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小凡做的电子书〓〓

　　经过几年的努力，《马可·波罗游记》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马可·波罗游记》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马可·波罗游记》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 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 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 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 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 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

　　（本文作者：杨志玖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 ）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 on Marco 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 Vanchu 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 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然其行事与《游记》何无一不合者也？”这本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然而束先生因基本同意张先生的枢密副史说，最后仍以波罗书记载有误的推测（此系张说）而未追究下去〔6〕。

　　张氏此文，在当时颇有影响。法国人沙海昂（即将颇节本《游记》转为新法文者）读后，即译为法文，并在当年（1922）10月在北京观象台为之作宣传讲演〔7〕，表明二人看法相同。1926 年出版的李思纯《元史学》，有《补马可波罗传略》，也说马可于“1277年，遂拜枢密副使”。但《蒙兀儿史记》作者屠寄（1856—1921）在其书卷一一七《马可保罗传》中则反对此说，他在该卷夹注中引证《元史·阿合马传》后说：“西人之稍读元史者，妄谓此副使孛罗即马可保罗，徒以孛罗二字与保罗音近耳，实则副枢孛罗必是蒙兀种人而非马可，故《马可游记》旧本不载其事，明嘉靖间（1522—1566）西人续得《马可游记足本》始知之，并谓或马可不愿当世知之，故先不传播。钱念劬《旧潜记》疑之，寄以为定是西人附会之说。”屠氏此说远在张星烺补传之前，当系针对亨利·玉尔《导言》之说，此据该文最后夹注有“英人尤氏（即玉尔——引者）云”可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否定马可波罗为枢密副使的第一人。他译波罗为“保罗”而不用“孛罗”，免与《元史》中名孛罗者相混，颇有见识。虽然他仅从种族不同而推断，未举出更多论据，但首倡之功亦不可没。

　　此后，法国东方学者伯希和在1927与1928年合刊的《通报》（刊物名，荷兰出版）上，发表了《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一文，批评了沙海昂沿袭颇节“枢密副使说”之误。他提出，英人巴克尔（Parker）在1904年曾说1277年的孛罗不得为马可波罗，他自己也曾引剌失德丁（Rashu-d-Din ）的《蒙古史》（即今汉译《史集》——引者）的一段，证明中国史书所志参加阿合马案件的孛罗，也不是可马波罗〔8〕。冯承钧在所译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上册《序》中说：“考《元史》，至元七年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至元十二年以大司农、御史中丞孛罗为御史大夫；至元十四年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记载此孛罗拜官始末甚详，则不得为至元九年（按，应为至元十二年即1275年——引者）初至上都之波罗，彰彰明矣。”他说：“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为马哥孛罗。”此注作于1935年2月20日。

　　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4份刊载了岑仲勉先生的《蒙古史札记》，其第八篇为《枢密副使孛罗》一文，针对张星烺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的讨论。首先提出三点疑问：1.张氏将孛罗一家自威尼斯至大都时间之三年半强缩为一年余，与事实不合，疑点一；2.张氏缩短行程时间目的在证实马可父子于至元十年（1273）到中国并参加炮攻襄阳之役，但该役在至元十年正月，马可父子即令能到，行装甫卸，何能立即献炮法攻城，此其二；3.张氏谓马可在扬州当任达鲁花赤或宣慰使，如马可曾为枢密副使，则其出任扬州官员为降职，何以获元世祖宠遇者竟左迁外秩？且其治理扬州年代亦难以确定，疑点三。岑氏更进一步就枢密副使孛罗的仕官经历与马可入华年代不合，孛罗所任职务（如宣徽使、侍仪司等）非入华不久之马可所能胜任等问题展开评述，否定了马可为枢密副使说〔9〕。

　　至于《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已有人对其生平经历作了详尽的考证。余大钧教授在《蒙古朵儿边氏孛罗事辑》长文中指出，孛罗是蒙古朵儿边部人，生年约在1246年左右，1283年（至元二十年）夏，孛罗奉旨出使波斯伊利汗国，于1284年末或1285年初到达，从此一去不返，于1313年4月去世〔10〕。可见此人与马可波罗毫不相干。

　　（2）扬州总管说马可波罗讲到扬州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又说他“曾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11〕。他在扬州任何官职，我国史书及扬州方志均无记载。映堂居士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中说，博罗玛格（这是按中国习惯以姓冠名前的译法）“曾为扬州总管”，这是在我国提出扬州总管说的第一人。此后，屠寄在所著《蒙兀儿史记·马可保罗传》中也说：“（至元）十四年（1277）……时宋已平，特授扬州路总管，在职四年。”再后，在冯译《行纪》的《叙言》（第9页）及第15章（注一，第35页）都说马可波罗曾被任为扬州总管，但在同书第143章《扬州城》一节的正文和附注中（见中册第542～543页），却未提总管二字。

　　扬州总管说外，尚有扬州宣慰使（张译《游记导言》第100页）、都督（李季译本第226页）、总督（张译《游记》第288页，陈译本第168页）等说。这些译文都值得推敲。

　　笔者认为，总管、都督、总督等都是汉译者用的官名，与马可波罗实际在扬州担任的职位都不相干。

　　马可波罗讲到扬州城时，说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所以大可汗的十二总督之一驻在这城里”。又说马哥孛罗“曾亲受大可汗的命令治理这城三年之久”（见张译本第288页）。这是把扬州作为一个行省的省会而说的，扬州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为江淮行省的治所。在元代，行省的长官称平章政事，这用欧洲文字表达不出来，只能译为Gouverneur或Gouverneur général（法文），Governor general（英文），颇节、沙海昂的法文本和玉尔的英文本就是这样译的。这两种外文再译成汉语，则可译为总管、总督或都督。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本无可指责。但在元代，行省以下的路，恰好有总管一职，因此，马可波罗便由西方人理解的行省长官变为中国人理解的扬州路总管了。总之，所谓马可波罗任扬州总管一说，只是文字翻译的偶合或巧合，以致误假成真。从马可书中的记述，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12〕。至于总督、都督，其意与总管同，元代行省并无其官，可不具论。

　　关于扬州宣慰使一说，是张星烺先生译亨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的话，似乎玉尔认为马可曾任扬州宣慰使。其实，这又是张先生的汉译问题。查玉尔的原文是：“At one time we　know　tha the held for three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he　great　city　of Yang-chau”，直译可作：“他曾治理扬州大城三年”，直译则为“尝为扬州宣慰使三年”，与原文相差甚远。其原因可能是，他认定《元史》上的枢密副使孛罗即马可波罗，又认为此孛罗曾任过宣慰使。在其《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文中，他引《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丙申朔……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条后说：“此人后升御史大夫、宣慰使、枢密副使。”又引同书卷九：“至元十四年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慰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证明马可波罗曾任宣慰使，而宣慰使是地方机构宣慰司的首长。这看起来没有错，可惜他引的《元史》版本错了。据百衲本洪武版《元史》及中华书局标点本《元史》，至元十四年二月此条不作“宣慰使”，而作“宣徽使”，这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御史大夫孛罗是在中央任官，不可能兼地方官〔13〕。李思纯《元史学·补马可波罗传略》沿袭张说，谓“明年（1280年），出任淮东道宣慰使”，盖因宣慰司系分道设置，扬州置者称淮东道（《元史·百官志》七）。

　　实际上，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任职，还难确定。亨利·玉尔曾指出，有一种《游记》版本说马可波罗“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三年”，未提任职。伯希和则认为，马可波罗所任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所担任的职务，也应当是有关盐务的官员〔14〕。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无从证实。马可波罗在扬州任职以及他在华17年间任职问题，还是一个悬案。近年来，已有一位学者对此提出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3）斡脱商人说　 1992年，蔡美彪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上发表《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一文，在考察了马可波罗在华的“语言与观念”后，他就马可的“地位与身份”作了详细的探索和分析，推断马可波罗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论据如下：

　　1.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他是否担任行政官员或使臣的记述模糊含混，难以置信。书中只说他被称为阁下（Messer或译先生），而无任何官名和职衔。元朝出使使臣必须持有朝廷授予的牌符（牌子），马可经行中国各地却从未提被授牌子，不可能是正式使臣。他提到出使过哈剌章（云南）和印度，俱未言及执行任何行政使命，而只记当地风俗物产、贸易情况（前地）和采珠方法及宝石（后地）。既无牌符，又无奉使记录，表明他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身份，最多不过是随员。其扬州任职可疑，有版本说他居住此城三年，伯希和推测他是盐务官员，并无实证。可能他以商人身份参予过扬州的商务管理。

　　2.《游记》记述中国情况涉及方面很多，但不象旅行家那样去描述名山大川景色和文物古迹，也不象一名官员那样去记述行政事务和官场纷争，而是以极大兴趣记录各地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表明他具有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在中国从事商业的实际经历。书中较多涉及的珍珠、宝石、香料、盐业等等，都是元代色目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可能也是波罗一家经营过的行业。马可不懂汉语，与汉族文士和色目文人无交往，他所交往的是商人和商务官员，因而他所记述的某些历史事件，往往确有其事而不尽相合。

　　3.波罗一家本是威尼斯富商，他们在华17年之久，并无奉使或任职记录，当是继续经商。回国时带回大批珍宝，成为“百万富翁”，表明他在中国经商致富。若只是旅行家、传教士或一般官员，不可能积累如此巨额财富。他书中记载中国麝香的出产，还带回麝鹿的一副头骨和脚骨，在威尼斯还因麝香贸易纠纷上诉，而贩运香料是元代色目商人经营的行业。

