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见到了这个活泼可爱的19岁的姑娘了。他觉得仿佛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初次见面就一见钟情，是否有点轻率和唐突呢？ 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个谨慎又大胆，冷静又热情的青年。他决不会像那些纨绔子弟，随意玩弄美好的感情。此前他倒是尝过一点恋爱的滋味。大学时曾经爱慕过同学的妻子纳杰日达。叶戈罗芙娜。在同亚历山德娜的交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感情。回萨拉托夫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对他的学生科贝林的姐姐产生过好感。他自己觉得老是惦记着她，有一次甚至想向她表白爱情。但她回避了，也许她心中明白，他们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她父亲在城里颇有地位，是不会愿意同一个中学教师结亲的。 然而，这一切和他认识奥莉佳后所产生的强烈爱情相比，以往曾经闪现过的情愫，便不值一提了。 他起初半开玩笑地，接着便越来越热烈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感情。他坦率而又大胆地对她说：“我对您充满热爱，不过这是有条件的，就是您身上的确存在着我设想您具有的那些品质。” 在欢乐而喧闹的舞会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抓住每个机会，越来越殷切地要她相信，他的爱情是真诚的。稍后，在同她跳卡德里尔舞时，他对她说：“您不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吗？那就给我机会，让我证明我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吧。请您要求我作这样的证明。” 后来奥莉佳回忆说，他那天晚上的举止使她深感惊异。第一次见面就求爱，使她觉得有点过于鲁莽，甚至感到受了侮辱。但还是装着若无其事；也许，最好还是用开玩笑把它岔开。 但用开玩笑把它岔开已无济于事了。有的人是不可用爱与之开玩笑的…… 第一次见面后，他们逐渐了解加深。 她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医生索克拉托夫。叶夫根耶维奇的女儿。母亲不大喜欢她，哥哥对她也不好，目前她深为家里的处境所苦恼。于是，他便更加同情她，并产生了想与她结合的想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婚恋的态度很有特色。他自己说：“往往由处境的可悲和艰难而引起了我 的注意。洛博多夫斯基和亚历山德娜，这是我真心喜爱的两个人。引起这种喜爱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不幸境遇，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品格。“ 不管如何，第一次的爱情成了他终生保持的、惟一的爱情。这种感情后来经受了许多考验，始终没有动摇或者衰败。 为了帮助她摆脱家庭的束缚，他决心尽快与她结婚。2 月19日，他向奥莉佳正式求婚。 这次求婚非常奇特，除了一般的表白爱情，谈婚论嫁，海誓山盟，另有一番常人难以想象的、过分沉重而又过分严肃的谈话。 他直率地对奥莉佳说：“您可以笑话我，恕我直说。您想出嫁，是因为你们的家庭关系很紧张。” “不错，这是事实。当我还年轻时，是欢乐的；但现在，我发现家人对我的态度变了，我感到十分痛苦。如果说我有时表现得高兴，那多半是强装的。” 他看到奥莉佳同他坦率相待，便继续说道：“请您听完我发自内心的话。我在萨拉托夫这里没法生活……在这里前程渺茫。我得去彼得堡。我不能在这里结婚，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在这里自力更生，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家庭生活。不错，妈妈非常爱我，她会更爱我的妻子。但我们家里的规矩不是我所能生活下去的。 所以说，我应该到彼得堡去。到达那里以后，我将一无所有，我要大量地工作。“其实，不只是这些困难；使他惴惴不安的是另有一件心事。 他说：“把另外一个人的一生跟我自己结合在一起，在我来说是卑鄙可耻的。因为我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长久地享受生活和自由。我可能要随时等待宪兵的到来，等待他们把我弄到彼得堡，把我投入监狱。天知道，我会在监牢呆多长时间。我在这里干的这种事，是要罚苦役的——我在课堂上就发表这类谈话。” “这我知道，我听说过。”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变得淡漠些，不过也未必。” “为什么呢？难道您真的就不能改变吗？” “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我生性如此。我不知道，我是否有朝一日会淡漠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我的这种倾向还只是在加强，变得更为明显，越来越成为我的习惯。总之，我随时等着宪兵的到来，就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时等待吹响最后审判的号角声一样。再说，我们国家即将发生暴动，一旦发生，我必定参加。” 她几乎笑了起来——她觉得这种说法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怎么个发生法？” “这个问题您很少考虑，还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呢？” “根本没考虑过。” “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人民对政府，对苛捐杂税，对官僚和地主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厉害。只要有一点儿火星，就能把这一切烧着。受过教育而又敌视现存制度的人正在增加。这样，火星已准备好了。不能确 定的是什么时候燃烧起来罢了。也许再过10年，也许会快一些。一旦燃烧起来，尽管我胆小，我将无法袖手旁观，我必定参加。“ “和科斯托马罗夫一道吗？” “未必，他这人过于高雅，感情过于丰富，屠杀会使他感到害怕。 无论是手持棍棒的喝得醉醺醺的农民，还是屠杀，都吓不倒我。“ 她说：“也吓不倒我。” “结果会是怎样呢？不是服苦役就是上绞刑架。所以我不能把别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结合在一起……母亲的命运已同我联结在一起了，她经受不住这类事件。做这种人的妻子，将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我给您讲个例子，您知道赫尔岑这个名字吗？” “记得。” “他很富有。他同一个在一块儿受教育的姑娘结了婚。过了不久宪兵把他抓进去，在监狱关了一年。他的妻子怀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妻子有病需要矿泉治疗，还要医治儿子。到了法国，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想为沙皇效劳，逮捕了赫尔岑并将他遣返俄国。 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倒下死了。我不敢拿自己同赫尔岑的才华相比，但我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我应该等待类似的遭遇。“ 尽管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估计不足——他们今后所承受的考验，要比赫尔岑承受的艰难痛苦得多。 好个奥莉佳，并没有因他的这些警告而离开他。她分明懂得，供她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也许她那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可能只是出于本能。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跟未婚妻商量好，开春以后他先到彼得堡逗留几个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再回萨拉托夫来接她。但很快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奥莉佳在家里处境艰难，同母亲及哥哥的矛盾扩大，一天也不愿多留。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结婚后要马上同丈夫一起到彼得堡去。 男方的父母，起初对这门婚事持否定态度，因为市民舆论姑娘过于活跃。车尔尼雪夫斯基敬爱父母，一贯顺着他们。但这次他宁可使他们伤心，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表明态度：“婚姻问题上他们不是裁判员。因为他们和我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政治或宗教等问题上，听从他们是荒唐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奇怪的。” 母亲起初试图阻止儿子，但她发现儿子的决定已无法动摇，终于被迫让步了。婚礼定于1853年4 月29日举行。谁知母亲没等到良辰吉日，突然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去与世长辞了。儿子也因忧伤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婚后不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偕同妻子动身去彼得堡。出发那天来了很多学生，住房的周围挤满了人，他们含泪给老师送行。 2 定居彼得堡在去彼得堡的路上，他无时不惦念着留在家中的父亲。老人家年事已高，母亲的去世使他深受震动并万分忧伤，内心的寂寞孤苦可想而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旅行途中每到一站，利用短暂的停留必给父亲写一封书信。在楚纳基、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等地，无论多疲劳，都坚持写的。为了安慰父亲，他报告说他的身体好些了，已不那么虚弱无力，不再发冷发热。 他们行进得很缓慢，只是白天走，晚上停下来歇息。奥莉佳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四轮马车上头晕得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快赶到彼得堡，因为韦津斯基正准备出国，希望在他走以前能见面，所以马车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小时。韦津斯基可能帮助他在军事院校找到教书的工作。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他们乘坐的是刚开通的火车。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任教的两年，亲眼看到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辛。无权、愚昧和赤贫的农民，遭到多么深重的凌辱和痛苦。少年时代他就生活在这里，不过那时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道打破古老生活秩序的办法。大学时期扩大了他的精神境界。萨拉托夫的两年使他加深了生活体验。现在他决心已定，此生要投身于革命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彼得堡，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房，暂时住在捷尔辛斯基家。捷尔辛斯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但仍然同佩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保持着亲戚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以惊人的精力，开始去实现既定方针。 他的主要愿望，是在文学和政论领域大干一番。但这一愿望没能很快实现；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时间，需要作准备，需要和期刊出版界建立联系。除了这个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谋个职务，挣钱养家糊口。在他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在大学当教授，要不就在公共图书馆里当一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但也要一两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谋取到这种高级职位，而且首先必需取得学位。于是便向教育区的督学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硕士学位考试。督学答应他等到明年秋天应试。在这之前，他决定在中等武备学校教书。 他偕新婚妻子来到彼得堡，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比他所期望的还要亲热。 韦津斯基暂时出国，他把自己在军事学校所教的大部分课程，交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已完稿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词典试编》，交给了斯列兹涅夫斯基，希望刊登在《科学院通报》上。斯列兹涅夫斯基接受了这部稿子。这部书稿并不能获得物质报酬，按当时的规定，这类著作没有稿酬。但专著的发表会增加他在大学教师中的威望。可以说这是为科学、为他的学术地位投入的无偿劳动。为编纂这部词典历时数载，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还得关照词典的排版、校对和印刷，要花大量的劳动。他本人也说：“和别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最枯燥、最难懂，恐怕又是最费力的一部东西。” 这年夏天，他同《祖国纪事》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商谈，为这家杂志撰稿的问题。果然，这份杂志的7 月号上，刊出了他对《论斯拉夫语和梵语的共同性》和对《诗人文选》两书的评论文章。这两篇书评处女作，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开始。 《祖国纪事》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别林斯基在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把它办成了优秀文学和进步思想的阵地。1846 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编务，刊物每况愈下今不如昔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杂志完全丧失了以往的战斗性，变成了一份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当然郁郁不得志。直到1853年秋天，结识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并加盟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境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来到彼得堡，各种各样的事情简直忙不完，根本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去消遣，给父亲写信也只匆匆数行。为了生计他得拼命工作。在第二武备中学教课，算是本职工作，每月固定收入40卢布，大部分花在伙食和房租上面。所以每月他必须撰写120 页以上的稿子；靠稿酬补贴家用。 还要设法给私人上课、业余担任《俄语及教会斯拉夫语历史语法》一书的校订工作。此外，他还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撰写学位论文。 他的工作习惯是上半月搜集阅读资料，下半月集中力量写作。工作起来寝食俱忘、通宵达旦。妻子奥莉佳为丈夫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自己却越忙越痛快，还开玩笑道：“上帝保佑，但愿天天忙碌；因为在彼得堡没有事做，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刚到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要精打细算。第一年，他们只上过两次剧院。很少出门作客，更少请客。 大学时的朋友当中，常来拜访的是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的宿愿这时终于实现了，已经从下诺夫哥罗德迁居来到彼得堡。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时而也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奥莉佳待人接物表现得活泼、质朴、聪明大方，这使诗人米哈伊洛夫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在她的纪念册里作了一首题名为《肖像》的诗：和仙女一样，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和痛苦的小伙子一样，她脸色是那样惆怅。 你可以不迷恋上她那双美丽的眼珠，你可以不为她那亲切的话语所打动；但在她的跟前，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里，奥莉佳也受到亲切的接待。 1853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词典的印刷事宜，偕同妻子一起到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作了几天客。奥莉佳很喜欢老师一家人，特别是老师本人和他的母亲。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母亲为学生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由衷地高兴。 8 月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迁到彼得堡城内、邻近韦津斯基家的一处房子。韦津斯基有三个小孩，房子太挤，所以只好住在他附近。三间宽敞的大房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佩平分占。不错，房租是贵了点——每月20卢布。但没办法，这样的住房少于20卢布上哪儿找！他早就喜爱这条沿河大街，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佩平在学术界已初露头角。他即将结束大学学业，成绩很好，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发了一篇关于18世纪剧作家卢金的论文。教授们预言他前程无量，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图书知识，使教授们感到惊讶。 就内心世界而言，这对表兄弟相距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未来的教授和院士，精神方面的需求过于狭隘。他那模糊的自由派观点和中庸的社会理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佩平不作他的绊脚石，不与他争吵，不妨碍他，而是专心致志于研究古代语文和文学。因此，他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日常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相处得非常和谐。佩平终日坐在写字台边，编纂他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词典，为杂志写学术论文，并准备一篇争取在学校获奖的文章。 有时他们一起去参加尼基坚科、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举办的晚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佩平的成就会使他的双亲感到自豪。 便写信回萨拉托夫告诉他们，说佩平那篇关于卢金的论文非常成功。学术界权威人士对这篇文章称赞备至，还说应该为年轻的佩平在刚创办的哈尔科夫大学谋一个职位。 表弟的文章虽好，并没有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大的兴趣。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首先是别林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去搞那些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纯学术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发现如今人们变得对政治淡漠；已经无法辨认两年前认识的那些人……文学评论不再是传播思想观点的手段，已成为单纯的图书介绍。别林斯基在杂志上的地位，已为图书学家所取代；这些人能背得出珍本的目录，只醉心于咬文嚼字的考证。这位思想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知，编年史词典或古斯拉夫语的论文，对社会生活最不可能产生影响。他在寻找另一条更能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 3 论文答辩会1854年秋，硕士学位考试并没有如期进行。这件事反反复复拖得令人难受。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放弃搞学术活动的想法，打算考完硕士学位再考博士学位。他本人哪里知道，他的这篇学位论文，因为观点非常尖锐、公然向一切传统观念挑战，引起了大学主管人物的不满。所以对论文答辩的事，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拖延。 9 月底，系主任尼基坚科总算抽时间把论文读完，并授权“准备答辩”。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又把论文送交尼基坚科，征求他的正式意见。 等尼基坚科签署了意见，又拖过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21日，系主任才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学术委员会即将批准打印论文。 “即将”二字乃是模糊的将来时，至于要拖到何年何月，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论文打印好后，依照程序首先呈送给教育部长诺罗夫审阅。部长读了论文大大吃了一惊，认为通篇都是异端邪说，怎么能公开辩论呢？部长大人把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主任严厉批评了一顿，又把此事挂了起来。 转眼间，时间跨入了1855年。 1855——这一年在俄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俄国与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前线，不断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尽管萨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但俄国的败北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举国舆论哗然，一致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极其落后，政府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写得一针见血：“祖国到处被廉价出卖！” 社会上人们的政治热情又高涨起来。到处公开议论朝政，批评官方的战报尽在说假话。军队缺乏应有的装备，医院一片混乱。军粮及其他后勤供应濒临断绝。还谈到库尔斯克义勇军，用斧头去对付敌人的远程大炮。连持保守观点的人，也指责起沙皇政府来了。 就在萨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正处于激烈紧张阶段，2 月18日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突然一命呜呼！ 消息传开，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都把沙皇之死看作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都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沙皇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撰写评述普希金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心潮澎拜，用笔在草稿的边上和底下批注：“此时得到了消息”，“此文于1855年2 月18日写毕——最后几行是在人所共知的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也许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的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件原本只需两个月就该完成的例行手续，在拖了18个月之后，系主任尼基坚科终于决定，在1855年5 月10正式举行论文答辩会。 终日忙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机会没忘记给父亲开个善意的小玩笑，好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从数千里外寄去一册装订好的论文，和一张答辩会的请帖：“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阁下：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校长恭请阁下，于星期二下午一时，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语文硕士论文的答辩。无请帖者请勿到会。” 远在萨拉托夫的老父亲，收到儿子寄来的东西当即写了回信：“我的宝贝儿子，谢谢你把你的专论寄给我。……评论你这本小册子的内容不是我的事，干这件事有别的人。一切新东西都将受到鉴定。 这篇论文我之所以珍贵，因为它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愉快和慰藉；它是我儿子的著作。为了表示我的感谢和满意，特附上25个卢布。“ 5 月，在彼得堡正是春回大地，积雪消融的好时光。气温迅速升高，彼得堡人脱下了厚重的皮大衣，换上了轻便而漂亮的春装。车尔尼雪夫斯基面对盖满灰尘的论文，真感到啼笑皆非。他明知答辩会将是枯燥而沉闷的，评议委员对他写的东西知之甚少。当然提不出什么反驳或质疑，因此无需专门做准备。答辩的前一天他还在埋头干他的编辑工作，阅读《现代人》的校样，为《祖国纪事》翻译英文长篇小说。 5 月10日下午1 点正，在校长普列特尼奥夫的主持下开始答辩。会议设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听众挤得水泄不通。 校长普列特尼奥夫亲自担任评议委员会主席，委员有尼基坚科教授和苏霍姆利诺夫教授。旁听者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人和朋友：奥莉佳、佩平、安年科夫、韦津斯基、克拉耶夫斯基等；还有他的老乡皮萨列夫、拉耶夫和捷尔辛斯基。另外还有许多学生和一些局外人：军官和青年文官。实在太拥挤了，旁听者有人站在窗台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篇论文，以崭新的思想、有力的论证、朴素的文笔、清晰的阐述，令与会听众深深佩服。不过，尼基坚科在肯定论文的优点的同时，却企图否定它的哲学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据理进行了答辩，他仍和往常一样谦虚，但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作的答辩引起青年听众的高度赞赏……正如他估计的一样，评议委员果然再也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意见。 答辩的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答辩完结后，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连通常的礼节性的祝贺都不表示，只丢下一句话：“我在课堂上对你们讲的，好像根本不是这些东西嘛！” 他讲完，拂袖离开会场。 教育部长诺罗夫从内心就不想批准学位报告，但碍于惯例，又不便推翻学术委员会同意授予学位的报告。这篇论文遂又被束诸高阁。直到四年之后，取代诺罗夫上任的新部长，才批准了彼得堡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可以束之高阁，但学位论文中所宣布的伟大思想，却是封锁不住的。 为什么这篇论文会引起一波三折呢？看来有必要适当作些介绍。 在1848年俄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巨擘别林斯基逝世后，沙皇政府严禁出版他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在书报上涉及他的名字。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逆流，所谓的“纯艺术”或“为艺术而艺术”谬论一片乌烟瘴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有的放矢，题名叫做《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它完全不是那种四平八稳、旁征博引，以讨好评委为目的的学位论文。它继承了别林斯基的美学思想，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为发展俄国唯物主义美学、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在文艺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美学。这种学派认为，“美就是观念与形象之完全吻合”，美仅仅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当中；在客观现实之中，并不存在美不美。现实是丑恶的，为了满足人们对美的渴望，艺术家应该摆脱现实，在主观幻想中去追求美的理想，去创造艺术作品。艺术的对象仅限于美，所以，艺术是不依赖现实而存在的，它是永恒的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美学观，成了俄国文坛上流行一时的“纯艺术”学派的理论基础。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说，他“是把美学作为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在论文中表达了当代的革命思想，宣布了崭新的艺术观。他认为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美；人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因此，他给美下了一个简单而又明白的定义：“美就是生活”！ 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引起了美学领域里的一次革命。它把唯心主义关于美学与现实关系的理论，彻底颠倒了过来。证明也很简单，“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人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 美“。 当然，绝不是说生活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进一步阐述，“只有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才是美的。那么，怎样的生活才算是“应当如此的生活”呢？按他的解释，只有健康的、劳动的、符合人民愿望与理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这中间就蕴含一种革命精神——召唤人们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理想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美又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其审美标准彼此不同。 既然艺术的源泉是生活，那么艺术就应该面向全部生活。现实生活包罗万象，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因此，艺术既要歌颂美好和光明；也要批判黑暗与腐朽。同时，艺术还有两种作用，即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作出判断。艺术应造福于人民，成为“生活的教科书。”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位年仅25岁的评论家的第一篇美学论著，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点。但是瑕不掩瑜，这篇学位论文为发展唯物主义美学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促进了俄国文艺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国外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八章三杰共撑《现代人》1 初进编辑部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问世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现代人》编辑部站稳了脚跟，并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现代人》杂志是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在1836年创办的大型刊物。 它在全国名气很大，影响很深。 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该杂志的发行权，特邀请别林斯基主持评论专栏。有了别林斯基掌握方向，杂志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参与工作。如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家，都是《现代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由于涅克拉索夫和别林斯基通力合作，《现代人》越办越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培养进步作家的肥沃土壤。可惜紧要关头别林斯基不幸逝世，文学评论专栏改由德鲁日宁继任。此君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派文人，学术崇尚唯美主义。在他的手中杂志质量江河日下，进步作家纷纷转投别处。加之这年月沙皇政府强化思想控制，书报检查制度越来越严酷。几乎每一期都要遭到审查机关大刀阔斧的砍削，有的篇章竟胎死腹中。为了保证能按期出版，涅克拉索夫经常不得不自己提笔“补白”。直累得这位主笔自叹分身无术，《现代人》杂志面临困境。 恰好这时，慧眼识人才，他发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车尔尼雪夫斯基。 那还是1853年，刚到京城不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给《祖国纪事》等报刊写稿，发表了几篇文学评论。涅克拉索夫凭着多年搞编辑工作的经验和过人的洞察力，从那最初的几篇评论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才华。他马上预感到，这个小青年很可能成为别林斯基第二。于是主动发出邀请，两人在编辑部会晤面谈。这次见面时，主编的热情接待和诚挚的谈话，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以此为契机，决定了他投身文学和革命事业的道路。 真是时来运至，梦寐以求的愿望突然实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被邀请参加《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遂辞去武备中学的职务。这个在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舞台。使他有可能针对俄国社会最重大的问题，发表指导性的见解。别林斯基去世后的俄国文学评论界，呈现出一片萎靡不振、死气沉沉，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评论家们在名作家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根本不敢触及作品的缺点。 他们写的所谓评论文章，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模棱两可、又臭又长，令人生厌。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伊始，对名家和权威的作品绝不迷信和盲目崇拜。他的评论语言新鲜活泼，直率尖锐，一扫评论界多年来死水潭般的沉闷。 不仅批评文学作品，他进而批评整个评论界丧失了战斗性。车尔尼雪夫斯基鲜明地提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应当同时注重它的思想性和艺术价值。千万不可只看它贴的是哪位名家的“标签”，而判定其优劣。 他的这些评论文章，观点之鲜明、内容之深刻、角度之新颖、风格之泼辣、分析之精辟，与当年别林斯基一脉相承。 那时的俄国刊物有个习惯：文学作品发表时署上作家笔名；评论栏刊登的文章，大多不署名。《现代人》杂志上出现的系列不署名评论文章，在文坛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地震。许多大牌作家，特别是自由主义派文人，始而惊讶，继而愤怒。是谁敢于打破文坛秩序、对众多名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向涅克拉索夫打听：撰写这些评论的究竟何许人也？ 主笔坚决采取保护态度，顾左右而言它，不作正面回答。某位知名评论家，似乎听到一些风声，单刀直入追问：“涅克拉索夫，你说老实话，有人说你从一所教会中学挖掘出这么个评论家。是也不是？” 涅克拉索夫回答：“这是我的事情，无可奉告。” 心有灵犀一点通。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艺观点而紧密联结在一起。他们同心协力办好刊物，决心使《现代人》成为一面指引人民群众向前进的旗帜。 《祖国纪事》开始与《现代人》论战了。有趣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时在两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观点。1855年以后，他完全与《祖国纪事》脱钩，专门为《现代人》一家撰稿。 车尔尼雪夫斯基得罪的人多了，首先遭到来自内部的攻击。有人企图破坏他和涅克拉索夫的关系，在他们之间制造不和，最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赶出《现代人》杂志。其中以德鲁日宁最积极，他不断地攻击、诽谤、挑拨。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冒犯了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效果，德鲁日宁自己忿然辞职。 德鲁日宁所说的重要撰稿人，的确非同小可。他指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这样一些大作家。 本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思想，同这些作家是有距离的。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他们也从不同的角度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俄国文坛，文学艺术观点和作家间的关系，就这么错综复杂。 那时的托尔斯泰与德鲁日宁观点相近，当他得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中，有“艺术就是对生活作出裁判的一种人类活动”这样的见解，简直感到“惊讶不已”。读罢那篇论文，他甚至说那是作者奉献给公众的一个“臭鸡蛋”。看见德鲁日宁被迫离开《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编辑部得势，托尔斯泰很不高兴。他在1856年6 月写信责备涅克拉索夫，并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为人愤懑、易怒、毒辣……您从我们的联盟中放走了德鲁日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涅克拉索夫直言不讳地回信写道：“……对您写的我丝毫也不能同意。使我非常难过的是，您竟这样责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您说对待现实的态度应该是健康的；但您忘了，只有对健康的现实才能有健康的态度。装着气愤是可憎的，但对于真心愤怒的人我却愿五体投地——难道促使我们气愤的原因还少吗？” 大作家屠格涅夫，对《现代人》的新倾向也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当时对文学理论上的辩证观点并不一概拒绝。他并不是“纯艺术”的辩护士，但他总是站在中间立场，在纯艺术和民主主义之间持双重态度。他 的政治态度，与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特别是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是存在着很大差别的。这可能是他的贵族自由派思想和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的社会隔阂吧。 大作家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矛盾，使涅克拉索夫这个主编的处境为难。他既想要保持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与《现代人》杂志的特殊联系，但也明白分裂早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评论栏既然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纲领，上述作家是不会赞许的。 1856年春，又是那位知名评论家，写信给涅克拉索夫，推荐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主持评论专栏，条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再参与此栏编务。 涅克拉索夫断然拒绝，反而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聘为专职编辑。到了8 月，涅克拉索夫因健康状况不佳，需出国长期治病。此时他索性把《现代人》杂志的主编权力和责任，完全委托给了他。毫无杂志工作经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编辑部总共才干了一年半，便完全熟悉了业务。 因此，知人善任的涅克拉索夫，才能放心地把重任相托付。启程前夕，两人订立了一个协议。涅克拉索夫另写了一份文件交代工作：“在我即将离开之前，谨向您提出请求：除了参与《现代人》各栏的工作之外，还请您主持杂志的工作。我把有关杂志选择和订购资料、编辑、选用稿件等权限，都委托给您。希望杂志上不出现任何一篇未经您同意的文章——请您在同意发表的原稿和校样上签上字。” 根据和涅克拉索夫协议的条件，车尔尼雪夫斯基除了领导整个杂志，还要给评论栏和书刊介绍栏撰稿，还要主持这两栏的编务；为科学、综合和国外消息栏写文章；编写刊物简评；审阅《现代人》的第二校校样。关于报酬，协议中也明确规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生一年应得3000卢布，亦即每月250 卢布。稿酬年底按文章的页数结算。” 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涅克拉索夫离开后，为了专心一意工作，建议妻子带着儿子亚历山大回到萨拉托夫老家过夏天。 2 《诗集》惹风波车尔尼雪夫斯基接手《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职务时，已经是一个知识渊博、完全成熟的学者了。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季节。为了指导刊物的方向，他把主要力量用在研究作品和撰写评论上面，真个是文思如喷泉，成果满枝头。他写的书评或其他论著，几乎涉及一切知识领域。 他熟悉每门学科的最新成就，掌握了大量的英文、法文和德文资料。他研究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以及国外的狄更斯、贝朗瑞、海涅、拜伦、乔治。