都非常成功，其中一个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打破了十八世纪的所有纪录。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名声，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是最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罪于他。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党政治家的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一七二五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打击，一定要对此报复一下。当然不可能让古代统治者的后代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有人告诉他外面有人要找他。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揍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不胫而走。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人们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使他不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名声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决斗。
哎呀，等到大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狱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场决斗交给了警察，于是决斗的勇士被拘留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许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住了整整四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一点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撒下了一道阴影。一六四九年一月三十日是所有身居要职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王身上的事也会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干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当然官方教堂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喜欢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承认是无神论者的人和一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可能得到赏光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状况还是完美的。
一七二九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生活在巴黎，但是他很少利用这种特权。他象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十分警觉，稍微有一点危险的迹象就会逃之夭夭。他努力地工作。他写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知识渊博、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四十岁时，他已经是当时独步一时的文学家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一种不同的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善良的弗雷德里克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想能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作伴。他非常羡慕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是对于一七五○年的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一再提高给他的款项，伏尔泰这才接受了邀请。
他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经过两年的龙争虎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汲取了一个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的确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这就是他比欧洲任何君主更值得一提的地方。
差不多六十岁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之光，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为之恼火。他（伏尔泰）痛恨各种形式、各种样子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象古罗马的政治家一样，总是威胁要摧毁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大家”。他们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
从孩提时代，伏尔泰就感到自己是被一架巨大的机器驱赶着，这架机器似乎是通过一种完全没有生气的力量，把残酷和固执联在了一起。摧毁或至少打翻这个东西成了他老年的遐想。法国政府并没有亏待这个特殊的魔鬼，在这个世界上制造了一大堆法律上的丑闻，着实帮了伏尔泰的大忙。
第一件事发生在一七六一年。
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城里住着一个叫吉恩·卡拉斯的店主，是个新教徒。土鲁斯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儿的新教徒不许担任公职，也不许当医生、律师、书商或是助产士。天主教的家庭里不准任用新教徒佣人。每年的八月二十三和二十四日，全体居民要用隆重的赞美盛宴和感恩来纪念杀戳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大惨案。
尽管环境不太妙，卡拉斯一辈子还是和左邻右合和睦相处。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但是父亲对儿子仍然很好，还对人们说，就他自己来说，他完全可以让孩子们自己选择喜爱的宗教。
但是吉恩家发生了一件不可外扬的丑事，那就是关于他的大儿子麦克·安东尼。麦克是个不幸的人。他想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职业不让新教徒参加。他是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还拒绝改变自己的信条。思想斗争使他患了忧郁症，最后病魔深深地摧残了这位年轻人的思想。他开始为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自，他独自长时间散步，并常常向朋友们讲自杀的好处。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家里人正在招待一个朋友，这个可怜的孩子悄然离去，跑到父亲的储藏室里，拿了一根打包的绳于，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
他父亲几小时以后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家里人绝望了。那时自杀的人要脸朝下赤身裸体地被拖着穿过城里的街道，然后绑在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把尸体吃光。
卡拉斯一家是有身份的人，对这样的奇耻大辱是不甘心的。他们站成一圈，讨论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这时一个邻居听到了这场混乱，报告了警察。丑闻迅速传开了，这条街上马上挤满了愤怒的人群，他们大声呼喊要求处死老卡拉斯，”因为他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杀了。”
在小城市里是无奇不有的，而且在十八世纪法国的乡下，无聊就象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人们的身上，因而最无知离奇的故事也有人相信，它们能使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松一口气。
高级官员完全清楚在这种可疑的情况下自己应该做什么，于是他们立即逮捕了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他们把犯人送到镇公所，给他们戴上镣铐，扔到专门关押怙恶不悛的敌人的地牢里，第二天对他们进行了审查。所有人讲的都一样，麦克·安东尼怎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样离开了房间，他们认为他是去一个人散步了，等等。
然而这时土鲁斯城的教士们也参与了这件事，在他们的帮助下，可怕的消息传开了：这个胡格诺派教徒杀害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要树立真正的信念，他嗜血成性，因为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就杀死了他。
熟悉现代侦破方法的人们会认为官方一定要利用当天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人们都知道马克·安东尼身强力壮，他二十八岁，父亲六十三岁。他父亲不经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他挂到门柱上吊死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没有一个镇议会议员为这微不足道的细节费脑筋，他们忙着收拾受害者的尸体，因为麦克·安东尼的自杀现在被认为应当受到殉教者的待遇，尸体在礼堂里停放了三个星期，被穿白服的忏悔者们按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他们出于一些不可思议的原因把已死去的加尔文主义看作为自己组织的成员，把他的涂抹了防腐药料的尸体隆重地送到大教堂，这通常是为主教或当地最富有的资助人采用的仪式。
在这三个星期中，城里每个布道坛都一再敦促土鲁斯虔诚的人们提供反对吉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最后大众报刊彻底抛出了这个案件，审判在马克自杀了五个月之后开始了。
当时一个审判官灵机一动，提出应该到这位老人的铺子里去看看他所描述的那种自杀是否可能，但他被十二票对一票压倒了，卡拉斯被宣判施以酷刑，用车轮把他撕裂。
他们把卡拉斯带到刑讯室吊起来，脚离地有一米高，然后使劲拽他的四肢，直到拉得“脱臼为止”（我是抄自官方的报导）。由于他拒不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就又被放了下来，灌了大量的水，一会儿他的身体就比“原来大了一倍”。他还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就又被抬上死囚车送到刽子手那里，要把他胳膊和腿都撕开。在后来的两个小时里，他心灰意冷地躺在铁砧上，地方官和教士们还继续喋喋不休地用问题打扰他，老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继续申辩自己无罪。首席执行官被这种固执的谎话弄得火冒三丈，便放弃了对这个无望案子的审理，命令把他绞死。
这时大家的愤怒已经平息了，就没有处死他家里的人。卡拉斯的遗孀被剥夺了所有财产，允许她隐居起来，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忍饥挨饿地度日。孩子们全都送到修道院去了，只有最小的孩子在哥哥自杀的时候正在尼姆读书，他很明智地跑到了日内瓦。
这个案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伏尔泰居住在费内的城堡里（城堡建得离瑞士的边界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听到了这个案件，但一开始他拒绝穷源究委。他一直与瑞士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他们也把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小的私人戏院视为明目张胆地挑衅，是恶魔的建筑。因此，伏尔泰在目空一切的心境下写道，这个所谓的新教殉难者并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如果天主教不好的话，那么胡格诺教徒一意孤行，拒绝了他的戏剧，就更坏！另外，在他看来（也就是其他许多人看来），那十二个法官似乎很得人尊敬，要说他们无缘无故就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简直是不可能。
费内的这个圣人很好客，来者不拒，几天后从马赛来了一个商人，他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土鲁斯。他向伏尔泰提供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伏尔泰终于开始明白了已经犯下的这种罪行的可怕之处，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也放不下这个问题了。
勇气有许多种，但一等功勋应该留给那些举世无双的人们的，他们单枪匹马，敢于面对整个社会，在最高法庭进行了宣判，而且整个社会都认为审判是合法和公正的时候，敢于大声疾呼正义。
