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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书名:中国哲学史 作者:胡适 本章字数:9909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01:06


第三章 

  

三表法上章讲的,是墨子的哲学方法。本章讲的,是墨子的论证法。上章是广义的"逻辑",本章是那"逻辑"的应用。

  墨子说: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参看《非命》中、下。《非命》中述三表有误。此盖后人所妄加)。

  这三表之中,第一和第二有时倒置。但是第三表(实地应用)总是最后一表。于由此可见墨子的注重"实际应用"了。这个论证法的用法,可举《非命篇》作例:第一表 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墨子说: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葢(同盍)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生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生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非命》上)第二表 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墨子说:

  我所以知命之有兴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兴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自古以及今……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第三表 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最重要的还是这第三表。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故罚也。"……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学者可参看《明鬼》下篇这三表的用法。

  如今且仔细讨论这三表的价值。我们且先论第三表。第三表是"实际上的应用",这一条的好处,上章已讲过了。如今且说他的流弊。这一条的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他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为什么呢?因为(一)费钱财,(二)不能救百姓的贫苦,(三)不能保护国家,(四)使人变成奢侈的习惯。后来有一个程繁驳墨子道: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三辩》)这一问也从实用上作根据。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

  次论第二表。这一表(百姓耳目之实)也有流弊:(一)耳目所见所闻,是有限的。有许多东西,例如《非命》篇的"命"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二)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错误迷乱。例如鬼神一事,古人小说上说得何等凿凿有据。我自己的朋友也往往说曾亲眼看见鬼,难道我们就可断定有鬼么?(看《明鬼》篇)但是这一表虽然有弊,却极有大功用。因为中国古来哲学不讲耳目的经验,单讲心中的理想。例如老子说的: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孔子虽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他所说的"学",大都是读书一类,并不是"百姓耳目之实"。直到墨子始大书特书的说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兴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次说第一表。第一表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最恨儒者"复古"的议论,所以《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墨子既然反对"复古",为什么还要用"古者圣王之事"来作论证的标准呢?

  原来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过去的经验阅历,都可为我们做一面镜子。古人行了有效,今人也未尝不可仿效;古人行了有害,我们又何必再去上当呢?所以说: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 。"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鲁问》篇说: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从卢校本)这一条写过去的经验的效用。例如"良马固车可以日行百里","驽马四隅之轮不能行路",都是过去的经验。有了这种经验,便可知道我如今驾了"良马固车",今天定可趋一百里路。这是"彰往以察来"的方法。一切科学的律令,都与此同理。

  第四章 墨子的宗教上两章所讲,乃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其余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都是这根本观念的应用。墨子的根本观念,在于人生行为上的应用。既讲应用,须知道人生的应用千头万绪,决不能预先定下一条"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公式。所以墨子说: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鲁问》)。

  墨子是一个创教的教主。上文所举的几项,都可称为"墨教"的信条。如今且把这几条分别陈说如下:第一,天志 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本。他说:

  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

  (《天志》上。参看《天志》中、下及《法仪》篇)这个"天下之明法度"便是天志。但是天的志是什么呢?墨子答道:

  天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篇。《天志》下说:"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与此同意)。

  何以知天志便是兼爱呢?墨子答道:

  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法仪》篇。《天志》下意与此同而语繁,故不引)。

  第二,兼爱 天的志要人兼爱,这是宗教家的墨子的话。其实兼爱是件实际上的要务。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通尝)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若使天下……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之国若其国,谁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兼爱》中、下两篇都说因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所以要兼爱。

  第三,非攻 不兼爱是天下一切罪恶的根本,而天下罪恶最大的,莫如"攻国"。天下人无论怎样高谈仁义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读《非攻》上)。墨子说:

  今天下之所[以]誉义(旧作善,今据下文改)者,……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欤?……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诸侯交,犹多皆[不]免攻伐并兼,则是(有)(此字衍文)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也。此譬犹盲者之与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则岂谓有别哉?(《非攻》下)墨子说:"义便是利"(《墨经》上也说:"义,利也。"此乃墨家遗说)。义是名,利是实。义是利的美名,利是义的实用。兼爱是"义的",攻国是"不义的",因为兼爱是有利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攻国是有害于天鬼国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不义"《非上只说得攻国的, 攻》中下只说得攻国的"不利"。因为不利,所以不义。你看他说:

  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

  又说:

  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之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中、下)(可见墨子说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是"兼爱"的真义,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第四,明鬼 儒家讲丧礼祭礼,并非深信鬼神,不过是要用"慎终追远"的手段来做到"民德归厚"的目的。所以儒家说:"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公孟》篇)这竟和"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话相反对了(《易·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乃是指人事的常理,未必指着一个主宰祸福的鬼神天帝)。墨子是一个教主,深恐怕人类若没有一种行为上的裁制力,便要为非作恶。所以他极力要说明鬼神不但是有的,并且还能作威作福,"能赏贤而罚暴"。他的目的要人知道:

  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有鬼神见之;民之为淫暴寇乱盗贼,以兵刃毒药水火退(孙诒让云:退是迓之讹,迓通御),无罪人乎道路,夺人车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见之。(《明鬼》)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为实际上的应用,也是要"民德归厚"。但是他却不肯学儒家"无鱼而下网"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第五,非命 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来墨子不信命定之说,正因为他深信天志,正因为他深信鬼神能赏善而罚暴。老子和孔子都把"天"看作自然而然的"天行",所以以为凡事都由命定,不可挽回。所以老子说:"天地不仁",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若祸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做恶事,也可得祸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说,便没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非命说之论证,已见上章)。

  第六,节葬短丧 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许多虚文仪节。所以他对于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虚文。他说儒家厚葬久丧有三大害:

  (一)国家必贫;(二)人民必寡;(三)刑政必乱(看《节葬》篇)。所以他定为丧葬之法如下:

  桐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节葬》)。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节葬》)。无椁(《庄子·天下》篇)。死无服(《庄子·天下》篇),为三日之丧(《公孟》篇。

  《韩非子·显学》篇作"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服丧三月"。疑墨家各派不同,或为三日,或为三月)。而疾而服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节葬》)第七,非乐 墨子的非乐论,上文已约略说过。墨子所谓"乐",是广义的"乐"。如《非乐》上所说,"乐"字包括"钟鼓琴瑟竽笙之声","刻镂文章之色","刍豢煎炙之味","高台厚榭邃野之居"。可见墨子对于一切"美术",如音乐、雕刻、建筑、烹调等等,都说是"奢侈品",都是该废除的。这种观念固是一种狭义功用主义的流弊,但我们须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为极",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对一切美术。

  第八,尚贤 那时的贵族政治还不曾完全消灭,虽然有些奇才杰士,从下等社会中跳上政治舞台,但是大多数的权势终在一般贵族世卿手里,就是儒家论政,也脱不

了"贵贵"、"亲亲"的话头。墨子主张兼爱,所以反对种种家族制度和贵族政治。他说:

  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杀也,必藉良宰。……逮至其国家之乱,社稷之危,则不知使能以治之。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尚贤》中)所以他讲政治,要"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第九,尚同 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终局。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

  尚同的"尚"字,不是"尚贤"的尚字。尚同的尚字和"上下"的上字相通,是一个状词,不是动词。"尚同"并不是推尚大同,乃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墨子生在春秋时代之后,眼看诸国相征伐,不能统一。那王朝的周天子,是没有统一天下的希望的了。那时"齐晋楚越四分中国",墨子是主张非攻的人,更不愿四国之中哪一国用兵力统一中国。所以他想要用"天"来统一天下。他说: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靠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孙说傍与访通,是也。古音访与傍同声)。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尚同》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这叫做"尚同"。要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但是这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天子若成了至高无上的标准,又没有限制,岂不成了专制政体。所以墨子说: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夫者,则天菑将犹未止也。……故古者圣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所以我说"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种政治的组织之上,还有一个统一天下的"天"。所以我常说,墨教如果曾经做到欧洲中古的教会的地位,一定也会变成一种教会政体;墨家的"钜子"也会变成欧洲中古的"教王"(Pope)。

  以上所说九项,乃是"墨教"的教条,在哲学史上,本来没有什么重要。依哲学史的眼光看来,这九项都是墨学的枝叶。墨学的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前两章所讲的方法。墨子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只在于他的"应用主义"。他处处把人生行为上的应用,作为一切 是非善恶的标准。兼爱、非攻、节用、非乐、节葬、非命,都不过是几种特别的应用。他又知道天下能真知道"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不过是少数人,其余的人,都只顾眼前的小利,都只"明小物而不明大物"。所以他主张一种"贤人政治",要使人"上同而不下比"。他又恐怕这还不够,他又是一个很有宗教根性的人,所以主张把"天意的志"作为"天下之明法",要使天下的人都"上同于天"。因此哲学家的墨子便变成墨教的教主了。

    

第四篇 杨朱一

  

《杨朱篇》 《列子》的第七篇名为《杨朱》篇,所记的都是杨朱的言语行事。《列子》这部书是最不可信的。但是我看这一篇似乎还可信。其中虽有一些不可靠的话,大概是后人加入的(如杨朱见梁王谈天下事一段,年代未免太迟了。杨朱大概不及见梁称王),但这一篇的大体似乎可靠。第一,杨朱的"为我主义"是有旁证的(如《孟子》所说),此书说他的为我主义颇好。第二,书中论"名实"的几处,不是后世所讨论的问题,确是战国时的问题。第三,《列子》八篇之中只有这一篇专记一个人的言行。或者当时本有这样一种记杨朱言行的书,后来被编造《列子》的人糊涂拉入《列子》里面,凑成八篇之数。此如张仪说秦王的书(见《战国策》),如今竟成了《韩非子》的第一篇。--以上三种理由,虽不甚充足,但当实时实有这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这是我们所公认的;当时实有杨朱这个人, 这也是我们所公认的。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把《杨朱》篇来代表这一派学说。