桑等著名作家。 他在1855～1856年间，陆续在《现代人》上发表的《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一书，在他的论著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可说是一部权威的俄国文学评论史。它概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学评论思想的发展，批判了这一时期一些反动评论家的文艺思想，特别阐述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点，及其文学评论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1856年，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发表了《外省散记》，对俄国 社会生活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对丑恶现象无情鞭笞。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评论称：“《外省散记》不但是出色的文学现象，而且是一本属于俄国生活历史的高贵而卓越的书。” 托尔斯泰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这篇小说描写农民生活和刻画农民心理相当成功，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著文充分肯定。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论中，经常拿西方作家和俄国作家作比较研究，找出俄国和西方文学的差别。他多次指出俄国作家有一个突出特点：对祖国发自本能的热爱。西欧作家则不然，大多数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只忠于科学和艺术，却未必考虑给各自的祖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莎士比亚、歌德等等。他写道：“他们的名字，使人想起的是他们在艺术上的建树，而不是为祖国的利益优先思考的愿望。我们则不是这样：每个俄国伟人的历史作用，是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估计的，他的人格是由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来估价的。” 还有，比如在1856年写的札记中，他对卢梭和果戈理两位作家作了很精采的比较分析：“果戈理的性格乃至整个命运和卢梭的性格及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卢梭贫困、受人诽谤，他逃离祖国，但又忧伤地怀恋着祖国。他疑心重重，但有时感到十分自豪。他很不愿外露思想，但却什么也不会隐瞒。他藐视一切，但又有求于所有的人。……但他仍然心灵纯洁、质朴和天真，但纯朴中又带点狡黠，而且很识人心。同时代的人觉得他神秘莫测，后代人却非常理解他。他是个天才的、高尚的、对人充满温情的厌世者。”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祖国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竭尽全力帮助克服俄国生活的落后面。 不仅忙于写作，他作为杂志的领导人，天天坚持不懈地关心《现代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他要严格把握杂志的基本方向，又要努力维系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关系。 终日心神劳累，于是难免忙中出错。稍不留心就捅出了一个大漏子，惹出了非同小可的后果。 这件事是关于涅克拉索夫的《诗集》因起的。 涅克拉索夫在国外逗留期间，书店里出售了他的一本《诗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当他在1856年秋天看到这本书时，便认定这是“俄国文学上未曾有过的好书”，想写一篇长文加以评论。但又觉得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似乎不大妥当；因为涅格拉索夫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恐有吹捧之嫌。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决定，在《现代人》上刊登一则小消息。只报道诗集出版了，不作任何评价，甚至不谈读者的热烈反映。 于是，《现代人》第十一期《新书》栏里，刊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一篇简讯：《涅克拉索夫诗集》——莫斯科1865年读者当然不能期待《现代人》会详细评论编辑之一的《诗集》。我们只能列举收集在这本书里的诗作。 这就是目录……读者会发现，许多诗作是以往未曾发表过的。有些虽已发表过， 但这次所发表的要比以前的更为完整。从未发表过的作品中，我们举出一些篇目：《诗人与公民》、《被遗忘的乡村》、《加兰斯基伯爵笔记片断》…… 要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发这么一条消息，倒也罢了；但他从《诗集》中选择一些革命倾向性最强的片段，转载在杂志上，问题就出来了。这给狂热的农奴主和《现代人》杂志的敌对派提供了一个借口，书报检查官员们又可以为所欲为了。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掀起的一阵鼓噪并不在意。他以为过两三个月，这件事就会被忘掉。但很快他就发现，鼓噪变成了轩然大波，招来了非常麻烦的后果。 这件事的结果是，书刊检查机关要对《现代人》进行长达3 年的管制，编辑部受到严厉的训斥。并受到警告：如再次出现类似情况，杂志将禁止出版。《诗集》四年内不准再版。 过了几个月，涅克拉索夫从国外回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见面便自责，因为他的过失极大地损害了《现代人》。 涅克拉索夫听后表现得很豁达，说：“是啊，这当然是个错误：您没想到，既然我没有将《诗人与公民》刊登在《现代人》上，就说明我认为这样做不妥当。” 仅此而已，以后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而且丝毫也没有改变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信任，继续把他当作《现代人》最重要的一个编辑。 这年12月份，他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真是个好样的。请记住我的话，这是俄国未来卓越的报刊编辑和撰稿人，他比我这个罪人要纯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工作遭到挫折的日子，个人生活也遇到麻烦，心情大受影响。 妻子奥莉佳这时正怀第二胎。因为医生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后，曾提出过警告：她以后再生小孩就有致命的危险！ 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爱妻子，他以惶惶不安的痛苦心情，等待分娩日期的临近。他一向沉着镇静，这一次再也沉不住气了。从1856年秋天起，不安的心情就完全破坏了他的正常生活，心乱如麻，甚至不能安心写作。 在紧张的心情中度过了大约四个月。次年1 月7 日，奥莉佳终于平安生下了小儿子维克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终于平静了下来，以十倍的精力又投入了《现代人》的编务。 夏天的一个傍晚，一个手提旅行袋、身穿破旧衣裳、举止腼腆的青年人突然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这人是萨拉托夫的地主，名叫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赫梅捷夫，从前在家乡见过面。他告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把庄园和财产都卖掉了，决定永远地离开俄国，虽然他热爱祖国。 从后来的谈话里才弄清楚，巴赫梅捷夫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赫尔岑作品的影响，思想发生了突变。决心与旧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要到太平洋上的法属马贵斯群岛上去建立一个农业公社。完全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理想的新生活，让人们兄弟般地相处。他还想顺便到伦敦去会见赫尔岑，把他卖庄园所得的一大部分钱，捐助赫尔岑用于宣传俄国的事业上。 客人告别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送他一程。他们便一同出来，边走边继续谈论巴赫梅捷夫的计划。越谈越入迷，不知不觉在丰坦卡沿岸大街上来回逛了一整夜。 巴赫梅捷夫这个不寻常的人物，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此人生活中的某些特点，为后来塑造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这个形象提供了素材。 巴赫梅捷夫果真言行一致。到了伦敦同赫尔岑会见，把20000 万法郎捐赠给《钟声》报作为宣传之用。至于他到马贵斯群岛的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建立公社的计划——这就不得而知了。 3 尼古拉三杰就在编辑部人手最紧张的时候，杜勃罗留波夫前来加盟，给《现代人》凭空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杜勃罗留波夫是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当他还在学习期间，思想上已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学生中间建立了秘密小组，学习、宣传革命思想。1856年，他把一篇论文投寄《现代人》杂志，希望能够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仔细阅读了来稿，觉得很有见地，当即约来编辑部面谈。两位年龄相差8 岁的年轻人，一夕畅谈之后都有相见恨晚的感慨。两人的思想观点、政治信念、以及精神气质非常一致，好似乃兄乃弟一般。这一次长谈，奠定了他们日后亲密的战斗友谊。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这位21岁的大学生思想早熟、知识广博、目光深邃，对各种问题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投来的论文是他的处女作，但已经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才华。当时他就非常赞赏杜勃罗留波夫的才能，手边的确也急需人才；但出于对朋友的爱护，还是劝阻这位小弟弟暂时不要离开学校，最好等到毕业后再出来工作。 等到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参加了《现代人》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文学评论和书刊介绍栏交给他去负责，他本人脱开身来，全力去抓更为重要的栏目——即政治、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栏目，以及研究更为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 这样一来，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加上新来的杜勃罗留波夫，三人分工合作组成了编辑部强而有力的领导核心，共同支撑起这份杂志。这辆三套马车合作得很协调。涅克拉索夫善于用人，三人共同拟订每期的计划，他自己不很在行的问题，给助手们充分的自由去处理。 说来也巧，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做尼古拉；于是人们称他们为“尼古拉三杰”，一时传为文坛佳话。 自从担任杂志的领导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考虑好一个改革《现代人》的计划。现在充实了力量，有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他决心将计划付诸实施。 他计划彻底扫除旧习气，摆脱盲目仿效西欧的作法。调整杂志的内容，大力充实学术栏。精选优秀的原著，取代译作和编译的文章。压缩“综合栏”的篇幅，为学术栏目让路。取消“时尚”栏，诸如巴黎的戏剧、外国的趣闻逸事、浅薄庸俗的小品之类，没有必要占据版面。小说评论的分量应该降到第二位；多评论内容严肃而实际的书籍。同时多发 表一些密切关注社会问题和人民命运的文章。这个改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现代人》办成一份反对沙皇农奴制、变革现实的有力武器。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的地位得到了巩固，逐渐成为公认的《现代人》杂志思想上的领导者。接着又有米哈伊洛夫、谢拉科夫斯基两位志同道合的新人参加进编辑部工作。从1857年起，还不满23岁的杜勃罗留波夫开始主持评论和书刊介绍栏；米哈伊洛夫分管诗歌，谢拉科夫斯基编写国外消息。 涅克拉索夫的住宅，当时被称为“文学客店”。它共有四个房间，来访者熙熙攘攘络绎不断：有熟人和朋友，还有与《现代人》相关的文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经常在涅克拉索夫住所工作，三人便于随时磋商。即使有客人来访，工作也不因此稍有停顿。 晚上，《现代人》的一些同仁常聚集在涅克拉索夫的书房里交谈。 在这种时刻，涅克拉索夫总是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叫来一块儿谈。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面前沉默寡言，碰到熟人便活跃起来，谈得非常生动有趣。 每星期在涅克拉索夫住所都要举行一次编辑部午餐会。为《现代人》撰稿的作家都应邀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般不愿意出席这种集会，涅克拉索夫一定要请他参加。因为他善于和监督他们杂志的检查官周旋。 车尔尼雪夫斯基自己回忆道：“自然，倒霉的检查官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扮演着可怜的角色。一般说来，只有我能用愉快的谈话使他不感到那么孤独——我参加午餐会就是为了要起这么个作用。” 现在可说是《现代人》的鼎盛时期，阵容强大，人才济济。在尼古拉三杰的领导下，所有同仁齐心努力，使《现代人》成了当时最富有战斗性、在读者中享有极高声誉的文学杂志。 涅克拉索夫重用改革派年轻人、杂志彻底转向革命立场，不可避免地要触怒贵族自由派作家群。他们指责涅克拉索夫偏爱“乳臭未干的中学生”（这是他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蔑称），又嫌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太死心眼。但涅克拉索夫没有让步，他的心完全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奇怪的是，贵族自由派作家尽管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但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巨大力量。大家公认，在《现代人》的编辑和撰稿人中间，屠格涅夫公认最为博学多识。而屠格涅夫曾亲口对涅克拉索夫说：“我很奇怪，刚离开校园的杜勃罗留波夫，怎么会对优秀的外国作品了解得这么扎实透彻！记性也很了不得！” 涅克拉索夫回答道：“我已对你说过，他的脑子非常好！指导他的智力发展和教育他的，准是最杰出的教授！老兄，这是天生的俄国才子……这是件令人欣慰的事，它表明俄国人智慧的力量，尽管社会的生活条件是那样不利。再经过10年的文学实践，他们在俄国文坛上将会起到与别林斯基相同的作用。” 然而无须等待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就在俄国文学领域占据了领导地位，并对这一时代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中叶，俄罗斯国内阶级矛盾达到白热化。封建农奴制度摇摇欲坠，帝国已如大厦之将倾覆。克里米亚战败后，全国上下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农民问题成了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新继任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自己也承认，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革命，倒不如主动采取措施，由上面下令来解放农民。 1857年初，沙皇指令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着手起草农奴制改革方案。 围绕农奴制改革的办法，社会上的舆论不外乎两种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代表广大农奴的要求，竭力主张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农奴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与此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和农奴主。他们希望保存沙皇专制政权和地主土地占有制，自上而下实行有限的改革。其代表人物卡维林说得很直白：“从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可以使俄国保持500 年的稳定。” 两派力量针锋相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思想领袖，历史性地落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肩上。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通过《现代人》杂志传遍了全俄国，教育了千千万万的读者。随着名气的增大，他家里来访者络绎不绝，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星期四约定俗成有一次大型聚会。这种时刻，他的客厅里可以见到各种职业和地位的人物：文学家、教授、军职人员、大学生和普通群众；自然而然这里形成了一个国内进步思想的交流中心。 他的妻子奥莉佳是个贤内助。她热情帮助丈夫接待宾客，掩护他们的革命活动。每次聚会丈夫和友人密谈时，她就领着大家在一边唱歌、跳舞、说笑逗趣，好像在开家庭游艺晚会似的。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俄国出现了许多分散的革命小组织。其中很多都与他的这个“中心”有联系。最大的一个秘密革命小组名叫“土地与自由社”，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直接参与下建立起来的。该小组的领导人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是他的学生和战友。 1862年，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倡导下，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象棋俱乐部”，成员达到100 余人。名义上是消遣娱乐，切搓棋艺，实际上又是一个秘密活动集中点，成了“土地与自由社”的外围组织。 这段时间，在国外也形成了一个俄国革命中心，与国内的革命力量互相配合，遥相呼应。为首的是老一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流亡伦敦的著名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他们在伦敦建立了一家“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开始出版一种不定期丛刊《北极星》。丛刊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精神，刊登国内被禁的作品。 1857年又创办了《钟声》杂志，公开主张废除农奴制，解放农民，还人民以言论自由，取消报刊检查制度。他们在海外团结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个文化人，他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使用批判的武器。他主持下的《现代人》杂志从1858年第五期起，专门开辟一个栏目，讨论农奴制改革问题。其中大部分文章出自他本人之手。他利用问题讨论的方式，揭示了农奴制的不合理，分析了废除农奴制的迫切性。 尤其是他写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一文，鲜明地提出：无偿把土地分给农民，无条件彻底解放农奴。这篇文章立刻引起沙皇政府的警觉。 书报检查总局认定，该文完全违背政府意图，恶意攻击政府。宪兵头目亲自下令，严厉追查文章作者；给予审阅这篇文章的检查官以警告处分。 同时责令教育部长从严把关，绝对不允许再刊登类似文章。 第九章峥嵘岁月文坛事1 编《军事文集》自从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加入《现代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可能抽出时间干点更重要的事情。1858年机会来了，军事科学院邀请他主编《军事文集》。 我们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萨拉托夫中学任教之前，曾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几个月的文学理论课。他能够到武备中学任职，全凭韦津斯基的帮助。韦津斯基早在1852年，已经是军事学校俄语和文学课的教学组长，在军校教员中声望很高。从萨拉托夫返回彼得堡后，再次来到第二武备中学，接替韦津斯基的课程。但在这里任职不久——总共只有几个月时间。 他之所以离开这所学校，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造成的。 那天课间休息时，一个班里的学生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值日军官还没来得及把这个班的秩序弄好，另一个班又吵了起来。这时休息时间已过，教师陆续走进教室到各班上课。车尔尼雪夫斯基拿着课本已经走进教室，可这个班的喧哗仍未停息。这时候值日军官跟在他后面走进来，要斥责学员维持秩序。车尔尼雪夫斯基转过身来阻止军官，说道：“现在您不能进来！” 值日军官感到受了委屈，课后向领导提出申诉，要求这位教员向他赔礼道歉。车尔尼雪夫斯基断然拒绝这个要求，马上提出辞呈。