伏尔泰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敢于控告土鲁斯法庭合法但不公正的死刑判决，大风暴就会降临，他象一个职业律师那样，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访问了卡拉斯家跑到瑞士的孩子。他给每个可能知道内情的人写信。他还雇用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以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丧失了理智。等他自己的根据有了把握，他就开始了这场战斗。
首先，伏尔泰推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他认识大部分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修正卡拉斯案件。然后他开始寻找卡拉斯的遗孀，找到她以后，又慷慨解囊把她带到巴黎，雇用了一个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这个女人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她呆呆地祈祷要在她死之前把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除此之外，她再没有任何希望。
然后，伏尔泰又和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取得了联系，帮助他逃出学校，到日内瓦找他。最后，他把所有的事实以题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出版了，这个小册于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涉及伏尔泰自己。
后来，在修改这个案件过程中，伏尔泰还是审慎地躲在幕后，但是他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卡拉斯家的诉讼就成为欧洲所有国家所有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为帮助被告而捐款。
最后伏尔泰打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一仗，并取得了胜利。
当时，声名狼藉的路易十五占据着法国王位。幸亏他的情妇对耶稣会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堂在内）都深恶痛绝，因此站到了伏尔泰一边。但是国王喜欢使享乐高于一切，人们对一个死了的默默无闻的新教徒喋喋不休，这使他很恼火。当然国王只要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就不敢采取行动，只要大臣不轻举妄动，土鲁斯法庭就安然无事。他们自认为很强大，用高压手段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近判决的原始文件。
在这可怕的九个月里，伏尔泰坚持不懈地做鼓动工作，最后在一七六五年三月，大法官要求土鲁斯法庭交出所有关于卡拉斯案件的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当这项决定公布于众时，吉恩·卡拉斯的遗孀和最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以后，受命调查这个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判决吉恩·卡拉斯是由于一项他没有犯过的罪被处死的。人们经过巨大的努力，总算说服国王赐给卡拉斯的遗孀和孩子们一小笔钱。此外，处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们都被解了职，这件事很委婉地向土鲁斯人民暗示，这种事情不许再重演了。
虽然法国政府对这件事可以采取委婉的态度，但是法国人民的内心里却激起了愤怒。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独此一桩的误判案，还有许许多多象卡拉斯那样清白的人蒙受了折磨。
一七六○年，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在家里盛情招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由于这是个骇人听闻的罪行，他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作划船苦工。他一定是个非常强壮的人，因为十三年后他居然还活着。别人告诉了伏尔泰他的困境。伏尔泰又着手于这项工作，把这个不幸的人从船上弄走，送到瑞士；妻子儿女也在那儿靠政府施舍度日。伏尔泰一直照料他们全家，直到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荒废的家宅为止。
下一个是绍蒙的案件，这个可怜的人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会上被抓了起来，由于这个罪名，他被遣送到船上作无期的划船苦工，但是后来经过伏尔泰的多方调解，他被释放了。
然而这些案件对于下面所发生的情况来说，不过是一桩小事。
地点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格多克，阿尔比和沃尔多异教徒灭绝之后，剩下的是无知和偏见的荒野。
在靠近土鲁斯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瑟文的老新教徒，很受人们的尊敬，靠钻研中世纪的法律度日，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连一张普通的租契都象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能赚大钱。
瑟文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是个从不省事的傻子，专门爱瞎琢磨。一七六四年三月她离开了家。父母四处寻找，音信全无，几天之后，地区的主教告诉瑟文说，他的女儿拜访了他，表示要当尼姑，现在她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的迫害已经使法国这个地方的新教徒的精神完全崩溃了。瑟文毕恭毕敬地口答说，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每件事都会有好报，并温顺地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在修道院的异常气氛里，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就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等她开始令人生厌时，就被送回了家。那时她的精神非常沮丧，四周总是有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很担心她的生命。没过多久她又失踪了。两个星期后。人们从一口旧井里把她打捞了出来。
当时吉恩·卡拉斯的案件正在受审，对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还记得发生在无辜的吉恩·卡拉斯身上的事情，便决定不再重蹈覆辙。他们落荒而逃了，在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可怕的旅行中，他的一个小孙子冻死了，最后他们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走得有点晚了。几个月之后，父母被判处犯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缺席判罪），并命令要把他们吊死。女儿们被宣判目睹父母的死刑，然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把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事情，就马上转到诉讼瑟文一家的案件上。这时瑟文的妻子已经死了，剩下的任务只是为她的丈夫辩护。伏尔泰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土鲁斯法庭再次拒绝提供任何资料证据，伏尔泰只好又一次开始宣传，请求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俄国的凯瑟林、波兰的波尼亚陀斯基捐款，直到迫使国王问津这件事为止。最后在伏尔泰七十八岁时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被宣判无罪，幸存的人得到允许重返家园。
第二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
第三个案子接踵而来。
一七六五年八月，在离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有两个矗立在路边的十字架不知被谁折断了。三个男少年被怀疑犯了渎圣罪，所以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其中一个逃到了普鲁士，剩下的两个被抓住了。这两个人中，大一点的名叫巴尔骑士，人们怀疑他是无神论者。人们在他的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哲学辞典》，所有思想自由的大师都汇集在这本著名的辞典里，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法官们决定调查这个年轻人的过去，他们寻找能把他和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的证据。在一次宗教队伍路过时，他不是没有下跪、脱帽致敬吗？
巴尔回答说是的，但是当时他正忙着赶乘一辆公共马车，并不是有意冒犯。
法官便拷打他，他由于年轻，不能象老卡拉斯那样忍受痛苦，就承认毁坏了其中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由于他“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还有类似性质不尊敬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判决非常残忍（要把他的舌头用烧得通红的铁块撕下来，右手要被砍掉，并要把他慢慢烧死，而这只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激起了民众的非议。即使犯了所有写在罗列详细的起诉书上的罪行，也不能用这种惨绝人寰的方法来屠杀一个少年！人们向国王请愿，大臣们被请求缓刑的呼声包围了。但是国家动荡不安，必须杀一儆百，巴尔受了和卡拉斯相同的折磨后，被送上断头台斩首了（这是对他的特别恩惠）。他的尸体，连同他的《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一些书，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刽子手们付之一炬。
对于那些害怕索兹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不断增长的影响的人们来说，这倒是赏心悦目的一天。它表明，对于那些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背离正确与错误之间这条窄狭道路，追随一小撮激进的哲学家，这便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伏尔泰听说后就接受了挑战。他已快过八十岁生日了，但他还是以过去的热情和充满正直怒火的头脑投入到这个案件中。
巴尔由于“亵渎”而被处死。伏尔泰首先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条法律，人们犯了假设的罪就能够被处死。他找不到这样一条法律，接着他又询问他的律师朋友们。他们也我不到这样的法律。人们渐渐地明白了，是法官们用他们邪恶的狂热“发明”了这样一个合法捏造，以便干掉犯人。
在处决巴尔的时候，到处都是不堪入耳的谣言。现在出现的这场风暴迫使法官们不得不审时度势，对第三个年轻犯人的审判从来没有得出结论。至于巴尔，他一直未能雪冤。复审案件拖拉了许多年，到伏尔泰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结果。但是他打出的这一击已经开始奏效了，它即使不是为了宽容，至少也是为了反对不宽容。
由于爱搬弄是非的老妇人的煽动和腐朽法庭的判决而作出的种种可怖的行径到此结束了。
怀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有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行事才能成功。伏尔泰采取的这种进攻方法法庭是抵挡不住的。
伏尔泰打亮了所有的灯，雇用了庞大的乐队，邀请大家来参加，逼得敌人走投无路。
结果，敌人一筹莫展。
二十六 百科全书
有三种不同学派的政治家。第一种人教授的学说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星球上挤满了可怜的愚昧无知的人，他们不能为自己着想，一当需要自己决策的时候，就头脑发昏，会被第一个游说拉票的政客引入歧途。如果这些老百姓受某个了解他们思想的人的统治，对整个世界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他们自己也会感到其乐无穷，因为他们无需再过问议会和投票箱的事，可以全心致力于自己的车间、孩子、廉价小汽车和菜园。”
这一学派的信徒们成了皇帝、苏丹、巨头、酋长、大主教，他们很少把工会看做是文明的主要部分。他们努力工作，修筑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
第二种政治思想流派倡导者有如下的议论：“普通人是上帝的最高尚的发明，上帝有权力做一个统治者，他具有超凡绝伦的智慧，审慎和高尚的动机。他完全有能力关照好自己的利益，他想通过一个委员会来达到统治世界，而这个委员会在处理国家的一些棘手问题时慢得出奇，这是尽人皆知的。因此人们应该把执政的事情交给几位可以信赖的朋友，他们用不着总惦记养家糊口，所以能把全部时间用于为人们造福。”
不用说，这种灿烂理想的鼓吹者在逻辑上就是寡头政府、独裁者、第一执政官和贵族保护者。
他们拼命地工作，修筑公路和营房，却把教堂变成了监狱。