  二、杨朱 杨朱的年代颇多异说。有的说他上可以见老聃,有的说他下可以见梁王。据《孟子》所说,那时杨朱一派的学说已能和儒家墨家三分中国,大概那时杨朱已死了。《杨朱》篇记墨子弟子禽子与杨朱问答,此节以哲学史的先后次序看来,似乎不甚错。大概杨朱的年代当在西历纪元前四四〇年与三六〇年之间。

  杨朱的哲学,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况且自老子以后,"自然主义"逐渐发达。老子一方面主张打破一切文物制度,归于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但老子一方面又说要"虚其心,实其腹","为腹不为目","甘其食,美其服"。可见老子所攻击的是高等的欲望,他并不反对初等的嗜欲。后来杨朱的学说便是这一种自然主义的天然趋势了。

  三、无名主义 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他说:

  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

  又说:

  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

  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名实"两字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如今先解释这两个字的意义,再略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按《说文》"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又:"寔,止也(段玉裁改作"正也",非也),是声。止字古通字。:止也。《诗经召从宀,""此"《说文》"此,"·南》毛传与《韩奕》郑笺皆说:"寔,是也。"又《春秋》桓六年,"寔来。"公羊传曰:"寔来者何?犹云是人来也。"《谷梁传》曰:"寔来者,是来也。"寔字训止,训此,训是,训是人,即是白话的"这个"。古文实寔两字通用。《公孙龙子》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名学上的"实"字,含有"寔"字"这个"的意思和"实"字"充实"的意思。两义合起来说,"实"即是"这 个物事"。天地万物每个都是一个"实"。每一个"实"的称谓便是 那实的"名"。《公孙龙子》说:"夫名,实谓也。"同类的实,可有同样的名。你是一个实,他是一个实,却同有"人"的名。如此看来,可以说实是个体的,特别的;名是代表实的、共相的(虽私名[本名 也是代表共相的。例如"梅兰芳"代表今日的梅兰芳和今年、去年、前年的梅兰芳。类名更不用说了)。有了代表共相的名,可以包举一切同名的事物。所以在人的知识上,名的用处极大。老子最先讨论名的用处(看本书第三篇),但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故要人复归于"无名之朴"。孔子深知名的用处,故主张正名,以为若能正名,便可用全称的名,来整治个体的事物。儒家所注重的名器、礼仪、名分等等,都是正名的手续。墨子注重实用,故提出一个"实"字,攻击当时的君子"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杨朱更趋于极端,他只承认个体的事物(实),不认全称的名。所以说:"实无名,名无实。实者,伪而已矣。"伪是"人为的"。一切名都是人造的,没有实际 的存在。故说"实无名,名无实"。这种学说,最近西洋的"唯名主义"(Nominalism)。唯名主义以为"名"不过是人造的空名,没有实体,故唯名论其实即是无名论。无名论的应用有两种趋势:一是把一切名器礼文都看作人造的虚文。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

  四、为我 杨朱的人生哲学只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杨朱在哲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因为他敢提出这个"为我"的观念,又能使这个观念有哲学的根据。他说:

  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 侵物为贱。

  这是为我主义的根本观念。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一个"存我的天性"。植物动物都同具此性,不单是人所独有。一切生物的进化,形体的变化,机能的发达,都由于生物要自己保存自己,故不得不 变化,以求适合于所居的境地。人类智识发达,群众的观念也更发 达,故能于"存我"观念之外,另有"存群"的观念;不但要保存自己,还要保存家族、社会、国家;能保存得家族、社会、国家,方才可使自己的生存格外稳固。后来成了习惯,社会往往极力提倡爱群主义,使个人崇拜团体的尊严,终身替团体尽力,从此遂把"存我"的观念看作不道德的观念。试看社会提倡"殉夫"、"殉君"、"殉社稷"等等风俗,推尊为道德的行为,便可见存我主义所以不见容的原因了。其实存我观念本是生物天然的趋向,本身并无什么不道德。杨朱即用这个观念作为他的"为我主义"的根据。他又恐怕人把存我观念看作损人利已的意思,故刚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忙接着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他又说: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损人利已。他一面贵"存我",一面又贱"侵物";一面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一面又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他只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这是杨朱的根本学说。五、悲观 杨朱主张为我。凡是极端为我的人,没有一个不抱悲观的。你看杨朱说:

  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竟一时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住。故从心而动,不违 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 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又说: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大概这种厌世的悲观,也都是时势的反动。痛苦的时势,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自然会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苦心孤行的救世家,像墨子、耶稣一流人;一种就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像杨朱一流人了。

  六、养生 上文所引"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已是杨朱养生论的大要。杨朱论养生,不要太贫,也不要太富。太贫了"损生",太富了"累身"。

  然则……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善乐生者 不窭,善逸身者不殖。

  又托为管夷吾说养生之道:

  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 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又托为晏平仲说送死之道:

  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杨朱所主张的只是"乐生"、"逸身"两件。他并不求长寿,也不求不死。

  孟孙阳问杨子曰:

  "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且久生奚为?五情所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见之矣,既闻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发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不求久生不死,也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这是杨朱的"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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