接着便参加了《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工作。 不过他在教书这段时间，结识许多军内人士；离开武备中学后仍然和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后来的客人中，经常能够碰到军人：有军官，有总参谋学院的教师和学员。随着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的增长，他对俄国军官中先进人物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再后来，杜勃罗留波夫通过他的介绍，也和军人建立起了联系。他曾经打算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和米哈伊尔，安排到武备中学去教书。 且说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的军人中，有一个近卫军团的军需官卡尔采夫将军。此人还是位军事作家兼军事学院战术教授。正是这位卡尔采夫将军，推荐车尔尼雪夫斯基出任主编，办一份军事专业杂志《军事文集》。 出版这么一份杂志的设想，是参谋学院教授米柳京在1856年就提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形势迫使沙皇政府考虑进行某些改革。其中军队改革的问题占有显著的位置。米柳京在报告中指出：军官们养成了轻视科学的习惯，认为科学只对考试有用，在实际工作中根本用不上。 他们逐渐迟钝，变得不善于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份面向广大军官阶层的军事杂志，提高他们的军事水平，并有助于在他们中间传播文化。 米柳京的想法当时未获实现；因为不久他被指派到高加索集团军，离开了彼得堡。但他设想的这份杂志，1857年底独立近卫军团司令部重新提了出来，自然就水到渠成。为了最后落实出版《军事文集》的计划，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委员会上报的意见书年初获得皇上“恩准”。 该计划最后决定，杂志内容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官方文件（沙皇诏书和军方的命令）；二、军事科学论著（战术，战史，军事统计学，军事行政，筑城学和炮兵学）；三、文艺（军队生活故事，回忆录，游记，传记）；四、综合类（包括书刊评论）。 时任近卫军总参谋部军需总长的卡尔采夫将军，希望吸收有经验、有声望的文学家参加新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便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 可以肯定地说，委员会当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毫不了解，否则决不会走这一步。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委任为《军事文集》主编，主要是负责给文章润色。因为大部分来稿的文字很糟糕，不加工达不到发表水平。全部稿件由他最后审阅，看是否言之有理，文笔是否通顺，最后决定取舍。此外还负责管理杂志的庶务工作。派给他的两名助手都是军事学院的教师，一位阿尼奇科夫中校，另一位是奥布鲁切夫大尉。他们只负责纯军事内容的文章，从军事角度评价它们的价值。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是一个在军界广交朋友、宣传进步思想的好机会，就认认真真担任起《军事文集》的主编来。 他本人并不想在《军事文集》上发表东西，而是沙里淘金，挑选投到编辑部来的稿件。为了在军官中培养写作的志趣，编辑部往军队各单位发布了消息。又在《俄国残废军人报》上刊登征集稿件通知，邀请军官们支持新杂志的工作。这个通告由车尔尼雪夫斯基起草，通告的结束部分写道：“许多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而又深谙业务的人，难于通过报刊将他们的成果公之于众，只因为他们被所谓标准语言的要求吓住了。但是，精通专业以及正确的观点，比华丽的词藻更为重要。假如文章出自这样人士之手，又能清楚地表达思想，那么这种文章将会因其内在的优点而受到重视……” 一开始编辑部就遇到来自书报检查机关的干扰，第一期拖到5 月份才出版。不过杂志出版后在军队中很受欢迎，《军事文集》的周围形成了几十名军官组成的创作积极分子。第一年，发行量达到了6000份，而且仍在不断增加。这个数字在当时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所以《军事文集》第三期上刊出了这样一则通知：“订户数目超过了编辑部的预料，因此第一期杂志已重印。但第一次印刷本和重印本俱已订完，本年度恕不再接受新订户。” 车尔尼雪夫斯基虽是《军事文集》主编，但他没有军籍，属于编外的职务。这样他可以少受约束，不依附于将军们。好在他的助手阿尼奇科夫中校和奥布鲁切夫大尉，都是他的知交，思想比较一致。他们尽量贯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编辑方针。奥布鲁切夫大尉写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背景》、《论武装力量及其体制》两篇论文，就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下写成的。文章中有这样的阐述：“国与国发生冲突，它们之间的斗争从实质上讲，与其说靠军队解决，不如说靠有关民族本身的相对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主要力量在于人民；靠人民能办到的事，单靠军队就远不能办到；今后，只有那些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善于发挥人民的潜在力量并用之于使国家变得伟大的政府才是强有力的。”瞧，简直就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如出一 辙！ 《军事文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下，发表了大量文章研究彼得一世、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军事家的优秀传统。同时大胆正视军队的阴暗面，揭露了军事当局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暴露出的问题。编辑部从来稿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供人们讨论：如像废除体罚尊重士兵的人格、改革兵役义务减轻百姓的负担、反对“兵窃”（军官克扣、偷盗士兵的给养）、提高军官素质等等。 编辑部抱有一个善良的目的，想解决军队中自古就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腐败舞弊行为。可惜根本行不通，尖锐的揭露捅了马蜂窝。 《军事文集》的这一倾向，肯定要引起上层军官的敌视。有的人立刻大喊大叫起来，说军队纪律被破坏了，说《军事文集》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参谋副官苏马罗科夫伯爵和勒热武斯基伯爵，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反对《军事文集》。而且其中的一位直接指责《军事文集》编辑部在散布“有害的错误观点”。 军内书报检查官施蒂默尔上校早就紧紧盯住这份杂志，他给上面写了一个反映《军事文集》问题的情况报告。 武装部长接到报告后，叫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一份检查呈报沙皇。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份说明书，驳斥了施蒂默尔的指责：他“对荣誉的理解，和俄国军队大多数军官的理解不一样”。“《军事文集》的这个方向不是编辑部，不是近卫军团的领导，而是俄国军队的军官们自己所赋予的。” 尽管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将书报检查官的指控一一驳倒，尽管卡尔采夫抱怨军队书报检查官吹毛求疵，埋怨武装部长本人对这个刊物采取敌视态度；但那些反对《军事文集》的大人物寸步不让。结果是《军事文集》只出了7 期，杂志被迫暂时停刊。编辑们受到申斥，全部被撤换；卡尔采夫本人气得生了一场大病。 1858年底，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辞职。他离开之后杂志再度复刊，完全置于武装部长的控制之下。这个部长任命一名少将为杂志的新主编，《军事文集》便成了一份纯官方性质的刊物了。 由于《军事文集》事件，加上在《现代人》上发表的《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沙皇政府简直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视为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第三厅已将他列入危险人物黑名单，派出大批密探随时加以监视。 一副罪恶的黑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周围悄然张开。 2 衔命伦敦行1859年夏天，伦敦出版的《钟声》杂志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杂志来。老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现代人》编辑部同仁之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大混战。 导火线是杜勃罗留波夫写的一些评论文章。 在这之前几个月，杜勃罗留波夫提了个倡议，《现代人》新开辟一个名为《口哨》的栏目，借助嬉笑怒骂抨击社会的弊病，鞭挞丑恶与奸诈。 按照杜勃罗留波夫的想法，《口哨》栏的矛头不仅是要对准露骨的反动派，也可以适当批评批评那些“抱残守缺者”和所谓的“进步分子”。 进步而冠以“所谓”，是特指当时某些也在高唱暴露文学、实则“小骂大帮忙”的文人。 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 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 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 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 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 月5 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 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 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 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 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 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 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 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 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 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 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 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 月1 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 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 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 道：“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这篇评论成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终决裂的导火线。 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得出俄国社会已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大声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现。 “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总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这种革命性的诠释把屠格涅夫吓坏了。本来他对革命民主主义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温和的、贵族的立宪制。 由于《现代人》坚定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终于导致了编辑部内部的分裂。先后有一些徘徊于贵族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作家，如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坛名家，纷纷脱离了《现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就围绕《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争论起来。最后屠格涅夫气冲冲地说：“对于您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他却是一条眼镜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写了一张只有两句话的便笺：“任您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着长时期的私人友谊。但事关政治立场大是大非，这位主编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 后来，涅克拉索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了一首诗《致屠格涅夫》。 诗中回忆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惋惜他“吹灭了自己的火把”，“对年青人的热情发出怨言”，“渐渐听不见狂暴的皮鞭的鸣响和人民的幽幽 哀怨“。最后诗人鼓励老朋友不要动摇，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写作：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人民的忠实的朋友，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没回到《现代人》的朋友中间，还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拒绝继续为《现代人》撰稿。这样一来，他们之间首先为《现代人》撰稿的稿约协议，从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方面完全对立。当初他曾站在德鲁日宁一边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胸怀坦荡，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尽量设法去争取、团结这位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到彼得堡来。当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不论是对他或是对《现代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一个月后，他又专门写了文章，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满怀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其艺术特色作了非常精当的评价。 可是，托尔斯泰还是离开了《现代人》。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古拉三杰坚持杂志方向的决心。 在《现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况通告里，有如下的申明：“《现代人》的方向是读者所了解的。在继续将此方针尽可能地贯彻到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栏目的同时，编辑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可能要改变对某些（主要是为小说栏写稿的）撰稿人的态度。过去，当这些作家的写作倾向不十分明显时，其作品经常受到本刊读者的欢迎。本编辑部为不能继续获得这些作家的赐稿而深表遗憾；我们期待他们将来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不想牺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宗旨是正确和正当的。” 假如说，三年前当涅克拉索夫暂时不在《现代人》编辑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关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他和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论战之美》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赞同。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写的一些小说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样。那时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倾向，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 反动文人暗暗高兴，断言没有了几位大文豪的支持，《现代人》将会一蹶不振。 没有了几位文豪，地球照样转动，《现代人》照样办下去。现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萨尔蒂科夫- 谢德林、舍尔古诺夫、塔拉斯。谢甫琴柯、谢拉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大学生和青年军官。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起推动俄国的社会变革。这份杂志的影响反而迅 速扩大，团结的群众不断增加，杂志销路节节上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树立起来，近似于当年的别林斯基，只是范围更广。 第十章风雨铁窗苦著述1 潮起又潮落1861年2 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废除农奴制法令，正式予以公布实施。 果然被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幸言中——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难怪沙皇在接见贵族代表时直言不讳：“请你们相信，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凡是能做到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这个“废除农奴制法令”，的确充分代表了贵族地主的利益。农民要想获得人身自由和一份土地，必须向地主缴纳数额巨大的一笔赎金，加上若干无偿的劳役。如此“解放农奴”，实在令全俄国农民大失所望。 改革前农民辛辛苦苦耕耘成熟的沃土肥地，大多被地主抽回。而今只好以更为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赁土地来耕种。如此“解放”，无异于给农民戴上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 那些日子涅克拉索夫正在家中生病。公布改革法令的当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前去探望病情。一进门就发现涅克拉索夫躺在床上阅读报纸上的法令文本，脸上流露出一派义愤之色。见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马上站起来挥着那张报纸嚷道：“看吧，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这就是他们给的‘自由’！” 车尔尼雪夫斯基倒显得异常冷静：“这个结果早就在预料之中。难道还能抱什么希望？” 自上而下炮制的所谓“废除农奴制法令”，原本是沙皇统治集团打的如意算盘。既索取到大笔赎金，又平息掉社会矛盾，博得改革的美名。 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稳坐江山五百年，何乐而不为呢！一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自由主义者，马上山呼万岁，趁机进献赞歌，颂扬皇上的德政。 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假改革这套伎俩早就洞若观火，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如今他们冷静地观察、思考，积蓄着革命力量，相信又一个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民，从亲身的感受明白自己被沙皇欺骗了。长期渴望的解放竟是更加沉重的枷锁。人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统计资料显示，1861年内俄国总共爆发大大小小农民起义1200余次，大有燎原之势。规模最大斗争最烈的一次发生在喀山州的别兹德内村，附近的农民聚集在这里抗缴租税。他们高举红旗，喊出了革命口号：“自由！自由！”、“全部土地属于农民！”、“再也不缴纳地租！”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果然露出了老沙皇尼古拉式的獠牙来。毫不犹豫地派出军队前往残酷镇压，当场打死打伤300 多人。领头组织起义者安东。彼得罗夫被捕，很快被处以极刑。 农民起义带动了学潮。喀山大学的学生罢课游行，为被枪杀的农民举行追悼会，抗议沙皇政府的血腥罪行。