但是第三种人是人民。他们用严肃的科学眼光观察人，认清人的真面目。他们喜欢人的好品质，也了解他的局限性。他们通过对过去事件的长期观察，认为一般的人只要不受感情或自私心的影响，就的确能竭尽全力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对自己抱任何虚假的幻想。他们知道生长的自然过程非常缓慢，要想加快人们智慧的增长就象要加快潮流或季节的进程一样，只能是枉费心机。他们难得被邀请参加一个州的政府，但是每当有机会把他们的思想变成行动时，他们就开始修筑公路、改进监狱，并把剩余基金用在学校和大学上。这些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正确的教育将会逐步消除世界上遗留下来的部分年代已久的弊病，因此这样的事业应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
作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最后一个步骤，他们通常是写一部百科全书。
象其它许多需要巨大智慧和极度忍耐力的东西一样，第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书源于中国。中国的康熙皇帝想用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博得臣民的欢心。
第一个向西方引进百科全书的是薄林尼，他有三十七本书就心满意足了。
基督教时代的最初一千五百年在启蒙的方面没有搞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圣·奥古斯丁的一个同乡、非洲人费利克斯·卡佩拉浪费了许多年写成了一本书，自以为是汇集了各种知识的宝库。为了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他记住他提供的许多有趣事情，他采用了诗歌的形式。这是一大堆可怕的误传，却被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记住了，他们把这些玩艺儿当成了文学、音乐和科学领域的定论。
二百年以后，塞维利亚一个叫艾西多尔的主教撰写了一部崭新的百科全书，从此，百科全书以每一百年两本的速度增长起来。这些书的情况如何，我一无所知。蛀书虫（最有用的家禽）可能担当了我们的搬运工。如果所有这些书都保存下来的话，地球上就没有其他东西的立足之地了。
最后，在十八世纪上半叶，欧洲经历了声势浩大的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人进入了真正的天国。这些书和现在的一样，通常是由一贪如洗的学者们编写的，他们靠每星期八美元过活，劳苦钱还不够买纸和墨水的。英国尤其是这种文学的伟大国家，所以生活在巴黎的英国人约翰·米尔斯自然想到要把伊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以便向路易国王的臣民们兜售他的作品，从中捞些油水，出于这个目的，他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合作，然后又和国王的印刷商雷伯莱顿打交道，让他做实际的出版工作。长话短说，雷伯莱顿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生财之道，就故意敲诈他的同伙，把米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赶走以后，便为了自己而继续盗印。他把即将出版的著作称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并发出了一系列颇能招来顾客的漂亮书讯，很能吸引人，预订单很快就排满了。
然后，他雇用了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作总编辑，买了大量的纸张，然后就坐等着结果。不幸的是，等一部大百科全书并不象雷伯莱顿的如意算盘那样简单。教授搞出了笔记，但这不是文章，预订者大吵人闹地要得到第一卷，一切都弄得一团糟。
在这紧急时刻，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雇用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戌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无味的工作变成了十八世纪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那时三十七岁，他的生活既不安逸也不幸福。他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不愿意上大学。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到巴黎当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啼饥号寒的生活（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一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妇女、一个不可理喻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并不是象有人认为的那样罕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不得不做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名声扫地的修改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心里，这个拜勒的学生还是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象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他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持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彼送进了万塞纳监狱，严密监禁达三个月之人。
直到从监狱被释放以后，狄德罗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善于雄辩的人。他看到在这个终生事业中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仅仅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轰轰烈烈的思想活跃时期。太好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让最有权威的人撰写。
狄德罗热血沸腾了，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指挥，而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拿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道：“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等等。
二十年以后，他写到了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雇用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恫他每年给编辑的钱从不超过五百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要不就是当时很忙，要不就是下个月再说，或者得去乡下探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痛苦，他还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非常罕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除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作为毒害非浅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被怒吼声吞没了，而在今天读起来却象喂婴儿的器官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十八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分子来说，这部书就象吹响了走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嘹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辑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一七七○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乡村，人们之间都很了解。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他敞开大门招待饥饿的人，为了人类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报答。这个纯正、朴实、努力工作的人是这些美德的典范，而这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不容易。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网，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打探情况，抄狄德罗的家，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都不能阻抑他的热情。工作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所期望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知道世界亟需全面彻底的大检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振旗鼓的转折点。
看起来我有点夸大了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穿着一身褴褛的衣服，每星期聪明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吃一顿的时候，他就高兴得手舞足蹈。当四千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非常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比他享有高得多的声誉。但是如果没有《百科全书》，这些好人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止是一本书，它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领导人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那些思想。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
有耳朵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避免即将临头的灭顶之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这样做。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持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来维护这个论调。当时这两个党派势均力敌，都保持着原样，这却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最亲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未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民都要过同一种单调贫困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不带偏见的民主意识。
最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
然而变化的方式却是出乎预料，这次斗争是要扫清非皇廷的人在精神上和社会上的障碍，而参加斗争的却不是奴隶本人，这是少数几个公正无私的人的活动，新教徒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象天主教压迫者痛恨他们一样。那些无私的人的唯一指望就是期待所有诚实的人都能进天堂。
十八世纪保卫宽容事业的人很少属于某个特殊的派别。为了个人方便起见，他们有时也参加一些可以把宪兵从写字台前赶开的表面上的宗教活动。然而就内心活动来说，他们不妨说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常常后悔没有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对各种事物的敬畏感，认为这不过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虽然没什么害处却很幼稚的东西。
他们很少注意古代民族的历史，西方的人们出于某些好奇的原因，从巴比伦亚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中挑出一些记载，作为道德和习俗的行动指南。但是大师苏格拉底的真正信徒们只倾听自己良心的呼唤，根本不管后果，他们无所畏惧地生活在早已变得屈服温顺的世界。
二十七 革命的不宽容
有一座标志着达官贵人的荣誉和平民百姓的痛苦的大厦，名叫法兰西王国，一七八九年八月的一个令人难忘的晚上，它终于倒塌了。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一星期来人们的怒火不断上涨，国民议会沉浸在真正的兄弟博爱的狂欢之中。只是到了这个群情激昂的时刻，特权阶层才交出了他们花了三个世纪获得的古老权力和特权；广大民众宣布赞成人权理伦，这便为以后的民众自治奠定了基础。
