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蒙骗，结果并不是很好的。

　　当年，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总统一边回答记者提问，一边随手抚摸自己的脸颊和下巴。这些微妙的动作在以前不曾有过。

　　尼克松总统的身体语言已是一份“供词”，表明了他与水门事件大有牵连。

　　三、观察人的恒态

　　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要知人本质，须从神入手，而情态能佐神之不足，因此考察人物时，有初观情态、深察精神两个层次和步骤。

　　情态的表现百种千样，却在瞬间即可看到其变化。精神的本质则不易知，故曾国藩在观注江忠源良久、待他走后才说明“名扬天下，壮烈惨节而死”的结论，其中不排除“久注人精神”的原因。情态根据静与动可分为恒态和时态。

　　恒态是与时态相互对照的一组概念，直解为恒定时的形态，具体地说，就是人的形体相貌、精神气质、言谈举止等各种形貌在恒定状态时的表现，在这儿主要是指言谈举止的表现形态。观察一个人的恒态，对帮助评判他的心性品质有重要作用。恒态有四种表现形式：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

　　弱态者，性情以柔为主。从缺点上讲，容易优柔寡断，信心不足，少果敢独立之气，不能坚持个人意见，缺乏主心骨，言听计从惯了。但是，他们的优点在于内心细腻、感受敏锐深刻细微，能注意到常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也善于从生活中发现美。这种人精明干练，心思周密，做事周全，叫人放心，在许多细节问题上会处理得非常巧妙，非常有创意，可惜豪气不足，不适合做独挡一面的开创性工作，适合从事文学艺术和慈善事业。

　　狂态者，大多对现实不满，个性狂放不羁，愤世嫉俗，为人耿介朴厚，有高人之风，但宽容不足，机巧圆润不足，因此为人行事自成一格，既不为他人理解，也不肯屈尊去迁就他人。又由于孤独，因此能沉心于个人兴趣之中，钻研，聪明，发奋，持之以恒，终于有过人的成绩。历史上诸如郑板桥等一类人物，皆属此类。狂傲，多半以充足的信心为基础，常以为天人皆不如己，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将个人才智淋漓尽致地发挥；但失于分寸，忘记自律，不分场合，皆以己意行事，则会坏人坏己之大事，而难得善果。另有用狂傲态来掩饰真心的情况，不可不细察。狂傲的人又是最孤独的，因此是搞艺术的绝佳人选，包括今天的广告创意人才。

　　清代乾隆以后，嘉庆年间有个怪人龚定庵，以狂闻名。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中国思想，受他的影响很大。这个人才气高，文章也非常好，而且那个时候他就留意到了国防。蒙古、满洲边疆，他都去了，而且他认为中国问题，都是边疆问题，边疆有漏洞，西北有俄罗斯，东是日本，将来一定出大问题。他也狂，作了一篇文章，讲“才难”，说天下将要大乱，因为缺乏人才。文章骂得很厉害，说“朝无才臣，巷无才偷，泽无才盗”，连有才的偷盗都没有了，因此他感叹那是一个人才的末法时代，过不了多少年，天下就要大乱。果然不出半个世纪，内忧外患接连而来。虽有个曾国藩从中打点，但天下仍是病重不能根治了。

　　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但因为眼光犀利，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穿本质，反而缺乏了行事的兴趣和动力，显得生疏懒惰。如果有某项事功确实打动了他的心，吸引了他，很容易着迷，深陷不出。因此这种人的成就看得见。

　　周旋态是文人中的佼佼者，不仅智商高，智慧深，而且灵巧机警，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随遇而安的本事很好，待人接物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不仅在书海中有遨游的天才，也能在交际、官场中挥洒灵便，甚至有如神助。黑白，官商、文武都可找到自己的位置。解决问题能力强，适于独挡一面。如果周旋之中别有一股强悍雄健气，则是难得的大人才。

　　其实，人身上以上四种特征都多少具备一些，但又以某一种为主要特征。从成才角度看，以上四种，各有所长，弱态之人，不媚俗迎众；狂态之人，不哗众取宠；疏懒态的出于真性情；周旋态的举止圆滑中不失中正刚健，都可以有所作为，而被历史铭记。反之，则是败器之人，不足为论。

　　四、观察人的时态

　　时态与恒态相对直解为运动时的形态，时态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人的活动，无不打上环境和时代的烙印。脱离时代与环境而独立生活的人是不存在的。

　　古人并没能提出“恒态”、“时态”的动静结合方法，而《冰鉴》却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实际上，恒态与时态相结合的方法，有辩证法的成分，能有效地避免机械主义的错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识人。古人把时态分为三类：深险难近者、卑庸可耻者、妇人之仁者。

　　深险难近者正在交谈之时，忽然随便地把目光移往别处，这种情况表明，他心存别念，或者是心不在焉，没有给对方足够的重视，如无特殊原因，这种人缺乏诚意，不尊重对方，心怀他念。如果与这类人交流谈心，那是找错对象了。另一种可能是，谈到一个话题时，他迅速地转向了另一个话题。这种情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是内倾式思维者，多关注个人内心世界，内心感情敏感而丰富，思维转得快，但不依据、照应外界的情况变化；另一个原因是心有别念。前一种原于本性，不足为怪，后一种情况则不足与论情了。

　　大伙儿正谈得高兴，惟独他一个人在旁边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或者是冷眼旁观，不屑一顾。这种人，要么是高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见旁人胡乱瞎侃，心中不舒服，本不想掺杂到当中去，却又忍受不了他们乱讲，因此在情态上有所表现；要么就立马走开，不予理睬。这种情况为情理中事，不足为奇。另一种情况则是没来头的冷嘲热讽，自高于众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不值得深交。有的人天性如此，倒也不必多怪。

　　卑庸可耻者在他人的言论并不正确的时候，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唱。如果不是存心这么做，必定是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巴结奉迎、投机取巧。这种人不可信赖。

　　妇人之仁的表现各不相同，项王待人仁慈有礼，言语温和，部下有人生了病，他会流着泪把自己的饮食分给他们。当手下的人有了功劳应当赐封爵位时，他却把刻好了的印章拿在手里，玩弄得磨去了棱角，却舍不得给人家，这种行为，就是所谓的妇人之仁。但对欲成事功的人来说，应深引为戒，有项羽的前车之覆，后人深以为鉴。怀妇人之仁者，不足与之交谈大事。

　　中国古代对人的性格气质等都有所研究，但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体系，多散见于各种著述之中。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不是一成不变呢？不是。曾国藩体情察意，明确认识到性情气质不是固定永恒的，都是会有所变化的。更深一步说，作者已经明确认识到一个人的性格性情、人格情操、言谈举止，跟他的命运好坏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不会决定人的终身命运。验之社会现实生活，可以发现，一个奸邪的小人却能身居高官显位，而一个正人君子却功名难求；贤相良将常常过早身首异处，巨奸大猾往往能够得享永年。“善有恶报”，“恶有善报”，屡见不鲜，不算什么怪事，因为社会生活太复杂了，没有固定不变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