首都彼得堡的学生奋起响应，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当局虚伪的农奴制改革和新颁布的镇 压学生运动的条令。首都出动了大队军警宪兵，大肆逮捕游行学生。结果有数百名大学生被抓去，囚禁在克琅斯塔要塞。 消息传到国外，流亡在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发出抗议。赫尔岑主办的《钟声》杂志急剧转向，严厉谴责沙皇政府的暴政。 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席卷俄罗斯大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理想，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彻底摧毁农奴制度，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时候，革命民主主义者们觉得革命时机成熟了。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力图将各地分散的、自发的起义农民，汇集成一股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力量。 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起草了《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在这篇宣言式的文件里，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政府所谓的农奴制改革的大骗局。沙皇就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与各地的地主是一丘之貉，绝不会把自由和解放白白恩赐给农民。文件劝告农民丢掉一切幻想，赶快举起斧头进行战斗。要求农民与士兵联合起来、将个别的、分散的起义农民团结在一起，才可能彻底推翻沙皇制度，获得土地和自由。 另一位战友谢尔贡诺夫起草了《士兵的同情者向沙皇的士兵致敬书》。诗人米哈依诺夫起草了《告青年一代书》。有一张传单最负盛名，题名《年青俄罗斯》。它满怀激情提出了明确的革命纲领，大声疾呼：“被折磨和被掠夺的农民，将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天很快、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我们将展开未来的伟大旗帜，红色的旗帜。高呼：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万岁！——我们将向着冬宫进军，把住在那里的人消灭光。” 应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在当时是最激进的，也是最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可是毕竟马列主义尚未产生，受到时代的局限，总体还未能超越出空想社会主义的窠臼。他不可能懂得，历史的进程自有其客观规律，只有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条件。他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农民起义上，却不知道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在广袤的俄罗斯土地上，分散的、自发的起义群众，岂是一通宣传、几张传单就能联合得起来的？更何况，此时沙皇的国家机器力量还相当强大，农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思想觉悟又还很低。尽管英勇的起义农民前赴后继，但他们心目中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国”，还不可能变成实现。 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不幸！也是俄国历史的不幸！ 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先后被沙皇政府各个击破完全镇压下去。起义者和支持起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陆续遭到残酷的迫害。这一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朋友、经常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诗歌的米哈依洛夫，被宪兵逮捕入狱。下一个目标不言而喻该轮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他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第三厅早就侦察得知，这个人是革命阵营的精神领袖，是一条“大鱼”。之所以没有立即加以逮捕，惟一的原因就是还没拿到证据。 1861年真是潮起潮又落：上半年闹革命风风火火，下半年跌落低谷灾难频频。到年底，首都彼得堡气氛异常紧张，大学校园不断出现学生请愿。当局经常突然戒严，进行大规模的搜查逮捕。12月14日，在赛特 内依广场公开宣判诗人米哈依洛夫假死刑，并褫夺公民权，然后流放西伯利亚。 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这几个月是黑色的日子。一连串打击接踵袭来，真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先是小的一个爱子不幸夭亡。不久父亲生病不治去世。在抗生素类药物问世之前，许多常见疾病都是可怕的致命威胁。人类的寿命是那么的短暂，人类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还没等他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解脱出来，11月17日，他最亲密的战友、天才的文学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又溘然长逝。他死于贫病交集，他死于忧郁愤懑；死时非常年轻，仅仅25岁！ 这一次的打击来得特别沉重。杜勃罗留波夫是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中坚，是《现代人》杂志的顶梁支柱。在短促的有生之年，他写下了很多精辟的论著，为俄国的文学评论事业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他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情同手足，心灵相通、苦乐与共；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管制下，他们互相支持、相濡以沫。而今他英年早逝，有如一颗耀眼的流星横空陨落；无论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界或是文学界，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怀念战友更是久久悲痛难平。他在日记中写道：“两个半月以来，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带着眼泪而过去的。我也是一个有用的人，然而宁死我也不能死他，俄国人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维护者。” 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了一首《纪念杜勃留波夫》，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一盏多么明智的灯熄灭了啊！ 一颗怎样的心停止了跳动！ 哭泣吧，俄罗斯大地！但你很值得骄傲——自从你在这天空下崛起，你还没诞生过一个这样的儿子…… 2 被捕陷囹圄为了搜集“罪证”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秘密警察第三厅紧锣密鼓行动起来，几乎想尽了各种恶毒办法，使出了各种卑鄙招数。 他们不断书写匿名恐吓信，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住所四周安插便衣密探，日夜监视其行动和往来接触的人员。重金收买他家的佣人，充当官方的耳目。更有一帮御用文人为虎作伥，挥舞如刀之笔为政治迫害大造舆论。其中有一个卡特科夫，在《俄罗斯通报》上疯狂咒骂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不杀人放火、你不打不砸，但是，在你的可能的限度内，你就做出完全和这些相当的行动。你有着……各种各样的狂暴行动的本性……”。 也不知是官方的走狗或是别有用心之徒，给第三厅投送黑材料故意伪造民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是青年的头目，……是个诡计多端的社会主义 者……如果你们不把他除掉，必然会酿成大祸，就会要流血。俄罗斯不应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在哪儿都是危险分子……为了公共的安宁，把我们从他的手下解放出来吧！“ 有的则公开叫嚣：“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伙以及《现代人》一起消灭掉……这是社会的敌人，而且是极端危险的敌人——比赫尔岑更危险！” 更有毒辣阴险的一招。三厅暗中派遣一个名叫斯托马罗夫的文化特务，不时给《现代人》投寄几首翻译诗歌。逐渐混进杂志的作者队伍，从内部伺机进行破坏。 1862年5 月，彼得堡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火灾起因不详，大火蔓延很快殃及大片街区，烧毁了很多房屋和设施；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家产悉化灰烬。很快传出一种谣言，说这次灾祸乃是激进大学生和对政府不满分子纵火而起。有了借口，警察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在学生和知识界逮捕了很多嫌疑分子。同时强行封闭星期日成人学校、国民阅览室和象棋俱乐部。6 月份，《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杂志被查封，勒令停刊8 个月。 到了夏天，一个机会来了。 秘密警察在边境检查站发现一个可疑入境者。那人由英国伦敦来，从他的身上搜查出一封赫尔岑给尼古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信函。内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准备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这里或者在日内瓦出版《现代人》。刊登这个建议吗？你以为如何？……” 警察当局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以为这下终于抓到了把柄，立即层层报告上峰。最高层批准后，经过一番周密的策划，决定迅速逮捕车尔尼雪夫斯基。 7 月7 日深夜出动大批宪警突击抄家，搜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 搜遍了每一个角落，抄走了全部书信和手槁。最后用马车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逮捕押走。 这时候宪兵司令和第三厅才如释重负：这件事干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市民群众，没有引起抗议骚动。他们立即向上峰汇报邀功请赏：“感谢上帝，昨夜全市平安无事，……逮捕进行得很成功。” 消息传到国外，伦敦的《钟声》杂志出版人赫尔岑感到非常震惊。 这时的赫尔岑，回想起他们三年前的那场争论，真是后悔莫及。他诅咒沙皇政府，他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争取祖国人民自由的斗士、最优秀的俄国政论家之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后，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赛三角堡中。这地方曾经关押过许多重要政治犯，有“俄国巴士底狱”之称。他被关在第11号牢房，这是一间石室，狭小、阴暗、潮湿而寒冷。 为了审理这一案件，政府成立了专门审讯委员会。可是令委员们大为尴尬的是，除了在边境获得的那封赫尔岑的书信，从抄家搜查得来的大量文稿和信件里，竟再也找不出任何顶用的“罪证”。警察机关软硬兼施，提出条件要求他与政府合作。只要含含糊糊承认有罪，便可从轻发落释放出狱。车尔尼雪夫斯基凛然不屈，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并要求当局马上无条件释放。在狱中他抗议当局对他的非人待遇，他10天拒绝 进食，首开俄罗斯政治犯绝食斗争的先例。双方僵持不下，官司就拖延下去。这一拖就拖了将近两年，他被关在阴暗、潮湿而寒冷的11号牢房里，被折磨了整整678 个日日夜夜。 沙皇政府必欲置这个危险的政敌于死地，费尽心机继续搜集证据、罗致罪名；可是仍然一无所获。最后黔驴计穷，竟使出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官方伪造证据。 第三厅收买了一个叛徒B.柯斯托马洛夫。此人是个自由主义作家，曾和《现代人》杂志编辑部有过交往。由他模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笔迹，伪造了一些犯禁的信件。为了做得更牢靠一些，又收买了一个无赖汉雅科夫略夫充当证人，让他庭审时证明这些假信的真实性。 这个雅科夫略夫，口袋里有了钱就天天进酒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 开庭那天，他又是酩酊大醉。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柯斯托马洛夫当面对质，他义正词严，驳斥得叛徒无言对答。轮到证人作证时，也不知是醉糊涂了或是良心发现，雅科夫略夫竟把受人收买如何奉命作伪证的事合盘托出。这一来弄巧成拙，那些审讯官出乖露丑，一个个狼狈不堪。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庭宣称：“无论把我关多久，即使我头发斑白，即使老死狱中，我决不会承认有罪！” 可是，枢密院依然根据业已破产的假证据，判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罪，并上演了本书《引言》中描述的那场假死刑闹剧。 沙皇没有忘记论功行赏。他批示让打入《现代人》杂志的文化特务发一笔小财：“皇上特旨，给予B.柯斯托玛洛夫一次性嘉奖500 银卢布，直接从国库开支，以示奖励。” 过了两年，第三厅决定让这个“犹大”继续扮演文学家的角色。作出一个决定：“为嘉奖B.柯斯托马洛夫的功绩，公款出版他的《全集》。所需的1366卢布35戈比经费，全部由我厅担负……” 财政部长拟定了一份收买叛徒杀害革命者的财政计划。1863年8 月5 日，他用暗语写信通知内务部：“杀害激进的乐队指挥者，明晚9 ——11时，可从Φ。Τ。Φ。处领取1000卢布。他必须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先准备好一张收据；但不过，其母亲不应该知道此事的具体内容……” 再说铁窗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回忆起10年前的往事。 记得和未来的妻子的几次谈话中，就预感到等待着他的命运是什么。曾对她说：“每天都可能被逮捕……从我身上找不到任何罪证，可是却把我当作重大嫌疑犯。叫我怎么办？我只有沉默，沉默。可是，却缠住我不放，这是很使人讨厌的。如果我大胆而激烈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呢？那么，就很难出狱了。” 可见他早就有了随时被捕入狱的思想准备，也有了如何应付的策略。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身陷囹圄并不等于解除武装停止斗争。他准备长期坐牢，他的斗争武器就是笔、墨和纸张。 在等候审讯的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一个正当而又合理的要求：你 们知道我完全是靠卖文■口的。而今被捕在押，家属孩子无以为生，因此要求允许在狱中读书和写作。不能再写政治论著，总还可以翻译一些外国文学，写一点无关政治、纯粹是家庭生活的消闲文艺小说之类罢。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侦查委员会正而八经写了一封信，巧妙地表白说：“顺便说说，我早就想成为一个文艺小说作家。可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不宜在年轻时代从事文艺创作，过早了也不会有成就。如果不是因为被逮捕中断写政论，因而非常缺钱，我也不会在35岁的年龄开始发表长篇小说。要知道，卢梭和英国作家戈德温都是大器晚成。小说是为广大读者而写的，这是一种严肃而郑重的事业。它形式的灵活性，是通过厚实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从而使读者受到启迪。所以，我搜集材料是为年老时搞创作而准备。” 他的这个请求，表面看来近乎天真；而暗中却充满了某种隐秘的机谋。 我们知道，他之所以没有及早从事文学创作，当然不是信中陈述的理由。真实的原因是，当初他是把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和普及唯物主义看得高于一切的。目下他更不只是为了金钱才要求写小说。如今他身囹圄，只有选择写小说作为一种手段，在它的掩护下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刚好歪打正着，他的这封信骗过了侦查委员会的眼睛。警察们专心一意要寻找的是反政府的“罪证”，根本没把秀才做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情。上面批准同意；但文章须经过委员会审阅。 于是，身居囚室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认真真做起文章来。在等待判决期间，他加紧翻译各种历史文献和文学名著。如像卢梭的《忏悔录》、贝朗瑞的自传片段、圣西门的回忆录片段、麦考利《英国历史》的个别卷、施洛谢尔的《世界史》、格尔温努斯的《十九世纪史》、纽曼的《美国史》、金莱克的《克里米亚战争》等等，都是在被监禁的1 年零10个月期间翻译完的。当时为写卢梭传记准备的大量材料还保存至今，其中有上千页的卢梭文章摘录，和他所作的批注。后来因流放西伯利亚，《卢梭传札记》的写作被迫中断了；有关的手稿以及卢梭的著作，又没有寄往西伯利亚。 铁窗内的小说创作也大获丰收。写了不少中篇和短篇。完成了《阿尔菲利耶夫》，《小说中的小说》，《自传片断》和《小小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长篇名著《怎么办？》据统计，在678 天里他总共写出了200 多个印刷页的著作。当他的表弟佩平到监狱探望，替他送出大包手稿时，简直对他的超人毅力和写作速度感到万分惊奇。 3 大器狱中成1863年2 月的一个星期天，一位穿着简朴的官员，经过铸造厂街时他的脚被一包东西绊了一下。开始那官员很高兴，以为财喜临门；可是很快就失望了，原来是一大摞文章手稿。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标题赫然入目：《怎么办？》 他等了片刻不见有人转回来认领。于是便步履蹒跚地往家走，思索该怎样处理这包东西。 过了一天，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刊出了一则寻物启事。 “遗失手稿启事。2 月3 日，即星期日下午一时，在铸造厂街和巴塞恩街转角处，遗失一包物件。纸包内有装订整齐的一摞手稿，标题是《怎么办？》。若有人拾得这个包裹，请送到克拉耶夫楼房，交涅克拉索夫收。即付酬金50银卢布。” 寻物启事所要找的手稿，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长篇小说的前几章。车尔尼雪夫斯基囚禁要塞的第五个月，就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 他在受审和宣布绝食的同时，还不断利用间歇从事写作。1863年1 月26日，手稿的开头几章上呈警察总监。总监只会侦察破案，未必懂得分析文章；按规章通过审查认为没有问题，便认可放行。趁表弟佩平探监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托他把手稿转交给《现代人》编辑部。涅克拉索夫不等小说完稿，就决定在《现代人》杂志上先行发表开头几章。那天他亲自把手稿送印刷所，可是他突然中道折回，心急火燎地对妻子说：“咳，糟糕，我把手稿丢啦！……今天鬼使神差去坐简便马车，没坐轿式马车。这次距离很近，却把厚厚的一摞手稿丢了！” 就在涅克拉索夫发布手稿遗失启事的这天，恰好要塞医师向司令报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又一次宣布绝食。 4 天过去了。在《圣彼得堡警察署公报》上接连登了三次遗失启事都毫无反响。涅克拉索夫打算到各家报刊去登启事，定出更高的赏格。第五天他在英国俱乐部吃中饭，收到家里一张便条：“手稿送来了……” 那么，这部多灾多难的《怎么办？》，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 我们且抄录它的开头第一段以飨读者：夜里——那一夜有云，黑沉沉的，——两点半钟，利坚桥中央忽然火光一闪，发出手枪的声音。看守桥梁的听到枪声马上奔过去，几个过路的也聚拢了，但是发出枪声的地方竟不见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可见这不是杀人，而是自杀。 有些喜欢潜水的人，过了一会儿就拿出钩竿，甚至还拿来一副鱼网。他们钻进水里，摸索、打捞，结果只捞起五十来块大木片，尸体却没有找着，没有捞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杀者是谁？为什么自杀？他（她）的命运如何？悬念迭起，使读者欲罢不能，完全是惊险侦破小说的手法。 其实这是作者故弄玄虚，以骗过呆头呆脑的书报检查官。这部在极为特殊条件下写成的小说，一点也不惊险曲折；正如他事先保证的那样，描写的是家庭生活。小说的结构很新颖，开场颇具匠心。全书共6 章，每章的标题都是关于女主人公的婚恋纠葛。它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青年女子薇拉。巴甫洛芙娜抗拒买卖婚姻，在家庭教师罗普霍夫的帮助下双双逃离火坑，不久两人结为夫妇。薇拉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创建了一家缝纫工场。共同生活了大约两年，薇拉又对丈夫的友人吉尔沙诺夫产生了感情。罗普霍夫为了使心爱的人得到幸福，便设计了开头那个假自杀的场景，以摆脱这种爱情三角纠葛。他隐名埋姓悄然出国，几年后化名毕蒙特归来。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薇拉的女友卡佳，后来和她结了婚，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两个家庭又会面了，他们一直友好相处。 小说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确有事实依据。