就法国而言，这意味着封建制度的消亡。第一流的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最具有进取心的人，他们勇敢地担起领导权，决定着这个普通国家的命运，而且也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贵族们都甘愿退出公职，在政府的不同部门里做一点冠冕堂皇的教士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们现在只适合在纽约的五号街上喝茶或者在二号街上开饭馆。
旧的法兰西死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
但是它死了，和它一起死去的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最残暴的统治，自从黎塞留时代以来，教会一直把这种统治强加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斯的子孙们身上。
毫无疑问，人类又获得了一次机会，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冲天的热情激励着所有诚实的男男女女，这不言白明。
太平盛世已经很近，甚至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独裁政府的专横及其种种邪恶都要干净彻底地从美好的地球上永远清除掉。
前进吧，祖国的后代，暴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它的后果可以多说几句。
帷幕落下来了，社会上许多不公正的事被荡涤得一干二净，一切都重新开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面熟的“下宽容”，它穿上了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比尔式的发型，与检查官并肩坐在一起，度过它罪恶的晚年。
一年前，有人要是说当权者只是靠上帝的垂青度日，有时也会出差错，“不宽容”便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
现在，谁要是坚持认为人民的意愿不一定总是上帝的志愿，“不宽容”也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道路。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玩笑！
然而这个玩笑（大家还都喜欢它）却换来了一百万无辜旁观者的鲜血。
不幸的是，我要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人们可以从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表达同一个意思的比较文雅的词句。
在人类的精神生活方面，一直明显他存在、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少数人没完没了地学习和思考，认真寻求自己的不朽灵魂，他们将会悟出某些恰如其份的哲学结论，终能摆脱常人的苦恼。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满足精神上的“淡酒”，他们想找些能刺激精神、烫坏舌头、割断食管、使他们突然坐起来振奋一下的东西。那“东西”是什么倒无关紧要，只要能起到上述的作用，能采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而且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就行。
历史学家似乎不懂得这个事实，这使许多人大失所望。愤怒的民众刚刚摧毁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黑罗多弟和塔西提及时而又热情地报导了这件事），就马上让泥瓦匠把旧城堡的废墟运往城市的另一端，重新建起一个地牢，它和旧堡垒一样卑鄙、暴虐，也是为了镇压和恐怖的目的。
恰好在这个时候，一些自尊心很强的民族终于摆脱了“一贯正确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但他们却接受了一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
就在旧掌权人装扮成仆从骑着马向边境狂奔出逃的同一天，自由党进入了这座被遗弃的宫殿，他们穿上被丢下的皇袍，又陷入到迫使他们的前任背井离乡的错误和残酷之中。
这一切都令人沮丧，但这是我们故事里一个真实的部分，必须告诉大家。
毫无疑问，那些对法国大动乱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是出于好意。《人权声明》规定的原则是，不得干预任何公民依照自己的观点，”包括宗教观点”，安静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的自由，只要他的观点不扰乱由各项法令和法律制定的社会秩序就行。
然而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宗教派别都享有同等的权力。新教从此以后得到容许，新教徒不会因为不和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做礼拜而遭到任何麻烦，但天主教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教。
米拉博在认识政治生活本质的方面有准确无误的本能，他知道这个扬名远近的让步是不彻底的办法。他试图把一场社会大变革变成一个人的革命，但壮志未酬就谢世了。许多贵族和主教很后悔他们在八月四日晚上作出的宽宏大量的表示，便开始采用设置障碍的方法，这给他们的国王主子造成了致命的后果。直到两年以后的一七九一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所有宗教派别，包括新教徒和犹太人在内，才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基础，被宣布在法律面前享有同等的自由。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给这个前途无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无论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象同胞学校的教师、邮局雇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视为国家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新宪法对神职人员的规定直接践踏了一五一六年法国和罗马教庭签定的各项正式协定。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不足挂齿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宪法，要么退职饿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手续。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老实人，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作弥撒，在猪圈里交流思想，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一般来说，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况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散乱不堪，连采取对付宪法的敌人的敷衍了事的措施都顾不上。由于他们似乎都不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那些杰出的神职人员——人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宗派”，并要求得到特权，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也正是他们坚决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一九二五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又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议会已经很快被极端的激进分子完全控制了。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愚蠢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滨的惊恐慌乱，它导致了从一七九二年九月二日至七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时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为恐怖统治。饥饿的民众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想徐图渐进取得成果的打算便成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这样大的危机之中，处理事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认真学习历史的学生都很熟悉这种情况。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竟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美德的不折不扣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正本质，已经为时太晚了，这就象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枉费口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研究了这场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我们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极度痛苦中决定了民族的命运。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支配着世界。有些人认为人类只尊重一个东西：蛮横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可能会在这二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在社会学的试验室里，法国革命是所有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圣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智建立一个更具有人性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寿终正寝，就是被他们原想给予荣誉的人们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销声匿迹，新至善论的无知倡寻者变成了国家命运的名正言顺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一团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痛恨基督教的象征。他们在过去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很大痛苦，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气忿不己，香人的气味使他们的脸色发白，引起他们早已忘却的狂怒。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本人的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开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任务，但它是革命心理的一个特点，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废除了圣诞节和复活节，废除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划分一年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接着，又出现了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没有主心骨了。
但这时间并不长。
在四壁空空的雅各宾俱乐部里，不论怎样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无缥渺的主张还是很不得人心，大部分人连两个星期就忍耐不了。旧上帝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制造出一个合于时代要求的新上帝呢？
于是出现了理智女神！
她的确实身份还是后来才弄明白的。在当时，一个标致的女演员，穿上合适的古希腊服装，就完全符合了人们的要求。这个女士是从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舞蹈演员中找到的，在一个适当的机会，她被人们很隆重地送到了旧信仰追随者早已抛弃了的巴黎圣母院的高大祭坛上。
至于圣母，许多世纪以来她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完全理解的容忍目光温和地注视着灵魂受到了创伤的人们。现在她也消失了，在被送进石灰窑变成灰浆之前，被一双怜爱的下勿忙地藏了起来。她的位置被自由女神的塑像取而代之。这是一个业余雕塑家的得意之作，用白色的石膏随便雕塑而成。但这并没有完，巴黎圣母院还见识过其他发明。在唱诗班中间有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它们象征着“哲学圣堂”，在国家的重大日子里就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不主持仪式、不接受追随者的崇拜时，哲学圣堂就高高燃起“真理的火炬”，意在用这火照亮世界的文明，直到最后的时刻。
