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公版经典 > 中国哲学史

第五章 一以贯之

书名:中国哲学史 作者:胡适 本章字数:15955

更新时间:2014年12月31日 01:06


第五章 一以贯之

  

《论语》说孔子对子贡道:

  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五)何晏注这一章最好。他说:

  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故不待学而一知之。

  何晏所引,乃《易·系辞传》之文。原文是:

  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韩康伯注这一条,也说:

  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论语》又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一以贯之"四个字,当以何晏所说为是。孔子认定宇宙间天地万物,虽然头绪纷繁,却有系统条理可寻。所以"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动",都有一个"会通"的条理,可用"象"与"辞"表示出来。"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也只是说这个条理系统。寻得出这个条理系统,便可用来综贯那纷烦复杂的事物。正名主义的目的,在于"正名以正百物",也只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字,可包一切人;一个"父"字,可包一切做父的。这便是繁中的至简,难中的至易。所以孔门论知识,不要人多学而识之。孔子明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不过是"知之次也"(七)。可见真知识,在于能寻出事物的条理系统,即在于能"一以贯之"。贯字本义为穿,为通,为统。"一以贯之"即是后来荀子所说的"以一知万","以一持万"。这是孔子的哲学方法。一切"知几"说,"正名"主义,都是这个道理。

  自从曾子把"一以贯之"解作"忠恕",后人误解曾子的意义,以为忠恕乃是关于人生哲学的问题,所以把"一以贯之"也解作"尽己之心,推己及人",这就错了。"忠恕"两字,本有更广的意义。《大戴礼·三朝记》说:

  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内思毕心(一作必)曰知中。中以应实曰知恕,内恕外度曰知外。

  章太炎作《订孔》下,论忠恕为孔子的根本方法,说:

  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以知十,举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章氏丛书·检论三》。"身观焉,方不障"见《墨子·经说下》。说详本书第八篇第二章)。

  太炎这话发前人所未发。他所据的《三朝记》虽不是周末的书,但总可算得一部古书。恕字本训"如"(。"以《苍颉》篇)《声类》说:心度物曰恕。"恕即是推论(Inference),推论总以类似为根据。如《中庸》说: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

  这是因手里的斧柄与要砍的斧柄同类,故可由这个推到那个。闻一知十,举一反三,都是用类似之点,作推论的根据。恕字训"如",即含此意。忠字太炎解作亲自观察的知识(·:

  《墨子经说下》"身观焉,亲也。"),《周语》说:"考中度衷为忠。"又说:"中能应外,忠也。"中能应外为忠,与《三朝记》的"中以应实,曰知恕"同意。可见忠恕两字意义本相近,不易分别。《中庸》有一章上文说"忠恕违道不远",是忠恕两字并举。下文紧接"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下文又说"所求乎子以事父"一大段,说的都只是一个"恕"字。此可见"忠恕"两字,与"恕"字同意,分知识为"亲知"(即经验)与"说知"(即推论),乃是后来墨家的学说。太炎用来解释忠恕两字,恐怕有点不妥。我的意思,以为孔子说的"一以贯之"和曾子说的"忠恕",只是要寻出事物的条理统系,用来推论,要使人闻一知十, 举一反三。这是孔门的方法论,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

  孔子的知识论,因为注重推论,故注意思虑。《论语》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二) 学与思两者缺一不可。有学无思,只可记得许多没有头绪条理的物事,算不得知识。有思无学,便没有思的材料,只可胡思乱想,也算不得知识。但两者之中,学是思的预备,故更为重要。有学无思,虽然不好,但比有思无学害还少些。所以孔子说,多闻多见,还可算得是"知之次也"。又说: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十五)孔子把学与思两事看得一样重,初看去似乎无弊。所以竟有人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两句来比康德的"感觉无思想是瞎的,思想无感觉是空的"。但是孔子的"学",与康德所说的"感觉"略有不同。孔子的"学"并不是耳目的经验。看他说"多闻,多见而识之"(识通志),"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学于文",哪一句说的是实地的观察经验?墨家分知识为三种:一是亲身的经验,二是推论的知识,三是传受的知识(说详第八篇第二章)。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所以他的弟子中,那几个有豪气的,都不满意于这种学说。那最爽快的子路驳孔子道: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十一)这句话孔子不能驳回,只得骂他一声"佞者"罢了。还有那"堂堂乎"的子张,也说:

  士见危授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十九)这就是后来陆九渊一派重"尊德性"而轻"道问学"的议论了。

  所以我说孔子论知识注重"一以贯之",注重推论,本来很好。只可惜他把"学"字看作读书的学问,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这便是他的流弊了。

  以上说孔子的知识方法。

  "忠恕"虽不完全属于人生哲学,却也可算得是孔门人生哲学的根本方法。《论语》上子贡问可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得的吗?孔子答道: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十五)这就是《大学》的絜矩之道: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这就是《中庸》的忠恕: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这就是孟子说的"善推其所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一)这几条都只说了一个"恕"字。恕字在名学上是推论,在人生哲学一方面,也只是一个"推"字。我与人同是人,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故"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故"所求乎子以事父",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要认定我与人同属的类,--只要认得我 与人的共相,--便自然会推已及人。这是人生哲学上的"一以贯之"。

   上文所说"恕"字只是要认得我与人的"共相"。这个"共相"即是"名"所表示。孔子的人生哲学,是和他的正名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古书上说,楚王失了一把宝弓,左右的人请去寻他。楚王说:"楚人失了,楚人得了,何必去寻呢?"孔子听人说这话,叹息道:

  "何不说‘人失了,人得了?’何必说‘楚人’呢?"这个故事很有道理。凡注重"名"的名学,每每先求那最大的名。"楚人"不如"人"的大,故孔子要楚王爱"人"。故"恕"字《说文》训仁(训仁之字,古文作。后乃与训如之恕字混耳)。《论语》记仲弓问仁,孔子答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句,可见仁与恕的关系。孔门说仁虽是爱人(《论语》十三。《说文》:仁,亲也),却和后来墨家说的"兼爱"不相同。墨家的爱,是"无差等"的爱,孔门的爱,是"有差等"的爱。故说:"亲亲之杀"。看儒家丧服的制度,从三年之丧,一级一级的降到亲尽无服,这便是"亲亲之杀"。这都由于两家的根本观念不同。墨家重在"兼而爱之"的兼字,儒家重在"推恩足以保四海"的推字,故同说爱人,而性质截然不同。

  仁字不但是爱人,还有一个更广的义。今试举《论语》论仁的几条为例。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子曰: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出门如见大宾,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以上十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十三)以上四条,都不止于爱人。细看这几条,可知仁即是做人的道理。

  克己复礼;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都只是如何做人的道理。故都可说是仁。《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七下)孔子的名学注重名的本义,要把理想中标准的本义来改正现在失了原意的事物。例如"政者正也"之类。"仁者人也",只是说仁是理想的人道,做一个人,须要能尽人道。能尽人道,即是仁。后人如朱熹之流,说"仁者无 私心而合天理之谓",乃是宋儒的臆说,不是孔子的本意。蔡孑民《中国伦理学史》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这话甚是。《论语》记子路问成人,孔子答道: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十四)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仁。

  孔子又提出"君子"一个名词,作为人生的模范。"君子",本义为"君之子",乃是阶级社会中贵族一部分的通称。古代"君子"与"小人"对称,君子指士以上的上等社会,小人指士以下的小百姓。试看《国风》、《小雅》所用"君子",与后世小说书中所称"公子"、"相公"有何分别?后来封建制度渐渐破坏,"君子"、"小人"的区别,也渐渐由社会阶级的区别,变为个人品格的区别。孔子所说君子,乃是人格高尚的人,乃是有道德,至少能尽一部分人道的人。故说: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十四)这是说君子虽未必能完全尽人道,但是小人决不是尽人道的人。又说:

  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十四)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十二)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十四)凡此皆可见君子是一种模范的人格。孔子的根本方法,上章已说过,在于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