还在开始写这个长篇以前 两个月，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给妻子奥莉佳的信中说，他想编纂一本“知识与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供学者们使用，而且面向广大的读者群众。 “然后，我把这部书改编成普及读物，类似长篇小说的形式。里面羼入闲闻轶事，俏皮话，涉笔成趣，使所有的人，甚至除了小说什么也不读的人，都喜欢读它。……人们的头脑愚昧，他们贫穷而可怜，粗暴而不幸。应当向他们解释明白，真理在哪里，他们应当怎样思索和生活。” 《怎么办？》这部小说，是1862年12月14日动笔，到次年4 月4 日完稿，历时 110天。它通过审讯委员会一章一章地审查，才在《现代人》杂志第三、四、五期上连续刊载。奇怪的是小说的每一章竟滑过了警察局这第一关。很可能是因为开头部分已经过审讯委员会过目认可；后来审查《现代人》杂志的官员，见手稿上已盖有上峰的印章和装订线，也就不敢说三道四提出相反意见。很难搞明白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审查过程出了漏洞，还是检查官先生有眼无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成功地愚弄检查官已非止一次。这一回巧妙地把政治小说说成是纯粹的“家庭读物”，当然起了掩护和麻痹作用。 小说《怎么办？》当然不会是纯粹的家庭纪事，而是寓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政治色彩很浓厚。小说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的道德原则，塑造了新型的革命家拉赫美托夫，还为人们描绘出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景。 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毕，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现代人》供不应求，被抢购一空，全国读者争相传阅。这时候政府才恍然大悟，自己干了一件多大的蠢事。于是急忙“亡羊补牢”，下令查禁这部小说，并将有关的检查官员撤职查办。 然而为时已晚无补于事。小说在国外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它所宣传的思想在千千万万民众当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长篇小说《怎么办？》，可说是大器成于监狱中。这是作者有了革命斗争经验、思想已经成熟时期的成果。他在20岁写的小说《理论与实践》没能解决的问题，在《怎么办？》中得到了解决。那时他只是模糊地感觉到必然要出现新思想体系的人物。60年代生活本身给他提供了作品主人公的原型。 赫尔岑分析《怎么办？》的深刻社会意义时，曾有这样的评语：“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洛夫及其朋友们，在俄国号召为资本吞噬的男劳动者和被家庭吞噬的女劳动者，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号召妇女通过工作以摆脱世代的约束、摆脱未成年女子所受的屈辱和靠作人姘妇而维持的生活——这就是他们最伟大的功绩。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是对现今苦难的回答，给在水深火热中濒临死亡的人送来了慰藉和希望，给他们指明了出路……” 小说《怎么办？》在国外很有影响，许多革命伟人都从中受到教益。 马克思非常了解这本书，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国批评家”。列宁青年时代的藏书里，就有《怎么办？》在国外秘密发行的版本，甚至谙熟书中的每一个细节。后来列宁曾给这部小说专门写过评注，可惜在战前出国时散失。不过在列宁的其他著作中，间接作出了评价： “……请读者回想一下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请想一想俄国文学现在所获得的世界意义……” 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出版的《〈怎么办？〉序言》中说过一段话：“还在35年以前，当我还是一个青年工人，刚刚踏入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时候，小说《怎么办？》就在我身上显示了深刻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我还应当说，不管是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没有一本文学作品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在我的革命教育上起着那样强烈的作用……” 第十一章苦役流放志不屈1 漫漫流放路官司一拖再拖，不放不判实在说不过去了。官方最后根据那些假证据作出如下的判决：“解职的九品文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年35岁，图谋颠覆现行制度，计划暴动，起草煽动性宣言《告农民的同情者向贵族统治下的农民致敬书》，并大量印行传播。据此，着即剥夺一切权利，流放矿山服苦役14年，然后永远谪居西伯利亚。” 判决书呈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示下来是：“照此办理，惟苦役期限减半。” 1864年5 月19日，从梅特宁广场押送回彼得保罗要塞后，等待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将是一场生离死别。 他的妻子奥莉佳和大儿子，佩平表弟，捷尔辛斯基，叶利塞耶夫，博可夫和安东诺维奇来到要塞为他送别。 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现得惊人的冷静和镇定。大家没有哭，因为他本人显得很愉快，他们在会见室里作了倾心长谈…… 他清楚地知道沙皇政府没有掌握像样的材料，罪证只有粗暴的歪曲和无耻的捏造。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亲人说：“一开始我有权利说，现在我仍然有权利说，他们要对我提起公诉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放弃希望，他想到了流放地点继续写作，用笔名发表作品，挣些稿费在物质上帮助家庭苦度岁月。在分手的时候他对送行的人说，到了那里他一定写很多很多，寄给《现代人》杂志去发表。 如果不能用他的名字发表，就用笔名，或者随便用个名字寄给编辑部。 可是他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他的作品即使用笔名也不可能在俄国发表，当局不会愚蠢到重蹈小说《怎么办？》的覆辙！ 在赴西伯利亚前夕，他把在要塞里写的全部手稿和书籍开列了个清单，请求狱吏把它转交给表弟佩平。然而这一包作品被第三厅扣留，一直到十月革命后才在彼得保罗要塞的档案室里发现。 从彼得堡到苦役地涅尔琴斯克工场，相距数千里。要经过维亚特卡河、佩尔姆、叶卡捷琳堡、秋明和托博尔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面临着艰苦的漫漫流放之路。他的亲友为了减轻他长途跋涉之苦，在规定的日子里把轻便马车和必需品送到了要塞门口。可是当局耍了个花招，提前行动了。5 月20日夜晚，由两名宪兵押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乘驿站马车转移到托博尔斯克的流放犯管理局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行晓行夜宿，加紧赶路。官方知道车尔尼雪夫拥有不少崇拜者，特别关照押送人员要小心防范。 6 月5 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因为有一个星期的停留，把他临时寄押在地方监狱里。那里还羁押有一批波兰起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其中的革命者斯塔赫维奇。 一些波兰人因事到监狱办公室去，回来告诉斯塔赫维奇：“到办公室去看看吧，您来了个俄国老乡。” 斯塔赫维奇走进监狱办公室，马上认出这个囚徒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推测，车尔尼雪夫斯基会和波兰人同住政治犯大牢房。可是监狱长出来宣布：按照上峰的指示，车尔尼雪夫斯基必须单独关在秘密囚室。 可是监狱长允许斯塔赫维奇有时可以到单人囚室去会见。 一次，斯塔赫维奇来访，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说：“通知我说，在托博尔斯克的时间不长了，只有几天时间了吧。才放下行李一会儿又要打点行装。你有什么书吗？我想挑几本这两天看看，以免枯坐寂寞。” 从斯塔赫维塔说出的几本书名中，他借了丰克的德文原版《心理学》。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书时对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在这本书中，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我们俄国的科学家，如，谢切诺夫，雅库波维奇，奥弗先尼可夫等。” 这次相识后，他们曾一同在亚历山大工场和在外贝加尔服苦役。 过了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托博尔斯克动身，要去伊尔库茨克，行程要三周。 那天他们乘船过河，当押解他的宪兵走开时，车尔尼雪夫斯基问马车夫：“你为什么要当车夫？你有钱，却还要挣钱。” “你说什么，老兄，上帝保佑你，我哪里有什么钱？一个钱也没有！” “你说，你上衣怎么会有那么多补丁？。大概把钱装在补丁里保险些，是吗？” 车夫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就说：“谁维护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 7 月2 日到达伊尔库茨克。因为地方长官也不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该在哪里服苦役。害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沿着安加拉河到乌索利耶；回到伊尔库茨克又沿阿穆尔大道转赤塔；最后从赤塔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里才是他服苦役的地方。 涅尔琴斯克苦役队的会计巴哈鲁可夫，回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初到苦役队的情况：“1864年8 月中旬一天的中午，宪兵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当时我正在矿山管委会值班。大家都得到特别通知，预先知道他要来。我们这些小官员只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和米哈伊洛夫是同一类型的人。后者早两年就来到工场服苦役……我们见他形容憔悴，面色黝黑，长长的头发，胡子拉碴的，架一副近视眼镜。当他透过镜片打量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到很惶惑，就走出去了……” 矿山管委会另一个职员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整夜都在房里踱着大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他对监视他的士兵说：“睡吧，睡吧，亲爱的，您明天还要执勤。可是我们的同志很多，如果每来一个，您都得熬更过夜，那会累垮的！” 从涅尔琴斯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个哥萨克军士的押解下，下放到了靠近中国边境的荒僻农村卡达亚。 卡达亚是个不毛之地，荒无人烟，光秃秃的山岗上一派凄凉景象。 没有灌木丛，也没有明净的湖泊。在一块陡峭悬岩上，有很多波兰起义者的坟墓；每座墓前竖立着一根木十字架。十字架下面，埋葬着饱经忧 患的战斗者的骨灰。而新的政治流刑犯，又络绎不断地押来卡达亚矿山。 有单个来的，也有成批解来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彼得堡到外贝加尔，经过千里跋涉，人简直累跨了。加上水土气候不服，病得很厉害。矿山当局安排医生作了检查诊断，他得了坏血病和心脏病。根据病情，如果继续下井劳动，他的身体就无法恢复。因此允许他在警卫的监视下，到卡达亚简陋的卫生院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见到了早来两年多的革命战友、诗人米哈伊洛夫。 在涅尔琴斯克矿区，国家政治要犯的情况，由地方录事逐月上报。 档案纪录：“1 、米哈依洛。拉里奥诺夫。米哈伊洛夫。34岁，前省府秘书。因恶毒散发传单，并参与了传单的撰写，旨在发动暴动，反对最高当局，撼动国家根基……根据1861年11月23日下达的最高命令，米哈依洛夫被褫夺一切权利，流放到矿山服苦役6 年。卡达亚区段……在卫生院治疗……2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35岁。退职九品文官。因蓄谋推翻现存制度，印发传单，煽动和号召农民暴动。根据国务委员会决定，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褫夺一切权利，放逐到涅尔琴斯克矿区服苦役7 年。卡达亚矿山……在卫生院住院……” 住了半年医院，车尔尼雪夫斯基总算死里逃生出了医院。而他的好朋友重病卧床不起。1865年8 月3 日晚，车尔尼雪夫斯基获悉米哈伊洛夫病危，头上连帽子都没来得及戴，气急败坏地跑到医院。不顾卫兵的阻拦，想最后见朋友一面；可是年青的诗人已经长眠不起，离开了人世间…… 关于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消息，直到这时赫尔岑才知道。他在《钟声》杂志里再三提到卡达亚囚徒的悲惨命运，他们不求饶，“昂着头去服苦役。” 各地的朋友和同志没有忘记自己的导师。一位年轻的战友写信给赫尔岑说：“您从事革命宣传15年，我们向您学习。同时，在俄国我们还向另一位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我们成长起来了，坚强起来了。 大家毫无例外，……积极地从事共同的事业……为了这一事业，我不得不忍受着最卓越的同志和导师的牺牲，但我们决心为他们复仇！“ 敌人也没有忘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那个睚眦必报而又批复“照此办理”的人。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年轻时和著名作家阿。科。托尔斯泰是好朋友。 在冬季打猎的时候，托尔斯泰利用他接近沙皇的机会，决心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句公道话。当皇上问到俄国文学最近有什么新作时，作家很巧妙地回答说：“俄罗斯文学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冤判而黯然失色了……”亚历山大二世勃然变色，打断作家的话：“请你托尔斯泰任何时候也别向我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2 悠悠两地情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医院后，被安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子里。这间屋 子到处是缝隙，冷风不断钻进来，把他的风湿性关节炎折磨苦了。 流放的艰难和困苦都不在话下，只有抛妻别子使他深感疚歉不安。 他给妻子奥莉加写信：“原谅我，我亲爱的小鸽子。由于我生性清高，没有让你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我对此太不在乎了。尽管在我本人的生活中，早就存在着变化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变化也已发生了。但我没有估计到，这种变化竟长久地剥夺了我为你效力的机会。” 他们结婚的日子和她的生日，他记得很清楚，把它们当作节日来庆贺。 “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欢乐，我惟一的爱人，我的灵魂莉亚列奇卡！ 我好久没有像我心里渴望的那样给你写信了。现在，我亲爱的，我压抑着激动的感情，因为这封信不仅写给你个人，也可以公诸于众。要知道，这是在我们结婚的日子写的。我亲爱的欢乐，感谢你照亮了我的生活！“ 从他们初次见面到现在，已经过了25年了。他喜欢她活泼愉快的性格，很赞赏她那种勇敢而泼辣的精神。譬如，她喜欢乘着三套马车，响着铃铛，唱着歌飞奔，相互竞逐！她敢于冒着风暴在海上荡舟。有一次，彼得堡遭遇洪水，她女扮男装，划着船去为别人抢救飘流在涅瓦河上的财物。 以前，她是多么善于创造欢乐啊！他们的客人都知道，奥莉佳在哪里，哪里的气氛就变得活跃，谈笑风生的。现在，他劝她别难过，别忧伤，要像从前那样无忧无虑，尽情地欢乐！可是，又怎么能够呢？ 奥莉佳呢，也和他一样，住在家乡苦苦相思。这个女子性格坚强，无怨无悔与丈夫同舟共济，含辛茹苦地担当起抚育子女的职责。 过了不久，奥莉佳写来一封信，说她要来流放地千里寻夫。 这个消息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亦忧亦喜，他回信说：“对于你要来这里的打算，我怎么说呢？我亲爱的，我的小鸽子！ 你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关山阻隔跋涉难啊！你知道，我一贯赞同你的决定，把它当作最好的主意。可是，我请求你考虑考虑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路途再远再险，也阻挡不住她的心意。 过了一年，5 月初，奥莉佳带着8 岁的小儿子米哈伊尔，在医师巴甫里诺夫的陪伴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外贝加尔。 这次她来得很不是时候。因为在首都刚刚发生了卡拉科佐夫谋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事件，全国实行戒严。东西伯利亚总督向涅尔琴斯克工场总监下了一道手令：“严密监视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一来对他的看管加紧了，在他的小屋子前新增加了一道岗哨；家人探望变得难上加难了。 既然已经到达伊尔库茨克，奥莉佳写了一份申请递呈总督，请求允许她探望丈夫。总督的答复提出了一个恶毒的条件：“如果她愿意到涅尔琴斯克工场看望丈夫，那么就得一辈子留在西伯利亚，一直到丈夫死去。而且她本人要受到国家规定的对待国事犯家属的一切约束。” 奥莉佳不能同意这个条件，因为大儿子还留在老家里。她再次请求 允许探望，哪怕会见时有宪兵在场也行。并答应和丈夫谈话时只用俄语，不用别人听不懂的外语。总督请示了彼得堡，上峰批准了这次探望。但条件是必须一直有宪兵军官在场，不得传递任何秘密消息。 奥莉佳几乎在伊尔库茨克等待了一个月。最后她带着儿子，在宪兵上尉赫麦列夫斯基的随同下来到了涅尔琴斯克工场。这个宪兵乃是厚颜无耻之徒，一路上行为放肆。因为巴甫里诺夫医师已不允许继续陪随。 据小儿子米哈伊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的：“8 月23日……我们来到卡达亚。这是只有几家木板棚屋子的小村庄，离中国边境大约15俄里。父亲就住在其中一个小屋子里……有两个小房间。地板上堆着书，记得有黄色封面的《祖国纪事》。我们的探望时间不长，总共才5 天（我们是8 月27日离开的）。因为对父亲来说，宪兵老在一旁监视，太难堪了……父亲当然高兴见到爱他的母亲，可是，高兴中掺和着痛苦。因为，来探望一次，住不过几天，却需要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还要花费一大笔钱，并惹来许多不快。他在随后的几封信中，不止一次地央求母亲，不要再来探望。指出关山阻隔跋涉不易，而且当地生活条件极苦，难以忍受。同时他深信，苦役刑满以后，他会转移到靠近俄罗斯的地方。全家就可以在那里团聚，就能够恢复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没有料到，前面等待着他的却是更大的失望和痛苦。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怕妻子担心，每次给她写信总是轻描淡写，尽量往好处说。都是“身体健康”，“生活不错”，甚至把后来囚禁他的维柳伊斯克县的荒凉古城堡，形容得如同“宫殿”一般美妙。 不幸摧残了奥莉佳。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为贫困发愁，为儿子蒙受的屈辱痛心。这一切彻底扭曲了她的性格。她常常默诵着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沉重的十字架，钉在她的命运上。” 奥莉佳离开不久，也就是在1866年9 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卡达亚矿区被转移到不远的亚历山大工场。 途中经过几个村庄，牲口过冬地，此外就是草原，一望无际的紫罗兰色的草原……亚历山大工场四面环山，山上是洪荒的原始森林。一座大屯子环绕银铅冶炼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流放政治犯和被判在地方牢狱服刑的苦役犯。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安顿在警察所的一间房子里，隔邻住的是刺杀沙皇的卡拉科佐夫事件的参加者，以及波兰起义者。这些人都很年轻，在他们眼里，这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着一张极其平凡的面孔，苍白而清秀。灰褐色的眼睛高度近视，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稀疏的淡黄色的胡须，蓬乱的长发……经常穿着一件白羔皮的袍子。脚蹬一双毡靴，头戴一顶黑色的羊羔皮帽…… 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办？》的作者，都把他当成尊敬的老师。 3 刑满不释放1867年6 月，考验期结束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监管稍微放松， 允许他住进自由民的住宅。 他住在总监家对面的一座小屋里，主人是当地教堂的一个小职员。 一边住着主人一家，他的房间在窗户临街的那边。房间的右角放着床，床上一条灰色的被子。窗户间的墙壁处放着写字台和书。另一张桌子上放着装水的瓦罐和碗，房间的中央立着一个大火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教当地居民的孩子念书。 空闲时他经常手里拿着书和钓竿，到加济穆尔河去。他坐在岸上，把钓饵往河里一扔，就埋头读起书来。往往是路过的孩子注意到漂儿在动，才把他从书中唤醒过来。夏日黄昏，他搬个方凳到凉台上倚栏而坐。 书本放在膝盖上，完全沉浸在阅读里，或者陷入遐思。 他住的地方离监狱只有一箭之遥，允许他节假日到监狱去看朋友。 他把自己写好的作品朗读给他们听，讲述构思中的小说情节，参加他们的读书会和文娱活动。他出口成章，能背出整篇小说或者长篇的片断。 车尔尼雪夫斯基果真成了大家的老师，总是乐于给人解惑释疑。他说：“对于我来说，求知的时光已经过去，我早已不满足于仅仅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知识，我乐于和人们共同探讨知识的奥秘。” 