　　据此，作者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是一名色目商人，《游记》只讲各地见闻而很少讲其本人事迹，中国文献中不见有关他的记事，可能与此有关。作者进一步指出，波罗一家虽是色目商人，但非一般色目商人，而是色目商人中的“斡脱商人”。斡脱是突厥语Ortoq译音，意为“伴当”、“伙计”，或直译为“商贾”。他们是官商，是“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因而与一般色目商人有所不同。《游记》中提到的“奉使”，大约就是受忽必烈的接见和委付，为皇室做生意的人而非正式的使臣。从这个意义来理解，马可的“奉使”不应全出于虚构。

　　笔者认为，此文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的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游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一个新思路、新见解，是马可波罗研究上的一个突破。不管读者赞成与否，就文章本身而论，可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二）马可波罗懂不懂汉语？

　　马可波罗一家在中国住了17年，他懂不懂汉语？《游记》说，马可波罗到中国不久，“已经知道四种语言，同他们的字母，他们的写法”（张译本第15页）。法国学者颇节认为这四种语言是汉语（文）、维吾尔语、八思巴蒙语和阿拉伯——波斯语。但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亨利·考狄（戈耳迭）在为《游记》作注时却对其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玉尔认为马可既不懂汉语，也不识汉文。我国学者邵循正先生就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交游而论说：“他交游往还的都是西域人，蒙古人很少，汉人怕是简直没有”，“《游记》中从未提到一个汉人朋友的名字……以他《游记》来判断他的语言知识，我们敢说他简直不懂汉语，蒙古语也很有限，他比较有把握的就是波斯语（包括波斯语中习用的大食语字）”〔15〕。笔者则从元代社会情势的考察说明这一问题：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它虽然利用了一些汉人帮助其统治，但也利用了不少色目人（或称西域人），这些人的地位远在汉人之上。成吉思汗曾借用维吾尔字母拼写蒙古语文，元世祖时又用西藏僧人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汉人官僚子弟入学，在各官府机构中普遍设置翻译人员。因此，汉语文在当时的官场上并不是必要的。现存元代政书《元典章》及元代碑文，其汉文多俚俗难解，即因是由蒙文直译或硬译而来。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时，有人上奏：“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可见汉文在当时不被重视。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怎能要求马可波罗懂汉语和汉字呢？

　　（三）几个年代问题

　　（1）马可波罗的离华年代　波罗一家何年离开中国， 此前中外学者认为在1292年初。笔者于五十余年前在《永乐大典》卷19418 “站”字韵中所引元朝的《经世大典·站赤》中发现一段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的政府公文，是份请示当年三月所派兀鲁*[角+“得”右]、阿必失呵、火者三人往阿鲁浑大王（即波斯伊利汗国王）处的随员应如何供应口粮事的呈文，这三个人正是《游记》中所记波罗一家随从到波斯去的那三位使臣（见冯译本第37页，张译本第18页）。笔者据此并参证其它文献，推断马可波罗一家离开中国的年代当在1291年初而不是1292年初，此说已得到中外学者的赞同〔16〕。

　　（2）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不管马可波罗在扬州任官与否，但他在扬州居留三年还是被承认的。这三年起迄时间，注释家说法不一，我国学者彭海根据《游记》所述，结合元代情况，作了具体论证：第一，从《游记》所述扬州有“二十七个城市附属于它”和扬州“被选为十二省城之一”来看，可能是1282年至1284年的扬州；第二，从马可波罗说他治理扬州三年之久来看，可能是1282年元世祖颁定“内外官以三年为考”以后的事；第三，从扬州“用纸币”来看，是1280年江淮行省颁发元钞规定以后的事；第四，从马可波罗说从瓜州“由河湖”运粮食到汗八里（大都）一事来看，应是1285年组织海运以前的漕运。作者在对以上诸条作了分析后认为“1282年至1285年（至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期间”，马可波罗“在扬州一带活动是可信的”〔17〕。

　　（3）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离华抵波斯及被俘的年代日期这三个年代日期是杭州大学黄时鉴教授在《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般认为，马可波罗随同其父、叔离开威尼斯的时间在1271年，这固无问题，但在这一年的什么时候，有人认为在11月，黄教授推算了具体旅程，并参考了穆尔与伯希和的考证，认为应在1271年夏季离开威尼斯，最后在这年的11月正式奉教皇格里哥利第十之命从阿迦启程东来。

　　黄文在承认杨志玖考订的波罗一家离华年代在1291年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算了他们到达波斯的日期，改正了杨志玖推算的波罗一家于1293年七八月间见到波斯的合赞汗说法，认为应在该年的四五月间，并将其行程日期列举为：

　　1291年1月，离中国泉州港。

　　1291年4月，抵苏门答腊，在此停留五个月。

　　1291年9月，离苏门答腊。

　　1293年二三月间，抵波斯忽里模子港。

　　1293年四五月间，在阿八哈耳见合赞汗。

　　此前，先到帖必力思附近某地见乞合都。

　　波罗一家1295年回抵威尼斯不久，遇到与西岸城邦热那亚的一场海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同狱友鲁思梯切罗合作，口述其经历，由后者笔录。长期以来，不少作者认为马可被俘在1298年9月8日的战斗中。但各种主要《游记》抄本仅仅提到马可波罗1298年在狱中完成他的书，而据玉尔所引史事，这次战斗中被俘的威尼斯人入狱的时间是10月16日的中午，如果马可在此次被俘，他在这年余下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否可能完成他的作品？黄教授根据玉尔《导言》中引述的与马可同时代人所记资料，该资料记有在1296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场海战中马可波罗被俘事，认为这条史料可信，而玉尔则以此次战争与1294年的战争都在同一地点（剌牙思），认为即是1294年的同一战争而不采用；穆尔和伯希和的英译《寰宇记》“导言”（第34页）已同意1296年说，黄文也肯定马可被俘之年为1296年。此外黄教授还重译了这条资料，纠正了张星烺先生在汉译《导言》（第193页第7行至10行）中的误译〔18〕。这对于订正年代、澄清事实，都有裨益。

　　（4）在中国的旅程及年代除了以上几个年代外，马可波罗在中国的17年间，所到地区很多，其旅程及年代也应该弄清。对此，南京大学陈得芝教授在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中作了详尽考证。

　　1.出使云南的年代和旅程　《游记》说，马可波罗第一次出使是从汗八里（大都）到哈剌章（云南），行程凡六月。途经京兆府（今西安市）时，马可说该地的领主是大汗之子忙哥剌；到达哈剌章后，马可说该地之王是大汗之子（一本作孙）也先帖木儿。陈教授据《元史·赵炳传》及其它元代资料，知忙哥剌死于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似乎马可在此前已抵京兆府；但据《元史·诸王表》及《张立道传》，也先帖木儿于至元十七年（1280）始袭封云南王，马可不会在此年前到达云南，这就与1278年到京兆府说矛盾，因为从大都到云南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何需从京兆府到云南竟用一年甚至二年之久。陈教授认为这是《元史·世祖纪》和《诸王表》误记安西王忙哥剌的死期（至元十七年）所致。据《元史·商挺传》，忙哥剌死后，其妃使商挺请命于朝，以子阿难答嗣，元世祖以阿难答年少，未习祖宗之训，让商挺代行王相府事。到至元十七年六月，罢王相府，复立陕蜀行省，史家遂误把安西王忙哥剌之死一并记在此时。陈文结论说：“总之，波罗出使云南的时间不会早于至元十七年，当他路过京兆时，虽然忙哥剌已死，但王妃和王相府还在当政，而嗣王名声又不显，所以他只知道在当地声望很高的前王之名，以为忙哥剌还在世。”根据推论，波罗经过京兆的时间大约在至元十七年六月之前不久〔19〕。这一考证甚为精当，不仅纠正了《元史》关于忙哥剌死期之误，对沙海昂在《行纪·京兆府城》（注四）中所谓“按，忙哥剌离西安时在1277年（至元十四年），然则可以藉知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在此年前后”（冯译《行纪》中册第434页），也是纠误。

　　2.奉使各地——任职扬州和到杭州视察岁课　据《游记》，阿合马被刺事件前后，即至元十九年（1282）三四月间，波罗正在大都。陈教授估计，马可波罗命驾南行并在扬州任职居住三年，应在至元十九年夏以后。在叙述并考察了南行路线之后，认定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上限不得早于至元十九年夏，下限大致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陈教授同意伯希和所说波罗担任盐务机关官员的推断，并认为波罗所说他曾到杭州（行在）“视察”岁课，至少是检校盐课，并非虚言，时间可能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至于到镇江时间当在至元十八年（1281）之后的几年，应是赴杭州公干途中路过其地的。

　　3.出使印度和离华时间陈文把波罗出使印度时间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1287～1289），根据是，《游记》说，当他出使印度归来时，恰逢伊利汗三使者，他们护送未来王妃阔阔真去波斯，而陆路不通，见波罗熟于海路，遂邀与俱行，拟由海路去波斯，得大汗准许。据《经世大典·站赤》，诏旨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发下，则波罗与使者相遇必在此时之前。他从印度回航需利用西南信风，则应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的夏秋之间；其去印度需利用东北信风，时间不能迟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或更早，故作者定在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作者同意波罗一家离华时间为1291年春，他说，波罗一家与伊利汗三使臣及其随员护送阔阔真王妃，“大约是1290年春夏之交从大都南下，到泉州后，等候信风启航西行的”。