但“最后的时刻”不到六个月就来临了。
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早晨，法国人民被正式告知说上帝又重新确立了，灵魂的不朽又一次被公认为是一条信仰。六月八日，新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正式向盼望已久的信徒们亮相了。
罗伯斯比尔身着一件崭新的蓝色马甲，发表了欢迎词。他得到了一生中最高的地位，从一个三流城市里的默默无闻的法律执事变成了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更有甚者，一个可怜的精神错乱的修女凯瑟琳·泰奥特竟被千百万的人拥戴为上帝的真正母亲，因为她刚刚宣布了救世主即将到来，还透露了救世主的名字，这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穿着自己设计的奇异制服，高傲地大讲了一番，向上帝保证说从今以后他所掌管的小世界一定会完善起来。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两天后他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象宗教法庭时代一样）都被剥夺一切自卫手段。这个措施非常奏效，在后来的六个星期中，就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倾斜的刀下掉了脑袋。
剩下的事情是大家熟知的。
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是他所认为美好的东西的完美化身，在品质上是有头脑的狂热者，因此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在同一星球上生活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罪恶的仇恨扩展到如此的地步，致法国于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
最后，由于担心自已的性命，美德的敌人开始回击。经过一场短暂的殊死搏斗，这个正直得可怕的信徒遭到了毁灭。
从这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很快消弱了。法国人民当时采用的宪法承认了不同宗派的存在，给它们以平等的权利和特权，至少共和国官方不再管宗教方面的事情了。那些希望成立教堂、公理会和联盟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但是必须在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的同时，承认国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个人选择的完全自由。
从那时起，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开始和平共处。
天主教会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倒是真的。它继续诋毁政教分家的原则（见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八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并且支持那些妄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王制或帝国的政党，以图东山再起重掌大权。但是这些战斗一般都是在大臣太太的起居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将军加上一个野心勃勃的岳母在打兔子的山林小屋里进行的。
他们为趣味读物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但这只能证明他们是枉费心机。
二十八 莱辛
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日晚上，一场战斗在法国的革命军和前来剿灭这场可怕暴动的君主联盟军之间打响了。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胜利，但胜者不是联盟军。联盟军的步兵在瓦尔密村滑溜溜的山坡上施展不开。战斗变成了接连不断的炮战，可是叛军比皇家军队射击得更猛烈迅速，这样后者就率先撤离战场，晚上向北方撤退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名叫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后，这个年轻人出版了对这一天的回忆录。他那时站在洛林的又稠又粘的没踝泥浆里，却变成了一个先知。他预言经过这场炮战，世界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了。他说得对。在永远值得记忆的那天，受上帝垂青的君主权力被扔进了垃圾堆。人权运动的参加者们并没有象人们预想的那样象鸡一样逃之夭夭。他们挺着枪，穿过山谷，翻越高山，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传播到欧洲最边远的角落。把他们的马拴在整个大陆的每座城堡和教堂里。
我们写一写这样的言词倒是毫不费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已经死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了，我们尽可以取笑他们。我们甚至还可以感谢他们为这个世界做了好事。
但是从那些日子里熬过来的男男女女们——他们曾在某一天的早晨聚在自由之村的下面高兴地跳舞，但在以后的三个月中又象城市下水道里的耗子一样被到处追赶——不可能对这场动乱采取作壁上观的态度。他们一从地窖和阁楼里爬出来，梳理一下乱得象鸡窝似的假发，就开始想方设法避免重演这种可怕的灾难。
但是为了对抗敌手的成功，他们必须首先掩盖过去。这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那个含混的过去，而是他们自己偷偷摸摸地阅读伏尔泰先生的书并公开表示对百科全书派的钦佩的“过去”。现在他们把伏尔泰先生的书堆放在阁楼里。把狄罗德先生的书卖给了废品贩子，把曾经虔诚拜读过的揭示真理的小册子扔进了煤箱。为了掩盖可能暴露他们曾在自由主义领域里逗留过的蛛丝马迹，他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方法，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哎呀，就象屡见不鲜的摧毁一应文字材料的情况一样，这些忏悔人忽视了一件事，这比那些众说纷纭的谣传更糟糕，这就是戏剧舞台。他们曾经为《费加罗的婚礼》说了整车整车的恭维话，现在再宣布他们从没有相信过人人平等的理想有可能实
现，也未免有些幼稚。他们曾为“聪明的南森”流过泪，所以现在也无法再证明自己一直坚持认为宗教宽容是政府软弱的表现。
这出戏和它的成功所证明的与他们所说的恰恰相反。
这出戏是十八世纪后期迎合民众感情的著名戏剧。它的作者是德国人，名叫戈思霍尔德·伊弗雷姆·莱辛。他是一名路德派牧师的儿子，在莱比锡大学攻读神学。但是他不愿意以宗教为职业，经常逃学。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他叫回家，让他选择是马上退学还是写一份到医学系学习的申请书。戈思霍尔德当医生的兴趣并不比当牧师大，他保证做到父亲的每项要求。他虽然又回到莱比锡，却继续为一些他喜爱的演员朋友们做保借贷。后来这些人从城里跑得无影无踪了，莱辛为了避免因负债而被捕，就不得不落荒逃到维腾贝格。
他的逃跑意味着长时间的步行和忍饥挨饿的开始。他先来到柏林，有好几年为几个神学刊物写稿，稿费很低。后来他又给一个准备做环球旅行的有钱朋友当私人秘书。他们刚一起程，七年战争就爆发了。这个朋友被迫从军，坐上第一辆马车回家乡。莱辛又失了业，流落在莱比锡城里。
但莱辛是个善于交际的人，不久又找到了一个新朋友，名叫艾德华·克里斯蒂娜·克莱斯特。这位朋友白天做官，晚上写诗，是个敏感的人，他给予这个饥饿的神学家以洞察力，使他看到了慢慢步入这个世界的新精神，但是克莱斯特在库内道夫战役中被打死了，莱辛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不得不当一名报刊专栏作者。
接着，莱辛又为布雷斯勒（现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作了一段时间的私人秘书，由于驻防生活很无聊，他就认真钻研起斯宾诺莎的著作来消遣，这位哲学家去世一百年之后，他的著作才开始流传到国外。
然而所有这一切还是解决不了日常生活的问题。莱辛这时已经差不多四十岁了，他想成家。他的朋友们建议任命他当皇家图书馆的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的事已经使莱辛成为了受普鲁士宫庭欢迎的人。他第一次访问柏林时就结识了伏尔泰。这个法国哲学家是个极为慷慨的人，一点没有架子。他允许这个年青人借阅当时已经准备出版的《路易十四的世纪》的手稿。不幸的是，莱辛匆匆忙忙地离开柏林时，把手稿打在自己的行李里（完全是出于偶然）。伏尔泰本来就对吝啬的普鲁士宫庭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很恼火，便马上大喊大叫说自己被盗了，那个年青的德国人偷走了他最重要的手稿，警方必须监视边界等等，样子完全象一个客居外国的激动万分的法国人。几天之内，邮递员带来了他丢失的稿件，但里面还附有莱辛的一封信，这个直率的年青条顿人在信中对敢于怀疑他诚实的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场发生在巧克力罐里的风波应该很容易被人们遗忘，但是十八世纪是巧克力罐在男人女人的生活中起巨大作用的时期。直到二十年以后，弗雷德里克国王仍然不喜欢他那位爱找麻烦的法国朋友伏尔泰，所以也就不同意莱辛到宫庭来。
莱辛告别了柏林，来到汉堡。这里有个谣传，说要新建一个国家剧院。但是这项规划未能实现，莱辛在绝望中接受了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当馆员的工作。那时他居住的沃尔芬布泰尔城不算是大城市，但是大公爵的图书馆在德国却是首屈一指的。它存有一万多部手稿，其中好几部是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
无聊当然是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的主要源泉。在沃尔芬布泰尔城，当过艺术批评家、报刊专栏作者和戏剧小品文作者的人很令人怀疑，莱辛不久就再次陷入困境。这倒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但是有人传闻他干了些事情，即出版一系列攻击老一派路德神学正统言论的文章。
这些布道（因为它们是布道的形式出现的）实际上是汉堡一位前任教长撰写的，但是布伦斯威克大公爵对于在他的领地里开展一场宗教战的前景惶恐不安，便命令他的图书馆馆员谨慎行事，避开一切争论。莱辛按照主人的要求做了，然而当时谁也没有旗帜鲜明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开始工作，通过戏剧形式重新闸述他的看法。
在小镇子娱乐室里诞生的这出戏叫做《聪明的南森》。这个主题非常古老，我在前面提到过它。喜欢古典文学的人能在薄伽丘《十日谈》中找到它，在那里它被称为《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情节如下：
很早很早以前，伊斯兰教的一位王子想从他的一个犹太臣民那儿榨取一大笔钱。但是他苦于无正当的理由剥夺这个可怜人的财产，就想出一条诡计。他派人把这个受害者找来，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大加赞赏一番，然后问他，在三种流传最广的宗教——土耳其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他认为哪一个最真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老人没有正面回答王子，而是说：“噢，伟大的苏丹，让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前，一个有钱人，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戒指。他在遗嘱里写道，他死的时候，哪个儿子手上带着这个戒指，哪个儿子就能继承他的全部财产。他的儿子后来也立了同样的遗嘱，孙子也一样，如此好几百年来，戒指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完美无缺。但是最后有一个主人，他有三个儿子，他都很喜爱，简直无法决定哪一个应该享有这无价之宝。于是他到一个金匠那里，让他做了两个和自己手上的一模一样的戒指。他临终时躺在床上，把三个孩子都叫来，为每个人祝福，他们也都认为自己是那个戒指的继承人。父亲的葬礼完毕后，三个孩子都宣布自己是继承人，因为他们都有那个戒指。这导致了许多争吵，最后这件事被提交给法官处理。由于这三个戒指一模一样，连法官也无法确定哪个是真的，所以这个案件就拖了下来，一拖再拖，很可能要拖到世界的末日。阿门。”
莱辛用这个古老的民间故事来证明他的信念：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垄断真理。人的内心世界比他表面上遵奉某种规定的仪式和教条更有价值，因此人们的任务就是友好地相处，任何人也无权把自己视为完美无缺的偶像让别人崇拜，无权宣布“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好，因为只有我掌握真理。”
但是这个在一七七八年曾倍受欢迎的思想，这时在小诸侯国里却不得人心。小诸侯们大风暴中都极力设法保住残存的财产和牲畜，为了恢复他们丧失了的声望，他们把土地拱手交给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依赖他们谋生的牧师先生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帮助警方重建法律和秩序。