他的日常家务，如劈柴、担水、烧炉子等，难友们轮流替他做。他们在值日表上从不派他的差，顶多派他干一点削土豆皮之类的轻活。 在漫长而难熬的冬夜，囚徒们经常搞一些自编自演活动。没有幕布就用被单代替；女角由男人扮演。在观剧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心地哈哈大笑，答应给“剧组”写几个剧本。他果然兑现诺言，写了《惹事生非的女人》和《没有收场的戏》几个剧本。 他对每一个交往者都很热情。如果难友们来访，你不喝茶就不让走。 他亲自动手烧茶，用一只皮靴把火煽旺。巴洛德的苦役期满要迁往其他流放地，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把惟一珍贵财物——一只金表送给他。他说：“要钱用时就卖掉它，也能值个30卢布的。” 尼古拉耶夫和斯塔赫维奇来告别时，他别无他物了，一定要把百科辞典赠给他们。人家知道那是他非常需要的工具书，不想夺人之美，坚决谢绝了馈赠。 在流放地外贝加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顽强地从事著述。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打算先写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方面的论著。可惜资料不足，许多手稿残缺不全，中途而废；想来想去还是只能写小说。 他给亚历山大工场的难友们朗读的第一部小说，题名叫《陈年旧事》。而他这时期创作的最优秀的小说名叫《序幕》。它直接反映了围绕“农奴制改革”展开的斗争。这部小说居然完整地保存住了，他生前就在国外出版过。 主人公的名字叫伏尔金。他的外貌、举止和性格特点，使人一下就想到了作者本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自由民家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仅过了一年后，又被投进牢房。这次坐监的原因，是他的一个难友逃跑了。 这个战友是曾任上校的克拉索夫斯基，他散发了告士兵书，号召他们拒绝执行镇压农民暴动的命令。他不是乘坐驿车押赴苦役地，而是按刑事犯惩罚条例，步行整整一年递解到西伯利亚的。他和车尔尼雪夫斯 基一样，通过了考验期，不再由警察看管住进了自由民住宅。克拉索夫斯基早就拟定了一个逃跑计划。在收到一宗汇款后，他画了一张中国边境地图，弄到了一张假护照。1868年6 月11日，他策马出逃了。3 天后，在原始森林中找到了他的尸体，头部被枪弹穿了一个洞。 开始大家以为是带路的哥萨克图财害命。后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了一张纸条：“我打算跑到中国去，可是，机会太不巧啦。夜间行路我丢失了两件重要东西，足以暴露我的行踪。宁愿死，也不愿活着落到敌人手里。 亚。克。“ 他丢失的两件东西是：日记本和中国边境地图！ 因为这一事件，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收监，而且当局加强了管制，以防止这个名气很大的囚徒逃跑。 根据判决，车尔尼雪夫斯基1870年秋就可以解除苦役。他期望和家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某个城市居住团聚。在给妻子奥莉加信中他写道：“从8 月10日起，对你和孩子，我不再是废而无用的人了。我想在伊尔库茨克或附近安顿下来，我又可以像从前那样工作了……” 可是这种“优惠”并未光顾到他的头上。相反，苦役期满后，当局却千方百计羁留他，使他与外界隔绝。 东西伯利亚总督给宪兵总司令发来一份密码电报：“如果让他自由，要想保证皇上的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请示如何办理？” 有人给第三厅打了“小报告”：“一，在彼得堡和各大城市，经常有人把募捐所得的钱寄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资助他从西伯利亚逃跑；二、有几个囚犯参与秘密销售其著作的活动；三、多次查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照片。四、人们对他依然崇拜，对他著作中的要点能背诵如流。” 第三厅也在给宪兵司令的呈文中强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社会上出现的激进情绪，大都是报刊煽动和支持的。他们大张旗鼓地向读者们鼓吹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其中最活跃的是《现代人》杂志……它掌握在一小撮青年人手中，为首的就是那位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逮捕也不能使他改变信仰。” 1870年9 月，宪兵总司令向沙皇建议，释放车尔尼雪夫斯基多有不便，此人出去很可能成为革命中心。沙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又是“照此办理。” 于是，决议这样定下来：“继续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采取措施将其变成当地的移民流刑犯，消除逃跑的一切可能性……并平息青年们要求释放他的呼声……” 为了消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力，警方决定将他转移到更加荒芜偏僻、完全与世隔绝的维柳伊斯克县。从苦役流刑犯变为移民流刑犯，等于加重对他的刑罚。他将失去一起服苦役的难友，完全处于精神上的孤独状态。 1871年12月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宪兵的押送下，从亚历山大工场出发。沿途加强了警戒，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外界接触。4 名押送人员中，一人必须坐在马车前座上，停车时寸步不离如影随形。另一名则坐 在后排车尔尼雪夫斯基身旁；每次靠站必有一名军官同住在一个房间里。 到维柳伊斯克的路程遥远而艰难。由轻便马车组成的小车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和原始森林中跋涉。越过河溪中的冰锥时，马车随时都可能倾倒和沉没。 过了伊尔库茨克，就再见不到俄罗斯人了。驿站之间相距很远——这算什么驿站！几个简单的雅库特帐篷，人和牲口都挤在一起。这样的旅程延续了22天，走出原始森林之后总算来到一个类似街道的地方。右边一座教堂，教堂后面一片荒地直抵河岸，临河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带围墙的木料结构尖柱古城堡，这就是专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人准备的“单间”牢房。这地方一年之中只有4 个月勉强可以通行。 其余8 个月连骑马送邮件也常常耽误。周围是原始森林、河流、悬崖、泥泞的沼泽，完全封闭了这个小城堡。它就是一座天然的监狱。 尽管如此，当局仍然责令县警察局对“要犯”严密监视。上面专门派来一个极端残酷而又多疑的宪兵伊热夫斯基负责监管，还有两名当地哥萨克团的军士作助手。监视的军士每年都要轮换，以免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宣传影响。 这地方说是县城，实际上连俄罗斯人所理解的村庄都不如。只要生了稍微严重一点的病，那就必死无疑。全城没有一间店铺，商品是在商人家中出售；家庭日用品出高价也难买到。全城的居民男女老幼加起来不到500 人。他们是雅库特人、哥萨克人以及俄罗斯小市民。全部“知识分子”就是几名小官吏和两个神甫。城里充其量不过10多栋俄罗斯式的“建筑物”，雅库特人只住帐篷。就在这样的地方，车尔尼雪夫斯基整整度过了12个年头。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仍按以往的习惯，把处境描绘得比实际好些，给妻子写信说：“……至于我，在这里生活得很舒适：我所住的房子有1 个大厅和5 个宽敞的房间；屋里很整洁；也很暖和”。 每当奥莉加表示要去探望时，他总是不安地央求道：“……先别急于实现这个愿望。也许再过一年半——也许再过一年——也许再过半年，我就会让你给我带来幸福：跟你和孩子见面。不过要等到我请你这样做的时候。在这之前你还得等一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他的“宫殿”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日子过得缓慢而单调。他不能和任何人来往，只有散步、看书和阅读亲人的来信，能多少减轻一点苦闷。除了看守军士和送茶饭的那个雅库特人之外，有时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别的人。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外面的政治犯们派来了一个联络人列梅舍夫斯基。他成功地潜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住所，并给他带来一包信件。 久旱得甘霖。这时候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眼发亮，双颊通红，话声也显得铿锵有力了。他感谢联络人给他带来了鼓舞，激起他重新生活的愿望……顺便委托列梅舍夫斯基替他带走一大包手稿，送到俄罗斯设法出版。 4 营救历险记 官方掌握了情报，有人试图把车尔尼雪夫斯基营救出流放地。 的确多次有人酝酿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最大胆的一次营救活动，是一位民粹主义革命家格尔曼。亚历山大洛维奇。洛帕京发起的。 这是一个意志坚强，能随机应变的人。别看他才满25岁，却颇具斗争经验。不久前他自己成功地越狱出来，又帮助流放中的民粹主义者拉弗洛夫逃跑到了巴黎。 他随即也到了国外，在伦敦认识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洛帕京被选为共产国际总委员会成员。这时候洛帕京正着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译成俄文。交谈中马克思曾多次称赞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俄国学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这引起了洛帕京进行营救的考虑。这位热血青年发下誓愿，如果牺牲自己能把一位最有影响的革命家救出牢狱，他将毫不迟疑地为此献身；就像一个士兵用胸膛去掩护敬爱的将军一样！ 1870年底，洛帕京以土耳其臣民沙基奇的身份来到了彼得堡。他弄到几张西伯利亚地图，更名尼古拉。柳巴文。冒充地理学会的成员，前往伊尔库茨克作科学考察。他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确切地址，在伊尔库茨克逗留了将近一个月，逐渐打听到一些消息。 可是俄国警察署的驻外机关，获悉有一侨民从国外潜入西伯利亚，就把这一情报转给了第三厅。1871年2 月1 日，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被捕。 宪兵们明白抓获了一个危险而有经验的革命者；但尚没弄清楚他的活动目标。所以把他关押在伊尔库茨克监狱，加紧侦察破案。洛帕京不会束手待毙，他居然从警卫的眼皮下三次冒险越狱，终于逃出了警察的魔爪，跑到国外去了。 洛帕京第一次从伊尔库茨克监狱逃跑时，当时的值班宪兵就是那个极端残酷而多疑的伊热夫斯基。洛帕京在狱中恨死了他，因此故意选择他值班的日子逃跑。一旦越狱成功，伊热卡夫斯基就要倒霉。但洛帕京的报复没有成功，他被8 个骑马的宪兵追踪擒获，再度投入监狱。 当洛帕京被赶上时，气得发疯的伊热夫斯基，差一点没用马刀把他砍了。这之后，宪兵伊热夫斯基专门被派去监管车尔尼雪夫斯基。 洛帕京在1872年第二次逃脱。乘了一条双桨独木舟，沿安加拉河顺流而下，到达叶尼塞河上岸，一个人全程走了约2000俄里。在安加拉河上行船特别艰难。有的地方为了回避险滩，只有拖着小船在陆地上走。 过了险滩再度登舟，冒着小船随时可能被碰碎的危险，顺着急流飞驰而下。上岸后穿过60俄里的原始森林，走上阿钦斯克大道，最后坐着农民的马车来到托木斯克。 他的逃跑引起了一场惊慌。9 月1 日，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收到伊尔库茨克省长一个通报：“东西伯利亚总管理局委员会主席迪特马尔少将报告说，十级文官格尔曼。亚历山德洛维奇。洛帕京，8 月7 日失踪，至今未找到。此人曾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监狱，今年年初释放，但仍受警察秘密监视。洛帕京在伊尔库茨克滞留期间，改名柳巴温，有人怀疑他企图从流放地救出车尔尼雪夫斯基。为此，东西伯利亚总督派副官、宪兵上尉戈利岑到雅库茨克和维柳伊斯克检查国事犯的监管情况。希望您协助戈利岑公爵， 并采取措施，加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防范，以免他逃跑。“ 维柳伊斯克县长遵照上峰指示，相应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并向省长报告说，维柳伊斯克地区没发现十级文官洛帕京。已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密切监视，他根本不可能从维柳伊斯克逃跑。 洛帕京这时正好出现在托木斯克，口袋里装着一张医生的身份证。 他还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当局已经把他的照片发至西伯利亚各地。根据照片，他在托木斯克街头被一个警察认出来，当场被抓获。 洛帕京并不惊惶，反而大声威胁说要控告这个警察。警察不放走他，把他带到了省长那里。洛帕京见了省长也不害怕，反倒不依不饶演起戏来。他控诉警察发了疯或者喝醉了酒，在街头随便乱抓正派人。警察出示了洛帕京的相片；洛帕京哈哈大笑，说照片上这个人不像他这个医生，而更像美国总统林肯。省长被搅糊涂了，他为这场误会向洛帕京道歉，并命令马上放人。可那警察不服气，坚持要把洛帕京带到旅馆和一个认识洛帕京的波兰人对质。这样一来事情便急转直下。他们刚一踏进波兰人的房门，那人看见洛帕京身边跟个警察，慌了神就说漏了嘴。 他再次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监狱。 洛帕京鲜明的个性引起了伊尔库茨克总督西涅利尼科夫的注意。总督常到牢房去看望他，长时间同他交谈，对他的智慧、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深为尊重。 洛帕京利用这个机会充分进行宣传。他对西涅利尼科夫坦然承认，到这里来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极富感情地描绘了这位伟大学者的艰辛处境：被囚禁在偏僻的维柳伊斯克，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总督听后也为之动容，决心在第三厅面前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情。请求改善他的处境，在警察的特别监督下把他转移到稍好一点的地方。同时，西涅利尼科夫还请求停止审讯洛帕京逃跑一案。 过了些日子，总督收到了上面的电报答复。只字未提改善车尔尼雪夫斯基处境的问题。至于洛帕京，电报说皇上不同意停止审理此案，因为“对他那可耻的行径，皇上耿耿于怀”。 1873年6 月10日，洛帕京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法庭去接受审问。在穿过法庭院子时，他看见一个到法庭来查询情况的官员，把马拴在系马桩上。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法庭中间休息时，洛帕京要求和“副守卫”走出台阶换换空气。他乘机飞跑到马跟前，使劲把缰绳扯断，纵身跳上马背，沿着雅库茨克大道向北逃进了大森林。 洛帕京历尽艰险，一个月后，他穿着农民服装，坐在自己的马车里不慌不忙地向托木斯克走来。这一回很顺利，他乘船来到火车站，到了彼得堡，接着很快便离开那里去到巴黎。 洛帕京的第三次逃跑震动了西伯利亚行政当局。警方又担心洛帕京迟早要实现营救计划。信使再次扬鞭飞奔，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带来指令，要他采取一切措施寻找洛帕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24小时最严密的监视。 1873年底，伊尔库茨克总督收到一封隐名信，说革命者巴枯宁和乌京制订了一个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总督马上派人到维柳伊斯克，对监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城堡进行突击搜查。惟一的战利品是一大包手稿和310 卢布，但也得出一个结论：由于维柳伊斯克的特殊条件， 车尔尼雪夫斯基要逃跑是不可思议的。 在搜查过程中，官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那些自称是他朋友的人，企图把他营救出西伯利亚。他们这样做反而害了他，政府就不可能改善他的处境。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道：“你不能不承认，你永远也不会忘记普希金、果戈理和莱蒙托夫的名字。同样，现在的青年将会记住我的名字，虽然我并不追求这些…… 如果说我10年前提出的思想被认为是犯法的，那么我听命于法庭，已为此吃够了苦头。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我服完苦役之后，你们还把我困在这里，禁止发表我的作品，使我的遭遇变得更坏。“ 尽管善良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身难保，但雅库特人那穷困而原始的生活情景，仍然使他深为忧虑。他暗自问道：“这算什么？这是人还是逆来顺受的牲口？……当然是人，是善良的人，他们并不愚蠢；也许比欧洲人还聪明……但这又是可怜而贫困的人，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可怜的人了……他们甚至不愿进城。” 看到这些逆来顺受和胆小怕事的人，他心里就难受。雅库特人见到他这个囚徒，老远就脱下帽子，在零下30度的严寒里光着头，毕恭毕敬地呆站着。他们不懂俄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试着用手势向他们解释，大可不必这样。每当他走近呆立着的雅库特人，有的撒腿便跑——以为他想打他们。 他经常到最穷苦人家的帐篷里问寒问暖，用些简单方便的药物医治生病的孩子。日子长了，雅库特人开始喜欢这个俄罗斯人。 5 拒绝求赦免1874年夏天，当局企图说服车尔尼雪夫斯基，让他呈请赦免。东西伯利亚总督派自己的副官温尼科夫上校，专程来维柳伊斯克同车尔尼雪夫斯基谈判。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书提出请求，当局就可以解除他在维柳伊斯克的监禁，并送他回俄罗斯。 到达维柳伊斯克之后，温尼科夫上校来到古堡。这时是下午两点，在屋里没见到车尔尼雪夫斯基。 “犯人出去散步了。”宪兵向他报告，朝一个小湖的方向指了指。 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湖边的一张长凳上。 温尼科夫走到跟前，自我介绍说，他受总督委托前来了解，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申诉，缺不缺什么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凳子上站起来，瞥了上校一眼，说道：“谢谢您，看来一切都满意，没有什么要求。” 温尼科夫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坐下，告诉他说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要讲：“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是受总督的专门委托前来的。请您读一读这个，然后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车尔尼雪夫斯基默默接过一张纸条，仔细看了看，稍过片刻说道：“谢谢。不过您要知道，我为什么需要请求赦免呢？这是个问题。 我认为，我所以被流放，只是因为我的脑子和宪兵长官苏瓦洛夫的脑子构造不一样。难道为此也需要请求饶恕吗？多谢你们的费心，我断然拒 绝请求赦免。“ 出现了一阵难堪的沉默。温尼科夫没想到对方会这样回答，怅然说道：“这么说，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您是拒绝罗？” “断然拒绝，”车尔尼雪夫斯基简单而又平静的重申道。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我请您证明一下我给您出示了总督的信。” “签个字表示我已读过？” “是的，是的，签个名字。” “遵命。” 他们向古堡走去，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房间。他靠桌旁坐下，用清晰的笔画在纸上写道：“已读过。拒绝提出请求。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笔。” 温尼科夫后来说：“当我离开维柳伊斯克时，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这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人物，连敌人也能影响。在维柳伊斯克古堡服役一年后的那些宪兵军士，从“囚犯”那里学会了读、写、计算，比以前变得机灵而成熟了。看守人员不断更换，而看管人员本身也受到监视。难怪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受到雅库特省长的正式警告：“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使派去监督他的人对他产生好感。” 1875年7 月，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代理局长伊万。日尔科夫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报告说，几天前有一个名叫梅谢里诺夫的人，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乘坐出租马车，从奥廖克明斯克到达孙塔尔，请密切注意。 当天又有消息说，这个梅谢里诺夫向人打听，邮车从雅库茨克开往维柳伊斯克的时间。并说他从维柳伊斯克返回时，将不是一个人。 日尔科夫警觉起来。翌日下午2 时30分，梅谢里诺夫本人穿着一身宪兵中尉制服来找他。梅谢里诺夫出示了伊尔库茨克宪兵局给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的3个重要文件。第一个函件写道：“兹送上本局收到的东西伯利亚总督发给您的电报。本局谨请您协助梅谢里诺夫中尉，完成赋予他的任务。” 第2 份是一封电报，也是责令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给予宪兵团梅谢里诺夫中尉以必要的帮助，后者受指派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到布拉戈维申斯克。 第3 个文件，要求准确而迅速地执行梅谢里诺夫中尉的一切命令。 这位县警察局长疑惑不解：为什么梅谢里诺夫没有驿马使用证？为什么没带护送人员，也没有直接顶头上司——雅库茨克省长的信件。此外，在公文中不使用“国事犯”这个术语，却用了“被关押者”这个词语？