　　作者最后附有马可波罗奉使在华路线图并说明，兹录其说明如下：

　　1.奉使云南（1280—1281）

　　2.扬州任职，杭州检校岁课（1282—1287）

　　3.奉使印度（1287—1289）

　　4.回国（1290—1291）

　　作者还对马可波罗所经历的地名作了一些勘同，本文将在下节中引述（请见1996年第2期）。

　　注释：

　　〔1〕见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读书》1982年第10期。二文俱收入1983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一书中，该书尚有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等文，可参看。

　　〔2〕见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

　　〔3〕见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 《中国史研究》1959年第2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

　　〔4〕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5〕见穆尔（A.C.Moule）：THE MURDER OF ACMAT BAILO， 原刊英国亚洲皇家学会会报华北分会1927年上海版，收入其《行在及其它马可波罗注释》（QUINSAI WITH OTHER NOTES ON MARCO POLO）论集第79～88页。（Bailo，邵循正先生认为即女真语的“孛极烈”、 满洲语的“贝勒”，见前引邵文）；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第10 ～11页ACMT①条，第236页CENCHU 条，第870页VANCHU 条。

　　〔6〕张星烺之作先发表于《地学杂志》1922年第1至4期，后收入其《马哥孛罗游记导言》。束世澂文发表在《史地学报》1923 年第2卷7期。张见束文后又作《答束世澂君〈中国史书上之马哥波罗质疑〉》（载《史地学报》1924年第3卷3期）一文，仍坚持《游记》本身有错误之说。

　　〔7〕见上引《答束世澂君》文。

　　〔8〕伯希和文由冯承钧译出，先刊布于其《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34年版第83～99页；后收入其《马可波罗行纪》下册，1936年版《附录》第849～865页。

　　〔9〕按，岑氏所评张氏论点，多引自张氏另一专著《马哥孛罗》，故文字上与张所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略有不同。

　　〔10〕见《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9～199 页。

　　〔11〕见张译本第288页，冯译本中册第542页基本相同。

　　〔12〕参看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中的（二）《马可波罗是否做过扬州总管？》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 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 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 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 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 疑Amu 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 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 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 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　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 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 〕。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 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 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 Saianfu 应是 Yangiu （扬州）之误， 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 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 “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 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 outcome 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 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 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 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 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 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 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 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

　　笔者五十多年前，在上述《永乐大典·站赤》中找到一条资料，足以证实与马可波罗有直接关联，虽然未提马可波罗之名。该资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角加碍]、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　已支分例；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永乐大典》卷19418，第15页下）

　　这段资料和《游记》所说波斯王阿鲁浑（Argon）派遣三位使臣Oulatai（兀鲁*[角加碍]）、Apousca（阿必失呵）、Coja （火者）向中国皇帝求婚，得Cocachin（阔阔真）姑娘，三使者请波罗一家从海道伴彼等同行一章完全一样。公文主要是江淮行省平章沙不丁向中央请示三使者的随员的口粮供应问题，当然不会提到波罗一家，连阔阔真这一女主角也不提，更不论波罗这一小人物了。但波罗记这三使臣的名字与《站赤》所记完全一致，又和他们一家离开中国的机缘完全对口，无疑他们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或次年初离开中国的，证以西域史料（如《史集》）亦完全相合。笔者为此写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向达师对此文的评价是：“这一发现证明两点：一、马可所记他们陪同波斯阿鲁浑汗使者是事实，元代官书可以证明。虽然《站赤》中没有提到马可诸人，但是波斯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所记完全一致，这就够了。二、阿难答的奏章是一二九○年的阴历八月，提到本年阴历三月的事，请示圣旨。这说明马可诸人离开中国应该是一二九○年阴历年底或一二九一年阴历年初，为《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年月问题提出了极其可靠的证据。这也就是替《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但“真实性”问题并未就此解决。 1966 年德国学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79年美国学者海格尔（John W.Haeger）、 1982年英国学者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先后发表文章，对马可是否到过中国或只到中国北方而未到南方等论点提出个人看法。他们的论据不外这几点：1.中国史籍中找不到一件关于马可波罗的可供参证的资料；2.书中未提到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如茶叶、汉字、印刷术等；3.有些记载夸大失实或错误，如冒充献炮攻襄阳，蒙古皇室谱系错误等；4.有些地名用波斯名，可能是从波斯文的《导游手册》抄来的……。对此，笔者曾一一为之辩解〔6〕。

　　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可能未见到或未重视笔者在《站赤》中发现的那份资料，因而提出了第一条的诘难。但有位中国教授虽看到笔者的论文，却仍然相信外国学者、特别是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的克鲁纳斯的那篇文章。1988年，王育民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第4期上刊出《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伪问题》一文， 针对笔者对《站赤》那段公文的解释提出质疑，要点是：（1 ）《站赤》所记兀鲁*[角加碍]等三使者为大汗所遣，而《行纪》则谓为阿鲁浑大王所遣，两书所记迥异，如何解释？（2 ）《史集》（波斯文蒙古史—引者）记合赞汗与阔阔真成婚而对马可一家只字未提，有悖常理。（3 ）忽必烈大汗为阿鲁浑大王选妃是朝野尽知的盛事，马可无论在中国或波斯，都可能由传闻而得悉，“也可能作为这次船队的一员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机遇”。《站赤》所记并不能确切表明马可一家与此事有任何直接联系。杨文断言《站赤》所记“只能证明马可波罗的记载是真实的”，论据不够充分。对王教授这一论点及其它看法，笔者在《再论马可波罗书的真伪问题》一文中作了申辩〔7〕。

　　直到近年，仍有一位西方学者坚持马可波罗未到过中国一说，其人即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弗朗西丝·伍德博士（Frances Wood）。据说，她将在1995年即“传说的”马可波罗从中国返回威尼斯的 700周年纪念时，推出她的新著，认定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笔者未见其书，只是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94年10月1日英文版和北京《青年参考》1994年10月28 日摘译的《南华早报》《马可波罗没来过中国？》得知梗概的。《南华早报》该文是大维·瓦伦（David Wallen）自伦敦发出的，她指责马可未提中国妇女缠足，连同其它与怀疑论者多半雷同。她提到中国学者曾从中国和阿拉伯（应为波斯——引者）文献中指出马可波罗曾护送一蒙古公主从海道航行的事实，但指出官方史籍并未提及马可之名，因而相信此事是马可波罗从旁处听说的，这倒和王育民教授所见相同了。

　　笔者发现，对马可波罗书研究有素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外国学者，如英国的亨利玉尔和穆尔，法国的亨利考狄和伯希和，意大利的奥勒斯吉（L.Olschki，曾著《马可波罗的亚洲》一书），美国的柯立夫（F. W.Cleaves）等人，都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虽然也指出了书中的缺陷。在信息灵通的西方世界，为什么偏有些人置这些研究成果而不顾，独树一帜，大唱反调呢？当然，学术研究，贵在独立思考和百家争鸣，真理愈辩愈明。在相互商榷和争辩中，必将进一步推动马可波罗学的研究。

　　三、几本介绍与研究马可波罗的书

　　和研究、介绍《游记》的论文相比，介绍、研究这一课题的专著相应少些，但也有十几种，篇幅都不大。兹介绍几种较好的如下：

　　1.张星烺：《马哥孛罗》，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81 页，约48600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带研究性的专书。此前， 张氏已将玉尔、考狄本译注《游记》译出一部分，故对《游记》内容颇为熟稔。全书四章：《马哥孛罗传》（9节）；《马哥孛罗游记本书》（4节）；《游记之内容》（4节）；《书中关于中国之记载》（3节）。前二章多采自玉尔、考狄本《游记·导言》，其第一章第五节《入仕中国》则沿用其枢密副使及扬州达鲁花赤或宣慰使说，已被否定。第三章介绍全书内容，清晰概括，兼抒己见。第四章虽只三节，但第一节统计《游记》所记元代名人，甚有功力和特色。其结论谓孛罗所记名人，帝王以外，几尽武人，文臣仅阿合马一人，遂“深以为马哥在元廷入仕，为武职也”。仍是为其枢密副使说找佐证。笔者认为，武人之多，当与其喜谈战争有关，因战争故事情节最能吸引听众也。第二节为《所记元代史事》，用《元史》及地方志注解书中所记九件大事，亦大致不差。第三节《所见中国文明及由马哥孛罗之记载比较当时中西文明》，就《游记》所载元代情况归纳为《国家富强》、《政治善良》、《交通便捷》、《宗教道德》、《通行钞币》、《建筑美丽》六项，皆据实直书，不尚矜夸，以见元代文明在当时欧洲人之上。他说：“吾人处今日积弱多乱之中国，常闻有自暴自弃之言，谓中国为半开化之国，人种为劣等人类，永不能与欧美人竞争也。读《马哥孛罗游记》能使吾人兴奋，不甘自暴自弃也。”其爱国情怀，跃然纸上，令人钦敬。

　　2.余士雄：《中世纪大旅行家马可·波罗》，1988年7 月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71页，156千字。余氏研究《马可波罗游记》多年，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论文集，从百余篇文章中选出有代表性的论文37篇，汇萃难以搜寻、有价值的论文为一编，甚便应用，因而对此学科的研究行情知之较熟。书分八章：一、马可波罗赴中国的前奏（3节）；二、马可波罗旅行中国的始末（4节）；三、马可波罗所记元初中国的状况（12节）；四、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历史名城（9节）；五、《马可波罗游记》的外文版本（5节）；六、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中文译著（4节）；七、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8节）；八、《马可波罗游记》对后世的影响（5节），其中并附有图片、地图、 书影等多幅。网罗各家成说，参以个人新见，体系宏大，内容丰赡，用力甚勤，颇有特色。虽偶有疏失〔如第139 页已提及邵循正教授《〈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而第24页，记阿合马事件时仍指责波罗“王著（实为‘万户’译音），张库（实为‘千户’译音，见本文第一题末段所述）”之误〕，但小瑕不掩大瑜，本书不失为初学者入门的向导。