  上文所说人须尽人道。由此理推去,可说做父须要尽父道,做儿子须要尽子道,做君须要尽君道,做臣须要尽臣道。故《论语》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十二)又《易经·家人卦》说:

  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这是孔子正名主义的应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使家庭社会国家的种种阶级、种种关系,都能"顾名思义",做到理想的标准地步。这个标准地步,就是《大学》上说的"止于至善"。《大学》说: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这是伦常的人生哲学。"伦"字《说文》云:"辈也,一曰道也。"《曲礼》

  注:"伦犹类也。"《论语》"言中伦",包注:"道也,理也。"孟子注:"伦,序也。"人与人之间,有种种天然的,或人为的交互关系。如父子,如兄弟,是天然的关系。如夫妻,如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每种关系便是一"伦"。第一伦有一种标准的情谊行为。如父子之恩,如朋友之信,这便是那一伦的"伦理"。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 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都是伦理 的行为。故《中庸》说:

  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达道"是人所共由的路(参看《论语》十八,子路从而后一章)。因为儒家认定人生总离不了这五条达道,总逃不出之五个大伦,故儒家的人生哲学,只要讲明如何处置这些伦常的道理,只要提出种种伦常的标准伦理。如《左传》所举的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礼运》所举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孟子》所举的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人生哲学。后来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杨子为我,是无君。无父无君,即是禽兽。孟子的意思,其实只是说墨家和杨氏(老庄各家近于杨氏)的人生哲学,或是极端大同主义,或是极端个人主义,都是非伦理的人生哲学。我讲哲学,不用"伦理学"三个字,却称"人生哲学",也只是因为"伦理学"只可 用于儒家的人生哲学,而不可用于别家。

   孔子的人生哲学,不但注重模范的伦理,又还注重行为的动机。《论语》说: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二)这一章乃是孔子人生哲学很重要的学说,可惜旧注家多不曾懂得这一章的真义。"以"字何晏解作"用",说"言视其所行用",极无道理。朱熹解作"为",说"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也无道理,"以"字当作"因"字解。《邶风》:"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左传》昭十三年:"我之不共,鲁故之以。"又《老子》"众人皆有以。"此诸"以"字,皆作因为解。凡"所以"二字连用,"以"字总作因为解。孔子说观察人的行为,须从三个方面下手:第一,看他因为什么要如此做;第二,看他怎么样做,用的什么方法;第三,看这种行为,在做的人身心上发生何种习惯、何种品行(朱熹说第二步为"意之所从来"是把第二步看作第一步了。说第三步道:

  "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却很不错)。第一步是行为的动机,第二步是行为的方法,第三步是行为所发生的品行。这种三面都到的行为论,是极妥善无弊的。只可惜孔子有时把第一步的动机看得很重,所以后来的儒家,便偏向动机一方面,把第二步、第三步都抛弃不顾了。孔子论动机的话,如下举诸例: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二)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二)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四)动机不善,一切孝悌礼乐都只是虚文,没有道德的价值。这话本来 不错(即墨子也不能不认"意"的重要。看《耕柱》篇第四节),但孔子生平,痛恨那班聚敛之臣、斗筲之人的谋利政策,故把义利两桩分得太分明了。他说:

  放于利而行,多怨。(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四)但也却并不是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人。《论语》说: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十四)这岂不是"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政策吗?可见他所反对的利,乃是个人自营的私利。不过他不曾把利字说得明白,《论语》又有"子罕言利"的话,又把义利分作两个绝对相反的物事,故容易被后人误解了。但我以为与其说孔子的人生哲学注重动机,不如说他注重养成道德的品行。后来的儒家只为不能明白这个区别,所以有极端动机的道德论。孔子论行为,分动机、方法、品行三层,已如上文所说。动机与品行都是行为的"内容"。我们论道德,大概分内容和外表两部。譬如我做了一件好事,若单是为了这事结果的利益,或是为了名誉,或是怕惧刑罚笑骂,方才做去做,那都是"外表"的道德。若是因为我觉得理该去做,不得不去做,那便是属于"内容"的道德。内容的道德论,又可分两种:一种偏重动机,认定"天理"(如宋儒中之主张天理人欲论者),或认定"道德的律令"(如康德),有绝对无限的尊严,善的理该去做,恶的理该不去做。一种注重道德的习惯品行,习惯已成,即是品行(习惯,Habit;品行,Character)。有了道德习惯的人,见了善自然去做,见了恶自然不去做。例如良善人家的子弟,受了良善的家庭教育,养成了道德的习惯,自然会得善去恶,不用勉强。