不管怎么说，日尔科夫断然拒绝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交给梅谢里诺夫。他加强了古堡的警卫，不允许梅谢里诺夫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声称没有雅库茨克省省长的命令，就是宪兵局局长，他也不允许靠近车尔尼雪夫斯基。 梅谢里诺夫毫无办法，只好到雅库茨克去。县警察局长日尔科夫为他准备好上路所需的一切，并派了两个哥萨克跟着去。名为陪送，实际上是送去一封报告情况的信件。到了半路，梅谢里诺夫换了便装，把制服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哥萨克。后者发现裤腰带上有两只胀鼓鼓的钱包。 沿途他向两个哥萨克打听经过的村庄的名称，一一记在小本子上。 他还问什么地方可以买到火药，弄到船支。梅谢里诺夫发觉哥萨克紧紧地盯住他，便决定摆脱他们。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向他们开了枪，打伤了其中一人，然后逃进了树林。 得到了这个消息，维柳伊斯克县警察局长大吃一惊。立刻派出三名“可靠的”哥萨克去追捕逃犯。三名哥萨克警察受命“竭尽全力搜捕梅谢里诺夫，想办法活捉他。万一他反抗，不得已时可以动用火枪；但只打他的腿脚，不要打死他”。 在给雅库茨克省长的报告中，警察局长请求增援12名士兵，以加强本地的防卫力量。他担心还有革命者前来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不久梅谢里诺夫在雅库茨克州被捕获。他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冒充某个神甫的儿子。他没能抵挡多久，最后被迫道出了真情。 原来他是警方追缉已久的革命党人伊波利特。梅什金。 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过去一样，仍然顽强而孜孜不倦地写作。冬天他通宵达旦地写，一到清早又把所写的东西烧掉。百无聊赖啊，如果什么也不写，他就要发疯或者把一切都忘掉。 在维柳伊斯克孤独而漫长的岁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几十部长篇小说。但只有小说《余辉》中的两部保存了下来。作家因怕突然搜查，习惯于把写好的东西销毁。边写边撕，不必保存手稿：写过一次的东西永远会留在记忆里。 他试图通过中间人，把内容全然“无害”的作品寄到《欧洲通报》杂志编辑部。但寄出的作品全被第三厅扣留。人家也是“吃一堑，长一智”，生怕再蹈《怎么办？》的覆辙。 1877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流放地听到战友涅克拉索夫病危的消息。他深为震惊，他给表弟佩平写信：“……如果你收到我的信时，涅克拉索夫还在继续呼吸，就请告诉他，说我热爱他这个高尚的人。……我为他痛哭。他的确是一个心地十分高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作为一个诗人，他自然高于所有其他的诗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不仅使他的知交和战友感到不安，报刊上也出现了为他鸣不平的呼声。但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把这个囚徒看作是誓不两立的死对头，对他决不会施仁政发善心。 生命每人只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帝是公正的。权倾一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不可能万万岁，在1881年3 月1 日被民意党人的一颗炸弹炸死。他死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境况才有所松动。 沙皇去世的消息，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实行了严格的保密。 由于害怕革命党人在亚历山大三世加冕典礼期间，会采取恐怖行动，政府方面通过中间人，就车尔尼雪夫斯基从维柳伊斯克迁移的条件，与民意党执行委员会进行了秘密谈判。1883年5 月27日，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恩准”，“在警察的监视下将车尔尼雪夫斯基转移至阿斯特拉罕，但沿途不准人们向他欢呼”。 阿斯特拉罕是俄国南方里海岸边的一座城市。3 个月之后，两名宪兵军士带来了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送往伊尔库茨克的指令。但转移到什么 地方，依然对本人保密；对外只称他是“五号秘犯”。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似乎意识到他命运中将要发生一个转折，所以催促宪兵快快动身。 启程的时间原定在正午12点，但一清早他们就上路了。当一些维柳伊斯克人来古堡找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他已经不在了。 从维柳伊斯克出去没有车路，周围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地，也没有桥梁，必须骑马淌过小河……惟一的道路就是原始森林中的一条羊肠小径。车尔尼雪夫斯基拒绝骑马，只好乘雪橇；有一段路不得不以狗取代马。 6 最后的岁月到了雅库茨克，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直接送到省长家中。 省长切尔尼亚耶夫过去对这个囚徒极尽刁难之能事，现在对他却热情而体贴。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惊奇，他们到达时，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到了要离开雅库茨克时，才弄明白省长如此殷勤的真正用意。原来人家怕他在城里呆下来休息或上街买点东西，这名重大“国事犯”如果在这里露面，说不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车尔尼雪夫斯基上马时带着讥讽的口吻说：“该转回去见见省长大人，吃了他一顿早饭，是不是该付他个把卢布……” 押送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公开的秘密”，在离开西伯利亚时搞得满城风雨。通过报纸全俄国都知道了。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是到了伊尔库茨克才知道要转移到欧洲城市阿斯特拉罕。 当晚，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被用四轮马车继续往前送了。不是一般地乘行，而是在飞驰。乘的是驿车，日夜兼程，一昼夜走230 俄里。时值秋季，第五天他已经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离伊尔库茨克足足1000俄里。沿途各省长都得到了当局的密码电报，要他们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有人“破坏社会秩序”云云。 经过两个月的劳累行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0月22日深夜到达萨拉托夫城。他被安置到宪兵上校的家里。获准可在此地短暂停留，同家人见见面。看来是故意安排在夜晚到达，生怕萨拉托夫人有同情的举动。 家里人并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萨拉托夫的确切日期。奥莉佳十分焦急地等待着会面的通知。当她得知丈夫已离开伊尔库茨克，正在来萨拉托夫的途中时，写信给他的亲戚说：“我高兴得简直要发疯了，我连自己在做什么和该做什么都记不得了。现在更是如此！要能飞到前面去迎接他就好了……我大哭了起来…… 什么也看不见。“ 当天晚上，一个侍女进来要找奥莉佳，递给她一张条子。奥莉加看过后激动万分，匆忙披上皮大衣，穿上套鞋…… 经过多年的分别，奥莉加在宪兵上校的住所同丈夫短暂会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晚就乘驿车走了。临行前和奥莉佳约好，第二天她也乘轮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会合。 10月27日早晨，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伏尔加河右岸与阿斯特拉罕遥遥相望的哥萨克福尔波斯特镇。乘小汽艇过河后，他被送到市中心广场 的一家旅馆。 阿斯特拉罕的警察局长已经在动手写汇报：“车尔尼雪夫斯基已于10月27日上午10时到达阿斯特拉罕城，已委派警察所长及侦探巴卡诺夫对他进行监视。并责成巴卡诺夫定期向宪兵局长汇报情况。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时，未出现任何欢迎场面和发生任何游行示威。” 这一夜，在旅馆的房间里终于剩下他一个人，“护送者”没有了。 宪兵办完手续后便回去销差。 车尔尼雪夫斯基稍事休息后，就到码头去接奥莉佳。城里人声嘈杂熙来攘往，各族人都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波斯人，鞑靼人，希瓦人……他几乎在码头上等了一整天。轮船到达时已是傍晚时分，他从旅客中认出了奥莉佳的身影。 他们在邮政大街找到了一套3 室的住房。住宅陈设很简单：两把椅子，一张有点摇晃的桌子，一张沙发，加上床铺，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他们刚住进这套房子，儿子便从彼得堡赶来了。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儿子还是小孩，现在亚历山大已经29岁，米哈伊尔也已25岁。 儿子在阿拉斯特罕逗留的时间很短促，父亲没来得及亲近他们，也来不及把他离家20余年的辛酸经历告诉他们。 儿子回彼得堡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表弟佩平写了封信：“我和我的孩子还很生疏。他们来时我感到非常‘陌生’。他们和我一起只度过了8 天，这么短的时间我能很好地了解他们的才能吗？特别是米沙，这段时间老在为家务事忙碌，一天难得有工夫和我谈几分钟。 来时他同我很生疏，走时也还是那么生疏！“ 说来也辛酸，车尔尼雪夫斯基现在最操心的事，是偿还向亲友借的钱。这些人在他流放期间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不仅想还欠亲友的款，而且还想还“公家”的债。尽管在阿斯特拉罕生活的头几个月他经济很拮据，他仍然请省长告诉他，他总共“欠”了公家多少钱——当局在伊尔库茨克贷给他的路费，还有从伊尔库茨克到奥伦堡的一辆新四轮马车车费。 车尔尼雪夫斯基回来时体弱多病，但工作的愿望并没有减退。他很想坐下来工作，一直到肚子辘辘叫唤。吃完后再从早干到深夜，或从夜里干到第二天下午……他希望在佩平的帮助下，能在《欧洲通报》上发表小说作品。他在维柳伊斯克流放时，写成并销毁了许多中、长篇小说。 内容还非常完整地保留在脑子里，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口授出来。儿子亚历山大对创作有兴趣，写过诗歌，也写过剧本。作为传授经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两个钟头之内给他讲了他写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章。 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拟订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文学创作计划。根据佩平的回信，未经当局的特别许可，报刊是不敢发表他的作品的。结果是反客为主，他计划中只占次要地位的翻译，却成了他维持家计的惟一手段。于是，他便坐下来翻译《比较语言学》，尽管他心中有数，这本书没有什么价值。 贫困在困扰车尔尼雪夫斯基。争取发表作品（哪怕用笔名）的问题 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使他十分苦恼。警察时刻钉梢，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在严密的监视下。他们在这里完全成了与世隔绝的人：深居简出，不跟任何人见面，不同任何人交谈。何必给人家造成难堪呢…… 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迫在宪兵局拍了照，照片被印了24张，送往阿斯特拉罕及各县警察手中。 迁移到阿斯特拉罕一个半月以后，有一天英国《每日新闻》报的一名记者，到他住所来采访。记者感兴趣的是，能独家报导和从囚禁地回来的著名革命家见了面。 不言而喻，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谈话时十分谨慎。稍一漏嘴，他就可能受到新的迫害。这次采访后刊登出来的题为《一个俄国政治犯》的文章，当然不会反映出这个革命者的真正精神面貌。 记者对他年轻的相貌感到惊愕——根本不像55岁的人：一头厚发，看不见丁点儿斑白；精神饱满，态度直爽。不过再仔细端详，记者终于发现，20多年的苦役和流放生活还是留下了痕迹。 过了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到了阿斯特拉罕的消息，传到了首都青年学生当中。 1884年1 月12日，在传统的大学节——莫斯科大学建校纪念日，一群大学生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拍了一封电报：为大学生最好的朋友的健康干杯。 一群莫斯科大学生。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为不能发表作品而苦恼。到阿斯特拉罕半年之后，他作了个试探性的动作：给表弟佩平寄了封短信，内容如下：亲爱的萨申卡，请你把下面这则消息寄往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我们听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准备出版自己的作品集‘…… 因为他寄出的信件，警察局都要拆开检查。他想通过这一特殊的办法试探一下，看当局对他恢复文学活动的意图有何反应。 果然警察局获悉了这封短信的内容，便立刻发函到出版总局，要求不能让上述“消息”见报。 一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有关方面了解清楚，当局对他有个限制条件：作品要经过检查，而且只准署笔名——这样才允许他从事文学活动。 1885年，经过朋友的周旋，出版商索尔达琼科夫委托车尔尼雪夫斯基翻译韦伯著的11卷本《世界史》。这项工作足够干好几年，可以解决他的无米之炊了。 英雄迟暮，宝刀不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能力仍和以前一样令人吃惊。他聘请了年轻人费奥多罗夫作秘书，有时开玩笑称之为“打字机”。 车尔尼雪夫斯基每天早晨7 点起床，喝茶时便看校样或原著，接着便是一连5 个小时口授译文。他念得流畅而轻松，出口便成文章，就像在读俄文书。午饭后浏览报刊，下午3 点继续翻译，直至下半夜…… 实际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喜欢这部洋洋巨著，更不赞同韦伯的一些观点（如浓厚的德国民族主义色彩）。他不知疲倦地翻译它，除了挣钱谋生，暗中还另有打算。 他被剥夺了发表著作署名的权利，只好利用韦伯的名字作为幌子， 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对原文如此这般删节剪裁，清除掉书中的“废话”和反动观点；而且附上一篇专为该卷而写的引文。所谓引文，就是一篇极有分量的评论力作。他的最后几篇论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收集起来总的题目叫做《世界史若干问题的科学概念论文集》。 经历了漫长的苦役和流放生活，他现在又使用批判的武器和形形色色的反动学说进行战斗。 尾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阿斯特拉罕被软禁了5 年多。家人为把他转移到莫斯科或彼得堡不断奔走，因为在这两处有利于文学工作。可是当局坚持不予批准，直到1889年7 月，才准许他迁回萨拉托夫。 回故乡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出版人潘捷列耶夫交谈时说：“对于我来说，萨拉托夫和阿斯特拉罕完全一样；不过奥莉佳会痛快一些。我个人倒很想移居到莫斯科，那里有个大图书馆，别的我无所求。” 在房东、秘书和女佣人的帮助下，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行李用船托运走，他本人于6 月24日，在一名警官的陪同下启程，秘书很高兴跟随移居到萨拉托夫去。 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后一次回乡探亲，至今已过去整整28个年头。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沿着伏尔加河岸各个轮船公司的码头鳞次栉比。过去杂草丛生的街道已经铺上石板。平地拔起许多新楼房，城里有了铁轨马车，铁路已把萨拉托夫和彼得堡连接起来；只有城郊那些小房子破烂依然。农奴制废除已经将近30年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多大的改变。 流放只是摧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健康，但丝毫没有使他的聪明才智和精神素质受到影响。他对自己在《现代人》上发表过的文章无怨无悔。他现在的愿望依然是重新登上战斗的杂志论坛；甚至愿意迁居国外，承担《钟声》报的出版工作。 然而，即便他不过早地去世，这些愿望也是注定要落空的。 回故乡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识了《萨拉托夫日报》的编辑戈里宗托夫。他说60年代读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因此被开除出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表示可以给当地报纸写点东西。不过为了不带来麻烦，发表时当然不署真名。 尽管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和以往一样紧张而大量地工作。他经常回想起60年代的峥嵘岁月，怀念《现代人》编辑部并肩工作的战友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他认为这些人的生活和创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写出来传给子孙后代。奥莉佳积极帮助丈夫搜集材料，她还亲自到过杜勃罗留波夫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根据这些材料，完全可以撰写出非常优秀的传记。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写的东西太多太多。然而，他的庞大写作计划来不及实现了。他在去邮局的路上得了感冒，10月份病倒了，很快出了并发症。 1889年10月29日（俄历17日）深夜，车尔尼雪夫斯基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走完了他那荆棘遍地的人生旅程。 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只生活了4 个月。 伟大的革命作家和学者逝世的噩耗震动了俄国。尽管宪兵采取了防范措施，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葬礼还是变成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人群随着灵柩缓缓行进，灵柩上覆盖着各城市敬献的鲜花和花圈缎带。唁电和唁函从各地传到萨拉托夫，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表示深切的哀悼。 列宁曾经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 附录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大事年谱1828年6 月24日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于萨拉托夫。 1836年12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小学。 1842年9 月进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 1846年5 月到彼得堡。夏天被录取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文史专业。 1848年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哈内科夫结识。 1850年大学毕业，后到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语文。 1851—1853年担任萨拉托夫中学俄语语文课教学小组长。 1853年与奥莉佳。索克拉托夫娜。瓦西里耶娃结婚。5 月偕她到彼得堡定居。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秋天，认识涅克拉索夫，参加《现代人》杂志编务。 1855年学位论文答辩。陆续发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1856年认识杜勃罗留波夫。接手主编《现代人》杂志。 1858年被任命为《军事文集》主编。 1859年6 月份赴伦敦和赫尔岑面谈。 1861年沙皇颁布农奴制改革法令。起草多种革命传单，开始被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并不准发给出国护照。 1862年6 月，《现代人》被勒令停刊8 个月。7 月7 日，被逮捕，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 1863年《现代人》杂志连续刊登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1864年5 月19日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当众执行“假死刑”，旋被流放西伯利亚。8 月份到达外贝加尔湖地区卡达亚矿山。 1865年始创作长篇小说《序幕》，至1868年完成。 1866年夫人携儿子到卡达亚探望丈夫；9 月转移到亚历山大工场。 1871年洛帕京为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被捕。7 年苦役刑满，12月份又被放逐到维柳伊斯克县。 1875年梅什金企图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 1883年从维柳伊斯克转移到阿斯特拉罕。 1884—1888年被软禁在阿斯特拉罕，翻译、撰写了大量著作。 1889年获准迁居萨拉托夫，6 月回到故乡；10月29日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1岁。【 umd论坛－www.umdbbs.com 海量带简介的umd格式电子书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