　　3.王苗、石宝琇等：《追踪一页历史——重走马可·孛罗进入中国的道路》，1993年8月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16开本，116页。这是一部图文并茂、以彩图为主的书。1991年，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的记者们想要追寻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足迹，在仔细阅读了《游记》并咨询了有关人士后，他们从帕米尔高原的红其拉甫山口出发，穿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河北，到达北京。沿途对照冯译《行纪》，拍摄当地山川景色，采访民族风情，将所见所闻编成此书。卷首以《马可·孛罗是否到过中国？》为题，叙述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结果，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能否启程的关键，并附一《马可·孛罗进入中国路线示意图》，用两种颜色表示马可行程路线与此次行程路线。下分十章：一、帕米尔高原起步；二、喀什人海涌商潮；三、于阗古道载歌载舞；四、塔克拉玛干大朝圣；五、柴达木戈壁苍茫路；六、河西千里十日行；七、西夏故土纵横；八、居延古城孤立大漠中；九、鄂尔多斯大汗长眠地；十、星夜兼程进元都。每章卷首摘引冯译《行记》与本章有关的记载，正文则述今日该地与《行记》所述异同，而以大量篇幅描述当地见闻及风土人情、遗闻轶事，配以多幅彩照，读来如亲历其境，饶有趣味，也增加了不少知识。可谓一本别开生面的、读《游记》的生动的辅助教材。此前，他们已将此行所获资料在其《中国旅游》杂志1993年7月号157期上作为“大特辑”刊出，次月，即作为专书出版，并将卷首长文重新修订，想见此书之受社会欢迎。

　　四、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

　　当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的同人们完成他们的追踪任务到达终点站北京时，正值马可波罗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隆重召开，时间是1991年10月6日到9日。他们躬逢其盛，欣然参加。

　　会议由北京中国国际文化书院、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疆自治区社科联联合举办。到会的有意大利、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的国际友人，我国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扬州、泉州、厦门、大连、成都、新疆等地学者50余人。意大利学者人数最多，近20名，多为大学教授，其中引人注目的有马可波罗的后裔波罗·帕多莱基亚教授，长相颇似《游记》中的马可画像，还有热心中意友好事业、被称为“小马可波罗”的记者、作家威尼斯人马达罗。前者以其祖先曾亲临中国的业绩感到自豪，并表达了对中国壮丽山河、风土人情的向往，愿继承发扬其祖先所开拓的意中人民的友好情谊。后者做了一个题目很长的报告：《百万：关于人类友谊和团结的一个特殊事例如何导致一个关于普通贪婪的事例》。《百万》是《游记》的名称之一。全文大意是，马可波罗怀着友好、真诚和尊崇的心情写出了一个伟大、勤劳、文化发达、高度文明的民族，想不到在15世纪后却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贪欲，他们为了寻求黄金，征服、破坏了美洲高度文明的玛雅和阿兹台克两个王国。他说：“历史是‘若干事例’的奇异综合，每个事例对其他事例是独立的，但所有事例都是严格关联和相互影响的。马可波罗的事例和所有其他事例是一样的。”这一辩证的看法很有见地，虽然他并未对《游记》作任何考证和阐发。其他意大利学者的论文有《马可波罗访华后中国和东方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马可波罗和中国法律》、《马可波罗时代在华的意大利人》等。

　　中国学者各就其研究领域或所在地区的特点写出论文。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章研究员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新疆行程实地考察与相关问题的研究》，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张宁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大都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定平的《从马可波罗到利马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萨那的《马可波罗对哥伦布航行美洲的影响》，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副教授孙光圻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文明》，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副研究员蒋华的《〈马可波罗行纪〉与饮食文化交流》，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吴献中与扬州市社科联副主席韦培春合作的《从扬州地方志印证马可波罗在扬州的踪迹》，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分社李建平副编审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扬州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集美航海学院高级工程师陈延杭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写刺桐的几个问题之探讨》等。此外，中国工运学院教授余士雄的《马可波罗研究中几个问题评述》和江苏高等商业专科学校研究员朱江的《从〈马可波罗行纪〉联想到的三点》则是对《游记》研究有素的专文。另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世松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桥》和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讲师龙达瑞的《〈马可波罗行纪〉与十三世纪的印度宗教》则是过去很少触及的课题。上海教育学院讲师顾卫民的《中国的马可波罗研究》提供了这门课题的研究信息。已在国内刊物发表的有蔡美彪的《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前），黄时鉴的《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41～145页）， 此文的副标题是《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文章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成了某些学者判断他未曾到过中国的主要论据之一，从研究方法而言，这样的论证不能成立。在详细考察了茶传入吐蕃、回鹘、中亚地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历史后，文章继续说，在蒙古兴起后的一段时期内，蒙古人也还未饮茶。元世祖在1268、1275年已榷买四川和江南之茶，1276年在常湖等处设置茶园都提举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但并无资料表明，在13世纪60～70年代， 蒙古人和回回人已普遍饮茶。 马可波罗来华（1275—1291），他若一直生活在蒙古人和回回人中间，那就可能得不到茶的信息。“所以，他未有记茶是合乎情理的”。笔者在会上提出《再论马可书的真伪问题》草稿，当在《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刊出时，即引黄教授此文作为附注（见该刊76页注〔2〕）。

　　这次会议的召开，适在马可波罗从泉州出发离开中国的700 周年后，其意义值得重视。这是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马可波罗国际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召开的全国性的马可波罗学术会议。它不仅沟通了国际间的学术信息交流，也联络了我国和外国学者的感情和友谊，它又是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学研究的大检阅，这是百年未有的盛举！它必将推动我国马可波罗学的研究和进展。

　　注释：

　　〔1〕两文皆刊于当时的《地学杂志》上，第2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80～446页。

　　〔2〕原刊于《真知学报》1942年第2卷4期， 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63～379页。

　　〔3〕原刊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107～126页。

　　〔4〕刊于《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57～362页。该文所引《游记》系穆尔与伯希和本，即统称为《寰宇记》。

　　〔5 〕见玉尔与考狄：《马可波罗阁下关于东方诸国奇异之书》（简称《马可波罗游记》），1929年第3版，第2卷154页注〔1〕。

　　〔6〕参见《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原刊于《南开学报》1982 年第6期；《马可波罗与中国》，原刊于《环球》1982年第10期， 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论》及《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

　　〔7〕见《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第二节是对王文的答辩；第一节是对西方怀疑论者的概括性评论，要点是：在马可波罗前后到达蒙古的西方传教士、使臣、商人不少，其名也未见于中国记载；马可未提到的事物，上述诸人的书中也多未提及；说马可书抄自波斯的《导游手册》，但未举出何处抄自《手册》，论者并未见到《手册》，只是揣测之辞。

　　马可波罗所记的乃颜之乱考释

　　（本文作者：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李治安）

　　乃颜之乱，是元世祖后期东部蒙古诸王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叛。大汗忽必烈曾亲自率领数十万大军征讨并平息了这次反叛。当时，马可波罗恰好滞留于中国境内。十年后，在口述而成的天下奇书《寰宇记》中，马可波罗对乃颜叛乱，曾以六七千言的的篇幅予以详细记录和描述。与国内外其他史籍记载相比，马可波罗《寰宇记》避免了局部片段描述和失载较多等缺陷，所记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准确，价值相当高。它为人们弄清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有趣和不可多得的史料依据。兹撮其要点，对照相关的汉文及波斯文记载，试作考释和阐发。