这场不折不扣的反动完全成功了，那些试图按照五十年前的宗教宽容的模式重新塑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各国大多数人们对革命和骚乱、对议会和那些毫无意义的讲演、对于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各种关税已经感到厌倦，这的确是事实。他们想要和平，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他们想做生意，想坐在自己的客厅里喝咖啡，不再受到住在家里的士兵的骚扰，下再被迫喝令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出的汁。如果能享受到这种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愿容忍一些小小不言的不方便，譬如向每个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每个皇家信箱前面鞠躬，并用“先生”来欢呼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
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
二十九 汤姆·佩恩
在某个地方流传着一首诗歌，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
十七世纪的前五十年，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内情的参观者还会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宽阔寒冷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把这些开拓者与欧洲国家隔断了，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中达到了顶点。
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功绩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它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实际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可怕，便注定导致了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头目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计谋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筑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也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区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则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找到自已的小天堂。
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不同宗教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区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揪断彼此的喉咙不可。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个发展实在讨厌。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他们没捞着什么，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个信条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来的。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反对者。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八十吨重的双桅帆船就足以传播使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见解。十八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之士开始懂得，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不公开脱离已有的教士，表面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的最忠实信徒，那个老王储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理由是因为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知道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地理想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由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为条件”；或者说：“国会不应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同意了这种做法。
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象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平民百姓比领袖们落后得多，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偏离旧路，他们就跟不上趟了。许多州不仅继续给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仍然不容忍持异见者，好象他们从未读过一句本国宪法一样。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些不久就都降临到他的头上。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国人，职业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是个反叛者。
他访问各移民区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在伦敦时，他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议。一七七四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启航驶住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
汤姆是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收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悄绪的凌乱材料，把它们融入一本小册子中，篇幅不长，写得却很亲切。小册于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马上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个“美国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回到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非常怀疑的眼光观看着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吓破了胆，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马上用义愤填膺的《人的权利》作为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应为叛国罪而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接受了这项荣誉，来到了巴黎。他在这儿一直住到受罗伯斯比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就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理智时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回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因而“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当他壮着胆子要出门时，大家就怂恿小孩子向他伸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变成被人唾弃遗忘的人。他撰写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结局。
但这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
公众的不宽容刚一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己告终止，而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三十 最后一百年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一样，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大家都认为他毕生都在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不是对同伴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一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十年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 ※ ※
许多好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之中，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一个赞许，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讨厌的固执，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他们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并且不再参与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 ※ ※
话说到这里，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舒舒服服地解决地球上的所有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倒感到还有些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哀绝望的论断（如“人类一向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四千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于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作个冷静评价（仅就这段历史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点具体材料），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硕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 ※ ※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炫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 ※ ※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 ※ ※
当然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最后这一百年来，教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使人们厌恶这个伺。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的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容忍一只与众不同的狼（弱狼或强狼），就一定要除掉这个不受欢迎的伙伴。
在一个吃人的部落里，谁的癖性要是会激怒上帝，给整个村庄带来灾难，部落就个会容忍他，会把他野蛮地赶到荒野。
在希腊联邦里，谁要是胆敢向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疑问，他就不可以在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久居，在一次可悲的不宽容爆发中，这位滋事的哲学家会被仁慈地判处饮一杯毒药，以此丧命。
古罗马如果允许几个无恶意的征热者去践踏自从罗慕路斯以来就不可缺少的某些法律，那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因而它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不宽容的事情，而这一点与它的传统的自由政策恰好背道而驰。
教会实际上是这个古老帝国版图上的精神继承人，它的生存全是靠最恭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因而它被迫走向镇压与凶残的极端，致使许多人宁可忍受土耳其人的残酷，也不愿意要基督教的慈悲。
反对神职人员专权的伟大战士总是处在重重困难之中，但是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就必须对所有的精神革新或科学试验表示不宽容。于是在“改革”的名义下，他们又犯了（或者试图犯）自己的敌人刚刚犯过的错误，敌人正是因为这些错误才丢掉权力和势力的。
