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

　　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他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第一是：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第二是：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怕在家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第三是：曾国藩一个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

　　从以上三难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不回家乡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回乡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