　　（一）关于乃颜反叛缘起和忽必烈调集军队

　　关于乃颜的身世和反叛缘起，《寰宇记》说：“……这里有一位乃颜，是忽必烈汗的叔父，年幼时候他承嗣做许多地方与省域的君主和主人。所以他能够聚集四十万的骑兵。他的祖先以前曾为大可汗的陪臣，所以他也是大可汗的臣属。但是如我所说，他是一个少年，只有三十岁，即见自己是诸域之王，同时能聚集四十万的骑兵，所以他就宣布说，他将不再为大可汗之陪臣。在他能做到的范围之内，他将委实禠夺他的君位。所以乃颜遣使到海都处。因为海都是一位大而有力的君主。他是大可汗的侄子，但是他也反抗大可汗，并十分痛恨他。乃颜告诉他，叫他起兵从一方面攻大可汗，目的在夺取他的领土和君位。他自己从另一方面同时进攻。海都回复说，他是十二分的愿意，并且允许准备人马，在指定的时候，预备进攻大可汗” .多数学者认为，乃颜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玄孙，失儿不海或阿术鲁之子 .乃颜和忽必烈的确是叔侄关系，但他比起成吉思汗嫡孙的忽必烈，至少低一辈。忽必烈应是叔叔，乃颜才是侄子。马可波罗显然是把二者孰叔孰侄的关系弄颠倒了。作为来华的意大利人，知道二者是叔侄关系已经不容易了，出现这样的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祖辈年齿幼和如今辈分低的缘故，有关乃颜“少年”，“只有三十岁”的说法，倒是合乎逻辑的。王恽《东征诗》曰：“远接强弩末，近　乳臭婴” ，亦可为证。至于乃颜与海都相互勾结，两面夹攻大汗忽必烈，穆尔、伯希和英译本转引VB本还云：“……乃颜和海都定下了会合的日子，并且同意尽可能秘密地准备，聚集骑兵和步兵进攻大汗。他们同意在一个确定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对大汗的土地进行突然袭击。这样，乃颜聚集了四十万骑兵，在指定的时间来到指定地点，等待海都” .拉施特《史集》也可以引以为证。该书说：“斡赤那颜之孙、塔察儿那颜之后王乃颜那颜及移相哥阿合之某后王与其他宗王谋叛于合罕，并曾前往与海都及笃哇结合” .可见，马可波罗此项记述不仅较为详细，而且基本属实。对乃颜反叛的原因，拉施特《史集》未曾明言。穆尔、伯希和英译本除了说乃颜因实力强大而傲慢，不愿臣属于大汗外，又言其“害怕大汗夺走他的权力”。后一种说法是持之有故的。世祖朝中期以后元廷与乃颜等东道诸王有关领民和属地权益的争夺，越来越激烈。《元史？世祖本纪十》所载：忽必烈至元二十二年十月强行调发乃颜、胜纳合儿两投下鹰房采金等户充当造船工役，就是大汗削夺其权力的具体措施。马可波罗还说，忽必烈成为大汗（君主）以后，只亲征过一次，即是1286年的征讨乃颜。征讨结束后，忽必烈11月返回汗八里（大都） .按，忽必烈登上汗位后，亲征实际有两次，第一次是中统元年（1260年）亲自征讨同母弟阿里不哥，第二次即征讨乃颜。马可波罗本人自1275年到1291年在华滞留十七年间，亲身经历过的只有后一次征讨乃颜。马可波罗仅记载后一次而漏记前一次，虽然是个遗憾，但可以从反面证明：后一次征讨乃颜，是他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另，乃颜之乱及平定的时间，不是1286年，应为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这当是马可波罗单凭头脑记忆而发生的年次错误。至于忽必烈十一月返回汗八里的说法，这里说的十一月估计是西历，相当于农历十月。以西历记忆在华期间所发生事件的月份，似乎成了马可波罗的思维定式 .《元史世祖本纪》缺载忽必烈回大都的具体时间，仅言农历八月乙丑还上都。平时，忽必烈每年两都巡幸，回到大都的时间，通常是农历八月到十月之间。因乃颜之乱尚未完全平息，八月忽必烈回到上都以后再停留两个月，就近继续部署用兵事宜，也是必要的。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西历十一月返回汗八里之说，大抵可信。在谈到忽必烈汗调集军队准备征讨时，马可波罗说：“当大可汗听到这个消息，他一点也不心惊，仍旧象以往的聪明和勇敢，去准备他的人马。他宣誓说，假若他不能得胜而去处死那两个不忠的叛逆，他将不要再戴皇冠或去保守他的领土了。于是他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因此使他们不得而知他的计划。同时他立刻命令那些住在距汗八里十天路程以内的居民，要赶快聚在一起。你们要知道，他在二十二天里头，把一切准备好了。做得极其秘密，除去御前会议的人以外，竟没有一人知道他的工作。他聚集了不下三十六万骑兵和十万步兵。他召集如此小的兵力，因为他只召集了他身边左右军队的原故。他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势力浩大，全都在很远处去从戎，目的在征服各方……他召集的这三十六万骑兵不过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 .关于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汉文史料中没有正面记载，但《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言，至元二十四年四月“是月，诸王乃颜反”；五月壬寅“帝自将征乃颜，发上都”。 五月壬寅，即农历五月十二。而本纪中载“乃颜反”的“是月”之前日期为甲戌，此甲戌即四月十四。也就是说，忽必烈得知乃颜反叛的时间大约是四月十四以后。由此到忽必烈发兵上都的农历五月十二，恰恰是二十多天。所以，马可波罗有关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的记载，是信实而弥足珍贵的。马可波罗还提到，知晓忽必烈秘密调军备战工作的，唯有“御前会议”的与会人员。“御前会议”，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作privy council.蒙元帝国没有正规的御前会议，与其相类似的倒有元世祖以降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臣及部分亲近宿卫士参加的御前奏闻会议。元朝时期，重大军国事务大都由这一御前奏闻会议决定。此次征讨叛王乃颜，当然不例外。另，英文privy council一词，在英国即为英王御用顾问机关枢密院，元朝时期也有“节制调度”军队的枢密院。穆尔和伯希和英文译本中的privy council，亦可译作“枢密院”。尽管有上述译义的差别，马可波罗有关“御前会议”或“枢密院”与闻秘密调兵的说法，完全符合元朝的制度，故也是可信的。马可波罗本人不太可能亲自参加这类“御前会议” 或“枢密院”，以上秘密调军备战的情况，估计也是事后从某些与会人员处听到的。对忽必烈征讨乃颜之前那段调军备战的记载，远远详于汉文史书，又可以从侧面说明所载大多是马可波罗直接的见闻和体验，当时马可波罗本人或许就在大汗驻跸之地元上都。忽必烈所调军队多达四十六万的数字，虽有一定的夸张 ，但所调军队来自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多数“是他的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的说法，同样能够得到一些汉文史料的印证。忽必烈调集的首先是忙兀、兀鲁兀、札剌儿、弘吉剌、亦乞列思五投下军团。史称，忙兀部博罗欢主动向忽必烈请缨东征，忽必烈“赐介胄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诸侯兵以行” .这里的“五诸侯兵”，即五投下军团。除忙兀部军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率所部脱怜千户、不只儿等征乃颜屡立战功；兀鲁兀部的庆童“亦在军，虽病犹力战”。亦乞列思部忽怜、脱别台、札剌儿部硕德等也在出征之列 .按照博罗欢的说法，五投下的领地与民户，略多于乃颜等东道诸王，“惟征五诸侯兵”，足可以对付乃颜。此言虽有些过头，但五投下军团充任征乃颜的主力之一，是毋庸置疑的。翌年三月，亦乞列思、兀鲁兀、札剌亦儿等部探马赤军又奉命自懿州东征 .此探马赤军尽管是由上述五投下所抽调兵士混编的军团，但也在五投下军范围内。五投下军团的驻牧地，弘吉剌部以应昌路为中心，亦乞列思部以宁昌县为中心，札剌儿部、忙兀部和兀鲁兀部，则在辽阳行省西南部大宁路等处的草原地带。应昌路在上都东北三百里处，其他四投下的驻牧地也在距上都十日路程的范围内。所以，五投下军团大抵能归入大汗“身边左右军队”。其次是诸卫汉军及怯薛军团。元初，汉军组成的侍卫亲军主要是左、右、中三卫，将领则以董文炳、李伯祐最为著名。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选平宋汉军精锐等增置前、后二卫，合为五卫侍卫亲军。董文炳之子董士选、董士秀相继担任前卫都指挥使。乃颜反叛后，忽必烈接受伯颜的建议，命董士选和李庭“将诸卫汉军，从帝亲征”。此“诸卫汉军”，有的场合又称作“汉人诸军”。当时在上都和大都附近驻戍的“汉人诸军”，大抵是五卫侍卫亲军。所以，“诸卫汉军”和“汉人诸军”，名异而实同。包括前卫在内的五卫侍卫亲军，估计都抽调精锐参与了从征乃颜。这也符合侍卫亲军“掌宿卫扈从……国有大事，则调度之”的职司 .另一名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庆端也奉忽必烈“特敕”，率所部东宫侍卫军扈从征乃颜。王庆端年逾六十，“遇敌则披坚执锐，摧锋陷阵，驻跸则环车为垒，以备非常” .此时的“诸卫汉军”及将领并不一定都是汉人，阿速人玉哇失就以前卫亲军都指挥使率所部阿速军充当征乃颜的先锋 .另，史书中虽未见到大汗怯薛军团从征乃颜的正面记载，怯薛宿卫士扈从亲征的却不乏见。如木华黎后裔脱脱以“直宿卫”，率家奴数十人从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七月十六日，忽必烈车驾抵达合剌合河之际所颁的圣旨，仍然标有“安童怯薛第一日”的字样 .表明四怯薛军团是依照旧例扈从忽必烈亲征乃颜的。以上“诸卫汉军”和怯薛军团，似乎都可以归入大汗“放鹰人或是左右侍人”、“身边左右军队”之列。忽必烈“急速置放卫队在那些通乃颜与海都的关口上”之情节，亦能在汉文史籍中觅见相关的记载。《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枢密句容武毅王》说，乃颜反叛后，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土土哈曾率所部为先锋，“急驱七昼夜，渡秃兀剌河”，抵达孛怯岭。秃兀剌河及孛怯岭的方位，均在哈剌和林的东北。尤其是孛怯岭仅距和林不足二百公里，恰恰是乃颜与海都之间的交通要冲和山岭险峻之处。马可波罗言其为“关口”，并无大错。稍有差异的是，土土哈之举并非奉忽必烈命令行事，而是“临事制宜”。其直接目的又是对付乃颜同党也不干的反叛，还在该地大败也不干。尽管有这些差异，土土哈所率钦察卫亲军的确发挥了切断乃颜与海都交通联系的实际作用。至于大汗未曾调动的“其余军队共十二军”，主要用于驻守“契丹和蛮子境里各省”。 这里的“十二军”，似乎具体指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前元帝国在漠北、辽阳以外的地区所设的十多个行省及不隶属于行省的宣慰司都元帅府。例如江淮行省、福建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征东行省等。这时的行省及宣慰司都元帅府除了掌管民政和财政，已兼管兵戎，它们都相当于一个个军区。马可波罗所记的“十二军”，大体勾勒了世祖朝中期十余个大军区分戍的梗概。