  孔子的人生哲学,依我看来,可算得是注重道德习惯一方面的。他论人性道: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十七)"习"即是上文所说的习惯。孔子说: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九)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十五)这两章意同而辞小异,可见这是孔子常说的话。他说不曾见好德如好色的人,可见他不信好德之心是天然有的。好德之心虽不是天然生就的,却可以培养得成。培养得纯熟了,自然流露。便如好色之心一般,毫无勉强。《大学》上说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便是道德习惯已成时的状态。孔子说: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六) 人能好德恶不善,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便是到了"好之"的地位。道德习惯变成了个人的品行,动容周旋,无不合理,如孔子自己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那便是已到"乐之"的地位了。

  这种道德的习惯,不是用强迫手段可以造成的。须是用种种教育涵养的工夫方能造得成。孔子的正名主义,只是要寓褒贬,别善恶,使人见了善名,自然生爱;见了恶名,自然生恶。人生无论何时何地,都离不了名。故正名是极大的德育利器(参看《荀子·正名》篇及《尹文子·大道》篇)。此外孔子又极注重礼乐。他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十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十七)恭而无礼则劳(有子曰,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八)诗与礼乐都是陶融身心,养成道德习惯的利器。故孔子论政治,也主张用"礼让为国"。又主张使弦歌之声,遍于国中。此外孔子又极注重模范人格的感化。《论语》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十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二)因此他最反对用刑治国。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二)第五篇 孔门弟子《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一卷,记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的姓名年岁甚详。我以为这一篇多不可靠。篇中说:"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话含混可疑。且篇中把澹台灭明、公伯僚都算作孔子的弟子,更可见是后人杂凑成的。况且篇中但详于各人的姓字年岁,却不记各人所传的学说,即使这七十七人都是真的,也毫无价值,算不得哲学史的材料。《孔子家语》所记七十六人,不消说得,是更不可靠了(参看马骕《择史》卷九十五)。所有我们今日若想作一篇"孔门弟子学说考",是极困难的事。我这一章所记,并不求完备,不过略示孔子死后他一门学派的趋势罢了。

  韩非《显学篇》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道藏》本良作梁)之儒,有孙氏(即荀卿)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自从孔子之死到韩非,中间二百多年,先后共有过这八大派的儒家。这八大派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如乐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孙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颜氏、仲良氏今不可考。只有子张和漆雕氏两家是孔子真传的弟子。今试作一表如下:最可怪的是曾子、子夏、子游诸人都不在这八家之内。或者当初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言必称师"(《论语》十九曾子两言"吾闻诸夫子",《礼记·祭义》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故不别立宗派。只有子张和漆雕开与曾子一班人不合,故别成学派。子张与同门不合,《论语》中证据甚多,如: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十九)曾子曰:"堂堂

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十九)子张是陈同甫、陆象山一流的人,瞧不上曾子一般人"战战兢兢"的萎缩气象,故他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十九)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同)又子夏论交道:"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驳他道: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看他这种阔大的气象,可见他不能不和子夏、曾子等人分手,别立宗派。漆雕开一派,"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子·显学篇》)乃是儒家的武侠派,也不配做儒家的正宗(王充《论衡》说漆雕开论性有善有恶,是非性善论)。只可惜子张和漆雕两派的学说如今都不传了,我们如今只能略述孔门正传一派的学说罢。

  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我不能细说各人的学说,且提出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得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得面面都俱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

  孝 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得透切彻圆满。曾子说: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礼记·祭义》) 什么叫做尊亲呢?第一,是增高自己的人格,如《孝经》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第二,是增高父母的人格,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尊亲即是《孝经》的"严父"。《孝经》说: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谓尊严其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什么叫做弗辱呢?第一即是《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祭文》所说"父母全而生子,子全而归之",也是此意。第二,是不敢玷辱父母传与我的人格。这一层曾子说得最好。他说: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亲,敢不敬乎(《祭义》)?