多少个时代过去了，生命本来是光荣的历程，却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历，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迄今为止人的生存完全被恐怖所笼罩。
※ ※ ※
我重复一遍，恐怖是所有不宽容的起因。
无论迫害的方法和形式是什么，它的原因都来自恐惧，它的集中表现可以从树起断头台的人和把木柴扔向火葬柴堆的人的极端痛苦的表情中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一旦认清了这个事实，马上就有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人们在没有恐怖笼罩的时候，是很倾向于正直和正义的。
到现在为止，人们很少有机会实践这两个美德。
但是我认为，我活着看不到这两个美德得到实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人类毕竟是年轻的，太年轻了，年轻得荒唐可笑。要求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哺乳动物具备这些只有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才能获得的美德，看来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
而且，它会使我们的思想出现偏差。
当我们应该有耐心的时候，它使我们愤怒。
当我们应该表示怜悯时，它使我们说出刁钻刻薄的话来。
※ ※ ※
在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章时，往往有一种诱惑力，那就是去充当悲哀的预言家的角色，做一点业余的说教。
千万不能这样！
生命是短暂的，而布道却易于冗长。
用一百个字表达不了的意思，还是不说为好。
※ ※ ※
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一个重大错误而问心有愧。他们高谈阔论史前时代，告诉我们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代，信口胡诌一段假设的黑暗时期，还创作了歌颂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的狂想诗。
如果这些学识渊博的博士偶然发现人类的某种情况似乎不适合他们巧妙组成的那幅画面，他们就会说几句低声下气的道歉话，嘟嘟囔囔地说，很不幸，这种不理想的情况是过去野蛮时代的残余，但时机一到，这种情况就会象公共马车让位于火车一样，全都烟消云散。
这听起来倒挺悦耳，但不是真实的。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自尊心，使我们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继承人。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古时住在山洞里的人的当代化身，是叼着香烟、驾驶着福特汽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坐着电梯上公寓大厦的穴居人——那对我们精神健康倒更好些。
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向那个还隐藏在未来山岭中的目标迈出第一步。
※ ※ ※
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
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
等到象屠杀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和盲目崇拜一纸文字这样的不宽容成为荒诞无稽的事，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就到了。
这可能需要一万年，也可能需要十万年。
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它将紧随人类获得的第一个胜利——征服自身恐惧心理的载入史册的胜利——而到来。
后记 但是这个世界并不幸福
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一九二五年。现在已经快成古典作品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可以试着尽力说明，宽容的理想在近十年内为什么这样惨淡地破灭，我们如今的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可以讲出来吗？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尸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下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在哪一页与十五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结尾部分是崇高的希望和欢呼。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
不过细想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我和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很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下一代知道，一九二五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更高尚前程的憧憬，而一九四○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光辉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才导致这场可怕的灾难。
经过几次通信后，我说服了出版商，使他相信我还是通情达理的，下面便是我给出版商写的内容，作为《宽容》的最新、也是最后一版的补充。
※ ※ ※
最近这七年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巫婆的大锅”，人类所有的邪恶弊端全部汇集在里面，成了大杂烩，它会毒死我们所有的人（除非我们发明一种又快又灵的解毒药）。我仔细研究了倒入这个呕人的容器中的各种成份，也不厌其烦地观察了对这个可恶的大杂烩负主要责任的那些人。那个大杂烩臭气熏天，正在我们整个星球上蔓延，我和其他住在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民主国家中的人一样，看到下等的厨房仆人居然被那么多人拥戴，真是大惑不解。这些下等的仆人不但因为这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而欣喜若狂，而且还用全部时间把它强灌进对他们毫无妨害的旁观者的喉咙。这些旁观者显然更喜欢祖传的善意和宽容的浓汤，可他们要是不对大杂烩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不吃下这堆翻肠倒胃的东西，就马上会被杀死。我尽力了解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以满足我的好奇心。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耐心观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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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起因，我建议大家效仿精明可敬的政治家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他原住在纽约州的阿尔巴尼，现在住在帝国大厦。我们首先看一下记录，看能找到什么。
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它似乎有点离题，但是（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和我们要解决的难题却有密切关系。你养过狗、猫或其它家禽动物吗？你研究过这些卑贱的动物对豢养它的家庭以及主人的花园和后院的态度吗？你一定注意到，这些不能说话的动物出于天性、本能或训练，或是三种因素兼而有之，都荒庸地珍视着它们自认为的“权利和特权”。同一条警犬，它可以让主人的孩子拉着它的尾巴在屋里转圈，也可以让孩子从身上揪下一撮毛，但另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孩子刚刚踏上属于“它”家的草坪时，它就马上去嗥叫不止。德国种的最小的猎狗一定注意到了邻居家北欧种粗毛大猎狗能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只要那猎狗敢于跨越它认为是区分自家领地和邻居地盘的界限一步，它便会扑向那头凶猛的大兽。甚至只顾自己舒服的猫，当另一只猫胆敢闯入自己的炉边时，也会勃然大怒。
捕捉大猎物的猎人都熟悉森林居住者的习惯。他们告诉我说，野兽具有集群本能，外面的野兽休想加入它们的部落，不管加入者增添的力量对于它们迅速削弱的实力来说是多么有利。那些假装懂得不会说话的鱼的心理的人对我讲，甚至在这些冷血动物当中，当一个陌生的鱼出现时，也有一种固定的行为准则，在河流岩石之间固定的场所栖息的鱼，从来也下会让一条外来的鱼加入自己的行列。
我不很精通动物学，但我学到了一点关于人类的知识，当我研究人类在所谓历史时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人类记录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行为记载时，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从开始到现在，人类从来就是“群居动物”，只有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属于由同路人结成的某种排他性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都苟和于自己继承的信仰、偏见、偏爱、恐惧、希望和理想时，这个人才真正感到幸福。
当然，经济上的需要偶尔可能迫使某些人群，包括互相对抗的部落，按照某种政治方式行事。然而这种安排总不能持久。真正使许多人不顾艰难险阻和危险聚集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许多泾渭分明的共同信仰、共同偏见、共同偏爱、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和理想。
看一下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记载。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情况都一样——每个团体、每个部落、每个宗派、几乎每个家庭，都坚持与邻居们保持一定距离，因为自己都大大优越于旁人，没有共同理解或共同行动的任何基础。我给你举一个尽人皆知的例子。
世界各地差不多所有的人从一开始都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呢？这种例子多得惊人，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上帝的选民”，更荒谬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埃及人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卑贱的小农，但他们却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人”。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苏密”——现在人们所知的官方名字是芬兰，它的意思（人们告诉我）是“上帝的人”。太平洋上的许多部落——我们最熟悉的只是塔希提岛人——也称自己为“上帝的人”。波利尼西亚同西亚、北非和北欧相距万里之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种族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可是有一点，他们都明显地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人，他们看不起人类的其他成员，认为他们是异己，不体面，应该受到鄙视，如果可能，还得躲远一点。
在这个触目惊心的规律中，乍看起来希腊象是一个例外。但是他们高傲地坚持自己是海伦的直系子孙，是天神的儿子，是大洪水的唯一幸存者，这表明他们很尊重本种族的人。他们轻蔑地把非希腊人指为野蛮人（希腊文barbarous这个词的意思是陌生、外来、粗野、奴性和无知），这暴露了他们非常蔑视所有的非希腊人，粗率无礼地称他们为异己，甚至那些在各方面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心胸宽广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们也认为他们是劣等人。这表明至少在这个方面，他们和愚昧无知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水平一样，那些土人从来没学过三以上的数，但却十分得意地告诉欧洲最早的来访者说，如果问他们是什么人，将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他们显然是独一无二和绝无仅有的“上帝的人”。
我们注意到的罗马人不受这种傲慢无礼的讨厌形式的束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低于旁人。千万不要这样认为！他们象现代的英国人一样，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点做任何明确的解释。他们是罗马人，这就够了。对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这是人人都能看见的——大惊小怪不免有失体统。罗马人对此并不在乎，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在乎的。