　　（二）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

　　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激战，《寰宇记》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他命令他的占星家预卜他是否能够克服他的敌人，或是他比敌人占优势地位。他们告诉他，他定能把敌人自由处置。所以大可汗率领全队人马前进，经过二十天，到达一个大平原，乃颜和他的四十万骑军已经在那里住扎了……大可汗在四个象背上所负的小楼中，站在小山上，左右围以弓弩手。旌旗飘扬在他上面，旗上有日月形象，高插空中，所以各方面都能看见。这四只象都盖以极厚的熟牛皮，牛皮上面又盖着丝和金制的布。他的军队排列成三十队。每一队有一万人，全都带着弓箭。大可汗分自己的兵力为三组，两翼展开极长……在每队前面，有五百带弓和短矛的步兵……每当骑兵冲锋时，那步兵就跳到靠他最近的马的臀上，坐在骑兵的后面，两人共同前进。当马停止时，他们跳下马来，用他们的长矛去戮杀敌人的马……大汗确然如此排列他的人马成许多分队，去包围乃颜的营塞，要和他去决斗……以后就可以看到和听到许多乐器声音作起来（特别是那二弦的乐器，有最愉快的声音）也能听到许多喇叭的吹声，和许多高唱。因为你们必须知道鞑靼人的风俗如此……当他们已经摆布和排列成队伍，在去打仗以前，他们一定要等待领袖的鑵鼓声……当双方都预备充足后，大可汗的鑵鼓开始发出声来了。先在右翼，后到左翼。鑵鼓的声音开始发作，所有阻滞即刻停止，他们用弓箭、长矛、鎚矛和长枪（后者是很少的），冲上去厮杀。但是步兵都有强弩和许多其他武器……这战争开始，是非常残暴和凶猛。现在就可以看见箭的飞射，空中全充满了，好似雨的下降。现在又可以看到骑士和马倒在地上死了……奋勇战斗从早到午……最后，大汗得胜了。当乃颜和他的战士看到自己方面将不能再久支持了，于是他们开始逃遁。但是这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因为乃颜已被捉了。所有他的达官和臣民带着所有武器，全来投降大汗了” .无独有偶，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在汉文史籍中也留下了同类记载。《松雪斋集》卷九《故昭文馆大学士资德大夫遥受中书右丞商议通政院事领太史院事靳公墓志铭》载，大名靳德进善占筮，以奉议大夫秘书监随从忽必烈征伐乃颜，“揆度日时，占候风云，刻期制胜”。“刻期制胜”，就是预测卜算战争胜负的意思。《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又云：“精于占候”的司天台提点岳铉，也奉命从征乃颜。全军的“屯行日时，营垒止作，乘机邀利”，都需要秉岳铉之命行事。与乃祖成吉思汗一样，忽必烈对占星家甚为迷信。元初，刘秉忠之所以受到忽必烈特殊信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占卜推步等方面的技能。岳铉就是刘秉忠举荐给忽必烈的。忽必烈让占星家预卜征乃颜战争胜负，不仅可以得到汉文史籍的有力印证，也符合忽必烈迷信占星术的习惯。以上与乃颜军队激战的许多情节，几乎和汉文及波斯文史籍如出一辙。如忽必烈乘象舆亲征，前揭《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忽必烈汗“亲御象舆以督战，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没料到“乃颜悉力攻象舆”。拉施特《史集》也说：“他（忽必烈）尽管关节酸痛，年老力衰，仍然坐在象背的轿子里出发了”。如忽必烈立于小山之上，《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载：“至元二十四年，（脱脱）从征乃颜，帝驻跸于山巅，旌旗蔽野”。 拉施特《史集》又说：“当接近了合罕军队溃逃的地方以后，载着轿子的象被赶到一个山丘顶上”。 如阵前飞箭如雨，《侨吴集》卷一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岳铉第二行状》云：“锋既交，两阵矢急射，几蔽天”。《元史？董士选传》也说：“乃颜军飞矢及乘舆前”。王恽亦有“嚣纷任使前，万矢飞搀枪”的诗句。如战争残酷和阵亡甚多，王恽诗又云：“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　。《元史？玉昔帖木儿传》则有“僵尸覆野”之说。又如两军阵前擂鼓为进攻号令，《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云：“鼓未作，候者报有隙可乘，脱脱即擐甲率家奴数十人疾驰击之”。《元史》卷一六九《贾昔剌传》载：“敌军千人，鼓譟以进”。 拉施特《史集》说：“擂起了大鼓……合罕的军队就去追赶他们” .王恽诗也曰：“我师静而俟，衔枚听鼙声” .有关马可波罗把阵前奏乐歌唱说成“鞑靼人的风俗”，我们注意到，《蒙古秘史》所描述的早期蒙古人的大小战争中，尚未见到阵前奏乐的事例。然而，阵前奏乐却见于世祖朝中叶的元军战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元帅张献武王》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崖山之战中，张弘范在总攻前夕“下令曰：”……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这里的宋人，包括张世杰麾下的”淮兵“，张世杰本人又曾是汉世侯张柔的旧部 .既然连张世杰及其”淮兵“都不知奏乐为何意，所以肯定不是汉人军队风俗。阵前奏乐为蒙古人风俗之说，不无道理。关于骑兵、步兵联合作战，汉文记载又能和《寰宇记》相互补充、印证，共同揭示忽必烈对乃颜叛军作战方略所发生的变化。据说，忽必烈征调的蒙古骑兵并不算少，完全有力量用骑兵与乃颜叛军决一雌雄。但蒙古将校或与叛军相亲匿，”立马相向语，辄释仗不战，逡巡退却“。忽必烈对此深为忧虑。于是，采纳江南名士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以示死斗“的建议。忽必烈还把叶李的计谋宣谕将帅，命令他们认真实施 .史称李庭自请以汉军二万便宜破敌，未被忽必烈批准，后又奉命与玉昔帖木儿所将蒙古军”并进“ .后者估计就是叶李”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军断其后“的具体落实。《寰宇记》所讲的骑兵、步兵的巧妙配合，也应本于叶李的建议。只是记述的更为详细、生动和有趣。需要解释的是，叶李所献蒙、汉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之策，与金朝中期常采用的”以步兵当先，精骑两翼之“的战术 ，极为相似。所以，伯颜奏准李庭、董士选”得以汉法战“ ，也应该包括这种骑兵、步兵联合作战的方式。关于忽必烈与乃颜叛军决战地点，《寰宇记》笼统地说，是在一大平原上。张泰湘等认为在撒儿都鲁 .伯希和也说，撒儿都鲁是双方作战的”主要战役“ .白寿彝《中国通史》则言决战地点在不里古都伯塔哈 .笔者以为，综合马可波罗《寰宇记》和汉文史籍等记载，这场决战应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理由有三：第一，撒儿都鲁之战，先为元朝方面的都万户阇里铁木儿与乃颜部将黄海作战，后又是”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引起的战事。参加后一场战事的元朝军队，主要是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李庭曾带伤引十壮士使用火炮夜袭敌营，董士选则”出步卒横击之“，充当前锋的前卫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玉哇失又率所部阿速军奉命出击。《世祖本纪》所言”遣前军败之“ ，即谓前卫侍卫亲军的此项战绩。王恽《东征诗》中”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顷断兵接，天地为震惊“，当谓撒儿都鲁之战。概言之，撒儿都鲁之战，为忽必烈此番亲征中第一次规模较大的遭遇战，因其对忽必烈乘舆造成一时的威胁，故本纪中记载稍详。尽管如此，撒儿都鲁之战并非决战。第二，《寰宇记》说，忽必烈与乃颜军队的决战，是由突袭并包围位于大平原上的乃颜斡耳朵帐殿拉开序幕的。这里讲的两个情节很重要：一是决战战场地处平原，二是该地设有叛王乃颜的斡耳朵帐殿。据姚大力考订，注入贝尔湖的哈剌河（今哈拉哈河）流域坐落着乃颜的失剌斡耳朵，此处也是塔察儿领地的中心。其东不远处的大兴安岭西麓，即是后来乃颜屯兵的不里古都伯塔哈（义为鹰山） .哈剌河流域虽然海拔较高，但地势平坦。此地符合既为平原（严格地说，应是地势较平坦的高原），又有乃颜帐殿两个条件。元军先在失剌斡耳朵一带突袭成功，又追击至不里古都伯塔哈，才取得决战的胜利。故决战战场应由哈剌河流域失剌斡耳朵一带和大兴安岭西麓的不里古都伯塔哈组成。《元史》《洪福源传》和《玉哇失传》载：至元二十四年六月洪万扈从忽必烈 ”至乃颜之地，奉旨留蒙古、女真、汉军镇哈剌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追至不里古都伯塔哈之地，乃颜兵号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可以为证。王恽诗所云：”臣牢最忾敌，奋击不留行。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长驱抵牙帐，巢穴已自倾。彼狡不自缚，鼠窜逃余生。太傅（引者注：即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方穷追，适与叛卒迎。选锋不信宿，逆颈縻长缨……“也较完整地描述了双方在哈剌河附近的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激战的情景。”卯乌温都“，蒙古语谓”歹山“，具体方位暂无考。从王恽诗的叙述次序看，”卯乌温都“似为哈剌河流域的一座小山包，大体位于失剌斡耳朵以西。决战似乎自该地开始，然后向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延伸。而在自早到午白昼作战，激战之后乃颜军队放弃失剌斡耳朵逃遁等情节上，王恽《东征诗》和《寰宇记》的记述，惊人的一致。第三，如果说撒儿都鲁之战元朝方面投入的兵力只限于李庭、董士选及玉哇失所率的”诸卫汉军“的话，那么在哈剌河失剌斡耳朵和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中所投入的军队，就将蒙古军主力包括在内了。《元史？李庭传》说，在击败进逼忽必烈乘舆的塔不带后，李庭及其所率”诸卫汉军“，是奉命”与月儿鲁蒙古军并进“的。前揭《寰宇记》中骑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又可以看作对蒙古军、汉军”并进“的诠释。《洪福源传》中”至失剌斡耳朵，从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儿讨乃颜“，也是同样的意思。月儿鲁即太傅、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他在征讨乃颜中充当蒙古军”总戎“统帅 .这就意味着元朝方面把全部蒙古军主力连同”诸卫汉军“均投入这场决战中了。兵力投入最多，也是决战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关于决战的时间，马可波罗说，在出发后的二十天。依照《世祖本纪》的记录，这场决战应在忽必烈”车驾驻（干大利）〔于失剌〕斡鲁朵之地“的六月乙亥（十六日）之前。六月乙亥距上都出发之日是三十三天。如此看来，马可波罗的说法有误。然而，笔者推算，自上都启程到撒儿都鲁之地，恰恰用了二十天。马可波罗记述的，只是忽必烈亲征首次作战的时间。显然，马可波罗把撒儿都鲁之战与哈剌河失剌斡耳朵、不里古都伯塔哈一带的决战混在一起记述，未作分辨。不过，他的二十天之说，就撒儿都鲁之战而言，又是信实的。关于《寰宇记》所载处死乃颜方式及其基督教信仰，姚大力已作了详细而精审的考订 .需要补充的是，据拉施特《史集》记载，成吉思汗之侄按只吉歹所封三千户蒙古军队中的相当部分是乃蛮人 .而在蒙古建国前，乃蛮人信奉的就是聂思脱里教。按只吉歹之子哈丹又恰恰积极参与了乃颜叛乱。鉴于此，马可波罗有关乃颜曾受洗礼，他的部众也多为基督徒等说法，大体可以相信。