  什么叫做能养呢?孔子说的: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四)这都是精神的养亲之道。不料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造出许多繁文缛礼来,例如《礼记》上说的:

  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纵,笄总,拂髦,冠缕缨,端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大觿,木燧。偪屦著綦。……以适父母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疴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捧盘,长者捧水,请沃盥。

  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内则》)这竟是现今戏台上的台步、脸谱、武场套数,成了刻板文字,便失了孝的真意了。曾子说的三种孝,后人只记得那最下等的一项,只在一个"养"字上做工夫。甚至于一个母亲发了痴心冬天要吃鲜鱼,他儿子便去睡在冰上,冰里面便跳出活鲤鱼来了(《晋书·王祥传》)。这种鬼话,竟有人信以为真,以为孝子应该如此!可见孝的真义久已埋没了。

  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并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 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如《孝经》所说:

  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又如有子说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孔门论仁,最重"亲亲之杀",最重"推恩",故说孝悌是为仁之本。

  后来更进一步,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不说你要做人,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却说你要做孝子,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例如上文所引曾子说的"战陈无勇"、"朋友不信",他不说你要做人,要尽人道,故战陈不可无勇,故交友不可不信;只说你要做一个孝子,故不可如此如此。这个区别,在人生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孔子虽注重个人的伦理关系,但他同时又提出一个"仁"字,要人尽人道,做一个"成人"。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只是仁,只是尽做人的道理。这是"仁"的人生哲学。那"孝"的人生哲学便不同 了。细看《祭义》和《孝经》的学说,简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 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陈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孝经》说天子应该如何,诸侯应该如何,卿大夫应该如何,士庶人应该如何。他并不说你做了天子诸侯或是做了卿大夫士庶人,若不如此做,便不能尽你做人之道。他只说你若要做孝子,非得如此做去,不能尽孝道,不能对得住你的父母。总而言之,你无论在什么地位,无论做什么事,你须要记得这并不是"你"做了天子诸侯等等,乃是"你父母的儿子"做了天子诸侯等等。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 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参看第十篇第一章)。这种 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如《孝经》说:

  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

  难道不事亲的便不能如此吗?又如: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为什么不说为人之道不当恶人、慢人呢?以上说孝的哲学。现在且说"孝的宗教"。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种人生行为的监督,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来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是不很信鬼神的,他的门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墨子常说儒家不信鬼神)。所以孔门不用鬼神来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这种道德的监督似乎总不可少,于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们以为五伦之中父子的亲谊最厚,人人若能时时刻刻想着父母,时时刻刻惟恐对不住父母,便决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为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别种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 鼓励人生行为的效能。如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说:

  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 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祭义》)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曾子便真有这个样子。看他临死时对他的弟子说: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八)这是完全一个宗教家的口气。这种"全受全归"的宗教的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消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汉书·王尊传》说:

  王阳为益州剌史,行部到邛九折阪,叹曰:

  "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

  这就是"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的宗教的流毒了。儒家又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曾子说:

  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十九。孟子也说:"亲丧固所自尽也。")因为儒家把亲丧的时节看得如此重要,故要利用这个时节的心理,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儒家的丧礼,孝子死了父母,"居于倚庐,寝苫枕块,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还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试读《礼记》中《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诸篇,便可略知大概,今不详说。三年之丧,也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其证有三。《墨子·非儒》篇说: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其礼曰:丧父母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是一证。《论语》十七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是二证。《孟子·滕文公》篇记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是三证。至于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

  祭祀乃是补助丧礼的方法。三年之丧虽久,究竟有完了的时候。于是又创为以时祭祀之法,使人时时纪念着父母祖宗。祭祀的精义,《祭义》说得最妙:

  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 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然必有见 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 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祭义》)这一段文字,写祭祀的心理,可谓妙绝。近来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我且请他细读《祭义》篇。但我不说儒家是不深信鬼神的吗?何以又如此深信祭祀呢?原来儒家虽不深信鬼神,却情愿自己造出鬼神来崇拜。例如孔子明说:

  "未知生,焉知死",他却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写尽宗教的心理学。上文所引《祭义》一段,写那祭神的人,斋了三日,每日凝神思念所祭的人,后来自然会"见其所为斋者"。后文写祭之日一段,真是见神见鬼,其实只是《中庸》所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旧是一个"如"字。

  有人问,儒家为什么情愿自己造出鬼神来崇拜呢?我想这里面定有一层苦心。曾子说: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一) 孔子说: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八) 一切丧葬祭祀的礼节,千头万绪,只是"慎终追远"四个字,只是要"民德归厚",只是要"民兴于仁"。

  这是"孝的宗教"。

  礼 我讲孔门弟子的学说,单提出"孝"和"礼"两个观念。孝字很容易讲,礼字却极难讲。今试问人"什么叫做礼?"几乎没有一人能下一个完全满意的界说。有许多西洋的"中国学家"也都承认中文的礼字在西洋文字竟没有相当的译名。我现在且先从字义下手。《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按礼字从示从豊,最初本义完全是宗教的仪节,正译当为"宗教"。《说文》所谓"所以事神致福", 即是此意。《虞书》"有能典朕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 ,马注:

  这是礼的本义。后来礼字范围渐大,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九礼"(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的名目。这都是处世接人慎终追远的仪文,范围已广,不限于宗教一部分,竟包括一切社会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行为的规矩。如今所传《仪礼》十七篇及《礼记》中专记礼文仪节的一部分,都是这一类。礼字的广义,还不止于此。《礼运》篇说:

  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坊记》篇说: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这种"礼"的范围更大了。礼是"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所以为民坊",这都含有政治法律的性质。大概古代社会把习惯风俗看作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故"礼"字广义颇含有法律的性质。

   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其中却有一些分别。第一,礼偏重积极的规矩,法篇偏重消极的禁制:礼教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法教人什么事是不许做的,做了是要受罚的。第二,违法的有刑罚的处分,违礼的至多不过受"君子"的讥评,社会的笑骂,却不受刑罚的处分。第三,礼与法施行的区域不同。《礼记》说:刑不上大夫。

  "礼不下庶人,"礼是为上级社会设的,法是为下等社会设的。礼与法虽有这三种区别,但根本上同为个人社会一切行为的裁制力。因此我们可说礼是人民的一种"坊"(亦作防)。《大戴礼记·礼察》篇说(《小戴礼记·经解》篇与此几全同):

  孔子曰(凡大小戴记所称"孔子曰"、"子曰"都不大可靠):君子之道,譬犹防欤。夫礼之塞乱之所从生也。犹防之塞水之所从来也。……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礼众矣。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 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这一段说礼字最好。礼只教人依礼而行,养成道德的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徙善远罪"。故礼只是防恶于未然的裁制力。譬如人天天讲究运动卫生,使疾病不生,是防病于未然的方法。等到病已上身,再对症吃药,便是医病于已然之后了。礼是卫生书,法是医药书。儒家深信这个意思,故把一切合于道理,可以做作行为标准,可以 养成道德习惯,可以增进社会治安的规矩,都称为礼。这是最广义 的"礼",不但不限于宗教一部分,并且不限于习惯风俗。《乐记》说:

   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礼运》说:

  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 以义起也。

  这是把礼和理和义看作一事,凡合于道理之正,事理之宜的,都可建立为礼的一部分。这是"礼"字进化的最后一级。"礼"的观念凡经过三个时期:第一,最初的本义是宗教的仪节。第二,礼是一切习惯风俗所承认的规矩。第三,礼是合于义理可以做行为模范的规矩,可以随时改良变换,不限于旧俗古礼。

  以上说礼字的意义。以下说礼的作用,也分三层说:

  第一,礼是规定伦理名分的 上篇说过孔门的人生哲学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他的根本观念只是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这种种伦常关系的名分区别,都规定在"礼"里面。礼的第一个作用,只是家庭社会国家的组织法(组织法旧译宪法)。《坊记》说:

  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哀公问》说:

  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

  这是礼的重要作用。朝聘的拜跪上下,乡饮酒和士相见的揖让进退,丧服制度的等差,祭礼的昭穆祧迁,都只是要分辨家庭社会一切伦理的等差次第。第二,礼是节制人情的 《礼运》说此意最好:

  圣人耐(通能字)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辟,晓喻也),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慈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人的情欲本是可善可恶的,但情欲须要有个节制;若没有节制,便要生出许多流弊。七情之中,欲恶更为重要,欲恶无节,一切争夺相杀都起于此。儒家向来不主张无欲(宋儒始有去人欲之说),但主"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子游说:

  有直道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郑注,犹当为摇,声之误也),犹斯舞(今本此下有"舞斯愠"三字,今依陆德明《释文》删去)。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郑注,辟,拊心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檀弓》)。

  《乐记》也说:

  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生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

  这两节说"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说得最透切彻。檀弓又说: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这话虽然不错,但儒家把这种思想推于极端,把许多性情上的事都要依刻板的礼节去做。《檀弓》有一条绝好的例: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这两个"习于礼"的圣门弟子,争论这一点小节,好像是什么极大关系的事,圣门书上居然记下来,以为美谈!怪不得那"堂堂乎"的子张要说"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路是子张一流人,故也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第三,礼是涵养性情,养成道德习惯的 以上所说两种作用--规定伦理名分,节制情欲--只是要造成一种礼义的空气,使人生日用,从孩童到老大,无一事不受礼义的裁制,使人"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这便是养成的道德习惯。平常的人,非有特别意外的原因,不至于杀人放火,奸淫偷盗,都只为社会中已有了这种平常道德的空气,所以不知不觉的也会不犯这种罪恶。这便是道德习惯的好处。儒家知道要增进人类道德的习惯,必须先造成一种更浓厚的礼义空气,故他们极推重礼乐的节文。

   《檀弓》中有个周丰说道:

  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

  墟墓之间,有哀的空气;宗庙之中,有敬的空气。儒家重礼乐,本是极合于宗教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的。只可惜儒家把这一种观念也推行到极端,故后来竟至注意服饰拜跪,种种小节,便把礼的真义反失掉了。《孔子家语》说:

  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袭慢,非性矜庄,服使然也。介胄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然也。"这话未尝无理,但他可不知道后世那些披麻带戴孝,拿着哭丧杖的人何尝一定有哀痛之心?他又哪里知道如今那些听着枪声就跑的将军兵大爷何尝不穿着军衣带着文虎章?还是《论语》里面的孔子说得好: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去,钟鼓云乎哉?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

  "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结论 以上说孔门弟子的学说完了。我这一章所用的材料,颇不用我平日的严格主义,故于大小戴《礼记》及《孝经》里采取最多(所用《孔子家语》一段,不过借作陪衬,并非信此书有史料价值)。这也有两种不得已的理由:第一,孔门弟子的著作已荡然无存,故不得不从《戴记》及《孝经》等书里面采取一些勉强可用的材料。第二,这几种书虽然不很可靠,但里面所记的材料,大概可以代表"孔门正传"一派学说的大旨。这是我对于本章材料问题的声明。

  总观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不能不有一种感慨。孔子那样的精神魄力,富于历史的观念,又富于文学美术的观念,删《诗》、《书》,订《礼》、《乐》,真是一个气象阔大的人物。不料他的及门弟子那么多人里面,竟不曾有什么人真正能发挥光大他的哲学,极其所成就,不过在一个"孝"字一个"礼"字上,做了一些补绽的工夫。这也可算得孔子的大不幸了。孔子死后两三代里竟不曾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直到孟轲、荀卿,儒家方才有两派有价值的新哲学出现。这是后话,另有专篇。

  

下载APP看小说 不要钱!
(←快捷键) 上一章 返回目录 (快捷键→)

类似 《中国哲学史》 的 公版经典 类小说:

游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下载畅读书城

下载APP 天天领福利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