※ ※ ※
对于纯种族的概念促使大多数部落和民族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值得被称为真正的人民的人，这一点我就谈这么多吧。但这只是一个细节，因为伴随这种奇怪的排外和优越感的种族意识，还有对宗教、道德、风俗这些不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特定的信仰。结果，每个集团无论大小都总是居住在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用偏见和固执这个坚固的屏障抵御外界和外来的影响。
美国已经独立地生存一个半世纪了。诚然，清教徒的不宽容行径是没有什么可吹嘘的，但是我们毕竟避免了最危险的极端行为。可是现在，边远地区已经开发了，国家正迅速地走向定型，我们却似乎没有从地球上古老一些的种族的错误事例中吸取足够的东西。就在我们的土地上，各个种族团体仍紧紧地抱成团，各自推行自己的禁忌，好象根本没有听说过《人权宣言》一样。宗教团体好象从未谈过宪法中对出版自由的规定，不但强令自己的成员应该阅读和思考什么，还不顾由全体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法律，自己制定起法律来。在咫尺之间，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的话）一种狭隘的精神和种族排外性的发展，它直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一直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不幸残余。
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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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发现，但正如一个喜欢哲学的法国将军不久前说的那样（几乎是预言）：“对不愉快的事情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事实根本不在乎，因此也不会改变”。所以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最不受欢迎的发展，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找出对付它们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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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广博的意义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这些人从思想上说是摆脱了不够开明的同伴们的狭隘偏见的人，看到整个人类具有广阔多彩的前景。他们就象我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引用老朋友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向我们提出质问：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天空里，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为什么还总是彼此为敌呢？但是如果我们敢于这样做，并且引证一个古代异教徒的高尚之语，那些坚持只有一条通往拯救的道路（也就是他们的那条道路）的帮派的不宽容首领就会马上向我们嚎叫起来，并投来石块和木捧，那些没有沿着他们的狭窄小路走的人注定要永远沦入地狱，因此便严厉镇压他们，来防止他们的怀疑影响别的人，使别的人也去试一试在“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标出的路径。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生活在公元四世纪。从那以后，有高尚思想的人们偶尔用提高嗓门的方法来捍卫这种精神和种族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他们偶尔（但仅仅是很短的时间）甚至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团体，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且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寻求拯救。但这种宽容的态度总是由上层领导强行实施的。它从不来自下层，他们不甘于接受来自上层的干预，使凭借着传统的权力，总是要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如果没有别的方法使别人开窍，就用武力迫使他们“入会”，因而为了防止流血，常常需要由警方出马。
所有的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词，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完全摆脱了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狂热宗派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过世以后，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便潮水般地涌进了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强壮的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相信自己见解的正确性，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能兼听旁议。
当时我们太乐观了，又忙于勘探大陆的资源，以至于觉得有了这口大熔炉就能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管，因为人的灵魂不愿意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各种各样现代的不宽容比中世纪的又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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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讲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熟视无睹的政策。因此我得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非常不幸的事态是做不了建设性的事情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将来作出细致的计划，这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六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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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象一场飓风。它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于穷困潦倒之中，要在不长的时间里消除这些损失是不可能的。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而且一毛未损的人们，兴致勃勃地只顾修理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变成了废墟的大厦。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遗弃的里弄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凉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那儿跑来了一些陌生的、不健康的人，他们聚集一些被抛弃的人，开始宣讲自己发明的学说，这些人是在荒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会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观察它。世界大战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好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许多有害的新学说应运而生，它使我们想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熏天的弯曲小街里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饿得受不了，便逃了出来，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毫无准备，就象十七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沙漠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入学校，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的宽容学说意味着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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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现在象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扫除席卷了整个地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存有的现实，把它们看作某些非常古老的人类性格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来，这些性格一直在沉睡着，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凯旋而归，而且由于受了这么长时间的压抑，其狂暴、愤怒和凶残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
这就是现在展现在我们恐怖的目光前的图景。我们自己（为辽阔的大西洋祝福吧！）在最近爆发的这场种族和宗教狂热的恶果中还相对安全。但如果我们不常备不懈，病毒就会登上我们的海岸，把我们毁掉。
刚才我问自己：“我们能做些什么？”就我看来，除了保持头脑冷静和时刻做好准备，没有什么事情好做。磨嘴皮子不会有什么成效。幻想自己如何优越，这种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冲动只能加速崩溃的过程。因为民主的敌人会把我们的怜悯和长期容忍的态度误解为单纯的软弱，因而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将来我们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欧洲中部的民主国家和我们一样，也是这样被毁灭的，他们对持完全对立的理论的人大谈什么宽容，就犹如对白蚂蚁甜言蜜语地吹嘘“大家具有不可分割的权力”，而这些白蚁却正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不——就我所理解的当前形势，进行直截了当的反攻已经太晚了。是我们鼓励了敌人进来。我们给予他们各种安全保护，直到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反对自己的保护人，并且迫使保护过他们的人过下等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但在我们星球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角落里还残存着自由，那些正直的和有正义感的人有责任——迫切的和绝对的责任——养精蓄锐，保存自己，以便迎来开始进行重建工作的那一天。
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这是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或是不敢应战的人提出的想法。根本不是！事实就是事实，由于不可饶恕的粗心大意和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我们暂时丧失了许多领土，因而多少在目前我们应该撤退，然后为再发动一次启蒙运动作好准备。
这样就给予我们在宽容问题上实际锻炼自已的任务。我们应该结束得过且过、漠不关心的局面，首先要摆脱这种事情不会在这里发生的想法。它们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还屡见不鲜。当我们勇敢地接受军队式的严明纪律——这支军队受命进行一场决战——的时候，必须为那个快乐的时辰做好坚实的准备，那时我们能够又一次为带来最后和永久的理性而前进，使它发挥威力，给予自由。
朋友们，这儿有一项留给几个坚定的自愿者的工作。我承认这将是我们所接受的最困难的一场斗争，但是担当它的人将流芳百世。这场光荣斗争的幸存者将作为人类真正的慈善家而受到人们的欢呼——他们使人类解脱了多少代以来的偏见和自诩正确的优越感的束缚，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一旦加上怀疑和恐惧，会使最谦卑最温顺的人变成万物之中最残忍的畜生和宽容理想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