　　（三） 关于忽必烈奖赏有功将士和牌符赐予晋升

　　《寰宇记》还谈到忽必烈奖赏平叛作战有功将士、牌符赐予和晋升等。这段平定乃颜之乱论功行赏的描述，对了解元帝国相关典制，也颇有参考价值。“至于那些有功于战争的人，统领百人的将官升为千人的领袖，统领千人的将官升为万人的领袖。如此类推，按照他们的等次，他赏给他们银杯和权威牌，好的盾甲，美丽的金银，珍珠和贵重宝石做的宝饰，以及马匹。还有，你们必须知道，百人的统领，有一个银牌，千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或镀银牌，万人的领袖，有一个金牌。牌上雕狮头。我将告诉你们那些牌的重量。那些统领百人或千人的牌重一百二十撒基。那些有狮头的重二百二十撒基。在所有的牌上全刻一道训令，说：”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我更要告诉你们，那些得有奖牌的，也有一定的委任状。在那上面，他们各等级的责任，全记载下来……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有三百撒基重的金牌一个。刻着如我上面告诉你们的字。在这些字的下面有一个狮子像。在狮子上面绘着日月形。另外，他们有他们的委任状，载明他们的号令和权力。此外，那些有尊荣牌子的人，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每当坐时，他们必定坐在一个银制的椅子上。大可汗并给这些人一个一个有鹰的牌子。这种牌子他给各达官可以使他们有着全权，甚至于如他自己一般。那些有了这样一个牌子的官，就可以要求任何一个大王的全军做为自己身护卫队。还有，假若有一个这样的达官要派遣一个人去传递消息，他可以随意借用一个国王的马去做这件事。我说‘一个国王的马’的意思，你们可以知道，就是他能够用任何人的马”。在汉文史籍中，忽必烈赏赐与乃颜作战有功人员的记载也比较多。如《元文类》卷五九《平章政事蒙古公神道碑》说：“陈金银器延春阁，召东征诸侯王及公（博罗欢）至，将分赐之”。《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载：忽怜征乃颜功勋显著，“赐金一铤、银五铤”。 《元史》卷一三二《玉哇失传》云：“玉哇失陷阵力战……帝嘉其功，赐金带、只孙、钱币甚厚”。洪万也受到白金五十两、甲一袭等奖赏；塔出获赐的又有黄金、珠玑、锦衣、弓矢、鞍勒 .以上赏赐诸物几乎可以和马可波罗的说法逐条对应。有功将士的加官晋爵，事例颇多。洪君祥加辅国上将军，洪万授龙虎卫上将军、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李庭“以功加龙虎上将军，遥授中书省左丞”；弘吉剌部帖木儿以功封济宁郡王 .比较起来，马可波罗百户升千户，千户升万户的说法，与上述事例稍有出入。但是，后面“如此类推”四字很重要。表明马可波罗讲的主要是由低到高的此类晋升秩序。而蒙元军队和军官的基本层级就是万户、千户、百户。作为旅华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能够记住这种官秩秩序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不应苛求他能够弄清和牢记诸如辅国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行省右丞等复杂官名。对这些复杂官名，恐怕当时元帝国治下的庶民百姓也不容易搞清楚。另外，弘吉剌部万户帖木儿在受封济宁郡王的同时，还得赐“白伞盖以宠之” .这与马可波罗说的“每当骑马出门时，必定打着小伞在他们头上，以示他们的大权力”，几乎完全契合，如出一辙。按，贵族官宦骑马遮以伞盖，始于北魏。北齐以后，开始有了翟尾扇伞、青朱里、青伞碧里之类的等差。后世士庶多用青色伞盖 .至于“白伞盖”，估计出自蒙古人尚白的习俗。就是说，《寰宇记》和《元史？特薛禅传》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共同昭示元代贵族官宦使用伞盖，多由皇帝赐予，此俗虽因袭中原古制，但又渗入了蒙古尚白之风。《寰宇记》对军官牌符制度的叙述，详尽而有意义，也可以和汉文相关史料参照印证。赵珙《蒙鞑备录》言，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官员已开始使用牌符，“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斗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稍后，《黑鞑事略》徐霆疏也说：“鞑人止有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是证在蒙古四大汗时期已经实行了牌符三等级制度。另据《元史？兵志一》等，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朝廷“更定虎符”，在此前后确定“万户佩金虎符，符趺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 .这种万户、千户、百户递次使用金虎符、金符、银符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毫无二致。然而，详细比较，《元史？兵志》与《寰宇记》又有两点差异：一是《元史？兵志》讲到金虎符“首为明珠”及三珠、二珠、一珠等第，《寰宇记》仅言“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的金牌重量，高出一般万户长八十撒基。二是《元史？兵志》称“万户佩金虎符”，《寰宇记》则云狮头金牌。第一点差异，出于马可波罗没有完全弄清蒙古万户金虎符三等第的详细情况。第二点差异又是由不同民族间语言翻译或假借中的讹误所造成的。马可波罗虽然寓居中国十七年，但他不懂汉语，对蒙古语也所知无多，通晓的只是元朝官方之一波斯语。古波斯语中，sir一词既指狮，又指虎。当时来华的波斯人已依中国老虎数量多且为百兽之王的习惯，一般训sir一词作虎。可马可波罗却没有入乡随俗，依然将sir一词训作狮。这样他就把虎头牌误称作狮头牌了 .马可波罗所记牌符上的“训令”，也与汉文史料和某些文物上的镌刻，大同小异，十分接近。《蒙鞑备录》所载“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和“天赐成吉思汗圣旨疾”等语，和前引“巍巍上帝和深仁的能力，他赐福给我们的皇帝，向大汗名字祝福。并叫那些违反他的，将被处死和消灭”的训令，意思大体一致。我们注意到，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均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如违，要罪过者”。俄国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快银质金字长牌，牌面上的八思巴蒙古字又均是“在永恒的天的力量下，皇帝的名字是神圣的；若谁不从要问罪，以至死罪” .又，郑思肖《大义略叙》云：“受伪爵人，腰插金牌，长尺余，阔三寸，番书伪爵姓名，凿识牌上。双虎头金牌爵为重，小爵则授银牌” .据此，叶尼塞州米奴辛斯克和纽克斯克出土的两块银质金字长牌，颇像是表示军官的等级的牌符。托木斯克州巴卡塔尔斯克出土和兰州博物馆所藏的两块铁质银字圆牌，则像是驿站使臣用牌符。而这两种牌符上所镌刻的文字与马可波罗所记训令，惊人的相似。《寰宇记》还说，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两次离华前夕曾获得三枚驿站用的金牌圣旨 .或许马可波罗还在西域友人的帮助下，熟知并牢记牌面上训令的字句内容了。概言之，马可波罗有关牌符及训令的记述，丰富了人们对元代上述典制的认识，还可以看作是他到过中国的有力证据 .通常，人们多半会依照《元史？兵志》，以为万户、千户等军官只佩带牌符。《寰宇记》关于牌符之外又持有载明其权力责任的委任状的说法，可以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事实上，元朝时期军官除获授牌符表示基本等级外，还有体现品秩的散官和具体职务授予。后二者无法用牌符表示，只能藉宣、敕等委任状。如完者都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信武将军、管军总管、高邮军达鲁花赤，佩虎符；十六年（1279年）授昭勇大将军，迁管军万户。步鲁合答至元八年（1271年）“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至元二十一年后，赐金虎符，授怀远大将军、云南万户府达鲁花赤。玉哇失先为阿速军千户，若干年后改赐金虎符，进定远大将军、前卫亲军都指挥使 .这里，步鲁合答“制授管军千户，佩金符”的史实，很重要。元制，“由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敕授则中书署牒，宣授则以制命之” .管军千户为正五品，恰在“以制命之”的宣授范围。因此，所谓“制授”，就是宣授。是证万户、千户、百户等军官同样实行“一品至五品为宣授，六品至九品为敕授”的制度，宣命和敕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委任状。《寰宇记》在军官另持委任状方面，可以再次补充汉文史书记载的不足。《寰宇记》提到的“有鹰的牌子”，实际指谓元初驿站用牌符之一海青牌，又称海青符。此牌为圆形，因牌面上铸有海东青鹰的图样而得名。马可波罗称其为“有鹰的牌子”，非常符合它的形体特征。海青牌主要用于使者驰驿通报紧急军情，如中统三年（1262年）平定李璮之乱期间，元廷特意下令“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晋山至望云立海青驿” ，专供持海青牌使者驰报军情。海青牌颁给统领大军的将帅，供其派遣急使使用。一般达官不能享受此种权力。从上下文意思看，马可波罗所言的鹰牌的获赐者，也主要是“那统带十万人的长官或一大军队的领袖”。悬带海青牌的使者可享用取便道，随时更换马匹和供给食粮等待遇。还常常发生“于过往客旅庄农百姓人等处夺要，拽车牵船，骑坐头匹” .需要说明的是，至元七年（1270年）开始，元廷已将原海青牌上的海青图样改铸为八思巴蒙古字，并下令依数倒换 .新式金、银字圆牌大约启用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然至元十八年（ 1281年）仍有使用海青牌的零星记载 .马可波罗在华期间，恰恰是海青牌更换和废止之际。他特意把海青牌这一已经废止的典制记述下来，很可能是出于新奇或对该牌的形制印象较深。

　　（四）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刍议

　　在逐项考订马可波罗有关乃颜之乱的记述之后，这里不妨作一番整体上的评论。

　　综观国内外史籍对乃颜之乱的记载，《元史》本纪和《史集》仅记其大事梗概，其他多半散见于参与平叛作战将士的碑传中，而且或为片言只语，或为侧重于传主事迹的局部性描述。《元史纪事本末》《北方诸王之乱》荟萃纪传相关史料于一篇，也失载较多，很不完整。相形之下，马可波罗的记述不仅篇幅数倍于《元史纪事本末》，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诸如乃颜与海都暗中勾结，忽必烈用占星家预卜胜负，乘象舆亲征，擂鼓为进攻号令，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递次佩狮（虎）头牌、金牌、银牌，鹰牌及白伞盖赏赐使用等等，都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诸如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唯御前会议人员预闻，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乃颜之死及信奉基督教，军官佩牌符外另有委任状等等，又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经考订大抵属实。而在忽必烈与乃颜的叔侄关系，忽必烈仅亲征一次，双方四十万、四十六万的军队数，虎头牌讹作狮头牌等，又是《寰宇记》错误或夸张之处。总之，《寰宇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地方又不十分准确。这也难怪，因为《寰宇记》毕竟不是正规史书，而只是一部旅行记。尽管如此，马可波罗还是提供了乃颜之乱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价值还相当高。《寰宇记》及其对乃颜之乱的记载，绝非道听途说所能完成，其抄自于波斯等地的导游手册的说法也近于荒诞。还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对乃颜之乱记述得如此详尽细致，生动精彩，摈除其渲染夸张的因素，人们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可波罗的确是身临其境而记其事，马可波罗本人极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参与了征乃颜之战。这一点马可波罗虽然在《寰宇记》中没有正面提到，但前述那些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的诸情节，尤其是那些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且经考订大抵属实的情节，都是颇有说服力的见证。另据陈得芝教授的考证，马可波罗奉命到杭州视察岁课时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出使印度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 .这两段奉使活动之间正好有一段空挡，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春夏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谈谈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身份，目前已有枢密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枢密副使说和扬州总管说，经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逐渐予以否定和摒弃。蔡美彪教授的斡脱商人说，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寰宇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见解 .受蔡教授论文的启发，结合《寰宇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笔者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主要理由如下：有元一代的斡脱商人，分属于蒙古诸王等各投下。具体到马可波罗，应是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作为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兼任忽必烈宫廷外围侍从。联想起《寰宇记》对宫廷朝仪、大汗行猎和节庆宴饮，记述甚详，显而易见，马可波罗获取这些信息时利用了宫廷外围侍从的便利条件。前述马可波罗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估计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如果马可波罗未任职宫廷而只是单纯的斡脱商人，他就不太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亲征乃颜，也不可能把汉文史书上载录零散的乃颜之乱及宫廷朝仪、大汗行猎、节庆宴饮等，记述的如此详细逼真。只有其基本身份是宫廷侍从，同时又兼斡脱商人，随从大汗亲征才合乎元廷的典制。此其一。从《寰宇记》的多方面记载看，马可波罗并未进入大汗忽必烈四怯薛番直宿卫的行列，他的身份和角色只能是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宫廷侍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忽必烈藩邸时期已有过王府一般侍从随同他出征的先例。如姚枢应召进入忽必烈藩府，被置于王府“从卫后列”，“惟不直宿”。忽必烈亲征大理时，他也扈从左右 .这里的“后列”，应指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侍从。估计马可波罗的身份大体相当于侍从“后列”。他未曾进入怯薛宿卫士，也能仿照当年姚枢的旧例，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其二。蔡美彪教授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员。这一见解十分精辟。马可波罗确实不像是持有牌符的正式使臣。我们注意到，元朝时期宫廷中承担出使任务的大多是正式的怯薛宿卫士。即使马可波罗仅仅是斡脱商人，充任使臣的随员也有些勉强。如果马可波罗的身份同时又是宫廷侍从“后列”， 充任使臣的随员，倒算是合乎典制和顺理成章的。陈得芝教授也说，蒙古贵族经常以色目商人作为近侍，马可波罗很像是忽必烈所派近侍身份的小使者 .另，世祖朝也不乏其他侍从充任使臣随员的例子。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崔彧“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从史传材料看，崔彧并非正式的番直宿卫士，却因“负才气，刚直敢言”，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器重”，旋授集贤侍读学士 .估计崔彧的身份也类似于宫廷侍从“后列”。此其三。关于马可波罗任职扬州，亨利？玉尔指出，《寰宇记》一个较古老的版本写作“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 .伯希和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的职务可能是管理盐务的官 .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两淮盐课征集地，平定南宋后不久，元廷即设都转盐使司于扬州，总辖盐课事。由于两淮盐课数额巨大，忽必烈派遣宫廷使者较长时间地驻于扬州，代表皇帝监督盐务或收取属于皇帝的盐课“份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冯承钧汉译本第一五二章载：“叙述此事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之收入”。既然马可波罗能“奉大汗命审察”杭州地区的税收，奉命监督扬州盐课也是情理中事。就是说，马可波罗不担任正式官职，“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办理或监督盐务，与笔者所言宫廷侍从“后列”的身份基本吻合。当我们把马可波罗在华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住此城（扬州）中三年”而不担任正式官职的说法，也才会讲得通、立得住。此其四。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教授在非常赞同蔡美彪先生的斡脱商说的同时，又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中层的“视察员”， 除了做斡脱商，皇帝还让他搜集情报，充当耳目 .看来罗依果教授也觉察到马可波罗并非单纯的斡脱商人。而“视察员”和耳目，完全可以看作宫廷侍从“后列”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或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的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说，与罗依果教授所见，又有某些相契合之处。

　　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大汗

　　（本文作者：杨志玖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地位及容貌马可波罗尊崇，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他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这种评价是不是有夸大失实的成分？我们首先对照一下中外史家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吧！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评价忽必烈大汗：「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前二则引文为中国史家分别根据蒙古史和中国史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其对蒙古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和熟悉程度，远较马可波罗为甚，证明马可波罗的描述准确符合实际。马可波罗身为一个对中国史和蒙古史所知不多的西方人，当然不会对忽必烈大汗的地位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只能从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产生对大汗的认识和评价。第三则引文则与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尊崇几乎不相上下。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正如当时人所说：「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弓偃□，天下蕺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维兹海邦，远在千里之外，慈仁所加，无间轩轾，故诏书每下，斥卤只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欢喜出所，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义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关于忽必烈大汗的容貌，马可波罗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我们可以从忽必烈大汗的画像中一睹大汗的风采，虽然《元史》并没有关于大汗容貌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中外史料来印证补充马可波罗的记述。

　　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忽必烈出生时，成吉思汗注视著他，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这里说忽必烈出生时皮肤较黑，但不能说大汗成年时皮肤一定也是这样。从他的日常生活看，大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或上都接见群臣、处理国事的宫中，再加上其饮食主要以奶肉等为主，所以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面上朱白分明」也不无道理。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为中等身材，四肢匀称，这也符合蒙古人的体质特点。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后写的《蒙古史》中记述蒙古人的容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赵珙《蒙鞑备录》也说：「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可波罗所记之准确性。大汗的生日及庆贺活动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诞生日以及庆祝活动。据他所记，忽必烈大汗的生日为九月二十八日，查《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以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